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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医同源
“巫医同源”是人们对医药起源问题的一种认识和说法。
医药萌芽于人类命运还主要掌握在自然手中的时代。那时,由于人类对自然存有畏惧和崇拜,鬼神观念占据支配地位,人们遭遇疾病或灾难,便乞怜于神的护佑,于是产生了以祈祝为职业的巫人。一部分巫人既掌握着民间的经验药方,又以能与鬼神相通的姿态给人治病,这部分巫人就是巫医,他们的存在给原始朴素的医药知识蒙上了一层迷信的色彩。这也是世界各民族在文化发展初期的普遍现象。我国古代有相当长一段时期也是医巫并存或巫盛于医。但医生并不是从巫人中分化来的,在巫出现的原始社会中虽还没有专职医生,但掌握了一定医药知识的中年或老年人为本原始群和本氏族成员治病的情形已经出现,他们兼任了救治病人的职责,实际上就是我国远古时期的医生。如黄帝时的名医岐伯、鬼庾区、伯高、僦贷季和雷公等人是医生,而不是巫医。
实际上,医药起源于劳动人民治疗疾病的实践。在我国,“神农尝百草”等富有神话色彩的传说,就是我国氏族社会时期医疗救助实践和劳动创造医药观点的朴素反映。当时,人们因吃了某些植物或动物而消除或减少了某些痛苦,逐渐就积累了使用植物和动物类药物的知识。特别是在原始的农业和畜牧业逐渐代替渔猎经济以后,人们对周围的植物和动物接触更多,对植物和动物的性能也就更加熟悉,便可能发现更多的植物类和动物类药物。同时,人们也发现了一些矿物类的药物。长此以往,医药知识越来越丰富。
在殷商时代,我国医学尚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但对疾病的认识已有很大成就。仅甲骨文字就记有20多种疾病,并且不是笼统地记载,而是按生理部位定了名。周朝时期更提出了一年四季多发性的流行病,经常使用的药物有百种以上,并且有了专门负责管理医事的医师。更了不起的是,周朝已有了较好的医学分科和医事制度,把医学分为四科:食医专管饮食卫生和四季烹调;疾医主管内科疾病;疡医治疗肿疡、溃疡和跌打损伤,涵盖了现今的外科和骨伤科;兽医专门治疗兽类疾病。周朝还将医事统管起来。设医师领管四科医生,人员薪金按工作效率评定,治疗经过记录在案以备医师查阅。所有这些都说明我国医学在3000多年前便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医学制度的建立更对医学的正规化、科学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当时在国外的医学中心巴比伦,求神驱鬼、画符念咒还很盛行。医生医死了奴隶主要被处以断手的刑罚,医死了奴隶也要赔偿——个奴隶。
医道之宗《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简称《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医学理论巨著。它为中医学奠定了较为坚实可靠的理论基础,其成书标志着祖国传统医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后世医家大多在《内经》基础上从不同角度加以阐发,从而形成不同学术流派和竞相发挥的各家学说。现在中医运用的传统基础理论仍以《内经》为主要依据,临床实践也以它为指导。因此,讲中医必得说到《内经》。《内经》的产生绝非偶然,它是春秋、战国、秦、汉以来医学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在西汉以前所出现的许多古典医学文献基础上,总结、汇集编辑而成的。
相传《黄帝内经》为黄帝、雷公、岐伯和俞跗等人讨论医药的笔记,实际上它是后人总结秦汉以前的医学成就写成的。从其内容、文气和作者思想来看,它可能不是出于一人手笔,而是几个人先后写成的。原书编成于西汉,搜集、编辑了春秋至西汉的医学著作,因流传中有亡佚,后人在整理、注释时又将西汉以后的医著伪称《内经》原文补充了进去,所以现在看到的《内经》不是原书,而是经过西汉以后,特别是唐宋医家补充过的。就其医学学术思想看,《内经》主要反映的是春秋战国、西汉的医学成就。由于黄帝氏族文化的发展是多方面的,从无到有,盛况空前,历代的人们都以自己是黄帝的子孙为荣,各派学说都将自己的文献冠以“黄帝”之名,一为显示学有所本,二为引起世人重视。
《黄帝内经》包括《素问》和《灵枢》两部分,共18卷,162篇。这部巨著对人体的生理活动、病理现象,以及诊断治疗方法,结合当时自然科学成就,进行了客观分析,建立了脏腑、经络、病因、病机、诊法、辨证、治则、针灸和摄生等学说。
