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史上，盛宣怀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被后人誉为“中国早期工业之父”。作为“红顶商人”，胡雪岩在他面前也显矮了三分。他推动了中国商业现代化的进程，其一生创造了中国的诸多第一：除1897年建成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1895年创办中国第一所正规大学——中西学堂（1896年改名为北洋大学堂），他还于1904年在上海创办红十字会并任中国红十字会首任会长；是张裕葡萄酒公司的创办者。张之洞对他的评价：“可联南北，可联中外，可联官商。”
盛宣怀在家中兄弟六人中，排行老大，属于盛家的“怀”字辈。他的二弟盛俊怀、三弟盛廷怀和四弟盛寰怀都不幸早夭。五弟盛星怀候选知府，不幸于甲午战争的朝鲜战役中遇难。六弟盛善怀也英年早逝。可以说，盛家兄弟六人中，只有盛宣怀一枝独秀，不但长命百岁，多子多孙，而且一生官运亨通。
科举落第是盛宣怀一生三大憾事之首。1866年，盛宣怀和弟弟从湖北回到常州，准备参加童子试。结果兄弟二人一同考中秀才，这相当于初中毕业了。可是随后在1867年、1873年、1876年三次乡试中，他都榜上无名。这就使得他在进士遍野的封建官场中见人矮上三分。
1916年4月27日，在全国一片“倒袁”（反对袁世凯）的呼声中，盛宣怀在静安寺路老公馆呼出了最后一口气。不久，他的老对头袁世凯也魂归九泉。对于盛宣怀之死，招商局下半旗三天以示哀悼。盛宣怀的一生，可以说是疲惫、焦虑而又光彩四射的一生。《民国日报》曾发表评论，说“盛固一世之雄也”，其在世时创办了轮船、电报、钢铁等一系列的富强要政，还说这位中国最大的富翁创办的汉冶萍公司资产已达两千万元。
1897年5月27日，中国第一家自办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在盛宣怀的极力斡旋下成立。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通商银行先后开办了七个分行，遍布天津、汉口、广州、汕头、烟台、镇江和北京等城市。两年后，该银行的结账周期已达到六个月一次，除正常开销外，股商已获利四十万两白银，户部也获得十万两利银……此时，开办于上海的汇丰银行已经有三十多年的历史，英商丽如银行已经有五十二年的历史。
1917年11月18日这一天是冬至，盛宣怀的灵柩在遵照其家乡的风俗在老公馆停放一年半后举办出殡仪式。对于这次盛典，《申报》和《民国日报》均以大幅版面加以报道。《民国日报》刊文称，相比于一个月前冷冷清清的国庆纪念，盛宣怀的出殡仪式却万人空巷，人头攒动，国人不知为何竟“轻视国庆而重视一人之丧如此”！
说起盛宣怀进入李鸿章的幕府，还要感谢杨宗濂，是他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杨宗濂之父杨延俊和李鸿章不但是同年的举人、进士，而且在考进士的时候，二人还在同一个考场。当时第一场考试后，李鸿章突发疾病，是同一考场的杨延俊为他熬煮汤药，直至三场考试结束，二人才“挟掖出闱，遂同捷南官”。此后两人又同时金榜题名，因此交情之深厚自不必说。
