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历史上的日本 日本古代史诸问题

氧气

      第一节日本古代史诸问题


　　亚洲大陆与日本

　　正如日本在地理上是亚洲的一部分，在历史上，日本史也应该被包含在亚洲史之中。甚至可以说，只有将日本史视为亚洲史的一个部分，日本史的意义才能更好地得到理解。不过，这并不是说要让日本史隶属于中国史。中国屡次发生的政治变动，其影响时常会波及周边国家，但若要到达日本，则陆上有朝鲜半岛作为缓冲地带，海上也隔着较远的距离，所以中国的政治力量几乎没有直接对日本产生压力，从而使日本能够在较长的时间段里保持政治上的独立。

　　然而，以中国为中心的文化波浪比政治波浪的影响要有力得多，这不仅是由于中国文化自身所具备的传播力，也是因为日本人具有积极地对中国文化加以吸收的能动性。另外，中国未能充分消化和吸收的西亚、印度的文化，也经由中国流向了日本。日本社会在吸收这些文化资源的同时，也实现了自身独有的发展进程。

　　日本社会的发展进程和其他地区一样，都经历了古代、中世、近世这三个历史阶段，但其在各个阶段的表现形态却未必与其他地区相同。最初，在以大和地区为活动中心的飞鸟朝和奈良朝，日本内部的统一进程得到推进。到平安时代，日本实现了北起奥州，南抵琉球的统一。由于这一时期具有明显的统一倾向，故可以把这一时期归为日本古代史的发展阶段。

　　接着，从平安朝末期开始，武家势力以关东为中心日渐兴起，随着这一与公家迥然不同的社会势力的扩张，日本社会出现了急剧的变化。武家势力一开始就带有封建性，因此他们登上历史舞台后，日本国内就表现出与此前完全不同的分裂倾向。镰仓的武家社会与京都的公家社会以对立的关系并存于世，这种并存现象本身就是一种分裂，而这种分裂趋势在进入南北朝之后，以朝廷自身分裂的形式更为明显地表现出来。中央的分裂进一步波及地方，激化了地方豪族之间的对立状态。在足利义满统治时期，这种分裂虽然一度从社会表面消失，但由于分裂的要素和根源仍然深刻地潜藏在地方社会之中，所以应仁之乱后，这种分裂再度浮出水面，并在不久后导致了战国时代群雄割据状态的出现。由于这一时代以分裂为特征，所以将其理解为日本的中世时期应该是恰当的。

　　战国时代的分裂割据在织田信长、丰臣秀吉两人的手中终结，日本得以重获统一。继之而起的德川家康开始了幕府统治，确立了封建制度。封建制原本具有割据性，因而是中世性的，但德川氏却将封建势力置于强大的幕府权力之下，且能够对其施加严密的控制。从这一点来看，这个时代仍然是具有较强统一倾向的时代，因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其近世性。事实上，在德川幕府统治的三百年间，几乎没有出现过地方割据势力举兵相向的例子；而且只要幕府愿意，还可以自由地对大名的领地进行改封（国替）。这是日本封建制度的特色所在，即尽管外表看起来是中世性的，却必须将其作为近世史来加以理解。然而，封建制终究不是纯粹的近世。日本的近世史中残留了许多中世性的残渣，这只能说是日本社会发展落后性的体现。

　　考古遗物中的史前日本

　　毫无疑问，日本民族是在遥远的古代从大陆迁徙至此的。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日本都没有发现可证实的旧石器时代的遗物，但是之后，以群马县岩宿遗迹为代表的诸多遗迹被发现，人们据此推测，比旧石器时代的人强壮得多的人类曾经栖息于此。

　　新石器时代的遗迹、遗物在日本留存极多。掌握了新石器文化的人类，估计不少都是从大陆以数条不同路径来到日本的。例如从北边途经库页岛、北海道岛，从南边经台湾岛、琉球群岛北上，不过主要还是经朝鲜半岛来到日本。这些渡来者在气候温和的日本定居下来，人口也逐渐增加。

　　他们日常所使用的石器因材料坚硬而难以加工，所以制成品的形状大体上都是一样的，这导致后人难以通过其使用的石器来识别其文化系统。不过，我们可以根据他们使用的陶器及其制造手法来进行推测，并可以由此划分出两大系统。

