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的目光”西方人眼里的西藏

Joey

　　真正的蓝罂粟只存在于西藏古老的传说里，人们满怀喜悦地摘走的不过是酷似它的花朵而已。

　　——藏族诗人

　　“他者”是人类学里的一个概念，以“他者的目光”观察自身，有助于加深对自身的认识。但此种“他者的目光”距离他物的本质，却始终隔着一层无法逾越的鸿沟。西藏之所以会成为一种思想造物，某种程度上是这种“他者的目光”误读的产物。

　　这里有个离奇的例子。英国人彼得·霍普柯克梳理完成了一部西方人在19世纪后半叶的50年间，即西藏成为禁地那段时期的西藏探险史《闯入世界屋脊的人》，书中不乏见地，但他对汉语“西藏”二字的涵义竟作了如下的解释：“西藏是从两个汉字衍生而来。一个意思是‘西边’，另一个意思是‘被藏起来’，换句话说就是‘被藏在了西边’”。

　　如果说出于知识上的欠缺而产生的误读尚可理解的话，那么，那些将自己的价值观加于西藏之上的人，就未免有些可鄙可笑了。英国自然科学家赫伯特·斯蒂文斯即为此类典型之一。上世纪20年代末，赫伯特·斯蒂文斯穿越康藏地区探险考察，在其所著的《经深峡幽谷走进康藏》一书末尾，有这样一段话：“康藏高原万岁！希望现代文明不会打破这片神秘土地的宁静和安详；因为随着道路的开通就会有汽车喇叭的喧闹和汽油泵的污染出现在这里，而所有这些令人厌恶的行为都是以人类进步为名义。至少我们要这上帝创造的地球上保留一块净土，不受现代商业气氛的破坏。我的期望是不是太多了？如果深信如此，我将说：康藏高原！保持你那令人惊叹的‘原貌’又有何妨。我只是更爱你。当心啊！别让转瞬即逝的娱乐遮住你的眼睛，侵入你的家园，占据你的灵魂，破坏你的幸福。”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赫伯特·斯蒂文斯在说这些话之前已亲眼目睹过“中世纪土司”辖区内人民的苦难生活——如他书中所述：“一个奄奄一息的人被人用临时拼凑的担架抬着来我这儿，我立即给他服痢疾药，还递给他的监护人一份备用药，但是太晚了——他当晚就断了气……一位母亲的经历令人伤心。为了还债她出卖自己做奴隶，而那个还在襁褓中的女婴连件遮体的衣服都没有。我们无力改变这种可悲的状况。”如果真的要按照赫伯特·斯蒂文斯所期望的，为地球保留这样一块“净土”的话，那种可悲的状况又如何能够得到改变呢？

　　上世纪30年代，詹姆斯·希尔顿出版的《消失的地平线》里，明确提出了此后影响深远的“香格里拉”概念。香格里拉的神话，是西方人“他者的目光”之下关于西藏的最为典型的思想造物。有人曾对此做过精辟的评论：“人们发现了高度现代化带来的许多难以补救的社会弊端……而号称世界第三极的西藏不仅地理位置独特、封闭、尚未受到现代化冲击，而且这里生活着相对与世隔绝、智慧却又十分知足自得的西藏人民，他们还有自己古老独特又神秘莫测的宗教传统。这一切正好符合西方人对一个理想的、失落了的过去的构想。于是西藏在他们心目中变成了世界上最后的一块净土，变得神圣不可侵犯。”

　　“后现代”社会里为物质文明所异化的西方人，将无以排解的内心迷惘诉诸虚幻的香格里拉，犹在情理之中。未想到经济奇迹下信仰空白的国人，竟也过快地步了西方人的后尘，香格里拉情结一时四处蔓延。近几年，以保护“香格里拉的西藏”之名义反对青藏铁路开通的声音不绝于耳。其中除了西方人，内地人持类似观点者亦为数者众。如果仔细分析一下，不难发现，把现代文明等同于“污染”、呼吁西藏保持“原生态”的人，恰恰是那些占有大量资源、享受着现代文明成果的人。

