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东方列车上的窃贼
冷战时期，勒鲁瓦是法国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第七处处长，是西方谍报界公认的一位智勇双全的间谍大师。
他用了两年的工夫建立起一个遍及全法国的秘密情报网。他招聘一些得力干将，办起了间谍学校和专门的培训班，传授秘密获取情报的技艺。其中有一个小分队，专门截取和处理信件。这些特工们用高超娴熟的技艺截取、拆封了许多国家的外交邮袋，从中获取了大量的秘密情报。但是，苏联大使馆的邮袋最令他头痛，苏联人的邮袋不仅捆得牢、锁得紧，还有各种各样巧妙复杂的装置、铅封和圈套，而且胶水粘了又粘，上下左右全是胶水，宛如用布裹着的木乃伊。对苏联人的外交邮袋，法国的这伙小偷难道就没有办法了吗？
为了得到苏联人的情报，他计划在东方列车上窃取苏联人的外交邮件。他制订的第一个计划，是用麻醉药迷倒苏联特工，然后拍下他们的邮件，但是这个计划在执行的过程中出现了错误，没有成功。勒鲁瓦马上决定实行第二个计划。
苏联人严谨细致，聪明的勒鲁瓦的第二个计划会从哪一个方面下手呢？勒鲁瓦发现，苏联人的信件并非全部由身强力壮的信使带回去，有一部分是通过邮局寄出的，由巴黎——莫斯科的夜班火车运走。
00勒鲁瓦让人绘制了一张列车邮政车厢的平面图。车厢门口是信件分拣室，在旅途中完成分拣工作。紧挨着分拣室的是邮车主任的办公室。苏联人的邮包和邮件，堆放在过道尽头的小隔间里。小隔间的门在火车开动后用铅封关闭，沿途不再打开，到达目的地以后才将邮包和邮件卸下车。
怎样才能穿越长长的过道悄悄地接近邮件室？又如何取掉铅封，开启密封的苏联信件，把内容拍入缩微胶卷，再把信件复原，盖上同样的印章呢？而且要按此步骤处理数百份信件。然后从屋里溜出来，再把同样的铅封打在封门的钢丝上，还要小心不能碰上邮政人员。最后，还要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邮车。这简直是一个无法实现的计划。
搞到邮政机关使用的钢丝很容易，制造一把能够钳断封门铅条的特殊老虎钳也不难。但是，火车的颠簸使勒鲁瓦手下的特工人员无法像在办公室的桌子上干活那样顺手。应该设法为实地操作的特工人员提供一块稳定的地方。勒鲁瓦为每个人做一个小托盘，用带子固定在他们的特制服装上，就像个随身携带的小小工作台一样。
勒鲁瓦负责全局，他派阿迈尔负责列车上的具体行动。阿迈尔接到任务后很兴奋，但是一想到上次行动的失败又感到很担心。他问勒鲁瓦：“到了现场，万一被发现完不成计划，怎么办？”
“邮件室有一扇从里面关闭的窗子，”勒鲁瓦对阿迈尔说，“在这种情况下，你就打开窗子，把信件扔出来。如果火车开得不太快，你们俩随后跳出来！”勒鲁瓦安排一架能在夜间追随火车的直升机。当时，天高气爽，夜色明亮。但当他们决定上邮车窃取文件的那天晚上，暴风雨降临了，天上乌云密布。空中配合行动的负责人通知勒鲁瓦说：“直升机无法出航！”
勒鲁瓦告诉阿迈尔，尽管天公不作美，计划照常进行。他对阿迈尔说：“你别无选择，必须当场处理完信件！”几个星期以来，他们观察了邮车工作人员的生活习惯，记下了工作人员来来往往和吃饭睡觉的时间。他们掌握了什么时间邮车里没人，什么时间邮政人员回来继续分拣信件。他们对可以从容作业的时间，做了最精确的计算。
勒鲁瓦安排一些人潜伏在列车上望风，以便随时提供支援。在他们的掩护下，阿迈尔和另一名特工按预定时间接近了邮车。这时，邮政人员都去吃饭了，车厢内空无一人。两人直奔邮件室。阿迈尔像往常一样，动作迅速，两人没有受到任何干扰就完成了任务。他们封好最后一个邮包，带着装有微型照相机和全部胶卷的手提公文箱走出了小隔间。两人仔细地把门关好，重新接好为保护邮件室而安置的钢丝。他们用钳子压扣上新的铅封，完全做成原来的样子。阿迈尔把钳子放进衣袋。他们最后检查了一遍全部铅封，看看是否妥当。然后，他们转过身来准备走开，就在这时，没想到与邮车主任撞了个面对面。他们没有听见这位主任走回来的声音。
邮车主任惊讶地说：“你们来这儿干什么？你们是什么人？”
阿迈尔亲热地挽住他的胳膊说：“我们来这里执行一项特殊的巡查任务。有人报告车上失盗，我们正在采取防备措施。”
“你们瞎说些什么呀？”邮车主任一边说一边挣脱阿迈尔，“据我所知，从未发生过什么盗窃事件。只要看看铅封就……”突然，邮车主任被一阵不安所驱使，他猛地推开两个特工人员，俯身察看小隔闸门上的铅封，然后直起身来说：“来，你们亲自看看，铅封完好无损嘛！”
“是，是，我们看到了！”阿迈尔答应着，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就在一分钟以前，阿迈尔伪造了门上的印章和铅封。两位特工人员真侥幸！只要邮车主任早来几秒钟，就会发现他们两人正在重新闩门！
2真假“旋风”
阿贝尔是一名杰出的苏联间谍，为了表彰阿贝尔的卓越功绩，苏联最高苏维埃授予阿贝尔一枚列宁勋章，并命名他为苏联英雄。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阿贝尔在莫斯科的一所中学担任外语老师，他在学校里同时担任英语、德语和波兰语的教学。尤其是他的德语，说得简直和地道的德国人一模一样，如果事先不知道他的身份，还以为是学校请的外籍教师呢。后来，战争爆发，他加入了苏联红军，担任军中的无线电技师。
阿贝尔的非凡天才早就引起苏联谍报部门的注意。苏联克格勃认为他是个难得的谍报人才，于是阿贝尔被吸收进情报机关接受训练。他改名叫约翰·利贝尔。
