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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术经唐朝的大发展，达到了顶点。此后，除某些方面还在继续发展外，从总体来看，方术理论、方法的发展停滞了，其主要服务对象也逐渐从宫廷上层领域转向了民间，方术在民间得到大普及。其标志是方术与个人的关系更为密切，方术的手段更为简便明了，通俗而易于民间使用，方术进一步与民俗相结合而逐渐成为民俗的一部分。当然，方术也因为民间通俗化而变得琐碎、庸俗，成为江湖术士的骗钱之术而走向衰落。
一子平术：流行千年的八字算命术
后世民间普遍流传的四大占卜术——卦学、八字法、相法、风水学，在宋朝基本形成、完善，并完成了由为统治者决策服务的神秘高深之学到成为民间通行法术的转换过程。一般而言，卦学主断吉凶，注重于单个事件的预测判断；八字法主要判断前途，注重于人的生老病死、贵贱寿夭等；相法主要判断才干，注重人的善恶性情；风水学则主要判断立业，注重于家族之兴旺与否。
五代末，方士徐子平在唐朝李虚中命理学的基础上，进一步以个人出生的年、月、日、时四项立论，称“四柱”，四项各含有两个干支，共有八个字，称作“八字”，算命时即由此八字推断吉凶。徐子平，事迹不详，相传其名居易，字子平，著有《珞碌子三命消息赋注》二卷。徐子平所创八字推命之术也称“四柱推命”，俗称“算八字”。由于此术通过排定一个人出生时阴历的年、月、日、时所值的天干地支，再根据其五行生克制化之理，推断人的寿夭贵贱、祸福休咎，较其他推命术精奥严密，且方便易懂，故受到世人的推崇。自宋代以后一直朝野流播，代不绝传。因此，此八字推命术又被称为“子平术”。
八字术中的年、月、日、时的干支，是以日月五星之运行来确定，但在具体推算过程中，只是把干支作为符号，同星象已无多大的联系。其术之核心乃是五行理论，即将十天干配以五行，甲乙为木、丙丁为火、戊己为土、庚辛为金、壬癸为水；又将十二地支分属五行，子亥为水、丑辰未戌为土、寅卯为木、巳午为火、申酉为金；并将五行与四时、四方相配，木为春、为东，火为夏、为南，土为季夏、为中，金为秋、为西，水为冬、为北；再以阴阳分十天干为五阴五阳、分十二地支为六阴六阳，阳为刚，阴为柔，同性相抗，异性相吸。由此使记年、月、日、时的干支与五行、四时、四方、阴阳等相配，根据五行生克制化的理论，通过比喻象征的方法，来推算人生运命的吉祥祸福。这一方法就叫做“纳音取象”或“干支取象”。
徐子平论算命格局，是先取生辰八字，以五行生克原理立印、食、官、财为纲，再依据干支的阴阳之异，以异性干支之配合为正，以同性干支之配合为偏，然后根据干支五行的生克制化、相合相偶、旺相休囚等因素，来推断一个人及其亲属的命运情况。按照中国人的中庸观念，所谓贵命，就是四柱中没有过衰或过旺的组合，只要五行中所有关系都顺畅了，就能升官发财，一生吉利。如果四柱中五行关系不顺畅，难以协调，则其命运就会有所破败，前途不顺。
宋初有人将徐子平“八字法”整理成书，名《渊海子平》，共五卷。前二卷述阴阳五行的基本原理以及命式格局，第三卷论述女命、子孙、六亲等，第四卷论述鉴人术以及十二月建侯等，第五卷则将前面的论述转化为诗诀、赋诀，便于人们的记忆。此书内容完备，叙述简要实用，是我国八字算命史上第一部成系统、有理论的著作，影响极大。
后来也有人将八字算命术与“神煞”观念相结合。神煞是指具有神性的各种虚构的星象，它们以干支顺序排列，循环出现。某人出生时适逢某个神煞临照，即所谓“照命”、“入命”，这个神煞就会影响此人一生的命运。如遇到天德星，就是贵人命；遇到文昌星，聪明过人，文思敏捷；遇到华盖星，则是和尚、道士命。如果一个人老是倒霉，那肯定是遇到了十恶不赦星、天罗地网星、六厄星之类的灾星。当然，如此推命与星占术中的“神煞”观念相去甚远。
八字算命术是古代占卜术中最为兴盛、最为广布的一种，民间术士所本，多为子平术，甚至“乡村老妪亦能言八字，达官显宦居之不疑”，如元人刘玉《己虐编》所言：“江湖谈命者有子平，有五星，又有范围前定诸数，士大夫所乐问者唯子平。”至明、清时期，“子平算命”已成为中国俗文化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而流传千年而不衰。
