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上的蒋介石可谓是个铁腕级的人物，也是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代领袖。作为一个领袖，蒋介石是一个战术家而不是一个战略家；作为一个政治家，蒋介石不是一个独裁者，他缺乏作为独裁者的工具；他严于律己，不断告诫自己戒色、戒奢侈、戒贪。“欲立品，先戒色；欲立德，先戒侈；欲救民，先戒私。”但他却总是食言。他是一个矛盾的人，是一个任别人怎么都无法看透的人。
蒋介石与母亲王氏
蒋介石的母亲王采玉曾经结过两次婚。十八岁时，王采玉和跸驻乡曹家田的竺某结为夫妇，但没想到婚后的第二年，她不但失去了丈夫，儿子夭折，而且父亲也过世了。这三重痛苦使得她对人生失去信心，于是在葛竹村附近的金竹庵出家为尼，想寻求精神的解脱。几年后，一个看相人来到王采玉所在的尼姑庵。此人看到王采玉后，就断言她是一个有福之人，将来会生一个显贵的儿子，而且晚年将无比光耀。看相人的一番话使王采玉重新恢复了生活的信心。恰好溪口有一个叫蒋肇聪的人，在两年之间连续丧妻，家中的一儿一女还很小，需要人照顾，他就想续弦。王采玉的堂兄葛竹人王贤东是玉泰盐铺的账房，得知自己的东家有续娶的念头，就到庵堂找到王采玉，为两人做媒，成就了一段姻缘。
溪口人称蒋介石的父亲蒋肇聪为“埠头黄鳝”，这个称呼虽然不雅，却极其精准地概括了他的特点：精明能干，处事油滑，别人占不到他的便宜。蒋肇聪在二十多岁时从父亲蒋斯千手中接手了家中的盐店生意，而且打理得井井有条，生意越来越兴隆，因此其家的生活达到小康水平。除了经营盐铺外，蒋家还有三十多亩薄田，成为溪口镇上的十甲户之一。
嫖妓、骂人、赌博是蒋介石的哥哥蒋介卿平生的三种爱好。因为这个原因，蒋介石给他足够的金钱，任其挥霍，但不让他做大官。于是蒋介卿就在溪口开设了一家公余钱庄，从此成为当地的土皇帝，横行乡里。
蒋介卿死后并没有及时安葬，蒋家人只是简单地处置了一下。直到1937年4月22日，蒋介石才为其兄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蒋介卿的妻子单氏想趁机捞点儿钱，于是和总管蒋孝祥私下里商量：“阿叔（指蒋介石）有钱，一向不在意花钱多少。这次是他最后一次帮我家的忙了，你在做账时不妨多做些。”于是蒋孝祥在向蒋介石报账时，报了棺木费三千元，出殡费九千元，共花了一万二千元。但实际上葬礼只花了八千元左右，单氏用这种方式从中捞了一笔。
蒋介石十分尊敬自己的母亲，于是在他执掌大权后，国民政府的官员们常常亲自去其母王采玉墓前拜谒，以博得蒋的好感。当时，国民党高级官员、将领所穿的鞋子往往是皮鞋、皮靴，所以前去谒墓时走在山路上就特别艰难。蒋介石特意让人准备了各种尺寸的软布鞋，放在慈庵墓庐里，以方便这些人使用。通常情况下，蒋介石在部下面前都是一副严肃高傲、不苟言笑的样子，但是只要部下前去拜谒其母的坟墓，顺着墓道下山时，他一定会露出少见的亲切的面容，满面笑容地迎上去，对他们连称“谢谢”。
蒋介石的母亲特别迷信，当初，她请人为儿媳毛福梅算命，结果算命先生说毛福梅生的儿子将来一定会大富大贵，而且官居高位。对此深信不疑的蒋母就带着毛福梅跑到上海找蒋介石，强迫二人同房，于是就有了蒋经国。
蒋介石和毛福梅拜堂成亲那天，当花轿到达、爆竹响起的时候，随轿看热闹的小孩和前来喝喜酒的年纪较小的客人们都跑到天井去抢拾爆竹。年纪同样较小的新郎官蒋介石也急忙奔出争抢，在场的亲友们见此情景顿时大笑。
1917年，蒋介石在张静江家门前打人力车夫，结果不但没能打到对方，反被对方打伤。1919年10月1日，蒋介石又在居正家的门前和拉车的人力车夫发生争执。脾气暴躁的他忍不住又要动手。居正的家人看到这种情景，就出来和车夫理论，结果一言不和，双方打了起来。怒不可遏的蒋介石自然也参与其中，最后因为不是车夫的对手，自己挨了揍。最后，打人者还闯进居家，将家具砸坏。以上事情在蒋介石的日记里都有提到。
蒋介石强调自己要“戒色”，不过，他所谓的“戒色”也包括戒除心中的色欲，而不只是杜绝好色的实际行动。比如说，蒋介石曾在日记里写道：“今天一个美貌女子进入了我的视线，我竟然因色起欲。戒之戒之。”还有一次，见到某人那长相娇美的太太后，蒋介石就在当天的日记中再次叮嘱自己要“戒色”：“某夫人色艳如花，让我为之怦然心动。须戒之戒之。”我们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这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不过，蒋介石却认为此事关系重大，多次在日记中严肃地写下此类事情，并再三告诫自己。一次，蒋介石得知自己出差要途经香港。为此，他在到达香港之前写下警示自己的话语：“香港乃花花世界，余能否经受考验，就看今天！”结果到达香港的当天他就光顾了妓院。