1943年秋天，希姆莱的副手瓦尔特·舒伦堡向军事谍报局要一名年轻有为的人做他的助手。利贝尔被选中了。他向莫斯科总部报告了自己的新职务。有一天，舒伦堡给利贝尔打了一个电话，要他去负责国外活动的特别作战部报到。原来在1944年初夏，德国陆军参谋长克莱勃斯将军就伙同情报部门制订了一个“旋风”计划，目的是在苏联纵深后方进行秘密破坏活动。他们准备在喀尔巴阡山地区实施这一计划。那里已集合好一支由30人组成的战斗小组，现在正在等待空投下来的德军指挥官施瓦茨堡上尉。
利贝尔来到负责国外活动的特别作战部，该部由马尔策和克莱茨领导。马尔策见到利贝尔很高兴，让他马上赶到措森火车站接一个人。这个人不久将被派到苏联后方去，去执行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让利贝尔一定要好好接待他。
利贝尔开着小货车直奔措森火车站。他来到措森火车站的时候，正赶上车站遭到盟军飞机的轰炸，利贝尔赶紧奔向四号车厢，见到一个身穿国防军上尉制服的人，手里拿着一只很大的黑皮包。他想此人可能就是他要接的施瓦茨堡上尉。利贝尔悄声对他说：“旋风！”那个人一听立刻站起身来，跟着利贝尔下了火车，直奔小货车。利贝尔让上尉坐在货车的后面。然后开车离开了轰炸区，当利贝尔把车停下来，想看看坐在车后面的上尉怎么样时，他大吃一惊，原来，当他打开小货车后门时，却发现上尉已经被流弹的弹片打死了！
怎么办？利贝尔先打电话给马尔策，告诉他措森火车站现在正遭到轰炸，施瓦茨堡不在那里。马尔策一听十分慌张，因为在施瓦茨堡的皮包里装着“旋风—南方”的行动计划。他们没有人认识施瓦茨堡，手头又没有他的照片，到那里去寻找上尉呢？
施瓦茨堡已经被炸死了，下一步怎么办呢？利贝尔开始了紧张的谋划。空袭警报声在柏林上空尖叫着，利贝尔停下车。他来到一个小报亭，利贝尔向报贩卡尔买了一份报。卡尔是他的谍报员之一。利贝尔给了卡尔一张马克，悄声对他说：“今天一定要把这个发出去。”然后利贝尔跑回到自己的小货车，将车开走了。他又在市郊一幢房子旁边停下车。房子的主人是27岁的米歇尔，他是利贝尔的得力助手。利贝尔和米歇尔立刻开始研究黑色皮包里的“旋风—南方”计划。这个计划是准备让一个德军破坏小组混在德军战俘队伍中。施瓦茨堡是这个小组的指挥官，他身着苏军中尉服装，假装押送战俘的苏军军官。皮包里还装有伪造的公务证，上面的名字是维利斯·杜蒂斯，此外还有其他证件及地图，地图上记下破坏小组的行军路线和准备在沿途破坏的铁路、桥梁的标记。他们经过磋商，最后决定由米歇尔冒充施瓦茨堡上尉。然后与苏联境内安全部门配合，粉碎“旋风—南方”行动计划，把这个行动小组一网打尽。
他们把施瓦茨堡的尸体扔到轰炸现场，然后利贝尔赶回去向克莱茨和马尔策汇报。利贝尔说在混乱中，施瓦茨堡上尉也许没有等到接他的人就到柏林来了，因此建议在市里各个餐馆和旅店寻找一下。克莱茨同意利贝尔的想法，于是利贝尔和克莱茨开着车在柏林马路上转了一个小时，最后在一家歌舞餐馆找到了“上尉”。“上尉”非常高兴，他说措森车站遭到轰炸，他好不容易搭上一辆卡车，凑巧车是这家餐馆的，因此来到这里。
此时，卡尔已经给莫斯科发完报，报告了他们截获的“旋风—南方”行动计划内容，并告诉总部行动将在明天开始。同时，在喀尔巴阡山麓，德国军事谍报局破坏小组的米科拉·斯克利亚尼也接通了自己的无线电台，他对站在身旁的克里格尔中尉说：“准备迎接指挥官。”
在机场上，马尔策上校和克莱茨与“施瓦茨堡”见面，并送这位“旋风—南方”小组指挥官进入机舱，飞机很快就消失在东方。
在返回的路上克莱茨无意间提到，现在在喀尔巴阡山暂时领导“旋风—南方”行动小组的克里格尔中尉认识施瓦茨堡。听完这句话，利贝尔心急如焚，克里格尔一看到来人不是施瓦茨堡，就会明白这是个圈套！米歇尔处境极其危险。利贝尔思考着补救办法。
这时，在俄罗斯一个偏僻的小村里，德国的破坏分子收到柏林发来的无线电信号，通知他们上尉乘的飞机即将抵达。克里格尔中尉和他的人员正在农村的一间房子里等候施瓦茨堡的到达。但是，约定的时间过去了，施瓦茨堡还没有来。克里格尔中尉心里产生一种不祥的预感，他猜测施瓦茨堡出事了。他吩咐手下一名士兵去迎接指挥官。士兵来到小路边等待施瓦茨堡，看见远处沿着小路走来一个身穿苏军制服的人，背上背着一只挎包。那人看见士兵停下来问道：“小伙子，你知道看林人谢苗·马卡罗维奇住在哪里？”
士兵回答说：“谢苗·马卡罗维奇去里沃夫了，三天以后才能回来。你好，施瓦茨堡先生，我叫伊万，克里格尔中尉正在等你。”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中尉说他认识你，你们曾一起打过仗。”
米歇尔愣住了，放慢了脚步，他想应该怎样对付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呢？不知不觉中他们走进了村庄，克里格尔中尉坐在屋子的中央，米歇尔走进来，克里格尔中尉惊讶得睁大了眼睛，他飞速地跑到墙边，拿起一支自动步枪，枪口瞄准了米歇尔的胸口，大声叫了起来：“你不是施瓦茨堡！你到底是什么人？”
米歇尔对着中尉的枪口，平静地笑着说：“中尉，‘旋风’去东方了！这是总部的决定。”克里格尔半信半疑。他命令手下的士兵，马上给总部发电报，查实这件事，在总部回答之前，他会一直举着枪盯住米歇尔。
米歇尔想，要是柏林来电对他不利，他就准备拼死一搏了，但他相信利贝尔一定会想尽办法挽救他的。
这时在柏林，谍报局值班报务员托斯克正在值班。利贝尔已在机器旁坐了六个小时。托斯克突然听到“旋风”的呼号。他对利贝尔说：“旋风—南方出现了。他请求证实行动是否改变。是否该把指挥权交给新来者？”利贝尔拿起他记录的电报稿走到隔壁房间里，对马尔策上校说：“旋风—南方出现了。”马尔策把电报看了两遍。其实利贝尔已经把电文改了。
“回电：全部权力转小组新指挥官。立即开始行动。报告执行情况。”
得到柏林总部的证实以后，米歇尔成了这次行动小组的指挥官。