二陈抟与《麻衣相法》
与星命学同时发展起来的有相法，包括面相、手相、体相、骨相、气血相等，其代表著作是宋初的《麻衣相法》，因其通俗而广为民间传习。
相术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早在先秦的史籍《左传》中就有将相术应用于日常生活的记载。那些善相术者能通过观察人的面貌、五官、骨骼、体态、气色、语言、举止等，看出其人的善恶、忠奸、贤愚，并由此推知其过去未来的吉凶、祸福、贵贱等。到汉朝，相术已成为一种专门职业，并出现了专门的相术之书。如被汉高祖刘邦封为鸣雌亭侯的许负，就是汉初有名的相术家，曾给汉初帝王、大臣看过相，《史记》中就有许负为汉初丞相周亚夫看相的记载。许负著有《相法十六篇》，但也有人认为是后人托名的伪作。相术到了唐、宋时期又有新的发展。宋初出现了两个非常有名的相术家：陈抟与麻衣道人。《麻衣相法》就题名为麻衣道人所撰。
陈抟是宋初一位颇具神话色彩的传奇人物，曾隐居深山，自号扶摇子，具有能在长眠酣睡中修行道术的本领，传说宋朝以后广为流传的阴阳太极图就源出其手，道教中修炼的内丹术也与他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在五代末年，陈抟周游天下，在关中华山上遇到了赵匡胤，时赵只是一名小军官。陈抟一见赵匡胤，就断定此人的骨相有皇帝之份，故邀请赵在华山顶上下棋，以华山为赌注，结果是赵匡胤输了。后来赵果然当上了皇帝，即为宋太祖。赵匡胤也不负诺言，将华山划为道教的道场，免除其赋税。
陈抟身怀相人绝技，但对另一位相术高手麻衣道人却十分尊敬。据宋人记载，宋初执政大臣钱若水年轻时为举人，与陈抟相熟，陈抟见其骨相清秀，想劝他学道成仙。但陈抟对自己的目光还有疑虑，就请朋友麻衣道人来见钱若水。麻衣道人一见钱若水，就摇头不语，认为钱是官场中之贵人，而非是神仙道中人。后来的结果也证实了麻衣道人的相术更为灵验，钱若水果然成为宋初朝廷中一位甚有影响的大臣。由此，题名为麻衣道人所撰的《麻衣相法》也就被后世相士奉为圭臬。不过此书更有可能是后代相士假托麻衣道人之名所为。
麻衣道人的“麻衣相法”在民间影响极广，至民间广泛流传有“看过麻衣相，才能来把人打量”的说法。《明史•艺文志》著录有《麻衣相法》七卷。现在流传的《麻衣神相》共四卷：卷一总论，卷二述相面的方法，卷三述手、足及人体各部的相法，卷四论气色和人生命运。此书行文晦涩，但不乏精彩之论，如其对面部五官作了详细论述，分面部为十分，眉、口、鼻、耳各占一分，额头和眼睛各占三分，可算是现存最早对人体相貌进行系统分类的著作。其所论述的相眼法可作为其代表：“眼长而深光润者大贵，黑如点漆者聪明文章，含藏不露灼热有光者富贵，细而深者长寿，性兼隐蔽、浮而露睛者夭死，大而凸圆若怒者促寿，凸暴流视者淫盗……”
五代末宋初是相术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涌现了不少有名的相家，出现了许多相书，除《麻衣相法》外，较著名的还有五代后周大臣王朴所撰的《太清神鉴》六卷，南唐宰相宋齐丘所撰的《玉管照神局》三卷等。后来相术又有所发展，如有根据面部的所谓“流年分布”来推测人的夭寿和际遇的，或将面部分为上、中、下“三停”，以分别代表一个人自十五至三十岁、三十一至五十岁、五十一岁至晚年三个年龄段的运气的；又有根据相貌预言一个人的善恶品性的，如根据人的全身形态总结出肖似动物的“十观”：似龙、虎、鹤、狮、孔雀、牛、猴、豹、象、凤、鸳鸯、鹭鸶形者为“富贵形相”，而似猪、狗、羊、马、鹿、鸦、鼠、狐等形者为“凶暴、贪薄、夭折之相”。从今人的角度来看，以“三停”预言人的一生命运属于牵强附会，而以“十观”论断人的品行更是属于任意的联想。
相术是旧时民间中非常流行的占卜术之一，与星命术合称“星相”，与八字算命术通称“命相”。星相术士又以五行、二十八宿与各禽相配，以附会人事，占测吉凶，谓之“星禽”术等。
三邵康节《梅花易数》