盛宣怀精心构思了中国轮船公司的发展蓝图。当时李鸿章出于对资金的考虑，在关于轮船招商局的正式建立问题上，没有将主管一职交由盛宣怀，却想办法将上海怡和洋行的买办唐廷枢挖来，让他担任招商局总办一职。同时，李鸿章让宝顺洋行的买办徐润担任会办一职。至于盛宣怀，也是个会办，和徐润平级。
1880年秋，盛宣怀受李鸿章任命，开始创办电报事业。在盛宣怀的主持下，中国电报局以“遏洋线进内地”“分洋商之利”的原则，在数年中就有了很大的发展，“电报商线纵横数万里，设局百数十处”。“一气呵成”的电线网络，在国内覆盖面极大，几乎覆盖全国；在边境地区，又和国外的线路相通，为清王朝政治、外交、商务的发展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当然，军事上的作用更是不可估量。
1900年是庚子年，这一年是百年来中国历史上最“热闹”的年头之一。当时，北方义和团纷起，冲天的火光充斥在北京城里，庄王府前动辄上千人于此丧命。义和团以风卷残云之势将凝聚着盛宣怀心血的电报、铁路等设施摧毁得乱七八糟。在此危急时刻，盛宣怀凭着自己官商的身份，在长江以南不动声色地看着这场席卷江北地区的战火燃烧，不惜“抗旨”使江南地区免遭战火蹂躏。
在李鸿章的心目中，袁世凯和盛宣怀二人都是他的得意门生，但前者令其欣赏之处是在政治上，后者则在经济上。事实上，这两人也的确在相关的领域发挥了他们的专长。袁世凯虽然具备驾驭北方局势的能力，但他缺少敛财的本领，这阻碍了他小站练兵、培养党羽、结交势力。于是，他对盛宣怀手里的实业十分眼红，总想从盛宣怀那里捞一点儿。因此，这二人虽然没明着争斗，但暗地里却各怀心思，互相防备。
1900年6月21日，慈禧懿旨一下，中国同时向十一国列强宣战。诏令下达的当天，张之洞等人皆对慈禧的命令持反对意见，李鸿章甚至公开和慈禧唱反调，致电盛宣怀，叮嘱他：“乱命不可从之！”盛宣怀比之其师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一方面飞书各地，声称这道旨意是假的，是被义和团把持下的朝廷下达的，大家不可执行这个命令；另一方面，他还私下给各地督抚发密电，让他们对朝廷的这道命令不要声张，不要转发，更不要执行，否则会引起形势剧变。
想当初，盛宣怀首次办铁路，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修铁路，却是拆铁路。当时，英国怡和洋行没经清政府允许就在上海修了一条吴淞铁路。清廷对此非常恼怒，命令李鸿章马上处理。李鸿将此事交付盛宣怀处理，让他去面对号称“洋行之王”的怡和洋行。于是盛宣怀本着恩师“先用钱买下来，再拆掉”的原则，开始了平生第一次“修”铁路。
1903年底，清政府实行开放铁路修筑权政策，其实是在变相地削弱盛怀宣的权力。此后，各省纷纷设立了自己的铁路公司。面对这种境况，盛怀宣经过反复思考，最终意识到问题的根本在北京。他意识到自己只顾拼命工作，没有及时观察朝廷里的情况，更没有及时“运动”。于是他就将自己的亲信，同时还是同乡的实业家兼藏书家陶湘派去长驻北京，任命他为芦汉铁路北路养路处机器总厂总办、芦汉铁路全路行车副监督，为他探听京中的情况，及时把情报传给他。
身为盛氏的心腹干将，陶湘自从长驻北京后，就不断用密电和密信向盛宣怀汇报京中的情况。遇到特别机密的情报，他就派专人送信回上海。为谨慎起见，在发给盛宣怀的信中，陶湘用古代人名代替朝廷大员的姓名，如用“青莲”指代李莲英，用“三藏”指代唐绍仪，用“卧雪轩”指代袁世凯，用“青公炉房”指代李莲英开的银号，用“段干木”指代段芝贵……如此诡秘的信件，令九十多年后的当代人读起来一头雾水。