与此同时，喀尔巴阡山地区人民内务委员会反情报部门负责人麦尔尼钦科少校得到苏军比斯特罗夫将军的一道命令，要他根据以前的指示，在晚上6点以前消灭“旋风—南方”小组，但是不要伤害小组的指挥官杜蒂斯中尉。
麦尔尼钦科少校把伏兵准备好之后，他从望远镜里看到，在通往前线的一条公路上，有一小队德军俘虏正沿着公路走着。队伍后面跟着身穿内务人民委员会制服的中尉，他旁边是一名手持自动步枪的排长。在他们后面，有一辆蒙着篷布的农村大车。
麦尔尼钦科看见这支队伍后，示意队伍停下来，命令队伍指挥官出列。
中尉跑步过来敬礼，说他是杜蒂斯中尉，又从挎包里拿出了自己的证件。少校看完证件，把它还给了中尉，接着走向大车。
中尉命令排长带领队伍继续前进。队伍向前走去，少校递给杜蒂斯中尉一支香烟。中尉接过香烟，没有点燃，放进了口袋。
中尉低声告诉少校：“西南方向，离村庄五公里。报务员在山洞里。少校同志，祝你一路平安！”他还没把话说完，就看见克里格尔又向他们走来。
米歇尔故意一个人走在队伍的最后，他拿出少校给他的那支香烟，从里面抽出一张字条：计划在四公里处逮捕这批人。米歇尔迅速把纸条塞进口袋。克里格尔在队伍前面急匆匆地走着。从地图上判断：很快就要到隧道了。应当在那里留下第一批破坏分子，把经过隧道的列车炸飞，使交通起码中断10天时间。乘苏联反情报部门在这个地区进行调查的机会，再将横跨德聂斯特河的大桥炸断。
此时，麦尔尼钦科少校正领着人来到藏着米科拉·斯克利亚尼和无线电台的那个小村庄。他们找到了电台，逮捕了报务员斯克利亚尼。在不远处，一排手持自动步枪的苏联士兵突然逮捕了克里格尔和他们化装的“苏军”。
3“213515”
德国女间谍玛塔·哈丽，是女间谍史上最神秘也最辉煌的人物，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广为人知，她被世人追捧为全世界古往今来最著名的间谍之一，人称“谍海女王”。
玛塔·哈丽是所有利用美貌、智慧和性从男人身上获取秘密的女间谍中最为著名的一位，她靠柔软的身躯和精湛的舞技，从男人那里获取情报。
一种是在闲聊中拐弯抹角地打听，了解目标人的性格、缺点、行踪；另一种则是柔情无限地依偎在情人的怀里，嬉笑中套取情报。
玛塔·哈丽在巴黎的豪宅也是获取情报的绝好场所。宾客酒酣耳热、醉意朦胧之际，玛塔·哈丽无意间聊开了各种话题。她似乎只是一个无知、好奇、爱撒娇的女人。毫无戒备之心的绅士也不介意把自己的所见所闻透露出来。玛塔·哈丽却仔细听着，记在心里，归纳分析成有用的情报。
1915年3月。德国人获知有一份“英—19”型坦克设计图藏在法军统帅部高级机要官莫尔根将军家的绝密金库中。德军情报部当即命令玛塔·哈丽尽快获取该图。玛塔·哈丽接到命令后，认为这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小事，当即回电：“静候佳音。”
玛塔·哈丽着眼莫尔根夫人去世，莫尔根一直孤身的特点，决定举办一次家庭舞会，其名义是为了老情人法军海军部长庆贺生日，由海军部长邀请莫尔根参加。这天晚上，玛塔·哈丽打扮得花枝招展，格外撩人。舞会开始后，她与几位以前相识的将军要员跳过几曲之后，就与初次见面的莫尔根跳了一曲。莫尔根搂着这位风靡巴黎的美女，简直是有点神魂颠倒。这次舞会结束后，莫尔根魂不守舍，日夜思念玛塔·哈丽，希望能与她重温旧梦。有一天晚上，他们终于见面了，在听完几曲音乐后，玛塔·哈丽觉得天气很热，就脱掉了外套。莫尔根凝视着眼前用轻纱裹着的胴体，禁不住心乱神迷，冲动地把她搂在怀里狂热地亲吻之后，把她带回了自己的卧室。一夜销魂之后，他们俩同居了。
玛塔·哈丽胸有成竹地向柏林发电：“目标俘获，第一阶段任务圆满完成。”
玛塔·哈丽每天利用收拾房间的机会寻找存放金库的位置，但却一无所获。她千方百计地在谈情说爱时不露痕迹地套取密库信息，然而，她意外地发现这老头虽然已“坠落情网”，但仍守口如瓶、滴水不漏。她费尽心机，却毫无所获。
她后来才得知，法军大本营正是因为莫尔根几十年来的小心谨慎，忠于职守，才敢把这份超级密件存放在他家的密库中。德国情报部不断来电询问进展情况，玛塔·哈丽不知如何答复，但她决不甘心也不相信自己真的碰了壁，因为她一向所向无敌，从不翻船。
一天，玛塔·哈丽借收拾房间的机会，在书房的一张巨幅古典油画后面找到了密库。她发现库门上有一个号码拨盘，上面有0～9的数字。她借整理将军衣物的机会，仔仔细细地在他的衣袋、抽屉和提箱里寻找记录本，逐页翻查，希望能找到提示密码的蛛丝马迹，但是都失败了。
正在玛塔·哈丽一筹莫展的时候，柏林又发来电报：“工作仍有成绩，万勿失望，据可靠消息，该库密码为六位数，你务必在24小时内把胶卷送出，不得有误。”
玛塔·哈丽深知这份情报的分量和对德国的重要价值。几年来，德国人给了她巨额金钱，才使她在巴黎享受如此舒适豪华的生活。一旦被抛弃，这奢华的日子就会结束。而且恼怒的德军统帅部将可能惩罚她甚至将她秘密处死。想到这里，她不寒而栗，决定当夜行动。
当晚，她与莫尔根共同进餐时，悄悄地将大量安眠药倒入莫尔根的酒杯。老家伙没有觉察，一杯下肚，倒头就睡。
玛塔·哈丽蹑手蹑脚地走进书房，拉上窗帘、掀开油画，开始试着旋转。她只能凭运气，先试事先猜想过的一些数码，但都一一碰壁。之后，她就不断随手拨上六个数试开。她越拨越快，平均不到五秒钟就拨完一次。不到两小时，她的手指早已麻木，臂膀酸痛不堪，汗流浃背、精疲力竭。她一屁股坐下，再也不想动了。
子夜时分，格外宁静，除了隔壁房间传来的莫尔根轻微而均匀的鼾声外，周围没有一丝声响，连针落地的声音都清晰可辨。玛塔·哈丽从来没想过自己这次竟会如此无能。
歇了几分钟，她继续试拨。她心中还存有一丝希望，总在期待下一个号码会产生奇迹，可是等待她的仍是一连串无休止的失望。她知道。六位数字，就是151200个组合，这样下去，恐怕一个月都打不开。