统一整体观是《内经》的重要学术思想。它认为人体是一个统一整体,人体内由于经络的沟通,任何一个或大或小的组织都是互相联系的,从而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内经》的整体观还表现在,它认为人的健康和疾病既与自然环境有密切关系,即人体直接受到时间、气候、季节和地域等自然条件的影响;也与社会因素、精神因素有密切关系,即人的贵贱、贫富、苦乐、生离死别等变化对健康有着极大影响。
《内经》运用阴阳五行学说把丰富的医疗实践经验总结成系统理论,用阴阳对立统一和五行生克的规律,论述了人体生理、病理、诊断、预防、立法、治则和药物性、味、气等祖国医学中的基本问题,贯穿于医药的各个方面。它促使人们从系统结构观点观察人体,有助于比较辩证地认识人体局部与局部、局部与整体之间的有机联系,以及人体与生活环境的统一。
永恒运动观也是《内经》学术思想的重要内容。它认为一切物质,包括整个自然界、整个人体,都是永恒运动着的,唯有永恒的运动,才能产生变化,假使静止而不动,则不生不化,生命也就毁灭了。《内经》用运动变化的观点来认识分析疾病,并针对疾病发展变化的不同阶段,采取相应治疗方法,从而为中医学的“辨证论治”提供了理论根据。
《内经》对疾病发生和变化的内在机理有着科学论断。它认为,体质强弱和致病因素是决定是否发病的两个主要因素,在诊断上应当尽量全面运用望、闻、问、切四诊,对疾病要防微杜渐,有病及时治疗,防止疾病传染或恶化。对疾病还要因时、因地、因人的不同分别治疗,也要根据不同症状确定治疗方法。《内经》特别强调增强体质、预防疾病,以达到延年益寿;它重视精神情态的调节对养生的意义;还提出了顺应自然四季变化进行保养的观点。所有这些理论都是很科学的。
《内经》在解剖生理学上第一次记载了血液循环。我国现存第一部对人体组织有详细记载的医书便是《内经》。据《内经·灵枢》说,人活着的时候可以由体外按摩到体内各个脏器的位置,死后可以解剖开来观察。《灵枢》还详细地记载了体内器官的大小、软硬,血管的长短,肠胃的容量,并且大都十分精确,这说明我国秦汉前的解剖实践有相当水平。《内经》记载的血液循环更值得称道。而在西方医学史上,英国人哈维花费了17年时间才于1628年(即我国明代崇祯元年)发现心脏维持血液循环的作用,比我国晚了1000多年。
《内经》系统而全面地总结了我国汉代以前的医学成就,包含着极其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近2000年来一直有效地指导着中医临床各科实践,为中医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其价值和影响从下面两点即可看出:一,从中医学发展史上看,千百年来涌现出了许多医学家和著名医学流派,但从其学术思想和继承情况来说,基本上都是从《内经》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二,中医学现存古典文献,除《神农本草经》属药物学著作外,其他的都是在《内经》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几乎可以说,没有《内经》就没有中医学。
《黄帝内经》书影
《内经》对世界医学的发展,特别是对东方医学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日本、朝鲜和越南等国曾将它列为医生的必读课本,视为主要医学经典著作。近代以来《内经》也引起了西方医学家重视,美国人维茨曾于1949年将《素问》前34篇译成英文出版并因此获得博士学位。《内经》已引起世界许多国家医学家和科学史家的重视,部分内容相继被译为日、英、德、法等国文字。《内经》中的经络理论和针灸疗法,已经为世界医学界开辟了新的境界,为探索人体未知领域提供了重要线索和依据。有的国际针灸组织还把《内经》列为针灸医师的必读书。可以说,作为我国医道之宗的《内经》已成为世界人民共同的医学财富。
《神农本草经》
《神农本草经》是现存最早的中药学专书,大约成书于公元1至2世纪,又称《本草经》。在中医学中,“本草”这个名称,是代表中药的意思。这是因为虽然中药包括植物类、动物类和矿物类药物,可是,其中却以草类药方最多,它含有以草类药治病为本的意思。“本草”这个名称最早出现于公元前1世纪或稍前一些时候。《本草经》托名“神农”,称之为《神农本草经》。
《本草经》所记载的药物,植物类占大多数,有252种,动物药有67种,矿物药有46种,总数为365种。该书最早对药物进行了分类,分为上品、中品、下品三类。《本草经》还简要记载了药物的出产地点、别名、形态、药性和治疗功能等,初步概括了药物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如单味药的使用,复方中的主药与辅助药的配合应用(主药称君,辅助药称为臣、佐、使)。提出“七情”的药物配伍规律,即单行(单味药能产生应有的功效)、相须(两种性能相类的药物同用,互相增强作用)、相使(两种以上药物同用,一种药为主,其余药物为辅,以提高其效能)、相畏(利用药物的互相抑制作用,减少或抑制某一药物的毒副作用)、相恶(一种药物减弱另一种药物的性能)、相杀(一种药物能消除另一种药物的毒性)、相反(两种药物同用可能产生毒性或副作用),指出药物配伍“相须相使者,良”,“勿用相恶相反者”配伍。