　　最初曾流行于整个日本的是被称为“绳文式”的陶土器。在这些陶土器表面的边缘处，有用贝壳或模具连续刻印的倾斜或平行的短线，这让人联想到粗绳的纹路，故被称为“绳文”，但绳文图案并不都是一样的。绳文土器的特点是，大都是以粗糙的土坯烧制而成，但由于烧制火力不甚充足，所以土器表面因碳化而有些发黑。绳文土器随着时代的发展也逐渐进化，古旧者大多厚而平浅，而后逐渐变薄、变深，边缘也开始出现复杂而奇特的立体装饰。可见，当时的人们已经有了一些精神上的闲暇，其陶土器也相应地展现出较高的工艺水准。

　　使用绳文土器的日本人主要以狩猎和捕鱼为生。这一点是通过已发现的大量打制石镞，以及由鹿骨、猪牙等制成的众多骨角器而推断出来的。这些骨角器多发现于适于保存它们的贝冢之中。从关东地区到东北地区，残留着许多这样的贝冢。这些贝冢是早期日本居民将贝类作为食物后，集中丢弃其残骸的地方。绳文文化圈以关东为中心发展开来，绳文土器具有各种各样的形状，表现出日本与周边各国截然不同的样貌，然而这决不是说日本乃孤立于周边各国的孤岛。在绳文时代，早期日本居民开始使用以美石、硬玉打磨制成的耳环等饰物，但他们使用的硬玉并非产自日本。

　　当绳文文化在东日本发展到顶点时，近畿①以西地区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文化圈。这就是以弥生土器为特征的弥生文化圈。弥生土器以实用性为主，不强调装饰性。这类土器大多坯壁较薄，以大火进行烧制，最后烧成红色。其形制包括深钵、高杯等高大器型，装饰也以简单的几何图案为主。弥生文化圈从西日本开始，逐渐影响至东日本，在一些混合了绳文和弥生两大文化的贝冢遗迹中，我们往往可以看到贝冢底层有绳文式的遗物，而在顶层则保留着弥生式的遗物。

　　有些弥生土器上留有使用过转轮的痕迹，此外，我们从同一时期的石器多为磨制生产这一点也可以知道，弥生文化显然已经进入了较绳文文化水平更高的一个阶段。事实上，曾有一些弥生土器的表面残留着稻壳的痕迹，由此可知，弥生文化是以农耕生活为基础的。另外，在弥生风格的遗物中，人们除了能找到青铜器，还能不时地发现铁器，而当时留下的磨制石剑，有些还是以金属剑为模型制成的。这些事实说明，弥生时代的人们从金石并用时代直接发展到了金属时代。当然，这些人对金属器具的使用肯定受到了大陆方面的影响。

　　铜铎的问题

　　日本有一种特殊的青铜器，即铜铎。以往被发现的铜铎几乎都是单独出土的，没有伴随物，多在断崖等地土壤中被偶然发现。因其形状特别，在日本周边各国并未发现相同样式的物品，故被认为是日本特有的器物。在这一时期，学界曾流行一种对铜铎的来历进行说明的假说，认为现代日本民族的祖先来到日本之前，克鲁波克鲁人②制作了铜铎，这些土著人在逃亡之际，将铜铎这种贵重的铜器埋在土中，以免被入侵者发现。但是后来，铜铎与铜剑、铜矛、铜镜以及一些弥生土器一同被发掘出来。由此，人们认为，铜铎还是应该算作弥生文化中的金属文化之一种，其形制受到了盛行于中国的乐器编钟的影响。尽管人们一度认为铜铎并不具有作为乐器的实用性功能，但是当人们发现有些铜铎内部存在铜制的钟舌后，铜铎是以乐器为原型的这一事实就成了不可动摇的定论。

　　从分布状况来说，铜铎的出土地以近畿地区为中心，从四国、中国地区③的东部到本州岛中部地区的西部均有分布。不过到目前为止，铜铎尚未出现在有史记载以来被筑造的古坟中。在日本，铜铎是将铜矛等利器熔化后重铸而成的。但问题是，如果青铜材料在当时十分贵重，那么为什么不用青铜制造利器，而是将其改铸成连声音都发不出来的乐器呢？显然，这无疑表明，铜铎时代虽然是缺少记载的史前时代，但当时的日本人已经开始使用铁器，所以青铜制的利器相比之下就没有那么重要的价值了。

　　同样，在以九州北部为中心，包括南九州、中国地区、四国地区的区域内，也出土了这样的铜剑和铜矛。在这些铜制品中，除了一些明显以实用性为目的而制造的利器，还有许多是徒有利器之形的仪式用品。也就是说，青铜器最初是作为利器，从中国大陆经北九州传入日本弥生文化圈的。但几乎与此同时，铁器文化也从大陆传入了日本。于是，失去了实用价值的青铜利器就被收集起来，在中国地区以西被重铸为仪式用的铜矛；而在以近畿为中心的地区，则被重铸成铜铎。几乎在同一时间从大陆输入青铜器和铁器，这是日本史前时代文化的特有现象。