蒋介石此人有点儿小幽默，甚至偶尔会搞一下黑色幽默。比如某次，他在下属交上来的报告里发现不少错别字。为了表达自己的不满之情，蒋介石就在报告上写上“我不是小学教师”作为批示。又一次，他看到下属的报告里出现很多因胡涂乱改造成的墨团污迹，就将“我不是字纸篓”几个字批示于上。当时宁夏省主席是马鸿逵，一次，蒋介石看到在下属交上来的报告中马鸿逵不但成了青海省主席，而且连名字也变成了马鸿连。蒋介石又做出如下批示：“对于字形相近的‘逵’‘连’二字，写错有情可原。不过，将宁夏扯到青海，这就太离谱儿了吧。”
蒋介石喜欢在召见部下时面带笑容地询问对方的生活、家事，仿佛闲话家常，令对方感到很热情，使对方感觉“一见如故”。一次，军务局高参、第四科科长沈重被其召见。二人见面后，蒋不但提到自己十年前就接见过沈，而且还问到了沈的家乡四川内江的情况，尤其是蒋竟然将沈父沈母的年龄也说得八九不离十。沈科长真是万分激动，以至于话都说不完整了。实际上，蒋能做到这一点，那是提前做了功课的。原来，蒋介石每次召见下属前，尤其对方是自己不太熟悉的下属时，就提前让人呈上写明对方姓名、年龄、籍贯、经历、家庭等个人信息的卡片，他会提前熟悉一下，这样就可以在接见对方时使用了。
蒋介石本人因为精力旺盛，每周七天，除了周六和周日，几乎天天开会。每逢开会时，倘若他发现有人打瞌睡，那么轻则将对方骂一顿，重则将对方降级免职。蒋介石晚年的时候，为了防止下属开会打瞌睡，他在开会的时候会准备一副老花镜和一副看远的眼镜。在开会的过程中，他不时替换着使用两副眼镜，目的就是观察台下的军官们，看看是不是有人欺他眼花，偷偷睡觉。
在日本留学时，蒋介石在乘电车、火车或渡轮时，经常能看到日本人手捧王阳明的《传习录》阅读。很多人读第一章节即闭目静坐，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日本人的举动刺激了蒋介石，于是他也买来王阳明的众多著作开始研读。后来他形容自己读王阳明的著作时的感受说：“对于这个哲学，真是一种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一种心领神驰的仰慕……”
阎锡山是个相当迷信的人。一次，为了迎接到山西来视察的蒋介石，阎锡山专门召开会议讨论欢迎蒋的地点。有人建议选大同，阎锡山予以否定，言称自己不跟老蒋搞大同；有人建议选运城，阎锡山更持否定的态度，理由是不能让老蒋运成，那样自己就成不了了。结果讨论来讨论去，还是他自己一锤定音：“就在介休吧！让这个老家伙早早休了吧！”
蒋介石就任中华民国总统后，从风水的角度考虑，想扩建浙江奉化武陵镇老家的旧房子。如此一来，蒋家老宅的邻居就得拆迁，以便为蒋家腾出地盘。蒋家要扩建房子的消息传出后，邻居们都纷纷自觉地让出自己的宅基地，只有蒋家隔壁卖千层饼的周顺房的主人不愿意。该饼房的主人与蒋介石是发小，特意放话出来，声称：“如果瑞元（蒋介石的乳名）让我搬，我是不得不搬的，因为他当皇帝了啊……”他坚持除非蒋介石当面和他说，否则不搬。此事被蒋得知，蒋也不得不叹着气说：“迁不迁由他去吧。”
1935年8月2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预言：“倭寇失败当在十年之内。”1945年8月15日正午，广播中传来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终战诏书”，蒋介石高兴得跳了起来，不断地说：“我预测成功啦！”
蒋介石对下属一向高标准、严要求，这种严格的要求甚至包括下属的头发和胡子的长度。蒋介石本人一年四季衣冠整齐，即使是三伏天，他也将风纪扣扣得严严实实，更不会为了凉快将袖子挽起。至于不修边幅四个字，更是与他无缘。早在黄埔时期，他就经常脚蹬马靴、手戴雪白手套。正是因为自己比较注重仪表，所以倘若哪位下属被他发现衣冠不整，他就会开口将对方痛骂一顿。蒋介石虽然讲究私人感情，但如果哪位下属因为家庭经济困难，向他请求救济，如果他能给二百元钱，那已经是天大的面子了。
蒋介石有个习惯，那就是每天一定要唱歌，有时能唱很长时间。当然，他从不在公开场合唱歌。蒋介石唱歌的内容必是军歌、党歌、国歌三者之一，他不唱京剧和一般歌曲。而且从其所唱歌的内容中，下属也可以了解一些事情。倘若当天他唱国歌的时候居多，那么这一天就比较正常。倘若他唱军歌的时候较多，那就是有麻烦了。倘若当天他唱的是党歌，那么这一天可能是纪念日。
“一个法西斯专政政权”是美国耶鲁大学校长于1938年给出的对蒋介石政府的评价。
追溯毛福梅当初嫁给蒋介石的经过，有一个非常曲折的故事。蒋介石随毛凤美在榆林读书时，对自己的堂姑蒋赛凤的女儿阿春非常倾心。于是其母王采玉就遣媒人去蒋赛凤家提亲。没想到，蒋赛凤根本就瞧不起蒋介石，不但一口回绝，还声称：“瑞元（蒋介石）是个无赖，我看将来一定是个不成器的败家子。别看他娘当他是宝似的，我是绝不会把女儿嫁给他的。”心存“望子成龙”之心的王采玉听闻此言，深受刺激，心想：同为蒋家人，你不愿将女儿嫁给我儿子就算了，还这样讥讽我们。我一定为瑞元从岩头毛姓中娶一个门户相当、人品俱佳的媳妇。随后王采玉就请家在榆林的表兄陈春泉帮忙物色。不久，年长蒋介石五岁的毛福梅入选。
蒋介石去日本留学后，寒假回家探亲。当时，毛氏已身怀六甲。一次，夫妻两人发生了争吵，毛氏顶撞了蒋介石几句，蒋介石竟然对其拳打脚踢。毛氏被踢之后伤心欲绝，倒在床上哭泣，不久就感到腹中剧痛。婆婆王采玉赶来后，将儿子蒋介石大骂了一顿，让他马上请来医生诊治。不过为时已晚，当夜毛氏就小产了。