为了帮盛宣怀更好地打通上层的关系，陶湘详细地了解了宫中皇亲近臣的生日，以便提醒盛宣怀到时送礼。如他在信中这样说：“11月23日是王中堂的生辰，已定局，唱戏三天，礼可送可不送。今年是胡云楣六十九岁生辰，正日子是腊月十六，现在决定提前一个月做寿，确定唱三天戏。既然和您关系熟络，你人还不在京城，不送也没关系。不过，庆亲王奕劻的生日是二月二十九日，振贝子的生日是三月初四，这两人的生辰礼是一定要送的。”
当初李鸿章在北上和八国联军签订条约前，曾要求盛宣怀襄助。盛宣怀就说先要听取一下自己的老父亲盛康的意见。此时，盛康虽然已经退居苏州留园养老多年，但对时局却了解得清清楚楚。盛康给儿子的建议是“时局如斯，宜退不宜进，汝其审之”。于是盛宣怀就以自己的父亲不允许去为借口，拒绝了老上司李鸿章。
1912年，元气大伤的盛宣怀回国了。此时，他创办的汉冶萍虽然得以保全，但盛家的产业还没还给他。于是他只好请老亲家孙宝琦向大总统袁世凯求情。为此，他不得不把自己在府学胡同的大花园洋房出让给了袁。
孙宝琦由于为官时清廉刚正，没有刻意地为自己敛财，民国后，他又多次辞官不做，加上家中人口多，后来生活就比较困难，经常捉襟见肘。因此，每逢他辞职离京，朋友和老部下就主动为他操办路费和行李。他在最后一次辞官南归后，发现杭州的祖宅因为年久失修已经无法居住，于是不得不借住到上海哈同花园里，一直到去世。当初他举家离京返乡时，实在付不起房租。房东是参与修建北海的工程师，因仰慕他的为人，就不准备要他的房租了。孙宝琦内心愧疚，就将原来从法国带回给女儿学习的两架钢琴送给对方，作为谢礼。
盛宣怀的亲家孙宝琦有二十四个儿女，其中儿子八个，女儿十六个。而孙宝琦的亲家、身为“洪宪皇帝”的袁世凯有十三房太太，生了三十二个儿女，其中儿子十七个，女儿十五个。湖广总督李瀚章是李鸿章的大哥，他有六房太太，这六房太太为他生下二十一个儿女，其中儿子十一个，女儿十个。过去在上海新客站附近住着一个叫朱幼鸿的富商，他是我国第一代私营棉纺业老板，人送绰号“叉袋角朱家”。朱家也是人丁兴旺，只男丁就可以从朱一一直排到朱三十二。排在最后的朱三十二是当代作曲家朱践耳，他就是《唱支山歌给党听》《接过雷锋的枪》的作曲者。
当初，南京政府将向日本借款和应对日本提出的关于中日合办汉冶萍的问题交给盛宣怀处理。由于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态度前后不一致，忽而要合资，忽而要独资，于是身为中间人的盛宣怀备尝里外不是人的滋味。
盛宣怀个人出资，拿出十二万两白银请上海德国商人开办的荣华商行，为紫禁城内和颐和园都安装上了电灯。
从1911年底到1914年底，盛宣怀不停地想办法“讨回”自家的产业，为此，在整三年的时间里，他前后花费了五十万两银子。然而，结果并不如人愿，直到1914年底，才收回了义庄、田房、公产，“尚有典当九处，闻已浸渔过半，即使收回，亦无实际，仅免没收恶名耳”。没想到，将这些家产收回一年半后，盛宣怀就溘然长逝了。一生办实业的盛宣怀根本没有想到，自己在人生最后几年的生活，过得就像乞丐一样，不得不靠到处乞讨为生。
在七位夫人中，盛宣怀最宠爱刁夫人。这位刁夫人心地善良，为人乐善好施，“寒者衣之，饥者食之，无衣者周之，历久不倦”。因此在她去世的时候，“东海贫民以至于乞丐，皆长跪塞途痛哭失声，盖感之深者”。