《本草经》提出药物的产地不同,生药的采集时间的不同,以及加工处理方法的不一样。记载药性有五味——酸、咸、甘、苦、辛;四气——寒、热、温、凉。有的药物须晒干,有的则须阴干。有的适于制成药丸,有的适于制成药粉,有的则可制成各种剂型应用。有的药物需用水煎,有的需用酒浸或酒炒,有的不可用酒加工。有毒性的药物,须采取某些措施,以消除或减少其毒副作用。《本草经》对于用药的剂量也做了说明,在应用某些有毒性的药物治病时,提出应从小剂量开始,根据用药后的反应,再逐渐适当地增加剂量。
总之,《神农本草经》总结了我国早期药物学,在医学史上有着重要的价值。1000多年来,许多中药学著作中的内容取材于《神农本草经》,它为中药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本草纲目》
《本草纲目》是我国明朝大医药学家李时珍编著的医药学巨著,在我国人民群众中几乎妇孺皆知。为医者无不研读这部巨著。就连远在英国的进化论创始人达尔文,也把《本草纲目》称为“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加以推崇。可见李时珍及其《本草纲目》的影响确实巨大。
李时珍大约从1552年开始重新修订“本草”。他经过阅读大量医学文献,多方面从事调查访问、采集和炼制药物,结合行医进行试验,然后分析研究,编写草稿,反复修改。从壮年至晚年,以近30年的时间,终于在1578年编写完成了《本草纲目》这部中国医药学史上的皇皇巨著。1594年,即李时珍死后一年,这部杰出的医药学家呕心沥血之作才得以印行。
《本草纲目》共52卷,记载了1892种药物。全书分为水、火、土、金石、草、谷、菜、果、木、服器、虫、鳞、介、禽、兽和人体附着物等16个部分,每一部又分为若干类,如草部分为山草、芳草、陉草、毒草、蔓草、水草、石草、苔草和杂草等11类;禽部分为水禽、原禽、林禽和山禽4类。该书在药物分类上强调“析族、区类、振纲、分目”,按照“从微至巨”、“从贱到贵”的原则进行分类,体现了生物由低级到高级的进化论观点。书中还把那些在封建社会中长期被认为至高无上的动物如龙、凤等,列入相应低一级的类别。这种按照动物机体复杂性区别“贵贱”的做法,符合进化论观点,在当时是相当大胆的。
李时珍
全书的16个部共包括了60类,各类之下再分别列出所属药物名称,对每种药物又从8个方面加以解说。“释名”解释了各种药物的名称来由,必要时还列出了该药物别名。如夏枯草之名得自它“夏至后即枯”,根据其颜色又名铁色草;“集解”说明了药物出产地带、形态和采取方法;“修治”讲解了药物加工炮制方法;“气味”主要讲本草的甘苦咸酸涩、寒温凉平、有毒无毒等特性,如甘草甘平无毒,桔梗辛微温有小毒等;“主治”列举了药物治疗的主要病症,如五味子可治泻痢,生津止渴等;“发明”汇录了李时珍和历代医家的药物研究心得体会;“正误”主要是纠正过去本草书中的一些讹误;“附方”则专门收录以该种药物为主的经验药方。
《本草纲目》书影
《本草纲目》共收载历代经验药方11095个,其中8160个是李时珍亲手搜集的,实用价值很高。以上8项中每项每种药物名下不一定项项俱全,均根据药物实际情况而定。全书以16部为纲,60类为目,而就每一种药物来看,则以这种药的名称为纲,以其他八项解说为目。李时珍认为,前人包括许多权威学者的许多错误,完全是由于对所收载的品种缺乏调查。《本草纲目》最主要的贡献是纠正了历代“本草”相沿的许多讹误,研究和补充300多种药物,汇集当时民间流传的有效药方8000多个,绘制1000多幅药物图,系统整理和总结了当时我国医药学发展的新成就。该书把全部收录的药物清楚地分为16个部分,纠正了过去“本草”书中“玉、石、土混同,诸虫、鳞、介不别”的情形,创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药物分类法。瑞典著名植物分类学家林内,到1741年才提出类似的分类法,比李时珍晚了100多年。《本草纲目》对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物理、天文和气象等方面均有较广泛的论述,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比如,《本草纲目》收载了100多种矿物药材,对矿床分布,对药用矿物性形、颜色、成分和真伪鉴别方面都有相当记载,指出金子纯度因不同颜色有所差别,“七青、八黄、九紫、十赤”,只有十成的纯金才是赤色的。李时珍还在书中记载了黑辰砂含汞较多,这一发现在世界上是最早的。