　　西方第一幅标出西藏的地图。一直以来，西方人都把西藏称为“图伯特”，英文词是“Tibet”。“Tibet”一名，由古代阿拉伯旅行者自中国学得。说得更准确一点，“Tibet”一名应源自突厥人和蒙古人，因为他们称藏族为“土伯特”。

　　从某种意义上完全可以把这些人称作“‘香格里拉’原教旨主义者”。因为在他们的眼里，西藏是时间停滞的香格里拉，现代文明只会破坏污染这个地方，而西藏本身的文化，反倒具备了拯救世界的能力，将使西方或世界再生。试想，曾经的那种尚未脱离中世纪传统的西藏文化，果真能给这个世界以精神指导吗？学者李敖先生对此问题的强烈质疑，不是没有道理的。

　　那么，真实的西藏到底在哪里呢？我们通过何种途径，才可一窥西藏的真相？就我所闻，温普林有过一个取巧而睿智的解答：“西藏是一面魔镜，每个人从中都能看到自己要看的东西。于是，在美丽的误读中，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西藏。有天堂化的，有妖魔化的。全世界人民共同编造着关于西藏的传说和故事。”西藏之外的人们，在各自的误读里，寻找着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

　　西方人眼里的西藏

　　如果没有西方的旅行家，那就决不会有西藏的神话。西藏除了是一种地理现实外，还是一种思想造物。

　　——法国藏学家米歇尔·泰勒

　　深藏在青藏高原皑皑群峰之间的西藏，长久以来不为西方所知。早期，西方人眼里的西藏，只是一些零星不详的传说和神话。其中最吸引人也最为奇异的故事要数“蚂蚁掘金”和“长老约翰的国土”。

　　两个传说及其渊源

　　公元前5世纪，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撰述的《历史》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印度以北的某个地方，盛产金子，金子在沙土中，由一种比狐狸大、比狗小的蚂蚁守护。当地上午的太阳最热，所以蚂蚁们一般上午躲在地穴中休息，下午出来活动，若碰到有人来偷金子，见到人畜即咬。印度人为了偷取黄金，常带一母二公三匹骆驼，在早晨前往，若被蚂蚁发现，就骑着母骆驼逃跑，而将两匹公骆驼留给蚂蚁吃。因为母骆驼惦记着家中的小骆驼，所以跑得更快一些。这是西方对西藏的最早文字记录，传说中蚂蚁掘金的地方，大致在现在的西藏阿里地区和印控克什米尔拉达克一带。

　　大约在12世纪以前，欧洲就有了关于“长老约翰的国土”的传说。1145年，叙利亚加巴拉的主教在致教皇的报告里，提到了一个叫约翰的基督徒国王，他生活在东方最为偏远的地方，并战胜了不信基督者、波斯人和米迪亚人。甚至传说约翰是一位长老。东方有一个基督教王国的传说，在第二次十字军远征失败后得到了强化，但那时候无人知道“长老约翰的国土”的确切方位。正如米歇尔·泰勒所言：“事实上是东方首先闯入了西方，而不是西方首先发现了东方。”蒙古骑兵在13世纪中叶侵入欧洲，渡过多瑙河，令整个欧洲惊惧不已。担心自己未来命运的欧洲开始了“发现东方”或者说“发现中国”之旅。“长老约翰的国土”最初定位在“大汗的国土”。此后“大明”或“康熙治下的中华帝国”，次第成为西方乌托邦理想的寄托之地。但18世纪后期以来，随着西方对中国了解的深入和殖民的加速，中国乌托邦的形象逐渐被解构和去魅。此后，如利·费贡《解密西藏》一书中所说，“许多西方人将西藏当作中国的替代性自我”。中国的一隅西藏代替中国，成为新一轮乌托邦理想的投影地。