刁夫人出身青楼，是盛宣怀为她赎的身。她来到盛家的时候，董夫人还在世。因为聪明伶俐，十分能干，加上对长辈和董夫人谦恭有礼，她深得府内人心。董夫人也很喜欢她，不但不嫉妒她得宠，还待她如妹妹。后来，董夫人和她“分工”明确，前者坐镇府中，为盛宣怀守住大本营，生儿育女，是“压寨夫人”；后者跟随盛宣怀左右，服侍他的生活起居，成了他的“外勤夫人”。
身为旧时官场上的达官贵人，盛宣怀和其他人一样，妻妾成群。他一生共娶了七房太太。出身于青果巷里的大户人家的董婉贞是他的常州同乡，也是他的原配夫人。其本家堂弟就是在中国现代史上颇有盛名的司法界名人董康，盛家毓字辈后代以舅公称呼他。董康此人一生颇有建树，他不但做过法律学校的校长，还曾为了将实用的西洋书籍介绍到国内，和赵元益创办译书公会。当时上海的《时务报》就是他和梁启超创办的。作为著名的收藏家，他不惜花费重金于日本购回一批国内已经失传的珍籍秘本。晚年的时候，他因为担任敌伪时期的司法部长，在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逮捕，死于狱中。
世人对刁夫人的评价极高，不但盛宣怀的其他六位妻妾无法与之相比，就连盛氏家族中所有的夫人、太夫人，也没法和她相比。在盛宣怀创业初期，刁夫人几乎是他的倚靠。每逢盛宣怀遇到问题，只要刁夫人出面问题就能迎刃而解，可谓“手到病除”。
刁夫人去世后，庄氏入门。不过，庄氏比较严肃，平时不苟言笑，为人比较严厉。一旦家中有大事发生，她一定亲自处理。辛亥革命爆发时，盛宣怀逃亡日本达十个月。当时上海局势混乱，庄氏一手支撑了盛家内外事务，这是庄氏处理的最重要的两件大事之一。第二件大事发生在盛宣怀去世后。盛宣怀去世后的十年间，面对世态炎凉，面对生活中的惊涛骇浪，庄夫人凭着以一当百的能力，统筹全局，使得盛家的财产在她去世时（1927年）仍能维持在一千万两银子的数额。
庄夫人嫁入盛家后，盛宣怀不断升迁，官职越来越大，可谓仕途顺畅。同时，盛家的财产也越积越多。到辛亥革命前夕，盛家在外还相当风光。这段足有二十年的风光日子或和庄夫人的“帮夫运”有关。
盛宣怀的七女儿盛爱颐是庄夫人所生。当初一表人才的宋子文从美国留学归来，其长姐宋霭龄将他引荐给盛老四盛恩颐，做了盛恩颐的英文秘书。盛爱颐对宋子文一见钟情，庄夫人对他的第一印象也很好。后来，庄夫人从大管家李朴臣那里得知宋家是广东人，信奉基督教，宋子文的父亲是教堂里拉洋琴的，考虑到两家门户不相当，便对两人的交往持反对意见。
1928年6月，为了争夺家产，七小姐盛爱颐与自己的三个哥哥盛恩颐、盛重颐、盛昇颐和两个侄子盛毓常、盛毓邮对簿公堂。9月5日，这桩历史上第一件女权案开庭审理。当日盛况空前，此事不但引起全社会的关注，还引起法律界的高度重视。开庭当日，旁听者众多，江一平、詹纪风等名律师也到庭旁听。
1923年2月，孙中山在广州建立革命政权。宋子文在二姐宋庆龄的引荐下，投到孙中山麾下，从此步入政坛。当时孙中山催促宋子文尽快到广州帮自己处理事务，宋子文就想劝七小姐盛爱颐与自己同行。从小娇生惯养的盛爱颐离不开母亲，更离不开盛公馆的优越生活，最后以一把金叶子（金质的树叶造型的礼金）为宋子文送行。当时上流社会送人金叶子作为礼金，比直接送人钞票显得高雅些。七小姐知道宋子文经济上并不宽裕，送他金叶子是给他做路费的。宋子文对盛爱颐深表感谢，并言明这些金叶子算是自己借用。1930年，宋子文回到上海，此时张乐怡夫人已经陪在他身边。