《本草纲目》刊行后在国内外均引起普遍重视。生前并没有什么地位的李时珍由于这部巨著而被人们尊为医圣。甚至受他的影响,明清两代研究“本草”的风气浓厚起来,涌现出不少有名著作。《本草纲目》于1606年传入日本,1647年被波兰人译为拉丁文,此后又先后被译为法、德、英、俄等国文字,成为我国外文译本最多的医学著作。在近代自然科学发展初期,它的传出对当时欧洲大陆的药物学、植物学、矿物学和化学等都起了一定影响,在世界科学史上占有较高地位。
中药麻醉
我国中药麻醉的经验和知识颇为丰富,古代小说中有许多关于蒙汗药的描述,古代中医文献中也有相当多使用麻醉中药的记载,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麻沸散。
远在人类社会初期,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人们逐渐地认识到有些植物或动物,吃了以后会出现头晕、麻木、昏迷及至死亡等情况;但有些植物吃了之后,创伤疾病的疼痛程度却减轻甚至消失了。这些具有消除疼痛的药物,便被人们作为止痛、麻醉药使用。在《神农本草经》里,已记载了某些药物的麻醉作用。如莨菪的种子这味药,书中说“多食令人狂走”。又如“乌头”也具有麻醉的作用,在古代被用于麻醉毒杀禽兽。《神农本草经》说“其汁煎之,名:射罔,杀禽兽”。古代中医文献里还记载了其他多种具有麻醉性能的药物,如莨菪、草乌和曼陀罗花等等。
按古代文献记载,至少在两千多年以前,中医学中已经应用麻醉药了。《列子·汤问》中有中国古代应用中药麻醉进行外科手术的最早记载,其中有一个故事,说“鲁公扈、赵齐婴二人有疾,同请扁鹊求治……扁鹊遂饮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投以神药,既悟如初,二人辞归”。这故事中说的“毒酒”,看来就是含有麻醉药物的酒;所谓迷死,即是由于麻醉药物的作用而使人暂时失去知觉。汉代末年(2世纪初)时,华佗已把“麻沸散”应用于腹腔大手术了。《后汉书·华佗传》里记载有:“若疾发结于内,针药所不能及者,乃今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无所觉,因刳破腹背,抽割积聚。”这里所说的“麻沸散”,就是麻醉中药。《后汉书》《三国志》中都记载有华佗使用“麻沸散”施行外科手术并取得惊人效果的医案。如三国时期,华佗使用刮骨去毒的方法割掉中毒的死肉,挽救了关云长的性命。华佗的外科疗法能够手到病除,首先是因为他掌握了安全使用麻醉药的方法。
据说猎人使用的“麻药”是用曼陀罗种子、草乌和天南星制成的,华佗把这种“麻药”和酒拌成散剂,并且取名“麻沸散”。至于麻沸散到底用什么药合成,年久失传,现已无从查考。据说它是由曼陀罗花一斤,生草乌、香白艾、当归和川草各四钱,天南星一钱共六味药组成的。华佗首创了用酒内服“麻沸散”的全身麻醉术,这不仅在我国医学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麻醉学和外科手术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难怪后世尊华佗为我国外科始祖。
宋代以后,文献中屡有记载的曼陀罗花,又称为风茄花、山茄花、醉心花、洋金花等,是中药里常用的麻醉药物。宋代窦材的《扁鹊心书》(1146年)简要记述了曼陀罗花的麻醉功效,认为“人难忍艾火灸痛,服此即昏睡不知痛,亦不伤人”。现代科学实验证明曼陀罗花产生麻醉作用是因为其有效成分是东莨菪硷。
元代大量使用骑兵,外伤与骨折较多发生,因此,骨伤科及整形复位时用的麻醉术也相应地有了发展。14世纪危亦林的《世医得效方》详细地叙述了内服与外用麻醉药,并且正确地提出服用原则,服用麻醉药的剂量须依据病人的年龄大小、体质强弱、有无出血等情况而有所区别,并提到孕妇应慎用。其后,明、清时代的中医文献对中药麻醉也有过不少论述。
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一本概述世界药物学历史书籍《药物学的四千年》写道:“一些阿拉伯权威人士谈及的麻醉术,可能是从中国传去的,因为中国名医华佗擅长此术。他所使用的药物,是草乌头、曼陀罗花等。”可见,公元2世纪中国成功施行腹腔大手术这件事,充分证明当时中医麻醉术和外科手术,都曾居世界先进地位。欧美各国直到19世纪初期,才使用全身麻醉法施行手术。
麻沸散的发明意义十分重大,历代中药麻醉无不是在它的启发下发展起来的。后世医生在金创、痈疽、骨折等手术治疗和麻醉药使用方面有所发展,然而开创者仍然是华佗。
人痘接种术——世界人工免疫法的先驱
