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9月14日，法国南部奥尔斯市贝尔尤大街。上午9时，一个名叫弗朗西斯·坦珀维尔的神秘人物刚迈出家门，法国反谍报机关的两名特工和几个全副武装的警察突然从角落里冲了过来，不容分说掏出手铐，将其铐住。
坦珀维尔是什么人？警察为什么要逮捕他？
坦珀维尔原来是法国原子能中心卓有建树的核专家，拥有科学博士头衔。但他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会落入克格勃精心设置的陷阱而不能自拔，开始了一段长达6年的间谍生涯。
6年前的某一天，一个自称叫谢尔日的人找上门来，他彬彬有礼地说是慕名而来，想请坦珀维尔给他补习一下数学。每堂课他愿支付300至400法郎，而且还是现金。至于其他情况谢尔日一概避而不谈。听这人的口音，坦珀维尔以为他是英国或纳维亚国家的商人，他答应了请求。
实际上，谢尔日真名叫谢尔盖·斯米廖夫，是克格勃军官，时任苏联驻巴黎使馆二秘。他的任务是在法国原子能中心及其下属单位物色合适人选，以获取法国有关核武器研究与试验等方面的情报。
这位新“学员”勤学好问，总是抓住一切机会，与坦珀维尔套近乎。等混熟后，他借口学习需要，开始向这位教师索取一些文件资料。坦珀维尔对他这位学生的刻苦好学精神深表钦佩，很高兴满足他的要求，但起初他向谢尔日提供的资料还仅限于各种杂志、工作报告和其他一般性科技资料，这些都不涉及法国核物理学研究领域的最新成就。谢尔日为博得坦珀维尔更大的信任，除按时按量支付“学费”外，每次都特意多给一些，还隔三差五地请坦珀维尔到饭馆去进餐。谢尔日总是出手大方，慷慨解囊。一来二往，他俩的关系日渐亲密，到了后来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精明的谢尔日眼看时机已经成熟，便趁势向坦珀维尔提出更多的要求。口气也变得不容置疑，越发具有威胁性了。由此坦珀维尔便跌入了谢尔日煞费苦心设置的陷阱。
1988年1月至9月，谢尔日和坦珀维尔每两个月接一次头，会面地点是在巴黎市郊的一些小酒馆，时间是晚上8点到9点。几乎每次都是坦珀维尔前脚刚迈过小酒馆门槛，谢尔日就像是突然从天而降似的，后脚紧紧地跟了进来。每次走出酒馆时，坦珀维尔将从萨克尔研究院带出的秘密文件悄悄地塞给谢尔日。作为回报，谢尔日每次都不动声色地递给坦珀维尔一个鼓鼓囊囊的纸包，内装2000至4000法郎现钞。
“为提高谢尔日的专业知识水平，我曾多次向他提供秘密资料。谢尔日说他在一个什么科研部门工作，但他没说单位名称，我也没有追问。”被捕后，坦珀维尔这样回忆道，“当然，我意识到我这样做无疑是卷进了一场危险的游戏。但谢尔日威胁说，即使我躲到天涯海角，他也能把我找到。另外，我总感到他对我的私生活简直是了如指掌，远远不是我对他讲的那些。我的命运完全掌握在谢尔日的手心里。”
坦珀维尔欲罢不能，只好硬着头皮继续干下去，恰巧这时他又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
坦珀维尔善交际，人缘好。平时他过的完全是单身汉的生活，爱爵士乐，人称“快乐单身汉”。他工作出色，深得上司的赏识和重用。1989年10月1日，坦珀维尔正式上调到法国原子能中心。到任后经严格审查，他获准接触国防秘密，谢尔日得知这一情况后非常高兴。不久，坦珀维尔便接受了所在单位的一项重要任务：同其他核物理学家一起研究法国在穆鲁罗瓦岛历次核试验的结果。随后他又获准接触法国在太平洋地区多次进行的代号为“火山”的核试验的大量情报资料。
1989年9月至1990年4月，坦珀维尔在为克格勃充当间谍期间，先后向谢尔日提供40多份秘密资料，各种秘密文件达6000多页，其中大部分内容都与研制核武器有关。这些核心秘密的泄露对法国国防无疑是难以弥补的损失。
坦珀维尔的间谍活动可笑而又原始。他多次在原子能中心秘书处办公室放心大胆地复印一份又一份秘密文件，居然没有一个人注意或过问他在那里干什么。坦珀维尔把复印好的文件装到日常用的塑料袋里，下班后大模大样地走出原子能中心，谁也没想到去盘问他。如果谢尔日有什么紧急事要找坦珀维尔，他就把一些玫瑰花瓣撒到奥尔斯桥下。当谢尔日将坦珀维尔放置的文件取走时，他就在桥下放一盒“登喜路”牌香烟。