“难道就要前功尽弃了吗？”她心中悲叹，一下子倒在沙发上。双手抱头，绝望得想痛哭一场。
突然，她隐隐约约地听到女仆房间里传出一些声音，她知道勤劳的女仆已经起床了，按惯例，过不了多久，女仆就要前来打扫书房。玛塔·哈丽不能让她看见自己在书房，否则莫尔根知道后一定会起疑心。她慢慢站起来，打算走出书房。但是她马上又停下脚步，她不甘心自己就这样认输了，她安慰自己：“再想想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突然她想到莫尔根曾经在一次饭后随便说过的一句话：“唉，老了，这几年记性真是越来越差了。”玛塔心想：“既然如此，那么不规则的六位数密码他也可能记不住。他不大可能将密码记在本子上，因为本子很可能遗失或不知放哪儿，何况我也已翻过他所有的记录本子。由此推测，最大的可能是他将密码巧妙自然地安置在金库四周，以便开库门时随时可看见。”
想到这里，玛塔·哈丽一阵兴奋，当即仔细环视金库周围，她的视线在墙上的老式挂钟上停住，时间不是也与数字密切相连吗？黎明将近，钟为什么却停在9时35分15秒？她想起来这是一只坏钟。
她记起曾问过莫尔根为什么不叫钟表匠来修？莫尔根当时说，已经修过几次了，但是都没有修好。她想起当时莫尔根的神情有点不自然。想到这些，玛塔·哈丽肯定密码与这只坏钟有关，于是，她抬头仔细观察这只钟，越来越觉得它同周围豪华富丽的家具装潢显得不相称。9时35分15秒，不是93515吗？哈丽高兴得几乎要叫出声来。
可是不久她又沮丧了：只有五位数字，还少一位呢。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了，女仆已经开始收拾隔壁房间了。玛塔·哈丽一边轻轻向房门走去，一边死死盯住挂钟，苦苦思索。猛然间，她想起莫尔根爱在夜里独自在书房反锁上门看书读报，他也很可能在这时存取密件。9时不就是21点吗？六位数出来了！这时玛塔·哈丽已经没有时间兴奋了。她快步走到保险库前，用紧张得有些颤抖的手拨出了213515，只听见轻微的一声“咔嚓”，锁开了！玛塔·哈丽迅速找到“英—19”坦克资料，从衣袋里掏出微型照相机，迅速拍好，然后飞速放好密件，快速出门。她刚拐过走廊，女仆就从隔壁出来进入书房了。
玛塔·哈丽终于在“最后半分钟”里创造了奇迹！后来，213515也就成了世界间谍史上值得一提的传奇数字。玛塔·哈丽的这种应急智慧，也被美其名曰“哈式急智”。心理学家证明，人在紧急时刻的思维联想常常格外灵巧机变，敏锐丰富，可以发挥超常水平。因此，当今世界不少间谍学书籍，都将“哈式急智”列为间谍的重要技巧。
4夜盗机要室
1942年6月，盟军顺利地占领了马达加斯加。后来，盟军能顺利地在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登陆，主要是因为得到了法国维希政府使用的密码。
维希政府使用的密码怎么能落入盟军手中？
这都是英国女间谍贝蒂·索普·帕克的功劳，她是二次大战中英国最杰出的女间谍，代号为“辛西娅”。她单枪匹马地在谍海中与敌周旋，获取了德国、意大利和法国的大量军事情报，为盟军在北非登陆建树了杰出的功勋，她被公认为是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进程的优秀女间谍。
1942年8月，辛西娅来到纽约，她刚刚住进麦迪逊大街的里茨—卡尔顿饭店，正在整理行装，有人轻轻地敲门。打开门一看，原来是她的联系人霍华德。霍华德要求辛西娅一定设法搞到法国海军的新密码本。辛西娅倒吸了一口冷气！密码本放在法国维希政府华盛顿大使馆机要室的保险柜里，只有机要科长和他的助手才能进出，而且机要室日夜有人把守，即使辛西娅能闯过大使馆的安全人员，打开机要室的大门，把保险柜撬开，她能搬走又厚又重的密码本吗？
辛西娅决定试一试。
实际上辛西娅和霍华德都不知道，他们的这项行动是为了配合英美联军开辟第二战场。在1941年年底召开的阿卡迪亚会议上，英国提出一个代号为“体育家”的北非作战计划，计划以肃清北非之敌为重返欧洲大陆的第一步，从北非重返欧洲大陆。1942年7月8日，丘吉尔正式通知斯大林，盟国将在法属北非登陆，进攻日期为11月8日。为了减少损失，丘吉尔命令必须情报先行，任务交到安全协调处，斯蒂芬森认为辛西娅最合适。
辛西娅有个老情人叫布鲁斯，他是法国维希政府驻华盛顿大使馆的新闻专员。要想搞到法国维希海军密码本，她只能请求布鲁斯帮忙。
辛西娅一回到华盛顿，就来找布鲁斯，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我要法国海军的密码。”
“什么？”布鲁斯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要法国海军的密码。”她又重复了一遍。
“你的老板准是个疯子，而你自己也不比疯子好多少。难道你不了解密码本是好几册组成的，而且总是密藏在机要室的保险柜里？难道你不了解只有大使和首席译电员才知道保险柜的暗码？”布鲁斯狂吼道。
“这么说，你是不肯帮忙了？”
“不是我不肯帮忙，”布鲁斯摊开双手，“实在是无能为力。”
“你要是不肯帮忙，我只好去找别人了。”
“你去找谁？”
“我去找首席译电员贝诺瓦。”
“别开玩笑了，他是个老头子，再说也要退休了，他不会上钩的。”
辛西娅试图说服贝诺瓦，但没有成功。但是贝诺瓦也没有告发辛西娅。辛西娅又迅速地把注意力转向贝诺瓦的继任人。辛西娅很快就调查清楚了，这位继任人是个好色之徒，他有一个妻子和一个孩子，他的妻子正怀着第二个孩子。辛西娅知道，一个做丈夫的在这种时候是最有机可乘的，加之他单独住在一套公寓，就更容易被攻克。