蒋经国是蒋介石的长子，后被蒋介石送到苏联留学十三年。在此期间，毛福梅多次向蒋介石要儿子，蒋介石都找借口敷衍。1937年，蒋经国要回家的消息传来，毛氏不信，认为是蒋介石弄来一个和自己的儿子容貌相似的年轻人骗自己。为此，她特意将全家人召集到一起加以验证。此事被老蒋得知，他哭笑不得地说：“就疑心的程度来说，我不如我的老妻啊。”
1939年12月12日，溪口遭到日军六架飞机的狂轰滥炸，其中，蒋介石故居丰镐房和武岭头文昌阁乐庭别墅被列为重点轰炸目标。本已逃出房外的毛福梅为了取回房门钥匙重返房中，蒋孝文、蒋方良的董姓老师急忙扶着她再次跑到后门。当她们逃到后墙的时候，三枚炸弹从天而降，两人同时遇难。当时一起遇难的还有毛氏的外甥宋涨生和另外六七个人，宋涨生当时担任着丰镐房账房一职。
毛福梅去世以后，蒋介石曾去溪口她的墓前追悼。虞寿勋当时担任溪口镇武岭学校训导主任一职，他在多年后回忆说，1947年的清明，蒋介石曾携家眷到溪口扫墓。他先是独自一人于某日清晨到毛氏坟头察看一番后，行三鞠躬礼以示敬意。之后他又和宋美龄一同来到毛氏墓前，宋在墓前行了三鞠躬礼。
清宣统三年（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前夕，不停奔波的蒋介石于上海和出身风尘的姚冶诚相识，后纳其为妾。二人婚后感情很好。辛亥革命胜利后，蒋介石为组织反袁的事情，于各地奔走。姚氏不但对这种行踪不定的生活颇为安心，追随于蒋的身侧，而且用自己平日的积蓄资助他。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尽管姚冶诚出身低微，又没什么文化，但蒋介石始终对她心存感激。
蒋介石向陈洁如求婚的词非常肉麻：“现在你已经逃不掉了，因为你已经明白我爱你到了极点。我要娶你做我的爱妻，和我共同分担我的志愿和追求未来幸福的梦想。你会答应嫁给我吗？倘若我的生命中没有你，那将是一片空虚。如果你不说愿意，我在这世间将一无所有。如果你对我说‘不’，我一定不会罢休。请你答应嫁给我吧！”
1921年12月5日，陈洁如嫁给了蒋介石。在婚礼上，蒋介石言之凿凿地说：“现在你已经成为我亲爱的妻子了，而且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爱人！噢，亲爱的！除你之外，我不会再爱上别的女人。这是我对你郑重的承诺。”然而时隔不久，蒋即向宋美龄发动了爱情攻势。
为了维系和宋美龄的关系，蒋介石劝说陈洁如出国，还巧舌如簧地立下重誓：“自即日起在五年内，我一定要和洁如恢复婚姻关系。倘若我违反誓言，没有接她回国，请求佛祖将我殛毙，同时我的南京政府也会被打得粉碎。倘若我在十年二十年之内仍没履行我的责任，那么请求佛祖将我的政府推翻，同时也把我本人逐于中国国门外，永不许回来。”
陈洁如刚到美国时，内心无比悲哀，因为她发现自己处于极其可悲的境地。那时，她已经从报纸上了解到，蒋介石不但在国内《申报》上发表“蒋中正启事”，而且还就“蒋宋联姻”问题对记者发表谈话。无论是在启事还是在谈话中，蒋介石均已公开否认陈洁如这个夫人的存在。这样一来，陈洁如成了一个“蓄意冒充蒋夫人”的坏女人。痛不欲生的陈洁如无助地在纽约街头徘徊了一天后，决定离开这个毫无真情的人世。在她准备跳河时，一位老者拦住了她。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宋美龄出生于上海。宋家祖籍是广东省文昌县（今海南省文昌县）。倘若从祖宗的源头算起，宋家本姓韩。宋美龄的祖父韩鸿翼是一位儒商，很有文化修养。别的商人被当地人称为老板，只有韩鸿翼被他们尊称为先生。韩鸿翼的后代后来改为宋姓。宋美龄的父亲宋嘉树先是当代办做进口外国机械的生意，后来创办了上海商务印书馆，是上海滩知名的富翁。
宋美龄和蒋介石在一起的事情，遭到其长姐宋庆龄和兄长宋子文的强烈反对。原因就在于当时的宋庆龄和宋子文与蒋介石属于不同的阵营。宋庆龄和宋子文效忠于武汉革命政府，蒋介石此时已经在南京建立了反革命政权。1927年，时任武汉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宋子文，乘坐飞机抵达上海。他此行的目的是筹款和谋求江浙财阀的财力支持。没想到，他一下飞机就被蒋软禁。后来，为了逼迫宋子文投向自己的阵营，蒋介石在征得宋霭龄的同意后，命驻扎在广州的部队将宋子文在南方政府银行的所有财产没收。当宋子文处于走投无路的凄惨境地时，宋霭龄就翩然登场，劝说他向蒋介石“输诚”，并支持小妹宋美龄与蒋的婚事。无奈之下，宋子文只能应允。时人为此嘲笑蒋介石，说他表面上是向宋美龄求婚，“实质上是向宋子文求爱”。
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相识，还要归功于宋子文。当时，宋子文在孙公馆举行基督教晚会，蒋介石应邀出席。在这次宴会上，蒋认识了宋美龄，顿时决定要将其追到手。随后，他就制定了追宋的长期计划。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孙中山——宋美龄的姐夫，说自己已经“休掉”了毛氏，而且和姚氏也没关系了，只字不提新婚不久的陈氏，他请求孙中山劝宋美龄嫁给自己。孙中山并未答应。
