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逸事

Kill

　　唐太宗制造的“冤案”

　　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间，实行了“慎刑宽法”的清明政治，朝廷每处决一名重囚犯，他都要求“三覆五奏”，并把死刑的终审权收归中央，以免出现冤假错案。贞观六年（公元633年），他让近400名死囚回家过年，体现了他对生命的尊重和对人文的关怀。

　　李世民对犯人如此，对开国功臣和国家重臣更应当珍惜呵护，但李世民却制造了多起冤假错案，让一些有功之臣蒙受了不白之冤，不少贤能之士遭受无妄之灾。盛彦师的无辜被戮，李君羡的因谗而死，张亮的受诬殒命，刘洎的失言遭殃，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在这四起案件中，李世民既没有经过深入细致调查，更没有遵循“三覆五奏”的程序，就草率地下达了死刑命令。这成为他光彩人生中的一大污点，让后人感到疑惑。

　　盛彦师是一员武将，他在剿灭李密、平定王世充的两次战役中表现出了很高的军事指挥才能。但如果让他当劝降的说客，可就是门外汉了。徐圆朗叛乱时，李世民有意选派盛彦师为安抚大使，目的是想借助他的威名让徐圆朗束手就擒。不料，盛彦师还没说上几句话，就被徐圆朗活捉了。盛彦师被俘之后，面对徐圆朗的威逼利诱，始终大义凛然，表现出了对李世民的耿耿忠心。盛彦师落入敌手，完全是李世民策略失准、用人不当造成的。李世民为了推脱自己的责任，却将盛彦师赐死了。

　　久经沙场、赫赫战功的李君羡之死，则是一句疑神疑鬼的谶语造成的。据《旧唐书·李君羡传》记载：贞观初年，一句“唐三世之后，则女主武王代有天下”的谶语，引起了李世民的高度警惕和对大臣们的猜疑。当他得知李君羡小名为“五娘子”，其武连郡公、左武卫将军、玄武门守将等一系列封号官职中皆带有“武”字，正好与“女主武王”暗合时，李君羡先是被李世民极度厌恶，接着被调出了京城，不久又被御史弹劾与妖道密谋勾结，欲行不轨。最后李世民不经审讯，就下诏“君羡坐诛，籍没其家”。恐怕李君羡至死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得罪李世民的。

　　凌烟阁功臣成员、刑部尚书张亮被杀的罪名是“谋反”，因为他的老家郑州荥阳被人传言是“形胜之地，不出数年有王者起”；有人发现了“有弓长之君当别都”的图谶；他还在私下里与几个江湖术士谈论了这些敏感话题；还因为他的妻子喜欢巫术进而干预政事对他造成了负面影响，这些原因都使他很快就被推上了被诬告的风口浪尖。谋反，是皇帝最不愿意听到的字眼，不管是真是假，都必须尽快除之。正当李世民因为找不到过硬的证据而发愁时，突然听到了张亮私下里蓄养五百壮士为义子的事情，这让李世民极其愤恨。虽然张亮“反形未具”，但李世民却主观推断他必反。于是，这位当年为了辅佐李世民争夺帝位的死党、刚刚从高句丽战场返回长安的沧海道行军大总管，被李世民下诏处斩，籍没其家。

　　刘洎曾被李世民高度评价为“性最坚贞”。刘洎因为忠于职守，敢于直谏，有能力，有忠心，所以李世民在远征高句丽时，才把辅佐太子监国的重任交给他。贞观十九年（公元646年），远征高句丽归来的李世民听信了褚遂良的谗言，在没有充分调查研究的情况下，就草率地把刘洎杀了。据《资治通鉴》记载：唐太宗出征高句丽时得了“痈疽”，刘洎听到此消息后忧心忡忡，曾和同僚们说：“疾势如此，圣躬可忧！”这本是一句忧国忧君的肺腑之言，但被进谗者传到了李世民那里，却完全变了味：“刘洎言国家事不足忧，但当辅幼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异志者诛之，自定矣。”在太子人选上，李世民费尽了很大的心思，废立了数次，始终摇摆不定。进谗者很了解李世民的“心病”，于是在接班人问题上大肆进谗，李世民因此震怒，就立即下诏：“刘洎与人窃议，窥窬万一，谋执朝衡，自处伊、霍，猜忌大臣，皆欲夷戮，宜赐自尽。”

　　唐太宗一面倡导“宽大安抚”，实行开明统治，体现人文关怀；另一方面本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疑忌心理，对大臣动辄问罪，轻则贬黜，重则杀戮，甚至连尉迟敬德、房玄龄这样的佐命功臣也未能幸免。

　　李世民是一位贤明的皇帝，也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在他看来，政局稳定是最重要的。如果平庸之人犯了错误，他可以不予追究。如果位高权重的大臣尤其是功臣，哪怕有一点点风吹草动，只要有可能威胁到皇家利益，他都会追究到底。皇帝高深莫测，臣子如履薄冰，在君臣的政治游戏中，皇帝始终是赢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