现今已可采用预先口服或接种某些预防疫苗的办法,使人体产生对某些疾病的抵抗力,以避免染上某种疾病,或者尽可能减少被某种病传染的机会,这就是人工免疫法。早在公元3世纪的东晋时期,我国医学家们已经成功地运用狂犬脑敷贴于狂犬咬伤处以防治狂犬病发作,比西方的巴斯德早了1500年。而在免疫发展史上更有意义的是,我国古代发明了预防烈性传染病天花的“人痘接种术”。
公元4世纪东晋道士葛洪的《肘后备急方》是我国古代文献最早描述天花疾病的医书,书中详细记载了天花病的症状和危害性。我国最早发生天花的时间难以确定,多数医家认为此病开始发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年间(公元25-55年)。
我国最迟在16世纪或更早一些时候就发明了人痘接种术。如清代宁阳人张琰(字逊玉)于17世纪80年代所写的《种痘新书·序》中,有“余祖承聂久吾先生之教,种痘箕裘,已经数代”的记载。人痘接种术的早期还存在着不少缺点,以致这种预防方法未能迅速推广。后来,有些医生对痘苗的选择和接种方法作了改进,从而提高了接种人痘的安全性。关于接种人痘的方法,1695年张璐的《张氏医通》的“种痘说”记载了痘苗法和痘衣法。1742年成书的《医宗金鉴》则记述了人痘接种的痘衣法、浆苗法、旱苗法和水苗法。从当时文献所载可以看出,痘衣法是把正在出天花的患者穿的贴身内衣给未出过天花者穿2-3天,使其发生反应而产生对天花的抵抗力。人们逐渐发现,此法有时由于不能引起未出天花者的反应,所以并不灵验,但尚未认识到痘衣法有可能使接种者感染重型天花而致死亡这样的严重后果。痘浆种法是用棉花团蘸沾天花患者的痘粒内浆液,塞入未出天花者鼻腔内,使其发生反应而产生抵抗力。这也有可能使患者染上重型天花。旱苗法是将痊愈期天花患者的痘痂研细,用银管吹入未出天花者鼻腔内。水苗法是将上述研细的痘痂用干净水调湿,以棉花团蘸沾塞入未出天花者鼻腔内。由于旱苗法与水苗法所用痘苗是天花患者痊愈期的痘痂,接种后能够产生一定的预防效果。尤其是通过一段时间接种人痘的实践后,人们认识到痘苗的优劣对接种人痘的安全性与有效性具有极大的关系,因此强调需选择“苗顺”的痘痂,也就是选用毒力缓和、不夹杂其他疾病的痘痂制成的痘苗,接种后才能取得安全可靠的效果。张琰在《种痘新书·论痘宜种》中记载了接种安全优良的痘苗,对预防天花确实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因而逐渐地在各地流传应用。
人痘接种术经过人们较长一段时间的实践后,积累了愈来愈多的经验,人们逐渐认识到既要审慎地选择性能良好的痘苗,还要注意种痘的合适条件与卫生环境。经过改进后的人痘接种术对预防天花取得了相当好的效果,也得到了当时统治者的大力提倡,采用范围更为广泛。
人痘接种术在17世纪时,不仅在我国各地广泛应用,而且很快流传到国外,引起欧亚各国的重视。大约1652年,清代名医龚廷贤的弟子戴曼公到日本,带去了人痘接种术。17世纪后,有的国家专门派遣留学生到中国学习人痘接种术,1847年俞正燮的《癸巳存稿》就有“康熙时,俄罗斯遣人至中国学痘医”的记载。俄土战争中,人痘接种术又由俄国传到土耳其。我国的人痘接种术还流传到朝鲜、英国等地。根据美国医史学家加里森(Garrison)于1914年出版的《医学史》(Historyof Medi-cine)记载,1718年,英国驻土耳其公使蒙塔古(Montague)的夫人在君士坦丁堡给自己3岁的儿子接种了人痘,3年后她回到英国又为5岁的女儿接种了人痘。就这样,我国的人痘接种术传到了欧洲,对欧洲一些国家预防天花做出了贡献。此时的方法已经不是用鼻苗,而是先把接种人的虎口刺破,再涂上痘浆,包扎好,有时还接种在胳膊上。我国的种痘书上也有刺破儿臂,去掉污血的方法。可见,中国的种痘法传到西方去,对后来英国医学家琴纳(Edward Jenner,1749-1823年)于1796年发明牛痘接种术产生了很大的启发作用。据1968年德国医史学者文兹茂(Gerhard Venzmer)的《医学五千年》记载,琴纳在发明牛痘接种术以前,曾有过一段时间采用接种人痘为人们预防天花。而且,据其他文献所载,琴纳自己8岁时也曾经接种过人痘。琴纳的这些经历,对他在1796年发明牛痘接种术无疑有很大的启发意义。18世纪中期,人痘术传入并进而推广于日本,直至亚洲其他国家与地区。1805年,琴纳的牛痘接种法传入中国,才逐渐替代了有数百年历史的人痘接种传统。
发明人痘接种术的历史意义,不仅在于它是人类发明牛痘接种术之前预防天花的有效方法,更重要的是它成为人工免疫法的先驱,导致了后世各种预防疫苗的陆续诞生。18世纪时,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作家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年)在其《哲学通信》第11封信中就专门谈论了种痘,他说:“我听说一百年来中国人一直就有(种人痘)这种习惯,这是被认为全世界最聪明、最讲礼貌的一个民族的伟大先例和榜样。”伏尔泰接着又说:“这一点也可以证实:倘若我们在法国曾经施行种痘,或许会挽救千千万万人的生命。”说明伏尔泰曾经对中国的人痘接种术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对中国人痘接种术倍加赞扬。可见,世界人工免疫法的先驱确是我国发明的人痘接种术。