　　日本金属文化开始时间问题

　　根据殷墟出土的遗物，我们可以推测，中国从殷代就已经开始使用青铜器了。这一青铜器文化经由朝鲜半岛传到了日本。其进入中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北部是在春秋时代，进入朝鲜半岛南部是在战国时期，而传到日本大体上是在战国末期到汉初。

　　另一方面，在中国，铁器文化是在战国中期之后得到普及的，至秦汉时期传至中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并被认为在西汉时期就已经传到了日本。如果我们将青铜器和铁器两类文化向东传播的过程进行图表化，便可以知道，尽管青铜文化从中国传向日本的过程大致经历了十个世纪以上的岁月，但铁器文化却只花了一两个世纪就从中国传到了日本。除了青铜器文化先铁器文化一步，为其开拓了传播之路这一条件，也是由于铁器文化明显具有比青铜文化更为强大的威力，它击破了文化传播途中的障碍，故其传播速度也有了极大提升。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由于铁器文化的流行，中国与日本之间的距离被显著缩短了。

　　由此看来，日本几乎同时从大陆输入了青铜器文化和铁器文化，这意味着日本的所谓“金石并用时代”，其实是石器、青铜器和铁器的并用时代。而且我们可以推测，日本国家的形成过程，在很多方面也是借由铁器文化的威力来实现的。

　　对古代传说的批判

　　在日本的古代史中，日本的纪元问题被认为是最为重大的问题。但一个更重大的综合性问题其实应该是，如何对日本的《古事记》中记载的传说加以认识。

　　由江户时代的富永仲基提出，并由内藤湖南博士加以介绍和阐发的“加上原则”，为解决这一问题带来了一道曙光。“加上原则”指出，古代传说中的年代，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延伸到更古老的时代上去。具体来说，假如某政权以某个地区为中心发展起来，其在逐渐壮大并将周围部族也统摄在其治下的过程中，会吸收当地的传说，并将该传说作为历史事实。然而，某一地区社会主体的历史记载从某个时代开始就确立下来，所以人们不能将传说的历史插入主体的历史叙述之中，故只能将其置于自身历史之前。这种倾向不仅在日本，在世界各地都是存在的。

　　例如，关于大和朝廷和出云地区的关系的记载，大和朝廷方面流传着“日本武尊征伐出云建”的传说，其流传形态接近历史；而在出云地区，关于二者的关系则流传着“大国主命让国”的传说。出云地区在完全被大和文化同化后，大国主命的传说反过来由出云传到大和地区，但这段传说故事由于无法被安放在大和地区的历史传说之中，所以就作为神代传说被写进了《日本书纪》的神代卷。在这个例子里，作为“第一传说”的出云建故事被认为更接近史实，大国主命故事作为反映“第一传说”的“反映传说”，被认为相对脱离史实。但由于“第一传说”发生在远离大和地区的偏远地带，大和朝廷对此缺少认知，所以“第一传说”的影响反而较小，甚至有时会被完全遗忘。而作为反映“第一传说”的“反映传说”，却由于在大和发生并得以传播，所以其后虽然经历了几度更易，但仍然保持着鲜活的生命力，并为人们所乐道。此外，“天岩户传说”是兴起于信州北部的传说，“武瓮槌命、经津主命”的故事则是常陆、下总地区的传说，这些传说传入大和后，或是以种种方式混合在一起，或是与出云的传说结合在一起。总之，神代传说大多并不是发生在大和的故事，而是产生于边境地区。同样，以日向为中心的皇祖传说也属于这一类。

　　以日向为中心的“第一传说”认为，日向之所以从属于大和朝廷，是景行天皇西征的结果。然而根据古坟的分布情况来看，日向在当时无疑是豪族势力十分强盛的地区，而且这些豪族的祖先是翻过雾岛山来到日向平原的。因此，日向地区流传着“高千穗的神降传说”。据此，我们可以认为，日向地区被平定之后，其传说也被大和朝廷纳入了自己的传说体系中。

　　另一方面，大和朝廷逐渐变得强盛，是在来自伊势的一大入侵族群定居于大和南部之后的事情。当时，从九州到近畿，正是铁器文化开始流行而青铜器开始失去实用价值的时代，铜矛和铜铎等也开始作为礼仪宝器被留存下来。当大和朝廷的威势超过入侵民族后，后者在逃走之际将其宝器埋藏起来，所以大和军队鲜有机会看到这些东西，铜铎就这样被埋在地下而被人们遗忘。也正因此，在奈良时代初期铜铎被发现时，世人对其属性全无了解。