　　著名的旅行家马可·波罗曾游历吐蕃边缘的藏区，他首次较为确实地向欧洲人展示了富于“异国情调”的西藏的诱惑力。但与后来的绝大多数旅行家一样，马可·波罗站在“文明人”的立场上，热衷于用歧视性的语言讲述一些未经核实的关于西藏的奇闻轶事和奇风异俗。

　　17世纪至19世纪上半叶，率先进入工业文明的西方国家，为了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原料和市场，进入了扩张性的地理大发现时代。自17世纪英国占领喜马拉雅以南的印度后，西藏逐步从隐身处走向前台，成为西方“长老约翰的国土”的乌托邦想象的现实落脚点。

　　小昭寺的转经筒。转经筒内装有纸或布印经文，周围刻有六字真言或其他宗教符号。据说，每转动一次经筒就等于将内置经文诵读了一遍。轴枢多以蚌壳做成，轴枢磨损毁坏之日即为功德圆满之时。

　　法国妇女大卫·妮尔和义子庸登及导游摄于1924年的旧照片。她是进入拉萨的第一个欧洲女子。

　　西方人入藏始末

　　关于西方对西藏300多年的发现历程，米歇尔·泰勒的《发现西藏》一书中有详实清晰的记述。早在1459年，西藏就让人吃惊地出现在了西方的一幅地图上，但绘图者摩罗对西藏的认识，应当是基于他人的描述而非亲身经历。后来的数百年间，相对较大规模进入西藏的西方人，主要分为三类，他们是传教士、政治间谍和武装入侵者。

　　最初进入西藏的是传教士。1624年，以葡萄牙籍神父安德拉德为首的一批天主教耶酥会教士，开始了西方对西藏的首次探险。他们到达了阿里，并在古格王的支持下兴建了西藏第一座天主教堂。由于激起了喇嘛教势力的强烈反对，最后不仅传教士们被逐出阿里，古格王朝也在内外势力的夹击下从此烟消云散。大约自1865年始，相当数量的英俄政治间谍通过不同方式，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纷纷进入了西藏腹地，其中以英国人训练的印度土著间谍居多。假扮朝圣僧人到达拉萨的纳恩·辛格，是他们之中最有“成就”的一个。纳恩·辛格用的转经筒里装的不是经文，而是罗盘和记录纸，他的念珠数目是用来测量距离的100颗，而不是佛教徒常用的108颗。纳恩·辛格首次测量了拉萨的经纬度和海拔高度，他的西藏之行已成为间谍史上的传奇。沙皇俄国派出的一个蒙古间谍德尔智，以僧人的身份混入哲蚌寺，取得格西学位，最后竟做了13世达赖喇嘛的侍读。德尔智曾向达赖喇嘛造谣说，佛教的香巴拉净土在俄国，沙皇本人就是佛的转世。英国人唯恐俄国占了先机，迫不及待地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发动了两次侵藏战争。1904年，英军指挥官麦克唐纳和荣赫鹏率领的主要由印度雇佣军组成的英国远征军，用枪炮敲开了西藏的大门，他们占据拉萨达7个星期之久，并迫使西藏地方政府与之签订了《拉萨条约》。

　　然而，在这300多年间，西方通往西藏的道路并不是同样的顺畅平坦。18世纪末，中国清朝中央政府在派兵击退廓尔喀（即尼泊尔）人的入侵后，沿袭内地闭关锁国的政策，很快向西藏下达了封闭边界的命令。此举既遂了西藏地方上层期望保持传统生活方式的心愿，也暂时阻挡了西方尤其是英俄两国伸向西藏的触角。但另一方面，西藏成为禁地、拉萨成为禁城的事实，反倒为西藏在西方赢得了巨大名声，“禁果效应”在这里发挥了突出作用。