1927年，蒋介石首次下野后就开始筹划自己和宋美龄的婚事。为了赢得宋家人的支持，他专程去日本神户拜见宋老夫人倪桂珍。在双方谈话期间，宋老夫人问他是否能改信基督教，蒋介石以相当坦诚的态度回答说自己对基督教没有研究，不能随便答应，得先仔细研读《圣经》之后再做决定。蒋介石这种诚恳的态度打动了宋老夫人，宋老夫人不但尊重了他的决定，而且将一部《圣经》送给他，嘱咐他认真研读。不过，直到1930年宋老夫人辞世的时候，蒋介石还没有决定是否成为基督教徒。
凡是见过宋美龄的溪口人都说宋长得太美了，令人愿意看了再看。一天，蒋宋二人从街上回家，结果快到自家丰镐房时，二人身后就跟了一大群人。宋美龄惊问蒋介石：“后面跟着的那些人想做什么？”蒋答曰：“主要是想一睹你的芳容。”接着反问她是否愿意让众人看个够。宋问如何才能让他们看个够，蒋答：“我命人从家里搬出两张椅子，你我二人就在门口小坐一会儿，这样不就可以让他们看够了吗？”宋美龄欣然同意。于是侍从搬来两把椅子放在门口，蒋宋二人就坐在门口含笑聊天。此举的确满足了众多追美者的心愿。
根据记载，宋美龄曾经怀过孕。当时，蒋介石万分欣喜。不过，当时蒋介石的地位并不稳定，周围仇人遍布，他时常处于危险之中。一天，蒋介石的住宅中混入一名刺客。这名刺客潜入他的卧室准备行刺时，不小心弄出了动静。宋美龄听到声音后，急忙叫醒蒋介石。蒋高声大喝，虽然杀手被其吼声吓走，也没有造成人身伤亡，但是宋美龄因惊吓过度而小产，从此再未生育。
宋美龄拥有隶属于她本人的秘书室，单就能力和学识而言，她的女秘书均属上乘，不过容貌都非常普通，有的甚至还有明显的缺陷。她的三名女秘书，一个嘴上曾经做过手术，因而留下明显的疤痕；一个身材矮小，长得极不合人眼；第三个虽然有一个好身体，可惜一只眼睛有毛病。后来秘书室又配备了一名男秘书，是个秃头。
宋美龄的生活方式完全西化，而且为人喜欢浪漫。她特别喜欢野炊，这也间接地影响了蒋介石，两人对于野炊的兴趣都很高。一次，二人在中山陵野炊。架锅造饭时，不擅厨艺的宋美龄也想做一道菜。结果好好的鸡蛋被她炒得焦黑，惨不忍睹。为此，她不停地向蒋道歉。而蒋介石为了不扫夫人的兴致，再一个也不想浪费，居然将焦蛋吃光，还盛赞：“此炒蛋美味无比啊，真好吃。”看到老蒋的这番举动，侍卫们无不发笑。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后，蒋介石手中作战经费缺乏。当时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是宋子文，但他却声称财政紧张，不能拨款。这可急坏了宋美龄。一天，她找到哥哥宋子文说：“现在战事已经到了最紧急的时刻，如果你不给他钱，他就一定会战败。我清楚介石的脾气，倘若失败，他一定会选择自杀。如果他死，我也不会独活。”因为牵涉到几条性命，宋子文不得不马上为蒋介石筹了一笔钱。
蒋宋二人的性格差异极大，二人的生活习惯、志趣爱好也有很大的不同。蒋介石做事比较传统，宋美龄做事比较洋化；蒋介石性情暴躁，宋美龄颇具亲和力；蒋拘束，宋开朗。总之，他们二人在很多方面都是截然不同的。新婚时，两人因为存在太多的不同而经常发生争吵，最终总是宋美龄气得跑出家门，驱车回上海。结果，不是宋美龄主动返回南京，就是蒋介石亲自到上海将她接回。
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睡眠习惯也不一样。蒋介石是典型的“百灵鸟”，喜欢早睡早起。宋美龄则是喜欢熬夜的“夜猫子”，每天不到凌晨是不会上床睡觉的。到了晚年，两人即使住在一起，一般情况下也不在一张床上睡觉。为了不影响宋美龄睡眠，蒋介石每天起床都动作轻柔，借助一把小手电的光亮，慢慢地到洗漱间洗漱。
蒋宋二人的饮食习惯也存在很大差异。身为浙江人的蒋介石喜欢家乡的小菜，出身宗教家庭的宋美龄则喜食西餐。不过吃饭时，二人互不干扰，各吃各的。后来，在宋美龄的影响下，蒋介石的食物中也多了面包等西餐，不过其钟爱的小菜腌笋、酱瓜仍不离口。宋美龄喜食生菜沙拉，这道菜几乎是其餐谱中每餐必备的。每次见她吃得津津有味，蒋介石就会开玩笑地说：“你前世一定是一只羊，不然怎么如此爱吃草呢？”
1929年12月1日这天是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两周年的纪念日。当天，军阀石友三接受了蒋介石的命令率部南下广东，参加对桂系军队的作战。结果深夜两三点钟，石友三倒戈，在浦口架起几十门大炮炮轰南京城，形势一度十分严峻。天亮后，蒋介石、宋美龄夫妇于南京城中接到了宋老夫人从上海发来的电报。该电报仅“敌人将会自动退去”几个字，是《圣经》中的一句话。没想到，不久之后，石友三果然调头北撤。事后，蒋介石对于这一“基督的恩典”大为震惊。
蒋介石晚间活动的主要内容就是在餐厅里陪宋美龄看电影或电视连续剧，影片通常是美国进口片或台湾地区各种电影公司拍摄的新片，其中有一些甚至还没有公映。
《梁山伯与祝英台》和《七仙女》等越剧和黄梅调影片，是蒋介石平生最喜欢看的中国电影；《巴顿将军》则是他最喜欢看的外国影片，而且经常连着看好几遍。蒋宋二人都喜欢看电视连续剧《包公传》，热情很高，可以说每集必看。