　　在大和朝廷逐渐扩大势力范围并向西扩张时，抵抗最为强烈的是北九州的诸侯。他们很早就开始与朝鲜半岛有所往来，在向日本引介大陆文化方面堪称功臣，但他们或许反而被文化上的超前性拖累，以致最终被文化相对落后的大和朝廷吞并。这种先进文明为落后势力所制的例子，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屡见不鲜的。

　　其实，大和朝廷的功绩只不过是从伊势扩张到大和，所以其自身并没有多少可以作为“第一传说”来讲的故事，即便有，也作为正统的历史被集结在日本武尊的传记之中。但另一方面，随着大和朝廷对外部的征服和同化，被征服地区的传说流入，丰富了大和人的知识。这些传说也逐渐被当成大和自身的传说。特别是日向地区的“反映传说”，在不知不觉间就被接续到了伊势时代的前面，成为神代传说的核心故事。神武天皇东征的传说便出现于此，而东征的路线其实就是基于当时的航路知识被描述出来的。所以说，古代的历史书同时也是百科全书。

　　从大和朝廷的势力确立时起，供王公贵族们使用的巨大古坟便开始修建。修建古坟的劳动力来源究竟是奴隶还是服徭役的部民，这一点尚不明确，但为修建古坟而聚集起来的劳动力的数量，几乎与同时期从事其他生产活动的劳动力的总和相同。因此可以说，大和朝廷之所以能够打败位于其西侧的文化先进之国，并为日本带来了大一统，就是由于其成功地集结了众多劳动力。

　　中国古代史籍中的日本

　　就这样，我们在对日本上古时代的发展情况进行梳理后，才能够论及日本的纪元问题。而且，我们既不能完全相信《日本书纪》等古书所记载的年份，更不能根据传说故事来确定真实可靠的年代。在这种时候，反倒是中国正史中有关日本的片段记录，虽然可能有些暧昧不清，但多少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些推测之资。在《汉书·地理志》中有这样的记载：

　　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

　　由此可见，当时的汉人尚不认为日本拥有统一的政权。但据此可知，日本人曾赴乐浪，一定程度上与之存在贸易往来。

　　《后汉书》中记载了光武帝时倭奴国王的使者入朝一事。至于是读作“倭之奴国王”还是“倭奴国王”，学者们的结论各有不同，但“奴国”是此后也曾出现的名词，所以读作“奴国王”是没有问题的。而如果在前面冠以“倭”字，则会使人认为“奴国王”是从属于“倭”这一统一政权的。所以由此可见，从这一时期开始，《汉书》中提到的“百余国”正逐渐走向联合，或者说走上了统一的道路。只不过我们尚不明确，这个统一的中心究竟是在九州还是在大和。

　　接着，在《三国志》的《魏志·倭人传》中，出现了对基本统一了日本的女王卑弥呼的记载。有学者认为，这个卑弥呼是九州南部的一位女酋长，但《三国志》的成书年代距离西汉已经历时数百年，想必当时的中国人对于日本的认知也有了相当的发展，他们既然来过九州并曾留下足迹，那么就不可能对已经发展为一大势力的大和朝廷视而不见，而只去关心九州南部的一位女酋长。所以，卑弥呼应该就是大和朝廷的掌权者，其所居住的邪马台国应该就是大和。如果这一推测能够成立，那我们就可以认为，当时的大和朝廷已经完成了对九州北部的统合，并从松浦湾出发，开启了与朝鲜半岛和中国之间大规模的交通往来关系。

　　如果通过这些论据来对大和朝廷的实际年代进行推测，那么其建立的时间大致是在东汉时期（1—2世纪）。到了三国时代，从本州岛中部地区的西半边到北九州的这一区域，是归大和朝廷实际统治的地区。

　　当然，以大和朝廷为中心的日本的统一进程，并不是一朝一夕之间完成的。而且，我们不能把某个具体的时间点确定为大和朝廷实际的建立时间，更不能通过回溯历史来确定科学而准确的类似公元元年的年份。但是，我们可以以周边的情况作为考察的切入点。我们知道，为了实现大规模的统一，必须以金属文明为支撑，而金属文明大致是在汉代才传入日本的，且青铜器和铁器几乎是同时传入的。考虑到这一点，那种足以被视为大和朝廷之建立的极大势力的集结，就不能被追溯到过于古老的年代。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日本书纪》所确定的纪年明显太长了。在此，我们可以非常粗略地推测，在东汉一代，大和朝廷的势力逐渐向西部扩张，实现了对北九州的控制；而大和朝廷的势力得以确立的时期大致就是东汉初期，或是公元元年前后。多数认为《日本书纪》的纪年较事实多了六百年的观点，其根据往往都是以上述推论为依据的。当然，我们并不知晓具体的史实究竟如何，但我认为上面的假说大致上是妥当的。