长期在民间流传的《梅花易数》一书题名为宋朝著名易学家、哲学家邵雍所撰。但其书称邵雍的谥号康节，且有明朝初年人物刘基等的名字，可见此书当成于明初，为人托名之作。《梅花易数》虽非邵雍所亲撰，但与邵雍有着密切的关系：一则，此书直接或间接地引用了邵雍《伊川击壤集》中的某些诗句，作为其立论的基础。二则，此书中“先天《易》”、“后天《易》”的说法，亦出自邵雍之说。邵雍认为生来具有的为先天，人为获得的为后天，并认为伏羲之《易》为先天《易》学，文王之《易》为后天《易》学。《梅花易数》吸取了此一思想，并说：“先天者未得卦，先得数，是未有《易》书，先有易理，辞前之《易》也”；“后天则以先得卦，必用卦画，辞后之《易》也”。在此基础上，《梅花易数》进一步提出了系统的起断卦方法。三则，“体用”是邵雍等宋朝哲学家们所探讨的一对重要范畴，《梅花易数》也借用来作为其立论的根据。四则，“梅花易”的起占原则是“不动不占，不因事不占”，起卦不受时间、地点、条件、环境的限制，可以率性因感而发，随机起卦，重视朕兆、外应，重视取类比象、类象施占，灵活多变，妙用无穷。这一占断方法系受邵雍启发而来，也可能由当时邵雍使用过的方法演绎整理而来，因为史书记载邵雍“辄固以其动而推其变”，即邵雍是根据事物的细微变动而推测事物发生、发展和衰亡的趋势与过程。五则，此书中记载了不少邵雍占断预测故事，如预测牡丹之劫难、邻居夜里扣门借物占、为路上面带忧色老人占测等。由此，后世将无名者所撰的《梅花易数》冠于邵雍的名下，也可以借此抬高此书的地位和影响。《梅花易数》虽非邵雍所撰，但其易学原理、占断方法等仍可大体视作宋人的思想。
邵康节
邵雍（1011～1077），字尧夫，自号安乐先生，共城（今河南宓县）人，少时自雄其才，慷慨有大志，及其学成，“玩心高明，观于天地之变化、阴阳之消长，以达乎万物之变”。（程颢《邵尧夫先生墓志铭》）邵雍《易》学的传承可追溯到陈抟。据《宋史•道学传》记载，陈抟以“先天易图”传于种放，种放传于穆修，穆修传于李之才，李之才传于邵雍。所以邵雍的学说打上了道教的印迹，尤注意“数”、“先天”、“后天”的研究。同时，邵雍还对佛教的“止观”学说，《周易》的“太极”、“动静”、“阴阳”、“图书”之学，《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等学说都加以研究，从而建构了其“包括宇宙、始终今古”的庞杂象数学体系，勾画了一套虚幻的“元会运世”、“皇帝王霸”的历史图表，对后世影响甚大。邵雍的《易》学渊深博奥，艰涩难懂，其占测事物的特点是对事物的外在形态（如形、声、气）有所感触，然后再按照一定的方法推知事物的运化，并不注重卦、爻辞的阐释，并强调经世致用，重视《周易》的卜筮功用。如他在《皇极经世书》中提出一种以时间为纬，以卦序及先天八卦方位为经来推断吉凶的预测理论。它采用自《周易》推演出来的先天卦序和方位，以此描绘了一幅历史和万物的发展图，作为对社会治乱、王朝兴衰的预测依据。史书中还对邵雍的行为加以神化，如说他能通过观察天地的变化、阴阳的消长、气候的变异、地貌的迁变等，对古今重大的事变作出解释和预测，甚至能测知细微的草木禽兽的命运和性情，由此而将邵雍描述成一个似乎无所不晓的半仙。
《梅花易数》属于《周易》术数学的一种，认为世间万事万物莫不在“数”中，通过预测可以知道其吉凶祸福。故其术运用《周易》的原理，结合五行学说，将年、月、日、时的时间维度引入了占卜术体系，由以“数”的概念作为起卦的基本参照，兼用《周易》的卦繇辞判断未来吉凶；同时此术主要以八卦卦象为占断吉凶的依据，故特别注重八卦之象的归纳总结和演绎推衍，从而使卦象学更趋完善，极大地丰富了《周易》的卦象理论。《梅花易数》还认为推数必先要明理，其卷二《占卜论理诀》说：“数说当也，必以理推之而后备，盖论数而不论理，则拘其一见，而不验矣。且如饮食得‘震（卦）’，则‘震’为龙，龙非可取，当取鲤鱼之类代之；又以天时得‘震’，当有雷声，若冬月占得‘震’，以理论之，冬月岂有雷声？当有风撼震动之类。既知以上数条之诀，又明乎理，则占卜之道，无余蕴矣。”这段文字说得很有理趣，如占测人家请客，得“震”卦时，“震”本为龙之象，若不明理趣，而判断人家请吃龙肉，岂不荒谬？又如冬天卜占得“震”卦，“震”为雷声之象，而冬天无雷，故当灵活变通，以“风撼震动之类”当之方是。并认为只有如此，才能得卜筮之精髓，否则就不能得到《易》学的要领。