大胆的辛西娅没有与机要员预约，直接按响了他房间的门铃，说有急事要见他。
辛西娅采取铤而走险的策略。她一开始就告诉他，她是给美国人工作的。她爱法国，希望能够解救法国，看到法国恢复完全的独立。总之，她需要法军海军密码。她还挑明，她会设法使他为此而得到经济报酬：若密码索引每次有所更改他都能通知她，还可以定期给他酬金。因为她知道这位机要员的薪水相当低。
但是，这次她失败了。这位新任机要员干脆地拒绝了她的要求。
一天夜里，当辛西娅走近沃德曼公园旅馆的电梯时，这位机要员突然过来向她问好。
辛西娅以为这位机要员已改变主意，准备与她合作。辛西娅把他让进了自己的房间，她甚至没有要他做出给她提供密码索引的保证，就与他发生了性行为。
这位机要员在穿衣服的时候满不在乎地告诉她，他改变了主意，不想出卖法国维希政府的机密了。他还威胁说，他会向大使报告她的行为。
布鲁斯知道此事后，对辛西娅的放荡行为十分气愤，但他还是爱她的。
当冷静下来的时候，两人都意识到他们已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他警告辛西娅，她正处在被维希政府的秘密警察暗杀的危险中。
布鲁斯决定，必须马上对这位机要员可能采取的行动采取防备措施。果不出所料，第二天早晨，布鲁斯就被大使叫进了办公室。
大使示意布鲁斯坐下，然后笑了笑说：“对不起，先生，我想问你一个私人问题。听说你同那个美国女记者关系不错，是这样吗？”
“是的，大使先生，她是一个出色的女人。出生于一个良好的家庭，父亲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在华盛顿很有影响。”
“我想再问你一个问题。”大使走到布鲁斯面前，这时他的脸上已经没有了笑容，“机要员向我报告说，贝蒂曾经用一大笔钱贿赂他，要他出卖海军密码，遭到他的拒绝，你对此事有什么想法？”
布鲁斯早已有所准备，他的脸上露出了不屑的神情，说：“是他遭到了拒绝吧，据我所知，这位机要员闯进贝蒂的房间，提出了无理要求，被贝蒂撵出了房间。”
“有这样的事？”大使问。
“这家伙是在栽赃陷害和实施报复，您不了解这个人。”
“他还散布过什么流言？”
“太多了，他连大使您也不放过。当然，这类话题，别人是不会告诉您的。”
“他说我什么？”
“在一次餐桌上，他吹嘘什么事情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他说您和瑞郎男爵夫人关系不一般。我们对这些鬼话都不相信。”
“这个无赖！”大使忍不住骂出声来。
很快，这位机要员被调离了工作岗位。
赶走机要员之后，辛西娅和布鲁斯虽然摆脱了危机，但是，如何把密码弄到手依然是个问题。经过进一步的商议，两人决定：唯一的办法是夜盗机要室。辛西娅向上级汇报了他们的想法，并给他们绘制了一张大使馆详图，图中介绍了机要室的位置和结构。值得庆幸的是，机要室位于使馆大楼的底层，房间有一扇窗子，窗子外面是周围长满树木的草坪。
当斯蒂芬森听说辛西娅要夜盗大使馆，不禁有几分担心。但是斯蒂芬森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伦敦正在催要密码本，不能再拖了，只能冒险试一试了。想到这里，他对辛西娅心里说不出是感激还是钦佩。
几天之后，辛西娅去了纽约办事处，在那里她认识了一个叫亨特的人。亨特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的，在盗密码本的时候，如果联邦调查局的人出现，将由亨特去应付。后来她又见了一个惯偷，名叫克莱克尔，他的拿手好戏是撬门开保险柜，据说什么样的保险柜到了他手上都不保险。他向辛西娅保证，用55分钟就可以打开大使馆的保险柜。
但是怎样把“梁上君子”弄进大使馆呢？
在英国安全协调局纽约站的参与下，一个大胆的方案制定出来了。布鲁斯告诉大使馆的警卫，将有几个晚上，他得在使馆加班，可能会工作很晚。他又小声说：“有位女友跟我在一块，我不能带她去饭店，我妻子会怀疑的，明白吗？”警卫面对一笔慷慨的小费，只能一笑了之。这件事就这么说定了。
辛西娅连着几个晚上都去大使馆，警卫对辛西娅与布鲁斯进出大使馆已经习以为常了。他们守候在办公室里，仔细倾听外面的动静。警卫的巡逻很有规律，每走一圈大约50分钟，这么短的时间对窃贼来说太短了。
“得让他睡过去！”辛西娅说。
英国安全协调局给他们提供了最新的安眠药。一天晚上，布鲁斯把一瓶香槟带到大使馆，他对警卫说：“来，我们喝上两杯……”
“谢谢你，按规定上班时间不能喝酒。”
“没事，我又不是外人，不会告诉别人的，喝吧，没有关系。”
警卫喝了酒，一会儿工夫就睡着了。窃贼克莱克尔趁机溜了进来，不知什么原因，克莱克尔用了一个小时还没有打开保险柜。天快亮时，满头大汗的克莱克尔终于弄开了这把锁。他拉开保险柜，厚厚的密码本就在里面，但他不能把它拿出来，只能等着明天再干。他把保险柜的密码写在一张纸上，交给了辛西娅，赶紧溜了出去。
第二天，警卫一觉醒来，说自己贪杯，以后不能再喝了。
晚上，辛西娅溜进机要室，不管她怎么摆弄，就是打不开锁。她一次一次地对着密码，但是门就是不开。她只好去找霍华德。他们的汽车在街上转了一会儿，然后汽车停了下来。
“你看见那辆黑色的汽车吗？你上到那辆汽车里，办妥后再回到我这里来。”
辛西娅下了汽车，穿过马路，来到那辆福特汽车的旁边，她上了汽车，车里坐着克莱克尔。
克莱克尔早就料到辛西娅会失败，他发动汽车，把车子开到一个偏僻的地方，拿出保险柜模型，在车里练习起来。
克莱克尔说：“你来试试。”
辛西娅捅了一会儿，锁开了。回到华盛顿，辛西娅又试了一次，这次，她仍然打不开。布鲁斯已经十分疲惫，他虽然没有进入机要室，但并不轻松。