　　日本古代史的发展

　　上古时代的日本被称为“濑户内海之国”。来自中国大陆的文化先从北九州传入，然后经由濑户内海到达近畿地区。本州岛中部地区以东是尚未开发的新领土。近畿地区正好位于近畿以西的文化区和中部地区以东的未开发地区相结合的海峡地带，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大和朝廷以西侧的文化势力为依靠，向东进行扩张；同时又从东边的未开发地区征发将士，依靠其武力强化对西边的统治。

　　中国南朝宋的史书《宋书》中记载了倭王瓒以下的世系，但与日本的记录并不一致。如果勉强进行对应，便如下页图表所示。但反正天皇和允恭天皇都应是仁德天皇之子，所以记载有误。仁德天皇曾将皇居迁至难波，其名号出现在南朝宋的史书中也并不意外。而至国王武时，正如《宋书》中所记载的，倭国“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倭国平定了东北地区的虾夷和九州南部的熊袭，并进一步将朝鲜半岛南部任那地区的各个国家置于保护之下。此外，新罗、百济两国也出于对抗北方高句丽的需要，置身日本的保护之下。这些事实在流传于大和朝廷的“第一传说”中，就成了“神功皇后征伐三韩”的故事。

　　对东国毛人的征服故事，在大和结晶为日本武尊的东征传说，但实际上这一征服活动历时很久，从大和建国之初便已开始。不过，未开化地区有其自身的特殊优势，尤其是其处女地中富藏的砂金等贵金属，或许就是吸引大和之处。另外，在未开化地区，无论征发劳工还是将士，都较开化地区更为容易。就这样，随着倭国与东国的关系日益密切，联络东西的交通线也变得愈发重要，近畿地区的政治中心也不得不逐渐北移。今天日本的关西线是连接大阪平原与名古屋平原的最短路线，大和朝廷在该路线周边建设了日本最早的都城——平安京。此后，随着大和朝廷对北陆、山阴的开发，为了统合北陆道、山阴道和东海道，并进一步通过淀川的水运与濑户内海相联系，大和朝廷遂在现在的京都建起了平安京。

　　在进入奈良朝之前，日本虽然失去了在朝鲜半岛的领土，但其对东国及东北地区的统治和经营却得到了稳步推进。进入平安时代后，陆奥全境几乎都被纳入大和朝廷的实际统治之下。

　　当日本开始古代史的进程并向大一统发展时，中国已经进入了分裂的中世时代。而当日本大致完成了国内的统一大业时，中国则开启了隋唐这个在分裂的中世时代极为例外的、统一而强盛的时代。于是，日本在终于完成了统一和国内的整顿后，便开始输入唐朝的制度，以施行于各地。

　　从制度本身的层面来说，唐朝制度是中央集权式的，如果能够不受阻碍地得到贯彻实施，那么以皇帝为中心的官僚政治就会自然形成。然而，唐朝未能彻底摆脱六朝以来的旧习，最终推行了由名门贵族主导的门阀政治。而输入了唐制的日本，由于其旧有的氏族制度仍然有明显的残留，所以日本式的门阀政治便以一种特殊的形态开始了。换句话说，日本并没有形成像中国那样由大量贵族组成的金字塔式的门阀制度，而是形成了贵族藤原氏一家垄断式的门阀制度。

　　藤原氏是皇室的外戚，在其他门阀走向衰落或成为牺牲品的过程中，实现了自身势力的扩张。然而这一时期过后，藤原氏这个巨大的门阀也遇到了发展的瓶颈，藤原氏同族之间开始出现严重的内讧。激烈的生存竞争使这些早已忘记武力为何物的贵族不得不重新拿起了刀枪。而正值此时，以东国为活动中心的坂东武士华丽地出现在大和朝廷的行政机构中。在保元、平治之乱后，平氏一族曾一度取代藤原氏成为主导门阀。为了压制平氏的势力，公家试图利用源氏的势力对其加以制衡。然而这一次，公家的政权直接被源氏夺取，源氏确立了镰仓幕府的统治。日本从此就进入了分裂的中世阶段。