由于《梅花易数》改革了前人分蓍、掷钱起卦等法的繁琐，将起卦之法衍变成多种简易化的方便法门，并在占断法上多所创新，给术士和求卜者带来很大的便利，而流传至今，甚至在海外也产生了影响。
此外，民间还流传着题名为邵雍所撰的《一撮金易法》，它以汉字笔画数起卦取爻，另有一套占辞，有人认为其为测字算命术的起源。但究其实，此术与《梅花易数》一样，是一种数字与八卦相结合的测字方法，以字的笔画起卦，可测一字至若干字，据卦而查看《周易》中相应的卦爻辞，以占吉凶。故严格地说来，这是对易卦占测术的发展和变革，并非是那种测字算命术。
四测字术的兴盛
通过将某一字分合笔形，附会人事，以占断吉凶的方术，叫做“测字”，也称“相字”、“拆字”。古人认为文字是圣人创作的，神圣威严而具神秘之力，在《淮南子》中有“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的说法。此后文字被赋予某种神秘的色彩，将其作为兆示未来之“象”，由此产生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占卜预测术——测字预言术。
测字术的出现，是与汉字的独特构成密不可分的。长期以来，拆字与谶纬相互为用，受到专制统治者的青睐。两汉之际，符命图谶迷乱朝野，而拆字之谶又从中推波助澜。王莽时，有人将钱币上的“货泉”两字拆成“白水真人”，预言刘秀将出。魏、晋以降，谶纬以其妖妄而遭灭顶之灾，拆字却依然如故，流行于世。测字在隋朝称“破字”。相传隋炀帝与侍女杳娘将“朕”字拆成“渊”字，结果隋朝终于为李渊的唐朝所取代。唐朝社会各个阶层对拆字也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到宋朝，测字进入成熟期，脱离对梦占、图谶等的依附而独立发展。在理论上，有托名邵雍所撰的《五行六神员诀》等书，将阴阳、五行、六神、八卦等学说杂糅入测字体系。在此神学理论的导向下，社会各阶层都笃信文字能示吉凶，逢事就拆字求福避祸，上下官民概莫能外。如王安石为当时名相和大学问家，但其所撰的《字说》解说文字多任意肢解形体，加以穿凿附会，与拆字术颇有几分相似。在这样的氛围中，社会上出现了专门从事拆字的相字业。
从分拆字形、推断吉凶这一点上看，相字与拆字并无不同。但相字是被动拆字，所拆之字是求测者当场提出，相字者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决定取凶格或吉格以推断求测之事，并对所拆之字作出圆满的解说，有时还要向求测者指示宜忌趋避，其难度必然要高于一般的拆字。因此，相字者必须具备高超的拆字技巧和娴熟的运用能力，以自如地应付突兀到来的各个字形而不致窘迫狼狈。北宋徽宗时的著名相字家谢石的出现，标志着测字术的兴盛。
北宋宣和年间，在一派歌舞升平的东京城中，来了一位名叫谢石的术士，用相字术为人言未来祸福，无不奇中。宰相蔡京就把他罗致门下。不久，连身在内宫的宋徽宗也知其名声，就亲笔书写一“朝”字，派人拿去让谢石拆字。谢石果然名不虚传，一眼就看出此字可拆成“十月十日”，而这正是徽宗的生日，于是谢石说出此字为皇上所写。徽宗闻知，即召谢石入宫，为妃嫔、内侍测字。谢石有问必答，字字拆解，断人休咎，令众人惊服。于是龙颜大喜，封谢石为承信郎。得到天子封赏的谢石，更是名动公卿，声誉很盛。据文献记载，还有一件事更可说明谢石测字术的神奇。有一朝官之妻怀孕过了预产期还未生产，夫妻都很着急，听说谢石相字很灵验，妻子就写一个“也”字，让丈夫去请谢石拆字推算。谢石端详“也”字片刻，对朝官说：“焉、哉、乎、也，为语助之词，故此字当为尊夫人所写。‘也’字上为‘三十’，下为‘一’字，故知尊夫人年三十一。‘也’旁加‘水’为‘池’，加‘马’成‘驰’，现池运无水，陆驰无马，知君想迁涉而困难重重。又‘也’字加‘人’成‘他’，加‘土’为‘地’，今独见‘也’而不见‘人’和‘土’，故知尊夫人之父母兄弟亲人和田地财产一点不存，不知可是？”