经络学说
经络,是经脉和络脉的总称。它是人体特殊的网络联系系统,是人体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运行全身气血,联络脏腑肢节,沟通表里上下内外,调节体内各部分功能活动的重要作用。经络学说是研究经络的基本概念、循行分布、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及其与脏腑形体官窍相互关系的理论学说,是中医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经络系统,由经脉、络脉及连属部分所组成。
经脉是经络系统的主干,主要有正经、奇经和经别等。正经共有12条,分为手三阴经、足三阴经、手三阳经、足三阳经,合称“十二经脉”,是人体气血运行的主要通道。它们有一定的起止点、一定的循行部位和交接顺序,在肢体的分布和走向有一定的规律,同时与体内的相关脏腑有直接的络属关系。奇经是指与正经循行不同“别道奇行”的8条重要经脉,即督脉、任脉、冲脉、带脉、阴跷脉、阳跷脉、阴维脉、阳维脉,合称“奇经八脉”。奇经八脉穿插循行于正经之间,主要具有统率、联络和调节十二经脉气血的作用。经别也有12条,是从十二经脉别行分出的重要支脉,由于它们循行路线深而长,故也将其归入经脉范畴。经别一般起自四肢,循行于体腔内脏腑深部,而后上出于颈项浅部。阴经的经别与阳经的经别汇合后归入阳经本经,故十二经别的作用,主要是加强十二经脉中相为表里的两经之间的联系。
穴位图(正面)
络脉是经脉的分支,其循行部位较经脉为浅。络脉有别络、浮络和孙络之分。其中除别络外,大多无一定的循行路径。络脉的分支由大逐渐变小,直到孙络,由线状循行逐步延展扩大为网状弥散,从而与人体各部分组织发生紧密的联系。别络是络脉系统中较大的和主要的络脉。十二经脉在四肢部位各分出一支别络,再加上躯干部的任脉之络、督脉之络及脾之大络合为“十五别络”,简称“十五络”。其主要功能是沟通表里两经和渗灌气血。浮络是循行于人体浅表部位而常浮现的络脉。孙络是最细小的络脉,有“溢奇邪”、“通荣卫”的作用。连属组织包括经筋和皮部,是人体筋肉和体表组织连络、附属于十二经脉的部分,与经脉、络脉有着紧密的联系。经筋是十二经脉之气“结、聚、散、络”于筋肉、关节的体系,是十二经脉的附属部分,故称“十二经筋”。经筋具有联缀四肢百骸、主司关节运动的作用。皮部,是指十二经脉及其络脉所分布的皮肤部位,亦即十二经脉在皮肤的经络分区。故十二皮部,即是把全身的皮肤划分为十二个部分,分属于十二经脉。
经络学说是我国古代医家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对所观察到的一系列生理病理客观现象,通过反复地验证和归纳,不断地总结和提高,逐渐精炼、升华、发展而成的一门学术理论,并在历代医家的临床运用中,不断得到了丰富、发展和完善。经络学说与藏象、气血津液学说及阴阳五行理论相互结合、相互印证,完整地反映了中医学对人体生理、病理的基本观点,它不仅是针灸、推拿、气功等学科的理论基础,而且对于指导中医临床各科,均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历代医家非常重视经络学说,如《灵枢·经脉》说:“经脉者,所以决死生,处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而《扁鹊心书》则更有“学医不知经络,开口动手便错。盖经络不明,无以识病证之根源,究阴阳之传变”之说。可见经络学说在中医学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穴位图(反面)
关于经络学说的起源,中医学术界历来存在两种不同观点。
第一种观点为砭刺说,即由点到线说。这种观点认为,人们首先发现具有治病作用的刺激点腧穴,而后才形成了关于经络循行线路的认识。从远古时期开始,人们在生产实践中发现,一些局部的创伤能够使原有的病痛减轻或消除。人们经过对这些偶然现象的反复多次体验,转而主动地采用砭石、骨针等刺激这些部位,后来便发现了人体上的很多“穴位”。在针刺穴位治疗疾病的过程中,人们通过对针刺感传现象的观察,形成了对经络循行路线的认识。