随着时间的推移，谢尔日对坦珀维尔的要求越来越高。他不再要坦珀维尔只提供法国核试验方面的情报。1991年6月的一天，谢尔日一见到坦珀维尔就急不可耐地要他设法调往拉哈格核材料加工厂工作，因为克格勃对该厂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此外，谢尔日还希望得到法国最近的国民计划和军事计划方面的情报。
然而，坦珀维尔这时却另有打算。坦珀维尔为克格勃充当间谍已经5年了，靠出卖情报已经赚了很多钱，他不想再继续下去，于是，他在1991年7月辞去在原子能中心的工作，来到法国南部城市奥尔斯，可是没料到谢尔日又找到了他。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接过了克格勃在法国的活动。一个自称列涅的人代替谢尔日与坦珀维尔联系。他们俩的最后一次会面是在1992年6月的一天，列涅让坦珀维尔尽快搞到西方对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故的研究情况和法国拉哈格核材料加工厂的有关资料。这年夏天，伦敦有个自称奥钦科的人，是前克格勃招募的间谍，他向英国情报部门提供前克格勃在法国从事间谍活动的有关情况，其中涉及坦珀维尔。英国内务部长波尔·基尔斯致函法国司法部长，向其通报了奥钦科提供的情况。法国反谍报机关采取紧急行动，令两名特工火速赶往奥尔斯市。当坦珀维尔一露面，他们便出其不意地对其采取了行动。
5难以置信的真相
1941年11月23日，清晨五点钟，德国驻东京大使尤金·奥特向柏林发出绝密电报：德国《法兰克福日报》驻东京特派记者理查德·佐尔格和另一名德国人马克斯·克劳森因“叛国通敌”罪被日本警察局拘留6天了。经再三追问，日本外务省才答复说，怀疑佐尔格和克劳森通过日本中间人与第三者勾结。我虽已提出要知道目前的审讯结果以便通报德国，但由于调查还在进行中，一时无从了解。
理查德·佐尔格博士是一位在东京的德国人中有声望、有影响的人物。他曾在上海为几家德国报纸工作过，以中国通著名。奥特大使从1934年担任驻东京武官时起就与佐尔格认识。
佐尔格是大使馆的常客，也是奥特的亲信之一。他们经常在一起吃饭聊天，大使把他看做私人朋友、最可信赖的同胞。欧战爆发以来，佐尔格受大使馆聘用，负责编发新闻简报。他在使馆内设有办公室，在那里阅读柏林发来的官方电讯稿。因为这份差使，他在使馆里正式领薪俸。身为卓有成就的新闻记者，又是立过汗马功劳的退伍军人，佐尔格与陆海军武官打得火热，交往很深，他们常在一起交换情报资料，就技术问题交换意见。像这样一位有声望的人似乎不可能是当前被指控的主犯。至于那位马克斯·克劳森，大使倒还闻所未闻。
奥特在电文中说：“使馆人员和当地德国人普遍认为日本警方怀疑错人了。据我了解，佐尔格与一名接近近卫公爵集团的随员保持联系。”当时，近卫集团刚倒台不久。奥特在电文中接着说：“关于日美谈判进展的情况，据说属于国家机密，已落入佐尔格手中，因而佐尔格可能成为某种政治报复或政治阴谋的牺牲品，我们不能排除控告佐尔格一案背后存在着反德势力的可能性。我已向东条首相提出要求，尽快了结此事。”
几天后，日本检察署根据对案件的初步调查结果向德国使馆提交了一份简短的照会，其内容由奥特将军电告柏林。照会说：“经我方调查核实，佐尔格本人已供认，长期以来他一直在为共产国际工作。有关案件的进一步调查正在着手进行。”听到这骇人听闻的消息，整个德国都感到震惊。
然而，奥特大使依然不相信自己的密友是苏联间谍。多少年之后，他仍然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然而，不管奥特大使是否相信，佐尔格千真万确是一名苏联间谍。他是苏联总参谋部情报部安插在日本的眼线，1933年就来到了日本，直到1941年被捕，他在日本活动了8年时间，建立了一个直达德国驻日大使馆与日本内阁的情报网络，向莫斯科提供了大量的机密情报。这其中最重要的是对苏德战争爆发时间的预测，以及日本不会出兵西伯利亚的判断。这两个判断对苏联的战略决策有着无可比拟的意义。它们是佐尔格情报生涯的光辉顶点。