那朝官答曰：“都对，但我此番前来是为问我妻子怀孕情况的，请一测吉凶。”谢石道：“‘也’字中有一‘十’字，并两旁二竖下一横为‘十三’，看来尊夫人怀孕已有十三个月。但有一事颇为奇怪，不知当说不当说？”那朝官当然请他直言相告，谢石道：“‘也’字加‘虫’为‘虵’（即‘蛇’之异体字）字，尊夫人所怀，当是蛇妖之类。不过‘也’旁无‘虫’，故不会有大害，我能治此病。”那朝官大惊，即请谢石到家治病。其妻吃下谢石所开之药，果然泄下许多小蛇，肚子也就平了下去，原来确实没有怀孕。没过几年，北宋灭亡，南宋高宗即位。一天，高宗微服出行，遇到谢石，就在地上写一个“一”字，再写一个“問”字，要他测字。谢石惊诧道：“土上划‘一’为‘王’字，‘問’字乃左、右皆为‘君’字，想必是我主皇上。”次日，高宗召见谢石，又写个“春”字让他测。谢石拆字道：“‘秦’头太重，压‘日’无光。”谢石测字奇准，除得益于其操术有道，灵活运用汉字拆合方法外，还因他善于辨别问字者的身份，揣摩对方的心理，掌握时事变化等术外之术，甚至依靠丰富的经验、阅历和常识的运用，而得到皇帝的赏识。但他借测字之机道出秦桧专权误国、卖国求荣的时弊，却招致奸相秦桧的忌恨。听说秦桧知道谢石为高宗测“春”字之事后大怒，不久借口谢石与一宗叛乱事有牵连，将谢石发配千里。流放途中，谢石遇到一位测字老者，就写了一个“谢”字请其测算。老人据此字，猜出谢石也是位“于寸言中立身”的同道。谢石又在手上写一个“石”字，老人看了谢石身边的吏卒一眼说：“此字看来是凶兆，因‘石’遇‘皮’必‘破’，遇‘卒’必‘碎’。”老人此言不幸言中，名噪一时的谢石后来终于死在流放地。
南宋时以测字术闻名的术士还有朱安国、汪龙、张九万等人，他们各领风骚，名震一时。他们构建的测字方法虽属小道，但在潜移默化中对民间文化发生了影响，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
五昙花一现的轨革卦影术
所谓轨革，就是推八字，而卦影则是用“丹青”绘画，根据画面中图像的内容来推断吉凶，即此术是集卦术和图谶于一体的预言术。据载，此术出于北宋仁宗至和年间的四川道教圣地青城山，那里是道教天师张道陵设坛布道之处。以轨革卦影出名的术士名费孝先，大文豪苏轼在《仇池笔记》中记载了他颇具神秘色彩的得道传说。
至和二年（1055），成都人费孝先来到青城山游访一位老人家，不小心将一张竹床坐坏了，孝先一面道歉一面准备赔偿，老人却笑着说：“你看此床底下有字云‘此床以某年月日某造，至某年月日为费孝先所坏。’成败自有数，何必要赔？”孝先知老人是一个“异人”，就留下拜他为师。老人授予孝先《易》数、轨革卦影之术。此后费孝先在成都为商人王某占测，赠其偈语曰“教住莫住，教洗莫洗。一石谷捣三斗米，遇明即活，遇暗即死”。后来一一应验：王某从成都回家途中遇雨，众人都躲进一破屋中蔽雨，唯有王某照预言行事，继续冒雨赶路，结果屋塌人亡。王某之妻与人私通，约好某夜杀死洗了头的丈夫，谁料王某想起“教洗莫洗”的预言，就不洗而眠，结果那奸夫误将王某之妻杀死。后来郡守又根据“一石谷捣三斗米”的谶语悟出一石为十斗，三斗为米，那么七斗为糠，从而找出了凶手康七。于是，费孝先和轨革卦影术声名远播，以致“王公大人皆不远千里，以金钱求其卦影”。
至两宋之交，金兵围困宋朝京城开封，宰相张邦昌出使金营求和时，梦见一术士为他作卦影占测，并在纸上写了十六个字：“六六三十六，阳数自然足，二二二，不坠地。”不久，张邦昌受金人之命回开封，建立楚国，在金兵的扶持下做了三十六天儿皇帝。宋高宗即位后，将张邦昌放逐于长沙，并于建炎二年（1128）赐死，其月、日又有两个“二”字，且吊死在屋梁上，正是“不坠地”之意，恰好应验了卦影的谶语。
由于轨革卦影术的预言方法过于玄妙繁琐，且有很大的随意发挥性，不利于其普及和使用，而终于使其成为昙花一现的短命者，到南宋末年就“寿终正寝”，不再有人传习了。
六“神兵”御敌之悲剧