布鲁斯建议让克莱克尔再来一次。辛西娅认为他已经来过了，再来有危险。经过商量，他们决定让克莱克尔在外面等着，如果辛西娅打不开锁，再让他进去。
两天后，布鲁斯又把辛西娅领进了大使馆，支援他们的特工把汽车停在附近的一条街上，克莱克尔等在车里。到处都有警卫，他们只好冒险进去。突然，辛西娅对布鲁斯说：“快！脱衣服。最好让警卫看到。”布鲁斯脱了衣服，这时，传来一阵脚步声，随即手电光照射到他们身上。看到眼前的一幕，警卫熄了手电，抱歉地离开了。
布鲁斯松了一口气，防止时间过长出现意外，布鲁斯还是让克莱克尔进来开锁，他几下就把锁打开了，拿出密码本，传到围墙外面，车内的几架照相机—起拍照，一直忙了五个小时。照片马上送往英国，法国维希政府已经没有秘密而言了。
5午夜惊魂
1943年，英美联军计划在法国南部登陆，这个计划被命名为“铁砧行动”。西班牙是下一步战争胜负的关键，为了确保此次行动顺利进行，美国情报局把美女间谍格里菲斯派去西班牙，她的任务是在盟军发起南欧登陆的“铁砧行动”之前，掌握德国军队的一举一动。她对外的掩护身份是美国石油公司西班牙办事处的工作人员。
格里菲斯来到西班牙。为给盟军制定“霸王行动”和“铁砧行动”提供更多的情报，格里菲斯要经常接待从法国来传送军事情报的女特工人员，然后再把这些情报传到伦敦。
一天，两名女特工来给格里菲斯送情报，其中一个受了伤。受伤的女人把情报交给格里菲斯，说：“我叫玛尔塔，她叫马德莱娜，是我的同伴。她不会讲西班牙语，但情报是她搞到的。我带她翻过了比利牛斯山，来到了马德里。我们没有身份证，必须在这里等着搭车回边界去。小姐，你能不能让我们在这里住到下个星期？”
“完全可以。你们当中一个人就住在我的房间，没有什么不方便的，因为周末我正好外出。”她欣然答应了这两名女特工的请求。
星期一的清晨，当格里菲斯回到自己在马德里的住处时，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只见枕头和床单上溅满了血！床上的那个女人披散着长发，她的太阳穴上有一个血淋淋的枪洞，脸上沾满血迹，令人毛骨悚然。格里菲斯战战兢兢地拿起话筒，给自己的上级莫扎特打电话。很快，莫扎特就来到了格里菲斯的房间，他查看了当时的情况，对她说：“凶手是冲着你来的，但是，他杀错了人，你赶快换个地方。”
格里菲斯侥幸逃过了一劫，但是她不知道前面还有什么危险正等着她。
一天晚上，格里菲斯的男朋友皮埃尔要送她回家，这时，一个女人跑了过来，她说她找皮埃尔有急事，让皮埃尔找一个司机送格里菲斯回家。皮埃尔在停车场入口处正在寻找司机，一个矮个子男人走了过来，他说他可以送格里菲斯回家。
矮个子男人发动了车子，绕着盘山路朝下面的公路驶去。格里菲斯突然感到不对劲，“我们为什么要走这条路？”
“这条路更近些。”车子来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矮个子男人突然把车停了下来。格里菲斯本能地提高了警惕。车还没停稳，格里菲斯就跳出车外，快速逃跑。她的耳边传来追赶的脚步声，尽管是在黑夜里，她仍然能感到矮个子男人紧追不舍的脚步声。格里菲斯一边跑一边掏出手枪，她转过身，开了一枪，但是没有打中。矮个子男人猛地冲了过来，一把掐住她的脖子。格里菲斯感到一阵窒息，她感觉到自己即将失去知觉，她使出全身的力气对着矮个子男人又开了一枪。接下来是一片寂静，矮个子男人的手仍然掐在格里菲斯的脖子上，但是已经没有了力气。格里菲斯用力推开他，跳进汽车，冲向了公路。格里菲斯又一次逃脱了。
6穿着背心短裤出逃
1985年7月19日星期五下午，在莫斯科列宁大街上，一个男人穿着旧短裤、大背心，拎着一个塑料包在跑步，他跑着跑着拐进一片树林，然后向商业中心跑去，很快汇入了人流。火车站有许多警察，但他还是硬着头皮走进了车站，上了火车。
他是谁？他要到哪里去？
他叫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是刚上任不久的克格勃驻伦敦情报站站长。他正准备逃出苏联。
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是前苏联克格勃的一名上校军官，1962年加入克格勃，为克格勃效力23年。1974年他被英国情报机关收买，成为一个双重间谍。
1968年夏，苏联出兵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戈尔季耶夫斯基开始联系为西方效力，经过长期的相互试探，他在1974年年底开始同英国秘密情报机构合作。
戈尔季耶夫斯基一边拿着英国情报机构的高薪，一边接受莫斯科的晋升令。1983年，他开始主持伦敦情报站政治情报机构的工作，并担任副站长。这期间，他定期向总部撰写有关政治问题的报告，为前苏联提供各种情报。1994年12月，刚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首次出访英国，戈尔季耶夫斯基每天向总书记提供三四份情报汇编，深得总书记信任。当时戈尔巴乔夫就未来工作的一些重点对戈尔季耶夫斯基陈述了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以最快的速度呈送到了英国情报机构的案头。戈尔巴乔夫做梦也想不到，他在平生第一次与英国谈判中征询意见的竟是一个为英国秘密情报机构效力的间谍。
戈尔季耶夫斯基想方设法了解第一总局的资料，甚至不惜铤而走险。20世纪80年代初，他是第一总局负责对欧行动的副局长格鲁什科办公室的常客。为获取更多有价值的情报，只需十分钟的报告，戈尔季耶夫斯基却经常要在他办公室里坐上个把钟头，等着这位要人手里同时抓着好几个听筒处理每日的紧要问题，这种公开的旁听电话获得的情报或许比任何窃听装置都要多。
