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做过小沙弥、游方僧甚至是乞丐,生活漂泊,无依无靠。他有一帮好兄弟,或才华横溢,或勇勐过人,死心塌地地跟他打江山,靠着这帮铁哥们,他成为中国历史上继刘邦之后的又一位布衣君王。天下初定,他却将杀戮的矛头对准了自己的好兄弟们——“胡蓝之狱”让他大开杀戒,这个案件前后历经14年,他诛功臣名相多达4.5万余人,制造了“狡兔死,走狗烹”的千古悲剧。
云奇告变
洪武十三年(1380)五月初二,这天天清气朗,朱元璋正从西华门摆驾出宫到离皇宫不远的胡惟庸家,胡惟庸是当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中书省左丞相。突然,路上一个人骑着马飞速地冲了过来,拦住御驾车马,这个人神情异常却说不出话来,直到侍卫打得他胳膊都快断了,他还拼命指着一个方向——胡惟庸家。朱元璋感觉其中有蹊跷,马上命令调转御驾方向,登上离胡惟庸家很近的西华门城楼观察情势。这一看吓得朱元璋浑身直冒冷汗。原来从城楼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胡惟庸家里壮士重重,裹甲执兵,埋伏在府中。朱元璋忽然醒悟过来,肯定是胡惟庸想要趁他驾临时谋逆造反。而刚才那人一定是发现了这个情况才拼死阻拦。阻拦的人就是西华门内使宦官云奇,这一事件后来被称为“云奇告变”。
朱元璋之所以要去胡惟庸家,主要是几天前胡惟庸向朱元璋报告说他家的井里涌出了礼泉(也就是现在的石笋),并奉承说这是皇帝治国有方,上天因而降的一些祥瑞,请皇帝移驾到他家里来看看。朱元璋听后真的以为是自己执政有道,兴冲冲地就去了。万万想不到,这竟然是一场阴谋。
朱元璋龙颜大怒,马上调发禁兵,将胡惟庸府邸团团围住,逮捕胡惟庸一家。很快胡惟庸一家全部被诛杀,同时朱元璋还对和他来往密切的官员也进行抄家灭族,案件牵连范围逐渐扩大,王侯相伯全家被诛灭者数不胜数。最后在洪武二十三年(1390),以七十七岁高龄的退休太师兼前任丞相李善长被杀为终结。此案前后持续了十年之久,据记载,被杀的王公贵族,总人数达30000人之多。
胡惟庸的造反案件刚刚平息不久,朱元璋又接到人举报开国重臣,军事将领蓝玉要谋反叛乱。朱元璋纳闷了,这手下的一帮曾经出生入死的兄弟,怎么在功成名就、高官厚禄之后还这么不满足,都想趁机谋反,难道他们都想取我而代之?朱元璋震怒之下,将蓝玉全族诛杀,与此事相关联的很多高级官员特别是军队官员也都纷纷被诛杀。据后人统计,蓝玉一案仅列入《逆臣录》的就有一公,十三侯,二伯所株连的25000人。后人将此案与胡惟庸案合称为“胡蓝之狱”。
造反为哪般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地位如此高的胡惟庸难道还不满足,为什么还要造反呢?胡惟庸,刘伯温曾说他是一个“宁可少活十年,不可一日无权”的贪权之人。早年随朱元璋起兵,一路晋升为丞相,地位仅次于皇帝。朱元璋将大小政务都交给他处理,他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大臣们的生杀黜陟。飞扬跋扈、恣意妄为的性格也便毫无顾忌地显现了出来,他在朝中拉帮结派,不断培植自己的私人势力,逐渐形成了一个文臣武将齐集的小集团,很多官员对他敢怒不敢言。更为肆意大胆的是,他竟敢拆阅呈给皇帝的奏折,把对自己不利的奏折隐而不报,并随意处置官员且不向朱元璋报告。
胡惟庸如此恣意妄为,难道他心里就不怕有一天东窗事发,野心败露吗?当然,他肯定是担心的,还经常惶恐不安。就在这时他家的井里长出了石笋,老家的坟墓上更是有红光冲天。他以为这是吉兆,上天可能要让他更进一步——做皇帝。这个念头一旦产生,非分之想便无法停止了。由于疑心甚重的朱元璋对他已经有了防备之心,胡惟庸感到,与其日后受到惩处,不如先动手为强。于是,胡惟庸就串通了一些人,图谋造反。结果没想到云奇告密,被朱元璋杀了个措手不及。
由此看来,胡惟庸造反是早有用心,那大将军蓝玉呢?蓝玉是洪武后期最重要的一位将领,开国功臣常遇春的妻弟,此人骁勇善战,勇勐无敌,因南征北战平定边疆有功,被封为凉国公。但蓝玉平日不检点,为人骄横猖狂。他还私自霸占元朝皇帝的妃子,使得元妃蒙羞自杀,这在当时可是一件大逆不道的事情,但朱元璋鉴于其征战功高,就没有深究这件事。北征以后蓝玉更为嚣张。洪武二十六年(1393),有人控告蓝玉与景川侯、舳舻侯、吏部尚书等人准备乘朱元璋“耕种田”时发动叛乱,密谋谋反。军队将领造反,那还了得,朱元璋迅速将蓝玉逮捕入大牢,严刑拷打之后,将蓝玉及与此事相关的一干将领官员及全家或诛杀,或流放千里之外,或贬谪蛮荒之地。
天作孽犹可活,自作孽不可活。要说胡惟庸和蓝玉这两个人被朱元璋处死也算是咎由自取,谁让他们不安分守己,目中无人,玩弄权术,谋逆造反呢?但一个疑问涌上心头,这两个人是否真的要造反,如果预谋叛乱应该是有同党呼应的,蓝玉的同党更是既有军中大将朝中重臣,又有地方王侯,那他们为什么在蓝玉被抓之后,一个个都乖乖地束手就擒,没有一丝反抗举动呢?反倒是朱元璋轻而易举地就把他们全给抓捕诛杀了。而且胡惟庸被处死后,那丞相的职位就空了出来,朱元璋不但没有找继任者,而是直接把延续几千年的丞相制度给取消了。难道是朱元璋被胡惟庸以及蓝玉这两位老战友的造反给伤透了心,因而把丞相制度给废了?按理说应该不至于,问题变得复杂起来。
背后的秘密