　　日本文化的独立性

　　古代日本的政治势力一度扩张至朝鲜半岛，并在事实上对朝鲜半岛的均势状态产生了种种重要的影响。此外，据推测，出于贸易的需要，日本的特殊物产（砂金等贵金属）曾被输出到大陆。不过除此之外，日本主要扮演的是输入者的角色。尤其是在文化方面，日本基本上是在单向地输入大陆文化，而几乎没有出现过日本文化对大陆的逆向输出。当然，在平安朝，日本制造的纸张为中国贵族所喜爱；另外，日本也曾将在中国早已不存的古书反向输出到宋朝。不过，与中国文化流入日本的量级相比，日本的文化输出几乎不能算数。

　　但是，这种情况并不意味着日本文化是完全隶属于中国文化的。事实上，从中国流入日本的大陆文化在日本落地生根，逐渐变成了日本式的东西。日本文化之所以没有逆向输出到中国，是由于在文化水准上，中国是明显处于较高水平的；而且，日本文化的根基从很早开始就表现出与中国不同的发展方向。中国人对朝鲜只关心箕子的井田之迹，而对日本则只对秦皇使节徐福的坟墓感兴趣。即便到了近世阶段，中国人也只关心日本的中国元素，而不曾试图研究日本自身。

　　每当大陆发生政变或民族迁徙，就会有大量大陆之民为寻找安居之地而来到日本，其中也包括知识分子。来自大陆的知识分子及其后人作为“史部”，在日本朝廷中世代承袭书记官的职位。最初，日本人使用从中国传入的汉字。但是在书写地名、人名等专有名词时，日本人也会和中国人一样将汉字作为字音，换言之，就是将汉字作为音符来使用。另一方面，对于使用较为频繁的文字，日本人会在汉字字音之外为其附上日文的训读音，作为固定念法。于是，日本人在写文章时就可以不再按照汉语的表达方式，而是通过兼用汉字字音和日文字训来表达。《祝词》《万叶集》《古事记》等日本文学作品就是这样写成的。

　　所谓“万叶假名”，就是将汉字作为单纯的表音符号。由于万叶假名的选择缺乏固定的法则，当时日本人每写一个音时，就随手从无数汉字中选一个来使用，因此作者和读者都感到极为不便。于是，假名的使用就发展到了下一个阶段，即人们首先对日语的发音进行整理，然后指定固定的汉字与固定的发音相对应，接着对这个汉字的字形进行简化，从而发明了假名。关于假名的发明，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弘法大师④的功绩，但事实究竟是否如此，我们就无法得知了。不过事实上，日本是受到印度“声明”这一表音文字的影响后，才形成五十音图体系的。当然，“声明”也是经由中国与佛教一起传入日本的。中国人在其启发下发明了“反切”之法。但中文表音系统的发展却止步于此，最终也没有建立起具有普遍规律的音符体系。而与此相反，日本却是东亚各国中最早发明方便的音符文字的国家，此举确实称得上是值得引以为傲的成绩。在生活水平较低的日本，教育却能够普及到相对底层的人群，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假名。此外，日本在此后能够免于形成类似中国士大夫阶层的群体，或许也可以从中找到一些原因。

　　第二节日本的中世

　　武士与夷狄

　　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西亚或中国，古代统一局面的终结和中世历史的开端，都伴随着异族的入侵。在日本，武士阶层虽然不是异族，但是其勃兴也有着与异族入侵极为相似的特点。

　　武士是以东国为中心的全国性的新兴势力，然而在朝廷看来，武士群体与其说是底层民众，不如说是一种异质性的存在。在当时的大和朝廷中，人人身着唐式盛装，这种朝廷文化在向地方渗透的过程中，因不符合日本国情而存在局限。而在这种朝廷文化的影响范围之外，异质因素大量残留于近畿的畿内和边境。在东国地区，这种异质因素格外多。在这里，由于作为武家首领的源氏和平氏皆出身于皇室，所以并没有引发大的问题。源氏原本被认为是清和天皇的子孙，但后来源赖信的告文称源氏是阳成天皇的后代，人们于是开始对其族谱的真实性产生怀疑。但即便其族谱是真实的，即便源氏和平氏继承了皇室血统，他们也并没有作为京都文化的继承者出现，而是以武家顶梁人物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另外，在京都，朝廷之人往往以“东夷”来称呼东国武士，他们在感情上几乎已经把这些武士视为夷狄了。