第二种观点为导引说,即由线到点说,这种观点认为,人们首先是在灸疗、针刺或气功导引中发现了感应传导的经气循行路线,而后才在对经络线路的基础上确立了腧穴。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一批人类医学史上迄今为止所见到的最早的医学帛书,书中已经有了关于经脉的记载。如《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就记述了11条经脉的循行分布、病候表现及灸疗方法,但却未见关于穴位的文字记载,说明确实是先有经络循行,后有腧穴。据考证,这些著作的成书年代约在春秋战国时期或更早,而《黄帝内经》大约成书于秦汉时期,书中已经是经络、穴位并述。由此可以推测,在经络学说形成的萌芽时期和雏形阶段,两种情况是平行发展的,并且在某个历史时期,发生了交叉和汇合,从而把经络学说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黄帝内经》的问世,是中医经络理论体系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在全书162篇中,专论或主论经络的篇章有20余篇。《难经》除对《内经》提出的十二经脉、十五别络进行了补充和发挥外,首次明确提出“奇经八脉”之说,阐发了井、荥、输、经、合及原穴理论,还指出了“八会穴”的部位、主治及五脏募穴的意义和作用,从而大大丰富了经络学说的内容。东汉张仲景是将《内经》《难经》经络理论运用于临床实践的典范,他在《伤寒杂病论》中创造性地以经络理论为指导,创立六经辨证施治纲领。晋代皇甫谧编著的《针灸甲乙经》、唐代孙思邈的《千金方》(绘制了“明堂三人图”)、宋金元时期忽泰必烈所著的《金兰循经》、滑伯仁的《十四经发挥》、李时珍的《奇经八脉考》、杨继洲的《针灸大成》、张景岳的《类经》、李梃的《医学入门》、沈子录的《经络全书》、高武的《针灸聚英》、徐凤的《针灸大全》、张明的《经络集说》、张三锡的《针灸考》、韦勤甫的《经络笺注》、翟良的《经络汇编》等,清代吴谦等编著的《医宗金鉴》、廖润鸿的《针灸集成》、陈惠畴的《针灸图考》等著作的问世,都对传统的经络学说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望闻问切
望诊、闻诊、问诊、切诊四种方法,称为四诊。四诊就是指中医运用视、听、嗅、触等感觉功能以及与病人或知情者交谈,全面了解和系统地掌握与疾病相关的各种信息,从而指导临床治疗的诊断方法。四种诊断方法各有其独特作用,不能相互取代,在临床上必须综合运用,才能对病症做出正确的判断。
望诊
望诊是中医运用视觉观察病人全身和局部的神色形态、舌象、分泌物、排泄物色质的异常变化来诊察疾病的方法。望诊是根据脏腑经络等理论进行的诊法。人体外部和五脏六腑关系密切,如果人体五脏六腑功能活动有了变化,必然反映到人体外部而表现为神、色、形、态等各方面的变化。所以观察体表和五官形态功能的变化征象,可以推断内脏的变化。
望诊的内容包括望全身和望局部两部分,望全身可分为望神、望面色、望形态等;望局部可分为望头颈五官、望舌、望皮肤、望脉络、望排出物及分泌物等。望诊的重点在望神、望面色和舌诊。因面部、舌部和脏腑的关系更为密切,可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脏腑功能的变化。
闻诊
闻诊是中医运用自己的听觉和嗅觉,通过对病人发出的声音和体内排泄物散发的各种气味来推断疾病的诊法。通过听声音,不仅可以诊察与发音有关器官的病变,还可以根据声音的变化,诊察体内各脏腑的变化。听声音包括:语声、呼吸、咳嗽、呃逆、嗳气等。一般来说,初病声音嘶哑多属实证,久病失音多属虚症。声高气粗重浊多属实症,低弱无力多属虚症。嗅气味包括嗅病体和病室的气味两方面。病体气味是指患者体肤散发的气味和各种分泌物、排泄物等气味。气味臭秽者多属实症、热症;各种分泌物、排泄物无味者多属虚症、寒症。病室的气味是由病体及其排泄物所发出的气味,如瘟疫病人会使霉腐臭气充满室内;病室有血腥味,患者多患失血症;病室有尿臊味,多见于水肿病晚期患者。
问诊
问诊是中医通过对病人或陪诊者进行询问,了解疾病起始、发展及治疗经过、现在症状和其他与疾病有关的情况,以诊察疾病的方法。
问诊是中医围绕患者的主症进行询问,包括病人的自觉症状、发病经过、个人病史、家族病史、精神状态、生活环境和工作环境等。它主要是对客观难以察知的疾病情况,如在疾病体征缺乏或不明显时,发现可供诊断的病情资料,或提供进一步检查线索,以全面掌握与疾病有关的一切情况。问诊的具体内容包括患者的一般情况(姓名、性别、年龄、职业、婚姻、民族、籍贯、住址、就诊日期)、主诉、现病史、现在症状、既往病史、个人病史、家族史等。其中,现在症状的问诊主要为:问寒热、问有汗无汗、问大便与小便、问睡眠、问饮食、问疼痛的部位和性质、问妇女的月经和带下等。中医通过以上方面的询问,以判断疾病的寒热虚实,了解病人脏腑气血的盛衰和病邪的性质。