　　佩带着藏刀的藏族牧民。藏刀习惯上称为“藏腰刀”，是高原居民生产生活的不可或缺之物。藏刀有装饰、防身、生产、生活等用途，同时还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以拉萨、拉孜、当雄、易贡、昌都等地所产藏刀最为著名。

　　西藏，尤其是拉萨，如同一块通上电的电磁铁，骤然之间对西方人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强大吸引力。米歇尔·泰勒对此有过一段精彩的描述：“特别是在19世纪下半叶，前往西藏就意味着冲向拉萨……前往那里的人，总会在距目的地500、300或200公里外受阻。好像西藏除了拉萨之外，再无其他地区一般，人们在其他地方进行的探险也仅仅是希望能发现某种到达拉萨的方法。”

　　在前面提到的三类人之外，还有一类我们不应忽略的人——就是那些旨在搜集标本、研究理论并著书立说的人文和自然学者。他们的身份介于科学考察者、探险家和旅行家之间，相对来说没有各自国家的官方背景，也没有明确的政治目的。但在地理大发现时代，他们基本上不可避免地成为各个帝国主义国家向外殖民扩张的实际先行者。瑞典人斯文·赫定是他们之中的佼佼者。斯文·赫定被誉为“西域探险之父”，100年前他在羌塘草原上的见闻，至今犹令我们神往不已：“道路！在那片土地上，只有野牦牛、野驴和羚羊踏出来的道路。事实上，路得自己走出来……如果有谁认为，在如此孤寂的荒野中旅行会令人感到乏味和厌倦，那他就错了。世界上没有比这更壮观的景象了。每一天的跋涉都会为你带来难以想象的美丽景色。”

　　此外，西藏禁地的诱惑也波及到了女性，她们抛弃舒适的上流社会生活，不畏艰辛走向西藏。法国妇女大卫·妮尔为其中的杰出代表。被欧洲人称为“长着白种人的皮肤和黄种人的心灵”的大卫·妮尔，在55岁时化装成一名藏族乞丐，和义子庸登喇嘛一起抵达拉萨，成为进入拉萨的第一个欧洲女子。大卫·妮尔所著的《一个巴黎女子的拉萨历险记》一书，记述了拉萨之行的整个过程。一生热爱西藏的大卫·妮尔，在98岁生日时，曾亲笔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我应该死在羌塘，死在西藏的大湖畔或大草原上。那样死去该多么美好啊！境界该多高啊！”

　　盛大的万里羌塘。羌塘草原是中国五大牧场之一，地势高亢，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面积近50万平方公里。青藏高原特有的野牦牛、藏羚、藏原羚、白唇鹿和西藏野驴等在此无人区保护得最好，种群数量也最多。

　　香格里拉神话

　　西方人最初为寻找“长老约翰的国土”而来到西藏，却发现西藏是一个“有暴虐的喇嘛和恶魔及地震、天花、野狼和土匪”的原始蒙昧地区；而当西藏获得禁地的声誉后，在各种因素的结合下，西藏的形象彻底为之一变，“香格里拉神话”遂横空出世。

　　19世纪，在西方社会曾出现了一种时尚，当不能确定某人下落时，人们就习惯性地说他去了西藏。比如有人声称，耶稣消失后的岁月就是在西藏度过的。在小说《空中楼阁的冒险》中，福尔摩斯是这样向华生解释他与莫利亚迪一起跳下瀑布后他的去向的：“我在西藏旅行了两年，在那里以访问拉萨来消遣，并且与喇嘛首领度过了一些日子。”到了20世纪30年代，希尔顿的《消失的地平线》一书出版，明确提出了“香格里拉”概念。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西藏在西方人眼里基本定型，形成了一个基于某种理念铸就的僵化形象。根据《消失的地平线》改编的电影里，来自欧洲的大喇嘛主持香格里拉，并矢志要在香格里拉实现“基督教伦理”，突出表明在西方人眼里，西藏只不过是一个虚置的背景之下白种人的香格里拉。