一次，吴稚晖陪同蒋介石到武汉巡视。当记者问吴此次的任务是什么时，他答：“此次武汉之行并无任务在肩，就因为跟着蒋主席坐车不用花钱。”
蒋介石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中表达了自己对于中华文化的日益沦亡的痛惜之情：“中国在文化领域中是消失了，中国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内容的形式，已经失去了它的特征……从文化的领域去展望，现代世界里面固然已经没有了中国，中国的领土里面也几乎没有了中国人。”
鉴于蒋介石内定孙科为副总统之举，胡适发表评论说：“倘若一个总统高兴，他表示一下希望什么人做自己的助手，那也是正当的。”某报评论说：“胡适之，果然只会胡说！”
蒋介石年轻时，曾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于是他就请孙中山为自己题写“弱肉强食，优胜劣败”八个字。孙中山颇不以为然，在将此事拖了半个月后，才手书“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八个字送给了他。
1948年5月，国民党第一届立法委员会于南京成立。蒋介石说：“行宪后的首任行政院院长，我认为张群、何应钦两人中任意一位都可以。”黄宇说：“为什么不让胡适之担任呢？”蒋介石想了一会儿，阴沉着脸说：“书生不能办事。”
吴稚晖是蒋经国的老师，他曾收到蒋经国送的一辆人力车。车子送到后，吴稚晖马上让蒋经国用锯子把车子的两根拉杆锯掉。完事后，他开心地让人把这辆没有拉杆的车身抬到书房里。随后，他懒洋洋地坐在车上说：“我现在有了一张沙发椅了！”
蒋介石看到刘文典是民初学术界的知名之士，就想将其立为国宝。可惜刘不买账，还针对国民党当局迫害进步青年的行径发表言论。“大学不是衙门！”就是刘当时在愤慨之时说出的一句名言。此话后被许多人传诵。
蒋介石于1928年到安庆视察时特意点明要到安徽大学看看，不过，他的要求遭到了以刘文典为校长的安徽大学校方的拒绝。刘校长是这样说的：“我刘叔雅并不是贩夫走卒，就算是高官也不应该对我呼之即来、挥之而去，蒋介石不过一介武夫而已，又能奈我何？”
蒋介石去安徽大学视察时，并没有看到他自己所预想的热闹场面，很愤怒，大声叫嚷着让校长来见他。没多久，校长刘文典来报到。只见此人长得瘦骨嶙峋，衣服上油迹斑斑，而且衣服上的扣子也没扣全，五颗扣子松着三颗，当真是邋遢得可以。向来讲究仪表的老蒋看不过去了，大声地问道：“你就是校长刘文典？”刘文典反问：“你就是蒋介石？”蒋介石非常生气，训斥对方：“无耻文人！你竟然怂恿**分子闹事，该当何罪？”刘文典予以反驳。结果两人就此吵了起来，而且越吵越凶。最后，怒火万丈的蒋介石痛打了刘文典两个耳光，刘也还以一记飞脚，正好踢中了蒋介石的肚子。蒋介石一怒之下令人将刘文典投进了大牢。
才华横溢、桀骜不驯的傅斯年在蒋氏统治下，是朝野上下唯一一个敢跷着二郎腿和蒋介石对话的人。对于傅氏这种恃才傲物的态度，蒋介石竟然丝毫不以为忤。相反，他还对傅竭尽拉拢之能事。可惜的是，傅斯年坚持一生不入党、不做官的为人原则，认为教授做官纯粹是“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
抗战时期，张奚若任西南联大政治学教授，后被聘为国民参政员。一次开会时，当着蒋介石的面，他发表言论，批评国民党的腐败和独裁。没想到，他的话还没说完，就被蒋粗暴地打断了。蒋提醒众人：“欢迎大家多提意见，但说话别太刻薄了。”因为蒋的无礼之举，张奚若拂袖而去，从此不再出席参政会。下一次参政会开会时，当局给张寄来路费和通知，他马上回电，上书：“无政可参，路费退回。”1946年初，有学生邀请张奚若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前的草坪上做演讲。结果，张的这次演讲轰动一时，当时的听众达六七千人。在演讲正式开始之前，他大声地说：“倘若我有机会看到蒋先生，我必定要对他说‘请他下野’。这还是客气的，倘若不客气点儿，我就要说‘请他滚蛋’！”
对于熊十力来说，人生最大的乐趣莫过于骂蒋介石。蒋介石的侍从室官员徐复观曾想以一张一百万元的支票收买他，结果他将其骂走；一次，郭沫若带着一只老母鸡来看他，两人坐在一起痛骂蒋，他感到非常快活。熊中年时期，蒋介石已经大权在握，成为国民党军政首领。见到这样的结果，作为革命参与者的熊非常难过，内心充满痛苦和绝望之情，这是一般国民党党员无法比拟的。他痛骂蒋，甚至还做出将写有蒋的名字的报纸撕下来塞到裤裆的举动。
应蒋介石之请，胡适出任驻美大使。日本方面得到这个消息后，感到压力极大。日本舆论界建议日本政府当局派鹤见祐辅、石井菊次郎、松冈洋右三人一同使美，认为这样才能与胡适抗衡。日本舆论界之所以会提出这样的建议，是因为此三人各有所长，“鹤见是研究文学的，石井是搞经济的，松冈则是擅长雄辩的”。