切诊
切诊是中医用手对患者体表进行触摸、按压的诊法。切诊包括脉诊和按诊两部分。脉诊又称为切脉、诊脉,是通过对脉象变化的体察,了解体内病变的诊断方法。正常脉象(平脉)是健康人的生理脉象。平脉有胃、神、根三个特点。脉象不浮不沉,不快不慢,从容和缓,节律一致,为脉有胃气;脉来柔和有力,为脉有神;尺脉沉取有力,是脉有根的表现。说明机体阴阳平衡,尚无内外致病因素的干扰。平脉随气候、地理、年龄、性别、体格等因素影响而有相应的正常生理性变化。常见病脉包括浮、沉、迟、数、虚、实、滑、涩、洪、细、微、散、长、短、弦、芤、紧、缓、革、牢、弱、濡、伏、动、疾、促、结、代等28种脉象。
按诊是中医用手直接触摸或按压病人某些部位,以了解局部冷热、润燥、软硬、压痛、肿块等,来推断疾病部位、性质、病情轻重的一种诊病方法。
针灸和推拿
针灸是中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同中药、推拿、气功一样,它已经被使用了5000多年,并且现在还在被广泛地使用于世界各地。针灸学的理论基础是经络学说。中医认为,经络是运行气血的一个网络状通路,可将人体各组织器官联系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气血通过全身不同的经脉运行,营养循行路线上的不同器官和组织。气血运行异常可以造成疼痛和器官功能衰弱。针灸师通过刺激经络上的穴位,使气血运行正常,并且激发身体的自愈能力。针灸治病所选用的穴位,绝大部分都在经络上,针灸刺激通过穴位、经络的作用,能够调动人体内在的抗病能力,调节机体的平衡,以达到防治疾病的目的。
金医针·西汉
传统的针灸治疗可分为两个部分:针法和灸法。“针法”,就是使用针灸针刺激体表的穴位,以起到治病的作用。“灸法”是用艾绒(一种草药)为主要材料,制成艾炷和艾条,将其点燃后,在体表的一定穴位熏灼,给予人体温热刺激,从而防治疾病。针法和灸法也可以结合使用。除此之外,针对不同的疾病还有耳针、电针、头皮针等多种治法,适用于不同病情的患者。
针灸治病的适应症广泛,可以治疗如感冒、中暑、眩晕、中风等内科疾病,以及风湿痹痛,如落枕、腰痛、关节痛等;还可治疗妇科、儿科疾病,如痛经、月经不调、遗尿等;对于治疗痄腮、麦粒肿、鼻炎等某些外科、五官科的疾病也有很好疗效。数千年的医疗实践已证明针灸适应症广,疗效明显,而且针灸操作简便,经济安全。随着中国传统医学在海外的传播,针灸这种古老的医疗方法,也逐渐为世界各地人民所认识,得到国外的重视。目前在美、英、加、澳等国均设有为大众服务的中国针灸医师诊所。美国有的保险公司甚至为病人接受针灸的费用担保,就是因为针灸对某些疾病确有显著疗效,甚至可以避免手术,为保险公司省下了大笔费用。
推拿是指运用手指的技巧,在人体皮肤、肌肉组织上连续动作来治病,这种方法,有时也叫作按摩疗法。古代称推拿为按摩,是我国起源很早的一种治病防病的养生术。在还没有中药汤剂给人治病的时候,就已有用推拿的方法给人治病。推拿技术发展到今天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在隋唐时期,甚至出现了按摩博士、按摩师等职位。推拿疗法的理论依据是中医脏腑经络学说。经络是人体内经脉和络脉的总称,是气血运行的通路,它们在人体内彼此紧密相连,纵横交错,内通五脏六腑、外络肢体皮毛,从而将人体联络成一个完整的有机整体,经络具有行气血、通阴阳、养脏腑、利关节的作用。如果气血循经运行正常,人体就会健康无病,如果气血运行受阻,就会产生多种疾病。推拿疗法能够使经络通畅、阴阳平衡,从而使人恢复或保持一个健康状态。推拿手法五花八门,但均要求基本动作有力、均匀、柔和、深透。推拿疗法是适用于各个年龄段如老年、青年、儿童、妇女的治疗方式,副作用少,应用范围广泛,可作为一种普遍应用的自我保健方法。运用推拿技术不仅要了解西医学中人体骨骼、血脉、肌肉的解剖,还要掌握中医经络学说,牢记各个穴位的位置,因人因病施治。按摩有利于循环系统和新陈代谢,对于一般慢性病或身体过度虚弱的患者比较安全可靠。对不便吃药的患儿,按摩则可起到增强体质和预防保健的作用。对于某些复杂疾病,还可配合针灸、药物治疗。但是,对于某些急性传染病,或肺炎、肺结核等,按摩只能起配合作用。对于发病急骤的疾病如患有肿瘤,急性化脓性阑尾炎、肠穿孔、胆道蛔虫引起的胆囊炎等,绝不可应用按摩而延误病情。
现今,针灸疗法越来越受到国外的重视,许多国家设立门诊,接受治疗。此外,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迟早会得到保护和荐介,造福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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