佐尔格间谍网之所以能做出如此准确的判断，与他出色的分析问题能力有关，也与谍报网对德、日高层的渗透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佐尔格是远东事务问题专家，在国际新闻界有着很高的声誉。当他以远东事务专家的声誉回到柏林时，好几家报纸和杂志竞相与他签约。他最后选定了影响很大的《法兰克福报》。德国大垄断企业法本托拉斯的总裁亲自为他写了介绍信。三个星期后，他办完了全部证件。
1933年年底，新任大使到东京上任。在此之前，大使曾看过一篇有关日本的文章，记者独特的见解，给大使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后来他获悉，德国外交部并非完全根据大使馆的例行报告来对日本的政治状况做出判断，更多的是根据分析佐尔格所写的文章。大使决定，在起草致柏林的报告前先同深知日本国情的佐尔格交换资料和意见。
佐尔格到日本后不久，拿着奥特的一位密友的介绍信去拜访奥特。信中对佐尔格的能力大加赞赏，认为他在人品上和政治上也完全可信，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奥特当时正为没受到柏林的重视而发愁。他送往柏林的报告由于内容空洞，没有引起注意。而他本人则一心想着飞黄腾达。在这种情况下，佐尔格的光临自然受到欢迎。他和佐尔格成了一见如故的朋友。
佐尔格经常给奥特提供日本军事方面的情报，或者是日本政治形势的精辟见解，充实了奥特交给柏林的汇报，提高了他的影响力。由于佐尔格的帮助，奥特升了官，由武官助理升为武官，并从名古屋调到了东京。
奥特在东京落户后，佐尔格是他家的常客。凭着奥特的关系，佐尔格认识了许多日本军界要人。很快，奥特又被任命为德国驻日本大使，佐尔格又成了大使馆的常客。大使的保险箱终于对他敞开了，他可以一连几小时地研究第三帝国的绝密材料，有时干脆把材料带回自己办公室拍照或收藏在自己的保险箱里。
佐尔格对德国大使馆的渗透是如此之深，谍报网的另一位成员尾崎秀实也身手不凡。尾崎是日本大阪《朝日新闻》驻华记者、精通中国事务的日本专家，在日本的决策层颇有影响。1937年，近卫文磨公爵出任日本首相，近卫组织了一个早餐会，参与此会的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人物，而尾崎也是早餐会的座上客。早餐时，客人们一边用餐，一边谈论国家大事，提出一些迫在眉睫的计划。近卫出任首相后，早餐会制度也没有废除。每个星期三，他们必定聚集在一起。谈话中产生的想法，后来便体现在政府的方针中。这样，尾崎就成了佐尔格间谍小组在日本政府中的“常驻代表”，佐尔格就此摸准了日本政府的脉搏。
有一天，首相的秘书风见秋告诉尾崎，新政府的外交政策已经准备就绪，新政策得到了参谋本部的同意，但具体内容目前还不便宣告。第二天早上，尾崎就找到近卫，提出要看一看政府的外交政策计划。
近卫愣了一下，计划是绝密的，但尾崎是中国问题顾问，他是应该了解情况。于是，他把尾崎带到了办公厅，并反复地强调这份计划是绝密的，只能在办公厅看，不能做笔记。
尾崎被领进一个单间，近卫出去以后把门反锁上了。尾崎面对着绝密文件，按动了照相机的快门，随着快门的响动，一页一页的文件翻了过去。
1941年8月20日，日本最高统帅部召开会议，讨论对苏作战问题。会议决定当年不向苏联宣战，但有以下内容需要保留：
陆军在下面两个条件得到满足时便开始作战：（1）关东军力量超过红军三倍时；（2）有明显迹象说明西伯利亚军队内部瓦解时。
尾崎得到了这个情报。很快，佐尔格向莫斯科报告：“日本决定暂不进攻苏联，但军队仍留在满洲。如果苏联战败，明春可能开始军事行动。拉姆扎。”
1941年10月4日，佐尔格向莫斯科发出最后一封、也许是最重要的一封电报：“苏联的远东地区可以认为是安全的，来自日本方面的威胁已排除。日本不可能发动对苏战争。相反，日本将在下几周内向美国开战。”