　　源赖朝创立镰仓幕府之举，可谓是一大革命。此举绝不仅仅是源氏取代了藤原氏而掌握实权这么简单，也不单纯意味着政权从京都转移到了镰仓。其革命性在于，镰仓幕府的建立使政治方针及其落实都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奈良、平安两朝的政治虽说在实际上受到了一定阻碍，而未能如设计者所期待的那样得到落实，但我们可以看出，其根本方针是以中央集权为目标，建立汉式的郡县制度，将地方纳入整齐划一的体制之中。但由于实行中央集权，政府特别强调财政方面的集权，所以平安时代的弊政就在于地方的财力被过度地吸收到中央，并被朝廷贵族用于奢侈的生活消费。由于租税负担过于沉重，地方经济的开发遂逐渐陷于停滞。

　　镰仓幕府对此采取的对策是，将地方的财力积蓄于地方，以实现对各地土地的开发。武士作为幕府的御家人，安居于自己在地方上的庄园，致力于开垦新田和开发资源。这样一来，武家权力的根基便在地方武士的农耕地上稳固地建立起来。幕府最重要的政治活动就是对土地诉讼进行裁决。

　　构成平安朝政治之根本的“律令格式”以及辞令、公文等文件，都是用中文书写的。然而，镰仓幕府时期却是以日文作为表达工具的。尽管镰仓幕府的公文中还残留了一些对京都文化的崇拜之意，故尽可能地不用假名，而用汉字进行书写；但在其法律文书或《东鉴》这样的历史作品中，则明显倾向于用日文书写。

　　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中世时期往往始于异族对古代文化的破坏，然而在日本，中世却是始于固有文化的复兴，这是日本历史颇具特色的一点。源氏第三代执政者源实朝的和歌，就明显继承了《万叶集》的风格。所以，镰仓时代的雕刻及其他美术作品剔除了平安朝细腻的、贵族式的色彩，而带上了奈良朝或更早的飞鸟时代的豪放气质，这也绝非偶然。

　　中世日本的近世性因素

　　幕府政治引导下日式体制的复活，可以说是一种民族主义的显现，而幕府建立后不久发生的蒙古入侵，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倾向。日本的国民自觉并不是从这时才开始出现的，早在古代末期假名被发明出来时便已可见端倪。不过，假名在当时仍只是作为女性文字，除了和歌，假名还没有得到官方的认可。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幕府能够放弃对汉式制度的依赖，并基于日本的实际情况而采取新的政治策略，这对于催生日本人的国民自觉确实是一大刺激。

　　对大多数国家来说，国民自觉的出现往往是近世特征的一个重要体现。然而在日本，国民意识的觉醒与中世历史的开端相重叠，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特的现象。而类似的现象在日本的宗教领域中也有所体现，即在中世历史的初期，日本出现了具有近世史性格的宗教改革运动。

　　一般来说，教会势力与帝王权力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是中世历史的特点。但是在日本，南都北岭⑤的专横强势在古代末期的平安朝就发展到了顶峰，此后，寺院的力量一直在走下坡路。到了中世初期，日本已经进入了宗教改革的时代。在社会历史的转型时期，净土宗、真宗、日莲宗等新宗教运动积极地在各地扩张其势力，其中尤其具有特殊性的就是亲鸾上人创立的真宗。

　　对弥陀净土的信奉和对唯一佛的绝对皈依等理念并不新鲜，但真宗的生命力在于其传教方式十分新颖。具体来说，首先，真宗的教典是用日文写成的，其目的在于向大众普及。尽管《阿弥陀经》和《教行信证》被视为真宗的根本经典，但这些不过是僧侣的经典，真正能得到大众共鸣和笃信的其实是《叹异抄》或《御文章》。在这一点上，日莲宗也和真宗一样，其信徒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对《法华经》感到共鸣呢？事实上，真正使日莲宗得以确立的其实还是用日文写成的《立正安国论》和《消息》。由此看来，中世的新宗教其实就是日语佛教，而日本国民宗教的形成便是其必然结果。

　　亲鸾上人主张的不收弟子的在家佛教，其理念与欧洲的新教极为相似，其思想甚至可以追溯到盛行于西亚的伊斯兰教的信条。真宗认为，特殊的僧侣阶级没有存在的必要，信徒的领导者就是僧侣，信徒的集会之地就是寺院。真宗的寺院也以民房为样本，是铺设榻榻米的和室。于是，以往专门以王公贵族为施主、由特权阶级独占的宗教，从此向一般民众打开了门户，猎人、渔夫、贱民都可以无差别地得到阿弥陀佛大慈悲的普照。佛教由此不再是一门学问，而成为一种信仰。