1949年9月24日，诗人郭沫若在其作品《四川人，起来！》一诗中，号召国人起来反对老蒋的统治：“起来，大家一齐起来！全中国都快解放了，打破‘天下已治蜀后治’的老例，让四川先治起来吧！让每个四川人都成为朱德，成为刘伯承、陈毅、聂荣臻吧！今天有一件大功劳在等待着四川人，而且是轻而易举的，不是登天，不是跨海，而是活捉蒋介石！起来，四川人！九府十三州，一百单八县，全省的老百姓，一齐起来！起来！活捉蒋介石！活捉蒋介石！活捉蒋介石！”
史量才曾就国格和人格问题发表言论：“国有国格，报有报格，人有人格。”一次，对史量才早就一肚子火气的蒋介石找到他，威胁说：“你要是把我惹火了，我手下可有一百万兵！”史冷冷地看了蒋一眼，然后说：“我手下还有一百万读者呢！”
作为国共两党都想争取的人物，罗隆基成为蒋介石关注的中心。1946年，蒋介石于旧政协会议召开前夕，派人向章伯钧、罗隆基两人示好，声称除了“国防部长、外交部长”，这二人想当什么部长都批准。章伯钧态度鲜明地回答：“就是让我干‘国防部长、外交部长’，我也不干！”罗隆基则采取柔婉的方式加以拒绝。他一边和蒋介石的使者喝酒聊天，一边告诉对方：“除非是‘外交部长’，其他的部长我不感兴趣。我本人操一口呱呱叫的英语，因此必定能做一个令人拍手称赞的‘外交部长’！”
当初，蒋介石在见钱穆之前，为了表达自己的敬重之意，特意脱下原来的中山装，换上一件长袍。
1928年7月6日，蒋介石在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人的陪同下去香山碧云寺祭孙中山。开棺瞻仰遗容的时候，蒋介石突然放声大哭，谁也劝不住。冯玉祥感慨地说：“老蒋演技太好了，不做演员亏了。”阎锡山则说：“老蒋要是当演员，最佳男演员奖非他莫属。”李宗仁在一边实在看不下去了，就说：“大家都别劝他了，让他尽情地哭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显出他是嫡系，我们既然不是嫡系，就走吧！”一听此话，蒋介石马上止住哭，急忙站起来说：“别扔下我呀！”
孔祥熙跑得气喘吁吁地来见老蒋，说：“坏了，王克敏跑到北平去了，传言他要搞一个汉奸政府。”蒋介石假作糊涂地问：“王什么？”孔说：“王克敏。”蒋态度严肃地说：“绝对不可能。你知道王克敏是自己人，没人比他更可靠了，何况我们二人的关系最为密切，他不会的。这一定是谣传！”没想到，几天后，王克敏竟然真的建立了汉奸政府。冯玉祥听说后说：“老蒋的眼睛早就瞎了，他不分好人和坏人已经很久了。”
1939年1月1日，蒋介石带领国民党高层遥拜孙中山的陵墓。之后，有人提出：“我们要开除汪精卫的党籍，他人都飞走了。”老蒋赞同地说：“应该这样。”又有人提议：“早在1939年，孙凤鸣就想干掉汪精卫了，足见他多有先见之明啊！可我们却把人家给收拾了。”老蒋声言犹豫地说：“这个是，这个是，让我想想……”说着说着，声音越来越微弱。结果大家一看，老蒋早走远了。
蒋介石的军队同西北军和晋军对阵时，阎锡山原来已经胜利在望。可惜的是，天公不作美，双方打得正激烈的时候，下起了大雨。晋军个个都是大烟鬼，犯了烟瘾，想抽几口大烟却点不着火，而没了鸦片就没了斗志；更倒霉的是，晋军的大炮也被雨水打湿了，点不着。于是老蒋将阎老西打得大败。
当初蒋介石搞“清党运动”的时候，有人控告王淇为“共产党”。唐生智听说后，就将一件僧衣交给王，让其化装逃跑。结果，王淇看到僧衣就说：“我若穿上僧衣，就和猪八戒没什么区别了。当猪八戒的事，我七年前就做过了。不行，帮我找件袈裟，这次我一定要当唐僧！”
1949年初，蒋介石在会议上说：“这个是，既然我们的兵是好兵，我们的将是好将，这个是，那为啥子总打败仗？这个是，原因就在于我们党内出现了叛徒，他们和**勾结。现在，有人鼓吹和谈，和谈什么？这个是，监察院、立法院的某些人根本不替党国想一想……”于右任后来骂道：“这个是，这个是……个屁！”
一次，蒋介石在长沙召集北伐军高级将领开会。会议结束后，老蒋在检阅军队时竟然不小心从马背上跌落下来，样子极其不雅。这一幕被众将士看在眼中，大家都被惊得面色俱变。唐生智却兴高采烈地去问顾和尚（此人身世不详，不过在湖南军政界颇有威望，众人对他都相当优待）询问吉凶。顾拨拉着手指，念念有词地说：“大将出师，折旗坠马，都是大凶之兆啊。你看着，数日之内，你就可以取而代之。”果然后来发生了蒋、唐之战。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此战是发生在蒋、冯（玉祥）、阎（锡山）之间的。当时，为了鼓舞士气，蒋介石亲往陇海前线督战。5月31日，其所乘的专列秘密停靠在朱集车站（今商丘），战时临时指挥部就设在列车上。当天晚上，距离火车停靠地不远处的归德机场被冯玉祥部袭击，蒋军损失了十二架飞机。此时，蒋介石身边只有二百人左右的卫队保护着。倘若冯军突袭，这些人不堪一击。身处险境时，蒋介石一个人躲在车厢里，双膝跪地向上帝祷告：“上帝在上，请你大显神通，在今夜护卫中正脱险。此事一了，我即洗礼入教……”结果，冯军果然没有发现躲在列车上的蒋介石。
当初蒋介石在搞“新生活运动”时，要求下属“三不准”，即不准抽烟、不准娶妾、不准留西发。没想到，他的爱将陈布雷违反了“三不准”，而且是一条没落。陈布雷此人不爱理发，两个月才理一次；喜欢抽烟，一天之内就能抽一听“三五”牌香烟，和老蒋所搞的“新生活运动”相对抗。