苏联最高统帅部下令从东部转移11个步兵师和坦克师前往西线，这一举动涉及25万人。一列接着一列的军用列车，日夜不停地从西伯利亚调往西部前线，去参加莫斯科保卫战。当莫斯科战役进行到最激烈的时刻，来自西伯利亚的生力军源源不断地出现在战场，僵持的局面被打破，战争向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发展……
一段时间以来，佐尔格表面上平静如常，但内心里的危险意识却在不断增长。长期的谍报经验告诉他，危险正在一步步地逼近。
佐尔格一到东京，特高科的特工就盯上了他。他住在距银座不远的“佐野”饭店，一个沉默寡言的便衣从早到晚，对他进行跟踪。对佐尔格的活动，他既不干涉，也不盘问，只是记住被监视人的所作所为和行踪。当时日本反间谍机构的技术手段极其落后，还用这么原始的手段。这对佐尔格从事谍报工作是一个有利条件。
然而，时间一长，谍报网的活动还是露出了马脚。日本的无线电侦听站一直在监听着境内的无线电波。佐尔格谍报网发出的每一份无线电波，都被其截收，但是，由于技术有限，日本的无线电情报人员无法读懂电报内容，甚至无法测定神秘电台的方位。特高科的大阪上校对这个神秘的、像影子一样飘忽不定的发报站和那些无法破译的密码电报进行了长期搜索，但一无所获。他几乎就要放弃了，但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又使他振作起来。
他把可疑分子列了一个清单，然后逐个进行排除。现在，清单上的名字只剩下十几个了，里面有德国大使的助手佐尔格，近卫首相的顾问尾崎秀实，还有法国哈瓦斯通讯社的负责人布兰科·武凯利奇、画家宫城四德，以及其他几个颇有名望的人，甚至连天皇顾问西园寺公望的孙子西园寺公一也在里面。大阪无法想象，这么多人都会是间谍，尤其像首相的顾问、重臣的孙子这样的显要会是间谍？可到底谁是间谍呢？究竟名单上这些人之间有什么联系呢？
大阪上校怎么也没有想明白，然后就在他准备放弃的时候，秘密警察报告说，他们对一个叫门林智的主妇进行了监视，在预审中她提到自己认识画家宫城，那还是在旧金山认识的。大阪一听到宫城的名字，立即联想到名单上的宫城四德。他打开卷宗，上面写道：“宫城四德，画家，常与参谋本部的军官来往。”
进一步的监视发现，画家与尾崎有来往，他还认识佐尔格。原先杂乱无章的头绪，终于有了一条清晰的线索。
秘密警察对佐尔格进行了盯梢和窃听，但一无所获。接下来的秘密搜查也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线索。此时的佐尔格已经预感到，他身边的包围圈就要合拢了。他只祈祷今天别出事，因为今天晚上，他要与莫斯科联系，报告他自己的判断：日本的主攻方向是南海，关东军今年不会进攻苏联的远东地区，日本绝对不可能在两条战线上作战。此外，他还要向莫斯科提出请求，把间谍小组从东京召回。
佐尔格在电报中说：“在准备对苏作战的前几个星期，关东军司令部曾下令征召3000名有经验的铁路工人，以便将来在西伯利亚铁路建立军事交通线，还动员了所有懂俄语的翻译人员，但是，现在这些命令均已撤销。这些情况说明，今年不会爆发战争。我们在日本的使命已经完成，日苏战争已经得以避免。请把我们召回莫斯科或派往德国。等候指示，拉姆扎。”
佐尔格不知道，他已经不可能回到莫斯科了。就在他草拟这封电报的前几天，秘密警察逮捕了宫城。在第一次审讯中，宫城突然跳窗自杀，但是却意外地被挂在一棵大树的树杈上。在他的家中，警察搜出了一封有关满洲铁路、煤、汽油及钢储量的信件，其中有一部分材料是用英文写的。同时被逮捕的还有路透社的英国记者詹姆斯·科克斯，他跳窗自杀身亡。这更使大阪上校认定他抓到了大鱼。一个人不会为了无关紧要的事情自杀的。
接着，在近卫首相府里发生了一件很不平常的事情。陆相东条英机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在会上，东条英机宣布免除近卫公爵内阁首相职务，理由是近卫公爵消极怠战，出现了军队不服从指挥的现象。