盛老四（盛恩颐）是庄夫人的亲生儿子，他花钱的“豪举”在上海滩是出了名的。上海滩进口的第一部德国奔驰牌轿车，就是他买的。为了显山露水，他把方向盘换成了银的，上面刻上自己的名字（第一号汽车牌照的拥有者、宁波房地产巨商周莲塘的二儿子周纯卿，买下豪车之后，也把方向盘和车灯换掉，连牌照也是自己设计的）。他的汽车租界牌照是4444，中国牌照是4，与他排行老四吻合。
盛恩颐的原配夫人是民国总理孙宝琦的大女儿孙用慧。由于从小就随父亲在英法等国生活，孙用慧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清朝末年，她还和三妹一起奉诏进宫为慈禧当口语翻译。孙用慧才貌双全，做事果断，为人正直忠厚，非常像她的父亲。她之所以能成为盛家的儿媳，也是盛宣怀用心谋算的结果。盛宣怀在京为官时，为了接近袁世凯，就想找一个能和袁世凯说上话的亲家。同时，他又想，将儿子送出国留学，儿子的身边就需要有一个不但能干而且懂英语的太太陪伴。就这样，孙府大小姐孙用慧进入了盛宣怀的视野。嫁入盛府的孙用慧无法接受盛老四在府外的“小公馆”，为此特意请人为丈夫算命，想知道什么时候盛老四才能不惹那些“烂桃花”。结果她大失所望。因为算命的告诉她，盛老四终其一生都将“桃花”不断。无奈之下，孙夫人只好就此作罢。
除了孙夫人外，八太太鉴冰在盛老四的太太中是最具知名度的。八太太本姓金，住在静安寺附近的一幢三层洋房里。五四时期，身为妙龄少女且极富爱国热情的八太太积极参加组织“青楼救国团”且大显身手，因而在会乐里一带颇有名气。
清末扬州大盐商周扶九的第三个孙子周孳田，人送绰号“周三”，与盛老四关系最密切，是他最好的朋友。时人以“周三盛四”称呼他们。此二人是当时上海滩上的一对活宝，每逢出行，他们的身边总有一大群人前呼后拥，行动起来风驰电掣，可谓风光无限。
周三周孳田喜欢买车，早在十几岁时就背着他的祖父向财房要钱买车。账房投其所好，无论他所要数额大小，一概满足。同时，打着自己的小算盘的财房无论什么开支，都算在他的头上，可谓利用他发了财。周三为他的每个姨太太买了一辆车，前后共买了十二辆进口轿车。他还在跑马厅养了二十匹马，真是花钱如流水。比之周三，盛四更是大手笔，他不但为每个姨太太配上一部进口轿车，而且还为她们每人各配一幢花园洋房，附带一群男仆女佣……最牛的时候，盛四在跑马场养了七十五匹马。他曾在赌场把北京路、黄河路一带有着一百多幢房子的弄堂，整个儿输给原浙江总督卢永祥的儿子卢小嘉，创下自己在赌场的“最高纪录”。
曾有一个牌友这样描述盛老四的生活：“盛老四白天睡觉，一直睡到下午四五点才起床。起床后，他如果发现有事要用钱，家里的现钱不够，而银行已经关门，就随便从家中拿一件古董玩意儿到当铺当来钱用。第二天银行营业后，他就派人到当铺再把古董赎回来。可以说，当铺差不多成了他的第二个银行。”
晚年的盛老四穷困潦倒。有时候，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之子李厚甫和他在街上遛弯儿。他们在一家大饼油条店解决早餐后，继续往前就是襄阳公园。两人想进公园坐一会儿，可无论谁也拿不出买门票的钱了。
盛老三盛文颐是盛宣怀的堂侄。抗战期间，此人成为日本人羽翼下的上海滩“烟毒霸”。此外，臭名昭著地“统筹”了整个沦陷区食盐买卖的“裕华盐业公司”的头头也是他。因为他管着黑白两道的这两大肥差，因此得了一个绰号“黑白大王”。