在陈毅写给杜聿明的信中有这样一句话：“你为什么不为人民服务，而是为四大家族服务？”杜聿明不明白，问部下：“四大家族是谁？”部下答曰：“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和陈果夫、陈立夫。”杜聿明非常生气，怒道：“老蒋真他娘的，当了四大家族，竟然不告诉我！”
1941年冬，在昆明担任蒋介石和宋美龄警卫部队的是陈明仁部。蒋、宋二人非常欣慰地看到担任警卫士兵的衣着、装备都比较好，军容军纪良好。几天后，蒋介石、宋美龄在乘车外出时，途经壁关附近的公路。二人看到，正在修筑工事的士兵衣着破烂不堪，于是蒋问此为何人的部队，有人答是陈明仁部。
陈诚有很多过人之处，而且做官比较清廉，可谓两袖清风。在他进入黄埔军校学习不久，蒋介石就特别赏识他。因为蒋的欣赏，陈诚的官升得很快。1930年后，他已经是第十八军军长，同时还兼任着第十一师的师长，俨然成为中央军嫡系的骨干。这时，蒋介石夫妇就开始关心他的婚事了，这二人决定要将他和谭祥凑成一对，这样不但能让九泉之下的谭延闿欣慰，而且还能笼络陈诚。经过宋美龄的精心安排，陈谭二人见了面，彼此感觉也不错。于是陈诚与原配办完离婚手续后，于1932年元旦和谭祥在上海正式结婚。婚礼上的证婚人就是蒋介石夫妇。从此之后，陈诚的身份又多了一个：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干女婿，自然更受蒋介石重用。
宋希濂在昆明时，其夫人担心他会搞外遇，于是对他严加看管。一天，因为宋回家时已半夜了，他的夫人拷问他去做什么了，宋答打扑克去了。宋夫人不信，于是宋希濂顺手从兜里掏出一把钱作为证据，并说：“你看，这就是我今天晚上赢的钱。”宋夫人非常生气，顺手抢过钞票扔到炉盆里烧了。此事被蒋介石得知，他责怪宋说：“你夫人竟然把钱烧了，难道你们很有钱？这要让别人知道，影响多不好啊！”
1903年，教育部部长王世杰受蒋介石之命在国内推行简体字。此时，身为国民党中央常委、考试院院长的戴季陶因事没有参加此项事务的讨论，所以并不知情。当他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十分生气，跑到蒋的办公室叫嚷着，说简化汉字的行为荒谬透顶，还将破坏中华几千年的文化积淀，并说教育部趁他不在京讨论这么重要的事情，纯粹是想避着他。蒋介石向戴季陶做了些解释，但戴听不进去，坚持自己的态度，并多次在公共场合说若教育部不收回《简体字表》，他将不再参加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召开的任何会议。蒋介石虽然对戴季陶的所作所为不满意，认为他太过分，但奈何他是国民党元老，无奈之下只得下令暂不施行简化汉字。1936年2月，在戴季陶的督促下，蒋介石又下达了“不必推行”简化字的命令。
深知蒋介石脾气的陈立夫，在接任教育部长一职时，曾要求蒋：“我接受此职的前提是，校长不能骂我。倘若校长对我发大脾气，那我次日就辞职。”果然在他担任部长的二十五年中，他从来没挨过蒋介石的骂。
粤系将军余汉谋曾说：“和老蒋打交道，一定得有自己的本钱。另外，对自己的职责别认真才是对的！”
1947年12月，共产党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做了题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此报告的文本被老蒋看到后，他生气地将报告摔到陈布雷面前说：“看看人家写得多好！”陈布雷按捺不住自己的火气，回之：“那可是人家自己写的！”老蒋气得差点儿背过气去。
据蒋介石的贴身侍卫和将领们在回忆录中的记载，蒋介石一生有“三不喝”，即茶不喝、酒不喝、咖啡不喝。他常年只喝清水，饮食也相当清淡，基本上是清粥小菜。
因为自己不吸烟，所以蒋介石极其厌恶满身烟味的人，这种态度在对待自己的嫡系部队时特别明显，而在对待非嫡系将领时，他还是可以忍耐一下的。如果对方是黄埔子弟，那就要倒大霉了。倘若黄埔子弟被他发现手指被烟熏黄，或让他闻到身上有烟味，那么老蒋就要大发雷霆。在他看来，凡是“吸香烟者一定爱吸鸦片”。他的几个亲朋故旧，就是因为沾染了“阿芙蓉”的烟瘾，最终被他冷落。因此倘若晋见他的人烟瘾极大，那么此人一定会提前躲进陈布雷的办公室猛抽几口，接着脱下外套放在风口处吹吹。一番料理后，这个人才敢迈进老蒋的办公室。不过，陈布雷算是一个特例。作为蒋介石的笔杆子，陈布雷不但获准可以随处抽烟，而且隔三岔五还能得到美国人送给老蒋的三五牌香烟。
蒋介石平时吃饭以八分饱为准，但他却从不记着添饭的次数，于是蒋夫人宋美龄就担当起了监督的任务。有时候，就餐的小菜太对老蒋的胃口了，他吃完两小碗还想再添。这要是在宋美龄在时，往往被及时阻止。一次，宋美龄不在身边，蒋就让侍从为自己多添了一次饭，结果饭后老蒋感觉胃不舒服，问明白之后知道是自己多吃了一碗饭，还发了脾气。
1925年，少年蒋经国到上海浦东中学上学。当年恰好发生了“五卅惨案”，蒋经国因为四次参与示威活动，被学校开除了学籍。