　　20世纪，“香格里拉神话”得到强化。这一点从下面两个典型例子即可看出。1956年，一名英国水暖工哈斯·金斯，假借洛桑然巴的藏名出版了畅销书《第三只眼睛》，哈斯·金斯在书的开头大言不惭地写道：“我是一个西藏人，是为数不多曾到过陌生的西方世界的一员。”许多西方人在洛桑然巴的身份被揭穿后，仍相信他捏造的种种谎言。20世纪40年代，奥地利纳粹分子、登山家海因里希·哈勒从印度的英国战俘营逃出，潜入西藏并到达拉萨。好莱坞后来根据哈勒的回忆录《西藏七年》拍摄了一部同名电影，影片的末尾郑重其事地宣布当年有100万藏族人被屠杀。令人遗憾的是，这个弥天大谎在西方却很少受到质疑。时至今日，大部分西方人仍像驼鸟一样把头埋入沙里，不愿面对真实存在的西藏，而宁肯继续沉浸在自己制造的“香格里拉神话”里。

　　去往雅鲁藏布大峡谷路上的林芝风光。印度洋暖湿气流和高原寒流在林芝会合，使得林芝部分地区气候温和湿润，夏无酷暑，冬无严寒。其中墨脱为热带、亚热带地区，察隅部分区域四季如春，在雪域高原都十分罕见。

　　内地人眼里的西藏

　　对于未来者，西藏是个令人神往的佛界净土；对于此在者，西藏是一种生活方式；对于离去者，西藏是一个让人怀想的地方。

　　——马丽华

　　世界上最早关于西藏的书面记载，来自汉文史料。早在公元前2255年，就有舜驱三苗于“三危”的记事。“三危”所指大致就是古代羌族部落居住的青藏高原。西藏以较为清晰的面目出现在外部世界的面前，则始于唐初。当时各自向外扩张的大唐和吐蕃在边境地区正式交锋，或战或和，上演过一幕幕历史悲喜剧。然而穷兵黩武的吐蕃王朝，如乍放光芒的流星划过历史的夜空，其来也急其去也迅，转瞬间消失了踪影。此后吐蕃陷入了长期的内乱，从此锋芒不再。大概有三个多世纪，西藏几乎被其他地区的人所遗忘。元朝初年，以“天之骄子”自居的蒙古人征伐四方，席卷天下，建立了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帝国，甚至使遥远之地的西藏臣服、欧洲震骇。自此，西藏从政治关系上与汉地连为一体，同时，它也开始引起了西方的注意。

　　当西方人挟工业文明之威，开始地理大发现并走上“发现西藏”之路时，中国内地除了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层面与西藏发生着一些联系外，对包括西藏在内的边疆地区的辽阔土地，却丝毫没有显现出“发现”的热情。如今我们所能见到的数百年中国内地有关西藏的记述，除了官方的公文，仅有少量驻藏官员的抒怀和见闻，内容大多记的是西藏边地之荒寒，人民之愚贫。他们的言语之间，对自家后院的边地民族，普遍存在着歧视和轻慢。

　　20世纪中叶，西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交通的便利和中央政府支援西藏的政策，促使大批干部、科技人员进藏，内地和西藏缩短了彼此之间的距离。电影《农奴》和才旦卓玛的颂歌，向内地人民展示了新旧西藏的天壤之别。但是，囿于时代的局限，它们带给人们的只是脸谱化的西藏——百万农奴翻身做主人、藏族人民能歌善舞、文成公主进藏和亲、布达拉宫雄伟壮观……那个时代，内地人对西藏的印象大概也就仅止于此。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内地对西藏的发现竟要晚于西方。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一批批大学生从内地远赴西藏，在他们中间，后来出了一批作家、诗人、画家和摄影家。与此同时，内地的艺术家也纷纷奔赴西藏，体验生活，寻求艺术突破之道。中国“迷惘的一代”把西藏当成了最后的精神家园。后知后觉的内地人，开始走上了自己的“发现西藏”之旅。