1985年，戈尔季耶夫斯基成为克格勃驻伦敦情报站站长。5月17日，他收到总部的电报，让他赴莫斯科正式接受新的职务，克格勃主席切布里科夫和第一总局的克留奇科夫将军要亲自接见他。尽管这封电报确实没有任何可疑的地方，可一个超级情报人员的第六感觉告诉他：事情不妙，在莫斯科等待他的可能是一个巧妙伪装的陷阱。
一下飞机，莫斯科谢列梅捷夫机场的情形证实了戈尔季耶夫斯基的第六感觉是正确的。第一，机场出口处的边防检查员将他的绿色外交护照翻了半天，然后当着他的面打了两个电话报告他的到来。第二，机场没有人接他。如果按电报上所说，有大人物要接见他，是不会受到此等冷遇的。
戈尔季耶夫斯基满腹狐疑地回到自己家，还没有打开门他就发现自己家被人搜查过。他和妻子总是将门上的三道锁锁两道，可现在门却锁了三道。显然这是一个粗心家伙的“杰作”。克格勃的专家们在搜查技术方面无可挑剔，不仔细察看，房间里的东西好像原封未动，但作为一个高级特工，他还是发现浴室的纸巾有被摸过的痕迹。庆幸床底的一摞书没有被动过，戈尔季耶夫斯基稍稍放下心来。
5月27日中午，第一总局副局长格鲁什科将军打来电话，让他参加一个重要会议。当他到达克格勃的别墅时，那里早已备好酒宴。在吃饭期间，格鲁什科将军与戈尔季耶夫斯基推杯换盏，还详细询问了他家里的情况。戈卢别夫将军和反间谍处负责人布达诺夫上校也开始向他提各种各样的问题。格鲁什科将军又拿出一瓶白兰地放在桌子上，亲手给戈尔季耶夫倒了一杯酒。戈尔季耶夫喝完这杯酒后，舌头开始不听使唤，几乎失去了自制力。格鲁什科走出了房间，戈卢别夫和布达诺夫开始接二连三地向他提问。
他们指责戈尔季耶夫斯基为英国效力。戈卢别夫提到一个英国外交官的名字，问他是不是这个人收买了他。戈尔季耶夫斯基感到头晕目眩，此后他就什么也不记得了。第二天早晨醒来时，他很害怕，觉得自己无法逃脱了。
接下来的两天，他们允许戈尔季耶夫斯基待在家里。戈尔季耶夫渐渐平静下来。他想，克格勃让他回家，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看来他们还会给他一些喘息时间。或许他还有逃脱的可能。为了争取出逃所需要的时间，他来到克格勃在谢苗诺夫斯科耶村的疗养院。总部派了几个当地的克格勃同行对他进行监视，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他出去跑步，看见的总是那几张面孔。
在疗养院期间，戈尔季耶夫斯基以不同借口去了两趟莫斯科，同英国驻莫斯科秘密情报处进行联系，筹集出逃路费。戈尔季耶夫斯基将出逃细则藏在一本英文书的封面里，细则表面文字说的是法国风情，实际上是详述靠近芬兰边界密林中的一处秘密接头地点。为了做到万无一失，有一次他走了19俄里来到最近的一个车站，想计算一下越境要走多远的路程，以及走这么长的路程要用多长时间。
7月10日，戈尔季耶夫斯基回到莫斯科的寓所里。在逃往西方两周前，他制造一些假象来蒙蔽监视人员。他和朋友、亲戚约好在他计划逃离莫斯科之后的那个星期日聚会。他还仔细修理了自己的破汽车，确保它不出故障。
长期以来，戈尔季耶夫斯基每天都出去跑步，所以监视人员对他在列宁大街上跑步也已习以为常。
7月19日星期五下午，他装出跑步的样子，成功地逃到火车站。星期日早上他顺利到达临芬兰湾的小镇泽列诺戈尔斯克。在那里，戈尔季耶夫斯基上了英国人的汽车。
但戈尔季耶夫斯基和营救他的人都知道，真正的危险马上就要来了。他们需要在半个小时之内连续通过五道边防关卡。为了预防苏联边防军用红外热源探测仪对汽车进行检查时发现问题，在过第一道关卡时，戈尔季耶夫斯基把一条航天被紧紧裹在了身上，连气都不敢出。到第四道关卡时，汽车发动机熄火了。戈尔季耶夫斯基感到外面静极了，静得他毛骨悚然。过了一会儿，他听到有女人用俄语在问话，他知道，关卡通过了，现在是在过海关。
海关终于放行了，戈尔季耶夫斯基听到英国人放起了《芬兰颂》，英国人在用这种方式告诉戈尔季耶夫斯基：你已经安全地进入芬兰了。
戈尔季耶夫斯基奇迹般地逃脱了死亡，创下了克格勃历史上一个暴露的间谍首次成功越境逃匿的纪录。
7密室中的千钧一发
中立国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在二次大战期间是间谍活动的温床。据说，如果黑暗中一个人不小心撞到了另一个人，其中某个人是某一参战国间谍的可能性是50%。
在瑞典活动的盟军间谍环节中最成功的环节之一要数由德国难民组成的这一环，他们恨死了希特勒及其纳粹政府。这个秘密网络的领导人叫克特·英格里奇，此人在圈子里非常有名，因为他在紧张情况下非常大胆冷静。
经过辛苦搜寻，英格里奇得知德国在瑞典的间谍中心是一间巨大的拱形房子，就在斯德哥尔摩的纳粹空军专员办公室里面。这间房子是收集来的情报的交换所。在那儿，情报经过分类、说明、捆扎，然后送往柏林的相应机构。时值1943年11月。
英格里奇经过多方探察，发现这个房间在晚上总是空无一人。只有一个德国人单独看守，而且是同一个人——在中立国无须严防不测。而且，没准儿敌方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么个秘密房间。
英格里奇经过谨慎询问，证实那个卫兵对他在斯德哥尔摩的任务心存不满——他认为自己没有机会升职，也不能执行更有价值的任务，并且他远不是纳粹政权的热心拥护者。机敏的英格里奇发现了卫兵的住所、他经常吃饭的地方和他经常去的娱乐场所。然后，他“碰巧”也经常去那些地方。他找到借口和卫兵交上了朋友，两个人在斯德哥尔摩的一家饭店一边喝杜松子酒，一边讨论“政治”。
渐渐地，在烈酒的推动下，卫兵口风松动了，透露了自己对纳粹的敌意。英格里奇就从卫兵防御盔甲中的这条小缝钻开了口。他竭力使他相信，德国注定会输掉这场战争。
