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唐玄宗宠信的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发动叛乱,仓皇失措的唐玄宗在京城部分将士簇拥下逃向四川。但西到马嵬驿时,随驾将士愤怨已极,要求杀杨国忠以谢天下。众怒难犯,唐玄宗只得答应。但将士们杀了杨国忠之后,仍不肯继续前进。唐玄宗亲自下令,将士仍鼓噪不已,便要高力士去询大将陈玄礼原因,陈玄礼说:“杨国忠谋反,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割爱将其正法。”唐玄宗起初不肯割爱,倚杖倾首而立。京兆司录韦谔上前说:“今众怒难犯,安危在咎刻,愿陛下速决!”但唐玄宗仍为贵妃辩解:“贵妃常居深宫,安知国忠谋反?”一贯顺从玄宗的高力士也对玄宗说:“贵妃诚无罪,然将士已杀国忠,而贵妃在陛下左右,岂敢自安,愿陛下审视之。将士安,则陛下安矣。”唐玄宗无奈,只得命高力士引杨贵妃于佛堂,缢杀了她。并且将尸体置于驿庭,召玄礼等人进入查看。这样,将士的激愤才稍平息。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马嵬驿兵变”。
对于“马嵬驿兵变”发生的原因,长期以来共有四种说法。其一,兵变是由于随驾将士因饥饿疲劳而激愤,归罪于杨国忠,大将陈玄礼起了煽风点火和引导作用。其二,兵变主谋是太子李亨,目的是夺取最高权力,大将陈玄礼不过是被太子作为工具加以利用而已。其三,太子和宦官李辅国策划了兵变,但李辅国起了主导作用,是主谋。其四,高力士与陈玄礼勾结,杀死杨国忠,并逼杨贵妃自杀,高力士是主要策划者。
第一种说法是长期流行的传统观点。一些史料记载了唐玄宗在西奔途中,士兵饥饿疲乏,狼狈不堪。自长安至咸阳,走了不到几十里的路已经没有粮食。从早晨西奔,直到中午,玄宗没有吃饭,有老汉献麦,才得食。这一行人马下午走到金城县,军士们已饿了一天肚子,直到智藏寺一些和尚进献少许小米,士兵们才勉强充饥,军士怨愤到了极点。陈玄礼为了安定众心,且他素来与杨国忠不睦,便借机煽动,酿成事变。
一些学者认为,杨国忠是唐玄宗倚重的宰相,杨玉环是唐玄宗最宠爱的妃子,陈玄礼若无有力的后台,绝不敢出头逼迫玄宗杀此二人。他这样做就等于是与玄宗结下了不解之仇。因此如果他不认为有一个能与玄宗抗衡且可保自己日后无虞的后台支持,陈玄礼此举就难以解释。高力士、李辅国都不是这样的人选,高力士平时一贯顺从玄宗,李辅国在兵变前也无多大权势,所以这个后台只能是太子李亨。
主张太子李亨发动兵变说的学者根据大量史料指出:李林甫、杨国忠与太子李亨是长期对立的。他们曾多次合谋,诬陷、攻击太子李亨,必欲除之而后快。安禄山叛乱之后,玄宗曾想传位于李亨,杨国忠感到如果李亨掌握朝廷实权,就意味着杨氏家族的灾难,便唆使杨贵妃向玄宗哀泣劝阻。
“安史之乱”发生后,唐政局动荡,军心不稳,特别是杨国忠为千夫所指,为太子李亨策动兵变提供了可能性。一些史料说明,陈玄礼的兵变得到了太子李亨的积极支持。兵变发生后的种种反常迹象也可从侧面说明李亨在兵变中的作用。事后,李亨迟迟不敢来见玄宗。陈玄礼杀死杨国忠后,“又劝太子分中原趋朔方,致河陇兵图复兴”。马嵬驿兵变为太子李亨在灵武继位创造了条件,李亨是兵变的最大受益者。
以上关于“马嵬驿兵变”原因的诸说中,以第二说论据较为充分,但直接有力的史料尚薄弱,还应当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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