　　但是，毕竟地理大发现的时代早已终结。虽然内地的科学工作者在西藏进行过很多次规模不同的科学考察，遗憾的是已不再有地理大发现时代的惊喜和辉煌。相比之下，人文工作者在“发现西藏”的过程中扮起了主角。凭借天时地利，他们努力掀开了蒙在西藏之上的面纱一角。

　　庄严肃穆的大昭寺金顶。现在大昭寺里供奉的释迦牟尼12岁等身像又被称为“觉卧佛”，传说此像凡有叩求，无不如愿应验，于是被尊称为“觉卧仁波切”，是整个藏区最受崇敬的佛像。不妨去许个愿。在西藏的寺院里，只有有着重要地位的佛殿，上面才盖有金顶。

　　西藏：归来的“流放者”们

　　艺术的最后故乡，即使不在西藏高原，也是在上刚果的某个地方。

　　——罗素《婚姻革命》

　　陈丹青。他的《西藏组画》，大概是在新时期最早使西藏题材受到内地广泛关注的作品。如陈丹青所言：“我想让人看看在遥远高原上有着如此强悍粗犷的生命，如果你看见过康巴一带的牧人，你一定会感到那才叫真正的汉子。”关注人而不是物，顺应了内地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

　　马丽华。以西藏题材的“大散文”名世的马丽华，创造了一个“马丽华的西藏”，而“马丽华的西藏”，又成就了“西藏的马丽华”。《走过西藏》的她无限感慨：“我来了，我看见了，我被征服了。”从年轻的理想主义者，到中年的现实主义者，马丽华似乎很快地将西藏传统宗教和现代文明二者对立起来，对一般文人无病呻吟式地赞颂的藏族人的宗教虔诚，她却感到忧心如焚，“如果没有来世，今生可不就亏了？”来自儒家文化之乡的作家，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纵然有着27年的西藏生活经历，她与佛教的西藏，却注定隔着虽薄却永远无法洞穿的一层不可见的膜。“我的良心不允许自己津津乐道于基本生存线上下的自然状态的生活，我不能心安理得地欣赏把玩那种愚钝和迷茫的目光”，无论如何，持这种态度的人是值得所有人尊敬的。

　　马原。写过《冈底斯的诱惑》等书的西藏先锋派小说代表人物。因体质不适应高原气候，内心对西藏既眷恋又敬畏。居拉萨7年后离开西藏，之后不再是原先的马原。无论如何，曾是一席流动的盛宴之主角的他，是有福的。

　　马容。一位才女。20世纪80年代，她曾向往着西藏，但和大部分人一样，怕去了后会失望。果然，她的担心变成了现实：“我在拉萨生活、工作。一旦落入现实，所有的俗套照样重演……我已经看不见那个被我臆造的拉萨，看不见被我虚构的西藏了。”当马容离开西藏回到内地，却很快成了一名一心向佛的居士。写下诗句“逃跑的孩子去西藏／我学习／失踪的方式”的马容，是我所知的少有的进入西藏而别无目的的纯粹者。

　　海子。本名查海生，当代著名诗人。他在20世纪80年代末曾去过两次西藏，先后写了《西藏》、《远方》两首与西藏有关的诗。海子还省吃俭用几个月，买过一本定价150元，当时看来价格过分昂贵的唐卡画册。他从西藏千里迢迢背回去的两块玛尼石，如今镶嵌在他的墓碑上。他向往的西藏，矗立在遥远的远方，和他一样孤独——