平时，盛老三身边只有一个如夫人陪伴着。这个如夫人常常手戴一枚重达二十八克拉的大钻戒四处炫耀。
盛重颐是盛宣怀的第五个儿子。抗战期间，盛重颐没有去重庆，在上海的行为又涉嫌亲日，因此在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以汉奸罪没收了他的整幢花园洋房。无奈之下，盛重颐就请妹妹盛关颐到宋子文那儿替自己求情。虽然盛关颐和宋子文有过一段感情，但对此事也颇感为难。最后，盛关颐到宋美龄面前哭诉。宋美龄耍了一个小手腕，让盛关颐到盛重颐的房子中去住。在平息外界的舆论后，盛老五就顺理成章地收回了自己的房子。后来宋蔼龄在自己房子装修时，也到这里借住过一段时间。
苏州彭氏是盛老五的原配夫人。彭夫人长得极美，但最后不知为何和盛老五闹了离婚。盛老五的另一位太太是当年上海滩赫赫有名的“绿牡丹”陆琴。辛亥革命时，陆琴是上海沪军都督陈其美的小妾。二人结婚后，起初恩爱非常，还生了一个叫鸣玉的女儿，她也给盛老五惹下过大麻烦，因为虐待丫鬟致死而背上恶名。
“绿牡丹”陆琴在生前曾说，自己过着全中国人中最好的生活，她穿的内衣、用的毛巾等都属于“一次性”用品，首饰更是数不胜数。陆琴对孩子们很慷慨，每年过节时都给他们每人一大把压岁钱，因此很受孩子们喜欢。
20世纪50年代，陆琴回到上海清理自己的房地产，随后去了香港。不过，她到香港不久就生活落魄了。她的女儿在开始上大学的时候，条件优越，出门乘坐的都是小汽车，等大学毕业的时候，就只能乘坐大客车了。她的女儿最后做到前港督府的二等秘书和新闻署的总管，她的丈夫是香港颇具名望的建筑设计师。
盛重颐此人非常“花心”，即便生活潦倒不堪，也风流依旧。最后，他甚至连陆琴也不喜欢了，和自己的一个外甥女生活在一起。等他一死，这个外甥女就跑到台湾做了别人家的用人。
在老上海人心目中，盛家公子们都多金、多女人，好赌却不擅赌。因此，盛家老太爷留给他们的遗产就可想而知去了哪里。
东华足球队在昔日的上海相当有名，曾于20世纪30年代创下辉煌的战绩：1933年，这支球队远征菲律宾，创下六战五胜一平的佳绩；1934年，这支球队参加“西联会”（即上海足球联合会）举办的比赛，拿走了五项主要锦标中的四项第一，从而创下一个球队夺锦的空前纪录；1935和1936年，这支球队又参加“史考托杯”赛，在和洋人的对垒中连续获得两届冠军……在历史上，这支足球队崛起的时期被称为“上海足球史上第二个黄金时代”。也是这支足球队使得上海一跃成为远东足球重镇。世称盛老七的盛宣怀的七儿子盛昇颐（萍臣）就是这支球队的老板。
有了孔祥熙、宋蔼龄的提携，盛老七的官越做越大，成了盛家第二代中最能干的人。抗战前，他担任国民党苏浙皖统税局局长，江南一带的税收大权被他把持，人送绰号“财神老爷”。
和中国红十字会创始人吕海寰的女儿离婚后，盛老七就娶了上海名妓“白牡丹”。这个“白牡丹”虽然出身青楼，却拥有女大学生的风度，在上海滩的社交界极负盛名，因此极受盛老七喜爱。一次，盛老七带着“白牡丹”去给孔家公子孔令侃介绍女朋友。没想到，孔公子竟然看中了“白牡丹”，盛老七虽然后悔不迭，但也不得不将“白牡丹”出让。不过，幸运的是，孔家公子对“白牡丹”动了真情，直到其八十多岁时，孔公子还在香港的香炉山买了一幢房子，供她养老用。
盛家八小姐盛方颐和江西的彭七彭震鸣结婚后，将“87”作为他们的私人轿车的号码。这个号码指的就是盛方颐和彭震鸣在家的排行。