自秦始皇创建统一的君主专制国家以来,宰相或丞相就是皇帝之下的最高行政长官,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负责协助皇帝处理国家政务,位高权重。当然这个职位可以是皇帝的得力助手,也可以对皇帝的权力构成威胁。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相权与皇权的问题了,两权如果不能很好地协调,就会形成两权相争的局面。
有学者研究认为,胡蓝之狱其实是朱元璋诛杀功臣的一个借口,如果仅仅是因为胡惟庸的个人问题,完全可以在他被处死之后,新任命一位丞相。但是朱元璋没有这样做,而是直接把丞相制度废除了,这充分说明朱元璋已经认清了相权对其皇权的威胁,因而逮住机会彻底清除了这一制度上的威胁。朱元璋从一介布衣到登临大位,登基之后,势必要想办法加强皇权,巩固统治。要巩固皇权统治,一个最主要的方面就是要把权力特别是与皇权极有可能形成相争局面的相权收归到自己手中。其实早在洪武十一年(1378),朱元璋就已经采取了一定的收权措施,限制中书省的权力,下令以后再上奏书,不许再“关白”中书省(大臣奏事时,中书不必知道)。胡惟庸担任丞相之后,独断专权,很多事情不上报自己就擅自决定了,这种典型的擅权僭越行为,引起了希望独揽大权的朱元璋的强烈不满,皇权与相权之争的问题就更为明显地显现出来了,这促使朱元璋下定决心清除这种可能威胁自己统治权力的功臣名宿。洪武十三年(1380),胡惟庸被捕,朱元璋便趁机大杀功臣,废除丞相制度,并把撤销丞相制度写到了《祖训》里,明令以后不许立丞相,如果有建议立丞相的人,一定要严惩。
胡惟庸案说明朱元璋认识到了相权对皇权的威胁,但如何说明他早有废除丞相的打算?其实,在丞相制度被撤销的同时,朱元璋设置了直接对皇帝负责的六部尚书,这六部的首脑即六部尚书有事直接向皇帝报告,皇帝有什么旨意也直接向他们传达,中间不需要再经过其他人转告传达。这就说明了一个情况——政权的管理体制变了。由原来的2000多年的丞相制度变成了六部负责制,可以说这是一种巨变。在这种巨变之下,如果处理不好,没有对以后的新制度的组建和运行考虑清楚,贸然改换实行一种新的制度,在新旧两种制度的转化和过渡时期,极有可能会引起社会的动荡。但纵观明朝那段历史,我们知道社会很平静,新的制度顺利运行,没有出现什么大的问题。这两种制度转换之所以这么顺畅平稳,事实上朱元璋对这一切早已经过深思熟虑,甚至可能暗中着手实施了。胡惟庸的谋反给他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解除相权对皇权威胁的机会,并利用这一机会,把他原有的谋划付诸实践,然后实现他大权独揽的愿望。所以说,胡惟庸案并不仅仅是简单的胡惟庸擅权僭越,还有深层次皇权与相权的争斗。
除了皇权与相权之争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导致胡惟庸等功臣送命的原因——朱元璋的重典治国理念。元朝末期,社会黑暗,官员腐败不堪,民生凋敝,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朱元璋家庭贫寒困苦,他从小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后来自己拉起队伍,对抗元朝,最终取得天下,创建了大明王朝。这些经历不仅使他深刻体会到了民间疾苦,也深深体会到元朝灭亡的最大原因就是官僚系统的腐败,纲纪废弛,以至于统治者失去民心。
在这些因素的促使之下,朱元璋登基之后决定以施行重法、整顿吏治为重点的重刑主义来治理国家。他制定严酷的《大明律》、《明大诰》等律法从重处理犯罪特别是官吏犯罪行为。胡惟庸在当上丞相之后,不知收敛,结党营私,贪赃枉法,肆意妄为,严重触犯了朱元璋的治国基本原则。这激怒了朱元璋,于是他痛下杀手,把稍有违背律法的功臣名宿一网打尽,以清除异己威胁。
了解了胡惟庸一案背后深层的原因之后,蓝玉一案也就不难理解了。蓝玉案主要也是将权与皇权的斗争以及重典治国的结果。朱元璋借蓝玉案件解散原来的大都督府,把大都督府改变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原来的大都督一手统领天下兵马,重兵在握,一旦造反,无人能节制。现在将其分成五个都督,一个要造反,还有四个可以制约。这样将权对皇权的威胁也被解除了,同时趁机诛杀一批对自己有威胁的军队统帅,朱元璋因此成了名副其实的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帝王,已经没有人能威胁到他的统治了。
“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死。天下已定,我固当诛。”胡蓝之狱之所以这么残酷,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恐怕就是这些功臣名将对至高无上的皇权形成了潜在的威胁,皇帝必须铲除这种威胁,以维护自己的权力,巩固儿孙后代的统治根基,让朱明王朝的江山社稷万世永继。当然我们也应看到,为了维护自己皇权统治,朱元璋所付出的代价不仅仅是功臣的性命,更有国家民族的元气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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