　　遥远的青稞地／除了青稞一无所有／更远的地方更加孤独／远方啊除了遥远一无所有

　　巴荒。本名蔡蓉，藏名才让拉姆。因西藏而成就的画家，因《阳光与荒原的诱惑》而闻名的作家。“我并不想把西藏美化成一个纤尘不染的地方，但是它确实能成为精神上、意义上的符号和象征。”巴荒在1987至1988年三次独行西藏阿里，寻找创作灵感。她的作品，对内地的“西藏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温普林。风马旗丛书的作者。一个渴望入赘做拉萨女婿的东北汉子，人称“江湖老大”、“尊贵盲流”。他似乎是唯一一个“融入”藏地生活的内地艺术家。只是他的“融入”，不知是否与其满族身份有关。“我深深地怀念有酒有狼有姑娘笑声的夜晚，那一切是我们人生中的珍藏”。

　　余纯顺。这是一个你不能忽略的人。一个在大地上执著行走了8年的上海男人，在走了42000公里后，死在了穿越罗布泊的路上。余纯顺曾徒步川藏、青藏、新藏、滇藏、中尼公路全程，这样的成绩对西藏某些地区的山民可能算不了什么，但对西藏之外的人，却是惊世骇俗的壮举。

　　朱哲琴。在1995年的《阿姐鼓》和1997年的《央金玛》里，朱哲琴创造了西藏未曾有过、却非常西藏的声音。她若断若续、若有若无的吟唱，不像凡间的人声，而更接近某种天籁。与她合作的音乐家何训田亦功不可没，甚至他作的词《信徒》，竟被许多人误以为是六世达赖仓央嘉措最杰出的情歌。

　　祝勇。与前面的人相比，他是一位姗姗来迟的观光客。在青藏铁路开通，新的一轮西藏热到来之际，他的《西藏，远方的上方》一书登上了畅销书榜。但与那些先行者的作品相比，此书颇有形式大于内容之嫌。书中的许多记述诸如“一位同行者只因在珠峰脚下的绒布寺门口说了几句不敬神灵的话，他的汽车水箱就被发动机的叶片割破”一类，尚未摆脱走马观花式的猎奇趣味和夸张风格。书中末尾的那句话，更近乎呓语：“西藏是我们身体以外的一个世界，是不可复制、也永难抵达的彼岸。白天，它在我们的远方；夜里，它在我们的上方。”

　　实际上，在“发现西藏”的路上一直涌动着一条暗流。一位曾在西藏工作过的作家高叶梅，在10年前已然叹息：“西藏已今非昔比。随着西藏旅游热潮而来的人们，我确信他们的目光看到的一切会使他们唏嘘不已。但他们触摸到布达拉宫墙砖的手是不会触摸到西藏的灵魂的。”青藏铁路尚未开通之时，马原就在抱怨：“在我们这些作家艺术家眼里，拉萨正在失去特色，失去它独有的光彩。”温普林也不甘落后地痛惜：“那曾经是一座信仰之城，而这一切在（20世纪）80年代似乎都有保持和延续下去的可能。今天想起却仿佛恍若隔世了。”

　　当温普林看穿了西方对西藏人施以的廉价政治同情之时，另一个叫杨早的人也在提醒着内地人：“外人见到和同情的不过是半饥不饱，破衣烂裳；对于西藏人那种极度的宗教虔诚，他们一致赞叹莫名，全没想到要多么空虚的心灵，多么无告的灵魂，才会需要这样的虔诚去填补……所以，请不要再虚伪地赞叹和同情。在地球这个小小的村落里，我们正在同受煎熬。”

　　西藏也许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需要去解构和去魅的地方。马丽华曾忧心忡忡地说：“要是终有一天，他们确凿无疑地知道，千百年来拼命抓住的维系过祖祖辈辈生命和希望的绳子的终端空无一物呢？”如此说来，谁的绳子终端又不是空无一物呢？以唯物的立场去否定宗教进而质疑藏族人的人生，恐怕不是认识西藏的一条恰当途径。

　　磕长头的一家老小，小家伙竟一马当先，异常虔诚。

　　用身躯丈量着大地，他们正幸福地走在朝圣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