英格里奇很快就感到时机成熟，可以向一个新朋友提出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自己是否可以在夜间进入空军专员办公室，并在那间上了锁的办公室复制一些遗留在办公桌和台子上的重要文件？如果卫兵不同意，英格里奇就有大麻烦了，因为无疑他会向空军专员报告，而且他们会采取“补救行动”对付这个间谍组织领导人。不过，那个德国人同意了。
夜复一夜，英格里奇在那个房间里工作着，急切地影印文件、地图、图表以及看起来与间谍有关的任何其他东西。在外，他的那个卫兵朋友很放松地读着报纸，抽着烟。在他看守秘密房间的一年里，空军专员办公室从未有人在夜晚出现过。
在一次复制文件的过程中，卫兵听到从走廊那端传来沉重脚步声。片刻之后，一名德国空军副官出现了。他匆匆向脸色发灰的卫兵点了点头，年轻的副官走向拱形的房间，拿出钥匙，打开门。英格里奇根本没时间逃走，似乎走投无路了。
像平常一样，机智的英格里奇继续进行他的复制工作，似乎他理应待在这个地方一样。他知道间谍和政府官员经常会在这房子里进进出出忙工作。他赌这个副官不会质问一个他不认识的人——特别是一个看起来对在这个房间里的德国军官毫不在意的人。
显然，副官是来处理一些要务的。他简洁地向英格里奇说声“晚上好”，就快步走过房间，打开了一个大保险柜，拿出一瓶苏格兰威士忌，然后把保险柜锁好，把威士忌夹在胳膊下，走出了房间。
克特·英格里奇和他的卫兵朋友都松了口气。
8差点丧命的小纸条
哈罗德·金·菲尔比是英国人，1934年在维也纳进入苏联情报机关成为情报员，1940年，他打入了英国秘密情报局，在该局步步高升，最终成为秘密情报局的未来局长人选之一。他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条件，为苏联提供了大量重要情报，成绩卓著。后来成为世界间谍史上最成功的间谍之一。他的这些成功经验，都是从一些小事中积累起来的。
1933年，菲尔比从法国回到英国，他任自由党月刊《评论的评论》的副主编，业余时间追逐漂亮女人，给人的印象俨然像个才华横溢的花花公子。西班牙战争爆发了。他被派到西班牙，搜集有关法西斯战争准备的第一手资料。
在西班牙，他遇到了作为一名情报人员遇到的第一次危机。
在英国的时候，他有一个习惯，总爱将从苏联那里得到的指示用密码写在一张小纸片上，并且把它放在裤子的小兜里，作为紧急联系之用。当他离开英国，到达西班牙时，他的口袋里也装着一张写满密码的小纸条，这张小纸条差点要了他的命。
当时，他住在西班牙南部的塞维尔。持有英国护照，身份是英国《泰晤士报》驻佛朗哥将军部队随军记者。
一天，他在广告上看到下星期天将在离塞维尔100多公里的科尔多瓦举行斗牛表演。当时，前线正在科尔多瓦以东25公里的蒙托罗和安杜哈尔之间的地带上。
菲尔比心想，如果能到前线去观看斗牛表演这是一个多么好的机会。于是，他决定去科尔多瓦度周末，顺便观看星期天的那场表演。
菲尔比到塞维尔军事司令部去办理通行手续。一位少校告诉他，去科尔多瓦不需要通行证，自己坐火车去就行。
星期五，菲尔比坐上了从塞维尔开往科尔多瓦的早班火车，顺利地到达了科尔多瓦。
他找了个饭店住下，夜里，他睡得正香，突然，被一阵雷鸣般的砸门声惊醒。他打开门，两个国民警卫队员闯了进来，命令他马上收拾东西，跟他们走。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这是命令！”
看着凶神般的国民警卫队员，他马上想到怎样处理掉裤子口袋里的小纸条。他一边穿衣服，一边想办法。这时，国民警卫队员紧紧地盯着他的一举一动。他一点机会也没有。他提着箱子跟着国民警卫队员走到街上，押送他的人寸步不离地紧紧盯着他。直到他被带到一间办公室时，那张可以置他于死地的小纸条还在他身上。
办公室里一盏耀眼的吊灯下，有一张光滑的大桌子。一个国民警卫队少校，漫不经心地听着带菲尔比进来的那个下士的报告。
少校问：“是谁批准你来科尔多瓦的？”
菲尔比说：“塞维尔军事司令部的人告诉我来科尔多瓦不需要通行证。”
少校说：“这不可能，人人都知道来科尔多瓦需要通行证。”
“我来看斗牛。”
“你来看斗牛，票在哪里？”
“我还没有买。”
“还没有买到？”
“是的，我是刚刚到达的。我准备早晨就去买。”
随着每一句充满怀疑的质问，菲尔比愈来愈不安。他的大脑紧张地转着，这时，他盯着光滑的大桌面，找到了一线希望。
少校和两个警卫队员打开他的箱子，仔细地搜索每一件东西并拿到灯光下去检查。但是没有查到任何可疑的东西。少校让菲尔比掏出身上所有的东西。
菲尔比再没有拖延的机会了，他先把钱包拿出来，向着光滑的桌面扔去，在脱手的最后一刻，他的手腕子抖了一下，钱包旋转着滑到了桌子的尽头。他们三个人同时扑向桌子那边的钱包。菲尔比趁机，从裤子口袋里掏出小纸条，迅速地塞进嘴里，咽了下去。
菲尔比从容地掏出口袋里剩下的东西。少校没检查出任何可疑的东西，只好放他走，并且命令他第二天离开科尔多瓦。
这是菲尔比早期从事情报活动的一次遇险。在以后的间谍生涯中，他感到真正的冒险行动并不总是带有最大的危险性，因为人们可以事先估计到那些实际存在的危险并采取恰当的预防措施，以避免其出现。而像上面这类几乎不注意的小事却往往会置人于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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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2-21 01:18: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