古人相信方术咒诅、巫术厌胜等有克敌制胜之效，故常在战争中施行方术以克敌于死或振己之威。如汉武帝在派兵征伐大宛时，命丁夫人、虞初等术士以方术诅咒匈奴、大宛；其后在征讨南越时，汉武帝又令太史等手执画有日月、北斗、登龙的灵旗，指向南方，欲以厌胜敌人。而在民间传说中，在古代小说中，多有“撒豆成兵”、“抟土成军”，或以护身符使刀枪不入等的说法。唐玄宗甚至还因为安禄山相貌丑陋怪异，妄图让安禄山作为厌胜物，以期避灾禳祸，威慑奚和契丹等外族的野心，期望能稳定其统治。结果事与愿违，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终于使安禄山尾大不掉，爆发了“安史之乱”，唐王朝从此由盛转衰。但后人并未从此吸取教训，至宋徽宗又信任方士，借用方术来满足其好大喜功的心理，甚至妄图利用所谓的“神兵”来抵御金人铁骑的进攻，结局更为悲惨，搞得国破家亡，父子一起身死异乡，成为贻笑千载的大悲剧中的主角。
宋朝建立后，诸帝为防止野心家利用方术谋乱，便加强了对术士和术书的防范、控制，曾多次下诏令命“民间不得私习天文、相术、六壬、遁甲、三命及阴阳书”，违命者以重刑严惩。但宋朝帝王也深知“神道设教”的妙用，如宋真宗在与辽朝订立“澶渊之盟”后，为提高宋王朝统治的声望和借神道之威镇伏强敌契丹，消除其南向窥觎之志，大肆进行封禅等祭祀活动。但宋徽宗对这种祖宗家法一概抛弃，而对方术迷信却十分信服。
当宋徽宗登基之初，因皇嗣未广，有方士献计道：“京城东北隅，地协堪舆，但形势稍下，倘稍增高之，则皇嗣繁衍矣。”徽宗于是令人培土堆山，增加高度，没过几年徽宗就有“多男之应”。这样一来，徽宗对道教方术大加崇信。此后，当金兵南下、家国危亡之际，徽宗不思起用贤才，组织抵抗，而是哀求道士往庙宇烧香，以保安社稷；又令方士烧炼“神霄宝轮”送到各地神霄宫，企图以此镇压四方兵灾。特别荒唐的是，当金人兵围开封，宋朝军民正在殊死作战抵抗时，宋朝帝王和大臣们却相信术士郭京“能六甲法，可以生擒金二帅”的谎言，任命郭京为统兵官，赐给大量钱财，让他招募“神兵”。这些所谓的“神兵”，其实都是一些京城中的无赖光棍，“或称北斗神兵，或称天阙大将”，实质并无战斗力。当开封保卫战正激烈时，郭京却声称要率领“神兵”出战，并让守卫在城墙上的士兵全部撤下来，大启城门，说要让开封军民看其大破金兵，结果却是这些“神兵”不堪一击，一触即败。郭京眼见时势危急，就托言要到军前“作法”杀敌，而率余兵逃遁。金人却因此乘机登上城墙，开封陷落，北宋灭亡，宋徽宗父子也被金人掳往北国。“神兵”御敌而亡国，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大笑柄。虽然如此，在明清两朝，企图用方术巫法来打败敌人的荒唐事还是层出不穷，从而再添笑柄。
七风水术的发展
蔡元定宋朝风水术在前代的基础上，在八卦次序说、八卦方位说和天星说等方面又有所建树和发展。宋人赵彦卫在《云麓漫钞》中说：当日风水术据地形、地貌和五行、干支等外，还“参以人之姓，归五音，分三十八将，以定吉凶”；“复以七星配之，谓之天星法”。如宋朝皇帝姓赵，归于“角音”，利于壬、丙方向，所以当时建造皇帝陵园都遵此说。但在南宋以后，用地理五姓之说择墓的风气有所衰退，有被阴阳八卦说取代之势，这可能与朱熹等人推崇《易》学的理学主张有关联，尤其是二程的“葬法五患”更为后来之风水术士所推崇。此外，当时风水之说明显增加了封建等级观念，即某一地，可能对富贵之家是块风水宝地，但对贫穷低贱之人来说，其结果恰相反，反而会败家、破财和亡人。同时，晚唐时罗盘的发明和应用，也使宋朝时期的风水理论更具实用意义，从而传播开来。宋朝风水大师中以蔡元定和赖文俊二人最有影响。
蔡元定（1135～1198），字季通，学者称西山先生，建宁府建阳县（今属福建）人，理学大师朱熹的学生。蔡元定精识博闻，一生不涉仕途，潜心著书立说，被誉为“闽学干城”，同时也长于天文地理之学，为当时著名的堪舆学家。其所著《地理发微论》一卷，即“其相地之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此书“大旨主於地道一刚一柔，以明动静、观聚散、审向背、观雌雄、辨强弱、分顺逆、识生死、察微著、究分合、别浮沈、定浅深、正饶减、详趋避、知裁成，凡十有四例，递为推阐，而以原感应一篇，明福善祸淫之理终焉”，并指出蔡元定作为理学家，其论风水“则推究以儒理”，而不同于“术家惟论其数”，所以“其说能不悖於道”，远“非方技之士支离诞谩之比也”。由此之故，蔡元定此书及其相地之说，在士大夫中影响甚大，被称为“江西派”。