盛宣怀的四女儿盛樨蕙结婚时，盛家陪送了一百万块银元，这还不算其他金银首饰。盛樨蕙嫁入邵家后，公婆对她百依百顺。据邵家人说，盛樨蕙在玩儿麻将时，身边会放着一个装满了金刚钻的精致的景泰蓝小罐子。一旦自己输了，她就用小罐子里的金刚钻付赌资。
除了盛家外，袁世凯和许多皇朝贵族、京卿大吏也是孙宝琦的亲家。当初庆亲王奕劻主动提出和孙宝琦结为儿女亲家，孙宝琦被吓得半死，推辞说：“我可不敢将女儿嫁与贵府公子，我办不起嫁妆呀。”奕劻体谅地说自己会准备好东西，晚上送到他的府上，等新媳妇过门时再带回来。
20世纪30年代，盛家四小姐的长子邵洵美在中国文坛上享有“孟尝君”的美誉。他之所以得此美名，皆因其肯为文艺和朋友花钱，甚至为出版书刊卖房卖地。也因为这个原因，邵洵美到后来“车子越坐越大，房子越住越小”。
1929年，邵洵美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新月书店。此时，胡适、林语堂、沈从文、梁实秋、卞之琳等都是新月派的成员。这段时期，新月派出版了《论语》《诗刊》《新月》杂志。
邵洵美曾说：“你觉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个浪荡子、财迷、书生，还是官迷、悍不畏死的英雄？全不对，我就是个天生的诗人。”
邵洵美的鼻梁长得和古罗马雕塑人物的很像，他说起英语来不但流利而且幽默。1936年，邵洵美在“上海国际艺术俱乐部”主办的一次晚宴上认识了美国女作家项美丽。项美丽对他一见钟情，为他所俘虏。
抗战时期，为了撰写《宋氏三姐妹》，项美丽请邵洵美陪自己去重庆和香港，将自己引荐给相关的人员。但在香港期间，项美丽却嫁给了另一个男人，而且还为对方生了孩子。
邵洵美喜穿长衫，跳西式舞，舞姿如同“公羊之鹤”。因为他的肤色苍白，因此每逢出门，他都要薄施脂胭，并说自己这是学唐朝人的样子。他喜欢画画，喜欢收藏书籍，还爱好文学，所以他经常在自己的豪宅里举办文学沙龙，来参加沙龙的人众多。他还爱作诗，而且要将诗写在没格子的白纸上。他的字迹洁净秀丽，写在白纸上的诗句行列清晰，大小匀称，甚至可以直接付印。
邵洵美、徐悲鸿、谢寿康、张道藩四人志趣相投，为此结为把兄弟。谢寿康年龄最大，是老大，徐悲鸿是老二，张道藩是老三，还不到二十岁的邵洵美是四弟。他们还组织留学生创办了“天狗会”。
邵式军是盛宣怀的外孙，他在复旦大学读书时认识了蒋冬荣。蒋冬荣是民国初期浙江督军蒋百器的千金。不久二人就开始谈婚论嫁。按照当时上海社会的婚俗，结婚前，邵家要向蒋家送聘礼，这些聘礼应该是一些价值不菲的首饰。可是此时的邵家已经捉襟见肘，不可能拿出像样的聘礼。因为蒋冬荣一定要嫁给邵式军，于是蒋家只好提前偷偷将一批首饰送到邵家，第二天再由邵家堂而皇之地送到蒋府，以此挽回自己的面子。为此，婚后邵式军对太太言听计从。
身高只有一米五的蒋冬荣心眼很多，处事果断，是其夫邵式军的军师。家中每逢来了重要的客人，她就躲到隔壁房间“旁听”。如果是难办的事情，邵式军就先搪塞对方，此时家中的侍从就会进来说太太有要紧的事情请他去一下。此时邵式军就借机抽身而出，到隔壁听夫人面授机宜，然后他就成竹在胸地去应对客人了。
汪伪时期的上海有两个名气很大的大财主，就连汪精卫和周佛海都要卖这两人三分面子。此二人就是盛宣怀的堂侄盛老三和盛宣怀的亲外孙邵式军（盛家四小姐盛樨蕙的五儿子）。
|
发表于 2019-2-27 13:44: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