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末年的民间怪现象——生子不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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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言道：”多子多福。“在中国传统观念里，生了孩子却不养育是断然无法理解的。可是在南宋末年，民间就出现了这样的怪事。更怪的是，这种现象不仅出现于贫苦农家，也存在于乡绅世族，形成一种普遍的风气。这种怪现象从何而来？背后又隐含了怎样的社会根源？

　　野蛮的”计划生育“

　　据《宋史》记载，南北宋之交，福建崇安有一位平民名叫胡安国。他的弟媳因生育儿子过多，打算溺死新生的一个男婴。后来，胡安国夫妇心生不忍，把男婴抱回家抚养，取名为”胡寅“，才保住了一条小生命。类似这样”生子不举“的现象广泛见于南宋民间。所谓”生子不举“，就是生子而不养育，往往将婴儿溺死或者抛弃。据记载，南宋末年生子不举的现象波及福建、两浙（浙东与浙西的合称，今浙江省一带）、荆湖南北、江南东西等地，以建州、处州、汀州、南剑州、邵武军、岳州、信州、饶州等地最为严重。而且，这种怪现象完全是民间自发的行为，没有受到政府的任何强制。在中国五千多年多生多育、父慈子孝的柔和主线之外，竟然有如此原始而野蛮的现象出现，令人不禁震惊。生子不举造成了大量的溺婴、弃婴的存在，对当时的人口繁衍、经济发展以及社会道德风气等各方面都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在南宋以前，生子不举的现象就已经出现。最初，这个风俗是源于封建迷信，而且是极为个别的现象。民间认为，五月初五生子是不祥的征兆，因为五月是”恶月“，五月初五则是”恶月“中的”五毒日“，这一天出生的孩子，可能是”五毒“转世投胎。民间还有一种说法，五月初五出生的孩子将有害于父母，如《风俗通义》中记载的”俗说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或许是受到男尊女卑思想的影响，民间更加忌惮”男害父“的传言，因而长期以来，五月初五的生子不举主要指男孩。五月初五生子不举的风俗起源已久，而且影响广泛，一度还波及上层社会。据说，宋徽宗便是五月初五出生，因此从小就被寄养在宫外。后来，他因忌惮生子不举风俗的影响，不得不将自己的生日改作十月初十，并将十月初十定为”天宁节“。到了北宋仁宗年间，民间生子不举的现象有所蔓延。这时，生子不举已经不仅仅限于五月初五，生子不举的”子“也广泛地包含男婴、女婴在内的所有新生婴儿。南宋末，这种现象波及地区更广，影响更加深入。相传当时农村一户人家最理想的状态是”二男一女“，如果再出现第四胎，便要溺死或扔掉。在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下，农村家庭溺死或丢弃的女婴数量远远多于男婴，这直接导致了男女比例严重失调，一方面男子无妻可娶，另一方面拐卖妇女、女子早婚的现象日益严重。

　　怪现象产生的社会根源

　　南宋末年的生子不举，已经基本脱离了五月初五生子不举的传统风俗。从现象层面看，南宋末年的生子不举不再限于特定的时间，也不分男婴、女婴；从原因层面看，生子不举并不是因为迷信”五毒“或”子害父，女害母“，而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种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一般认为，南宋末年生子不举的怪现象主要有三方面原因。首先，生子不举是农民身处贫困线上不得已的选择。南宋时期，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农民手中仅有的土地日益集中到士绅豪族手中。到了南宋末年，农民几乎面临无地可耕的境地。福建、两浙、江南东西等地的农村，土地原本就贫瘠，农民的生活更加悲惨。在这种情况下，南宋朝廷还要征税、征兵，设立各种苛捐杂税的名目，诸如”身丁钱“、”经总制钱“、”月桩钱“、”版帐钱“等，无怪乎朱熹感慨：”古来刻剥百姓的办法，本朝全有。“陷入绝境的农民只好人为地控制自家人口数量，将多生的孩子残忍地处理掉。其次，生子不举是在妇产科学不发达时代的一种无奈的选择。尽管南宋时期的妇产科学有所发展，出现了一些对妇女的生育和保健有益的措施，但还做不到通过医学手段控制怀孕和生育。而且，妇女避孕或堕胎在当时是极其忌讳的事情。据史料记载，南宋农村也有不少妇女”屡坏胎“（即堕胎），但都被认为是不祥之举、将遭受因果报应而为社会所不容。当时，很多农村妇女都生育八九胎以至十胎以上，几乎是年年怀孕、年年生育。既然一定要生育子女，又没有能力抚养，只好溺婴或弃婴。再次，很多乡绅家庭也出现了生子不举的现象，这主要是担心家产分散、家道中落而被其他家族兼并。为了使家产集中起来，在一些乡绅家庭也时有”生子不举“的现象发生，目的是让更少的子嗣来分家产。总之，种种因素酿就了中国历史上野蛮而无奈的一幕。

　　鼓励生育的南宋朝廷

　　南宋末年正值朝代更替、社会动荡的年代。从中国历史发展的经验来看，这样的年代往往人丁不兴旺，出现人口递减的趋势，甚至类似生子不举的怪现象。生子不举之风的盛行对南宋朝廷造成了不小的打击。偏安江南的南宋王朝到了末年已经是积贫积弱，财力、兵力都难以对抗北方崛起的女真、蒙古族。这时，人口的缓慢增长更加限制了农村生产、财政税收和征兵兵源，对南宋朝廷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也正因如此，南宋在推行鼓励生育的政策方面尤为积极。为遏制生子不举现象，南宋朝廷可谓费尽了心思。朝廷采取了很多奖惩措施以鼓励生育，概括说来主要是物质方面的措施和精神方面的感化。在物质方面，南宋朝廷企图通过经济上的扶助鼓励农民生育，例如为贫困人家生子补贴粮食，禁止溺婴，甚至规定不生子的家庭要上缴资产等。高宗绍兴八年（1338），朝廷做出规定，经济困难的妇女有孕后，朝廷补贴四斗米，七年后又把补贴数量增加到一石米。孝宗时，朱熹等人提出创办”举子仓“的建议，用来救助那些生育子女却无力养育的穷人。然而，由于需要救济的人数太多，地方官僚又层层舞弊，朝廷下达的政策往往难以落实。因此，南宋朝廷的一系列措施都没有遏制生子不举之风。随着朝廷渐渐走向末路，种种救济措施更无从执行，生子不举的现象仍屡禁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