赖文俊，为宋代堪舆大师，但其生平事迹却有多种说法。一说其字太素，处州（今浙江丽水）人，另一说名风冈，字文俊，江西定南人。他“好相地之术”，曾在福建建阳县做官，后弃官浪游，自号布衣子，世称赖布衣。撰有《绍兴大地八铃》及《三十六铃》等，分龙穴砂水四篇，各为之歌。已佚。赖文俊的堪舆说本于八卦五行学说，取八卦五行以测定生克，重卦象推算而轻地形观测，创建了强调“理气”的“福建派”。但其说颇为玄虚附会，故其流传和影响远不及“江西派”大。
宋、元以后，相地风水术日趋繁琐，著述倍增，但大多是在“江西派”理论上加以发挥，而缺少理论上、方法上的建树和进一步的发展。
宋朝风水术对阳宅择居上较以前更为重视。《宋史•艺文志》所载阳宅类术书有《宅体经》、《相宅经》、《九星修造吉凶歌》、《行年起造九星图》、《宅心鉴式》、《黄帝八宅经》、《淮南王见机八宅经》、《行年五鬼运转九宫法》各一卷，《黄石公八宅》二卷等。这些术书大都散失，但从书名上看，宋朝阳宅术比较重视“九星”、“八宅”之说，这是宋朝以后阳宅术的重要特征。在上述书名中，九星当指贪狼、巨门、禄存、文曲、廉贞、武曲七星（这是北斗七星在印度佛典中的翻译之名）和破军、辅弼两星，术士以此天上九星主宰地上九宫的吉凶祸福，由此得出一定的修造方位和时间上的宜忌规定；行年就是年岁吉凶的占断，有时甚至将居者的生辰八字同时考虑进去；五鬼是廉贞星的别称，在天称廉贞星，在地九宫则称为五鬼，因其为凶星，故在推算年运与方位吉凶时特别强调其作用。九星占法初起于晚唐，盛行于宋朝，直至清朝民国时依然相当流行。八宅之说，实质上就是八方之说，与九星、九宫、八卦相关，是方位占断一类的术说，即按文王八卦方位图将各有所属方位的西四命（太阳、太阴所属四卦）和东四命（少阳、少阴所属四卦），配上九星，使方位有了吉凶的属性。东、西四命，根据居者的生辰甲子来推算。把人的生辰八字分属八卦，与从宋朝兴起的《易》学图说有着密切关系。后世盛行的“东西四命宅”之说即由此而来。
宋朝风水术十分普及，从上述书名中作“歌”、“图”等来看，当时术士多将实用性规定、内容编成歌诀，或将各占断结果用图的形式来表现，以便于记诵和随时应用、查阅，这正是方术平民化后的必然结果。
八揭露方术虚妄的《祛疑论》
《祛疑论》著者为宋朝的储泳，字文卿，号华谷，云间(今江苏松江)人。其生平事迹不详，据《四库全书储泳总目提要》记载，大体知其善于吟咏，但其诗集已失传；曾作《易说》和《老子注》，平生笃信术数，因历时长久而尽知其中秘密和虚妄，故弃而不信，并作《祛疑论》以辨明阴阳五行和方道之术等迷信真相。
早在两汉时期，著名思想家王充就对方术或术数等世俗迷信作了全面的批评，其后如东汉应邵、三国魏的曹植、唐朝的吕才、李华、北宋的沈括等都有批评风水、灾异、术数等方术世俗迷信的著作或文字言论。但这些言论大都从理论上对方术迷信进行批评，而储泳是从神学阵营出来的叛逆者，深知神学的骗术内幕，由此《祛疑论》中揭露了不少神学自欺欺人的内幕。
储泳在论人的生死与鬼神之理时，持“元气”说，认为轻清之气升而为天，重浊之气凝而为地，日月星辰和山川河岳皆由气的凝结后融合而成，而鬼神也是阴阳之气和阴阳变化的妙用，由此直接否认持鬼神能福善祸淫的迷信说教。他指出，对欺世的方术，如不知其底细，则易于受骗，如若人们一旦知其内幕，知道其“邪之所有为邪”，就大悟了。因此在《祛疑论》中的《咒水自沸》、《移景法》、《叱剑斩鬼》、《咒枣烟起》、《咒枣自焦》、《烧香召雷神》、《钱入水即化》、《请封书仙》、《呼鹤自至》等章节里，他现身说法，颇为生动有趣地揭穿了不少“西洋景”，指出这些方术神通“非药即术”，是“挟邪术，托鬼神以欺世”。
如《叱剑斩鬼》中的道士斩鬼之法：那些驱鬼的道士将宝剑放在空室中，把水撒在剑上，叱剑去斩鬼，然后当众封闭房间，到次日开启，只见流血满地，道士宣称鬼已被斩杀。其实，其法是将一种草汁涂在宝剑上，水浇上后，经一段时间，水与草汁因化学反应，而变成红色如血。
又如“咒水自沸”术：方士对着水念咒语，不施药物，立即就使盆中的水沸腾。这实际上是在衣袖中藏着一只猪囊，通过隐蔽的手法帮助，使水中不停地冒出水泡，如同水正在沸腾一般。