蒋经国在苏联时曾做过骑兵，在此期间发生过一件趣事。一次骑兵们列队等待检阅时，因为身材矮，蒋经国被排到了最后。检阅官远远地看去，竟然看不到马头下的蒋经国，于是问：“最后那匹马为什么没有士兵？”
伏特加酒是俄国人的最爱，蒋经国酒量很好，还在喝酒时教俄国友人划酒拳助兴。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学校为其起的俄文名字是“尼古拉”。同学徐君虎戏谑地说：“蒋经国同志，你的这个名字相当不吉利。你看，‘尼古拉’的意思不就是你苦啦吗？这下子，你在这儿有苦受了！”
1927年，蒋经国的留学生涯因为中国国内的情势变化而发生了变化。那一年，蒋介石决心“清党”，国共两党间的关系日益恶化。当年4月21日，远在俄国的蒋经国在《消息报》上刊登了一篇自己的文章，向自己的父亲提出严正警告：“介石，我不认为你会听到我要说的话，你也可能根本不想读到它们……现在我要说，革命是我所知道的唯一要务，今后我不再认你为父。”因为此事，他顿时成为当时的新闻人物。盛岳是蒋经国在中山大学的同学，二人一起在苏联留学，他回忆时曾说：“蒋经国发布声明后，不管我们去哪里，见到我们的人都会问：‘蒋介石的儿子在哪儿？’蒋经国可谓一夜成名。”
蒋经国回国后，在父亲蒋介石的安排下，在溪口家乡读书。这是一段“洗脑”式的读书生活。当时为其补习中文、助其研读古书的徐道邻，是蒋介石专程请来的。其父是北洋军阀徐树铮，而他则是南昌行营设计委员会秘书，是为政学系的少壮分子，深受蒋的器重。此人后来官至国民党行政院副秘书长。当时恰好张学良也被蒋介石软禁在雪窦寺“读书”，蒋经国也曾奉命和张学良一道读书。
1936年，蒋纬国赴德国学习。刚到德国时，蒋纬国受到了希特勒的热情接待和悉心照顾。1939年，蒋纬国提出回国的要求，希特勒并没有难为他，还极其谨慎地派人将他护送出国境。
1937年7月，抗战爆发。1938年1月，在这时代发生大变局的时刻，蒋经国出任江西省保安处少将副处长。因为他所做的一系列的工作，人送美名“蒋青天”。
蒋经国在赣南禁赌时，他最擅长的就是做游戏。每次赌徒一旦被抓住，蒋经国就命人扒光其衣服，然后让其穿上一件印有“赌棍”二字的特制红背心游街，或是扫马路、扫厕所；即使是女性参与赌博被抓住后，也是同样的处罚方法。
身为有妇之夫的蒋经国在主政赣南期间，在结识了青年干修所的学员章亚若后，很快就坠入了爱河。二人同居后，生下了章孝慈、章孝严（后改姓蒋）。一位名叫王升的学员与章亚若拜过把子，在章蒋二人之间又充当过掩护者，日后成为蒋经国的心腹。原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曹聚仁曾和蒋经国长期相处，对“小蒋”的个人生活给出过如下评语：“相比于其他要人，他并不更荒唐，但也不是不荒唐。”
章亚若，毕业于南昌中学，美丽而富有才情，蒋孝慈、蒋孝严之母
其实，对于儿子蒋经国和章亚若的恋情，老蒋在开始的时候就了解内情。后来，章亚若生了双胞胎后，蒋经国就将此事正式告诉了父亲。当然，这件事最终也传到宋美龄耳朵里，自己做了祖母，她自然也很高兴。蒋介石当时连声说“好”，还叮嘱蒋经国：“好好地照顾他们母子，但此事不可张扬，谨记！”随后，蒋介石命人暗中为章送去一笔钱，叮嘱她安心静养。双胞胎满月的时候，蒋介石特意允许蒋经国将两个孩子按蒋氏宗系的排行，就像孝文、孝章一样，取“孝”字辈排行。于是蒋经国为两个孩子分别取学名“孝严”“孝慈”。虽然两个孩子当时暂随母亲姓章，但还是被列入蒋家“孝”字辈。
蒋经国经常在口中哼唱：“两只老虎，两只老虎，四只脚，四只脚，一只没有尾巴，一只没有脑袋，真奇怪，真奇怪！”每每唱完，他还问大家自己唱得好不好。众人皆夸：“好听！”于是“小蒋”便接着唱：“我骑驴牵马，来到潼关，待我下马一看，只见两个大字：潼关呀潼关……”然后问：“我唱得好听吗？”随从答道：“还是两只老虎好听啊！”
蒋方良居住在杭州时，因为蒋经国长期不在身边，就经常抽烟、打麻将打发时间。可惜她手气太差，逢赌必输。于是每次钱输光时，也就是她去南京找宋美龄的时候。她见到宋美龄时，常常亲热地喊：“妈妈……”次数多了，宋美龄就琢磨明白了其中的奥妙。一次，蒋方良又来见宋美龄，宋哭丧着脸说：“黄毛一定是又输光了，找我要钱来了！”
蒋方良，白俄罗斯贵族，在苏联劳改现场与蒋经国认识并结婚
开始的时候，因为蒋经国的洋妻子蒋方良长着红眉毛、绿眼睛、高鼻梁，所以其母毛福梅对这个儿媳妇很不习惯。但两个活泼又有趣的孙儿、孙女令她爱不忍释。蒋方良到了中国后，没多久就开始穿起了旗袍，还学着用筷子，甚至可以慢慢地说些宁波话。这就更让毛福梅开心。在溪口时，蒋方良正怀着蒋孝章，但她仍然下水游泳。毛福梅看到后，吓了一跳，说：“小心你肚子里的小经国呀！”蒋方良调皮地答道：“NO！是小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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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2-27 13:5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