东条突如其来的发言让大家摸不着头脑，只有内务大臣木户知道，东条所指的是什么。几天前，他们已经弄清了神秘的拉姆扎间谍小组的组成，首相的顾问尾崎已经被秘密逮捕，首相还不知道这件事情。
几天之后，事情真相大白：日本反间谍机关已经破获了苏联庞大的间谍网，它的成员钻入了政府最高层，在被捕的人中有首相的私人顾问尾崎秀实。
突如其来的变故，弄得首相不知所措，他只好主动辞职，退出政治舞台。
第二天早上，佐尔格前往德国大使馆。德国武官克莱齐默告诉他：“城里发生了让人无法理解的事。据说，近卫首相辞职了。”
奥特大使惊讶地瞪大了眼睛。佐尔格也愣在一旁。
武官说：“东条及其同伙要求在南面立即采取军事行动。”
“可是近卫也是主张南进的，”佐尔格反驳说，“这不是他辞职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俄国问题吧？”
“俄国人好像就坐在日本参谋部一样，他们对现在东方不存在危险一事，就了如指掌。”武官说。
“这倒有可能，”佐尔格同意武官的判断，“俄国人侦察得不错。据说俄国间谍钻入了日本参谋本部，你有什么看法？”
佐尔格表面上十分轻松，但实际上心里紧张得要命。他打电话给武凯利奇，与他约好在新闻中心见面。他们在楼梯口相遇，互致问候，就各自走开了。一页密码电文到了武凯利奇手中。
“特急，今天必须发出，”佐尔格低声说道，“让马克斯倍加小心，别到我家来。可能有人盯梢。”
晚上，佐尔格经过克劳森办事处的门前，一辆汽车的车头正对着门停着，这说明一切正常，密电已经发出。
第二天，佐尔格病倒了。克劳森冒着危险来探望他。他们开始猜测尾崎和宫城没有露面的原因。佐尔格猜测可能是因为内阁辞职，尾崎忙不过来。
“可是宫城呢？”克劳森追问道。
找不到答案。两个人忐忑不安。佐尔格问：“电文发出去了吗？”
“发出去了，但没有发完。只发到战争不会发生为止。时间不够了。”
马克斯·克劳森再也没有机会发出剩下的电文了，东条英机决定收网了。第二天，克劳森、武凯利奇一同被捕。秘密警察在克劳森家中的护墙板后面搜出了短波发报机，在武凯利奇家中发现了摄有秘密文件的微型胶卷。
西园寺公也收到了由法相亲自签署的逮捕证。日本前首相犬养毅的儿子也被逮捕了。但是，法相不敢签署逮捕佐尔格的命令，佐尔格的逮捕证由新首相东条亲自签署。
宪兵队的特务一早就来到佐尔格的住宅，同行的还有国家总检事长义川光贞。当他们闯进佐尔格的住宅时，他们以为走错了房间，因为这完全是一个学者的书房。桌上放着一本厚厚的《1935年德国年鉴》。
搜查进行得非常彻底，但没有发现可以指控佐尔格的任何罪证。但是，他们在马克斯·克劳森家里的护墙板后面查出了短波发报机，在法国记者武凯利奇家中发现了拍有秘密文件的微型胶卷。义川这才注意到，在这三个人家中，都有一本厚厚的德国年鉴。这说明什么？难道这就是密码？
让大阪上校迷惑多年的秘密电文，终于揭开了真面目。
1943年9月29日，法庭正式对佐尔格一案进行宣判。佐尔格、尾崎秀实被判处死刑，武凯利奇、克劳森、宫城四德因患重病，被判处无期徒刑。
1944年11月7日，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就在这天，日本反间谍机构秘密地绞死了尾崎和佐尔格。
十几年过后，莫斯科才公开了佐尔格的秘密，佐尔格被追认为苏联的最高英雄。苏联报刊发表了许多文章，颂扬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做出的贡献。佐尔格成了苏联人民心目中的英雄，他的业绩被人们以传奇的方式久久传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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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2-21 01:3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