再如“移景法”：方士多用此术来摄招亡魂，以与其亲人相会。即此术能在暗处将鬼魂之影移到白纸上，让人看见，似乎很是灵验。其实此法是将图像隐藏于镜中，镜旁放灯，使灯火与镜面互相映照，而使人影传映到纸上。
其他如：“咒枣烟起”术，是在枣中藏药，或将镜藏在头顶，在施法时把枣举起，让镜子反射阳光照在枣上，时间一久，在镜子聚焦点上的枣自然就会发焦了。“钱入水即化”术，是在水中投入用荸荠、水银和杂药埋在地下七七四十九日而成的药物，当铜钱一投入这种药水中，即被溶化而不见了。
同时，储泳还注意利用神学自身的矛盾来揭露其虚妄，如在《烧金炼银》中指出：“黄白之术（即烧炼丹药化为金银之术）是神仙用来帮助安贫乐道之士，今志求黄白者，心甚贪鄙，神仙岂能授予此术以助其贪心。”
对于储泳反方术迷信的观点，明末清初学者方以智加以充分的肯定。储泳对方术迷信的揭露，有助于开导愚昧的识见。
九从《星命总括》说起
从《星命总括》的书名看，就可知道这是一本谈论星命占卜的著作。此书共三卷，卷前有辽代耶律纯的自序，自称为翰林学士，在出使高丽（朝鲜半岛上的一个古国）时，遇到高丽国师传授星象之学，而撰作此书。清朝《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考证道，《辽史》中没有耶律纯其人，也无其出使高丽之事，故断定此书为后人之伪托。不过，中国方术早就流传至古代日本、高丽等地，而契丹族建立了辽政权后，不断吸取汉文化，不少辽人在习传汉地方术后，颇有精于此术者，加上《辽史》记事甚为疏漏，辽人未见于《辽史》者甚多，所以不能因为《辽史》中未见耶律纯之名，就认为此书为伪托。退一步来说，即使此书是伪托，但据序文内容来看，伪托者也当为辽人。对此书内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虽说其所创偏正宫说，立说虽新而不大灵验，但仍然评价此书“议论精到，剖析义理往往造微”，学者当“取其所长而略其繁琐”，评价颇高。由此可见此时契丹人对汉地方术颇有造诣。
《星命总括》卷上首列二十八条断例，其中总结了作者星命实践的经验，值得后学参考；此后介绍了有关星命学的基本知识，属于学习星命术的入门常识。卷中主要讲十二宫命，并论述了五行与星命的关系。卷下纪录了一些关于星命学的文献，如《高丽国师赋》、《星辰玄妙论》等，主要从理论上阐述星命学的有关原理，颇有研究价值。
金朝女真人对汉族的星命迷信也乐意接受。在《金史》记载着这样一件事，当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出生时，远在千里之外的辽代天文官观察到东方天空中有一道奇异的五色云霞，说是其下当出非常之异人，将建立不朽之功业。果然，阿骨打率领数万铁骑，雄起一方，灭辽灭北宋，创建了金朝。
来自蒙古草原的元朝蒙古人的文化中，也融入了汉族方术文化因素，如元朝百科全书式的《居家必用事类•解梦书》中记载了一些用汉族传统梦占术解梦的蒙古草原习俗等。同时，随着蒙古族人入主中原，一些落后而残忍的巫术咒法也随之而来，据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记载，当时一些杀死人命而幽闭其灵魂的黑巫术如“摄魂”术等大行其道，术士们主要是杀死少儿“拘摄”其魂，用咒符镇压住来作怪捣鬼。为此，元朝刑律中专门制定了处罚“采生折割”（即指摄魂术）的条文。这一现象对明、清方术影响不小，明、清方术中的一些用于攻击、伤害别人的巫术咒法，如工匠厌魅术之类，显然与此有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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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3-11 14:24: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