　　真宗传教运动的最大特色之一，就是对各种修行的排斥。真宗认为，为了专心向佛祷告，必须抛弃其他所有祈祷和咒术。从这一点来说，真宗也是非常新教式的和实用主义的。另外，其对迷信密仪的坚决排斥，或许对于净化日本国民的精神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民族自觉的体现；从更广的层面来说，则是理性精神的体现。正因如此，这场新宗教运动有充分的资格被称为一场宗教改革，具有十分鲜明的近世性格。如果确实如此，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解释这个时代的矛盾性呢？

　　由于日本历史的发展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具有明显的后进性，日本古代史的末期与近邻中国的近世初期相重叠；而与此同时，世界范围的近世性历史潮流也不能不对日本产生影响。日本社会的后进性使其社会组织的发展仍止步于中世的状态，但世界历史的动向却使中世日本突然展现出近世性的元素。这种矛盾性不仅体现在日本宗教的发展上，也体现在此后整个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当然，这一时期的宗教改革现象可以说是这一点最为鲜明的体现。

　　或许有人会问，既然近世性的现象在镰仓时代就已经表现出来，那么从世界史的观点来看，将镰仓时代之后的历史称为近世史不是更恰当吗？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主要取决于，我们是否将日本的历史看作一个独立地区的历史。如果认为日本隶属于中国而否定日本的独立性，那么日本史的时代划分只需要原样照搬中国史，将日本的民族主义勃兴、宗教改革等现象视为东亚近世史的一环就可以了。

　　但是，正如前文所述，日本有着自身特有的古代、中世、近世的历史，我们可以从日本与其他地区的发展现象相平行这一点，看出日本史的独立性。不过，日本史与世界史的发展进程在具体年代上存在错位，所以在世界史的影响下，日本史就出现了这种中世史当中混杂着近世性元素的矛盾现象。事实上，正是由于日本社会的中世性残留，使得前文提到的宗教改革运动最终未能顺利地实现近世性的发展，并很快就被中世性的潮流吞没了。例如真宗的在家佛教的理念，后来在不知不觉中催生了僧侣阶层的世袭制度，并在乱世中催生了一向一揆⑥这样的军事力量。另一方面，北岭的僧侣仍旧没有收敛其干涉世俗权力的行为，而且一直持续到丰臣秀吉统一日本之际。对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来说，这些历史事件都是在中世阶段才会出现的。

　　日本中世历史中近世光芒的闪现，在其他许多方面都屡有反复。例如承久之乱和建武中兴时出现的复古理念，与文艺复兴的精神就有相通之处；而且，建武中兴还是以中国近世宋学的大义名分论作为思想背景的。但是，这些近世性的色彩皆受到中世性潮流反动作用的碾压，所以仅从日本史的角度来说，镰仓时代虽然包含近世性的元素，但整体上仍带有很强的中世倾向，这一点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

　　庄园与货币经济

　　日本中世史显露出只鳞片羽的政治和宗教方面的近世性要素，力量尚十分薄弱，未能改变中世社会的大势。但是乘同一潮流出现的经济上的近世性要素，却强有力地挑战并动摇了中世社会及其根基，并最终为近世的到来奠定了基础。而构成日本经济方面近世性要素之本质的，正是货币经济。

　　一般来说，古代社会尽管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但仍会出现货币经济的发展。日本也是如此，奈良朝之后，日本屡屡独立铸造铜钱，并通行于民间。可以推测，在平安朝，日本市场上流通着相当数量的货币。

　　但是在镰仓幕府建立后的整个中世时期，日本都没有铸造过钱币。因为武家政治的理想是，将构成幕府势力主体的御家人固定在庄园土地上，使之尽可能实现自给自足，确保其人员和物资的充足，以便在紧急情况下从中调集士兵和粮食。站在这一立场上，幕府当然不可能铸造钱币，因为钱币的出现会促进市场经济发展，而市场经济会导致庄园制度走向消亡。但是，尽管幕府的根本方针如此，但货币交易依然开始流行起来，并很快与实物贸易产生了矛盾。另外，日本当时使用的并不是本国铸造的货币，而是从处于近世阶段的中国大量流入的中国货币。

　　日本尽管拥有较丰富的铜矿，但采铜业仍然处于不发达的状态，倒是以东北地区为主要产地的砂金采掘曾取得引人瞩目的发展。砂金也曾直接作为货币进入流通市场，但由于价格太高且使用不便，所以民间倒是更欢迎铜钱。当时中国正值宋代，也正是盛行铜钱的时代，所以铜钱的价格相对低廉，宋朝商人冒着违犯国家禁令的危险将铜钱带出，在换得日本的黄金后回国。如此一来，日本虽然没有铸造钱币，但社会上却流通着相当数量的铜钱，这些铜钱几乎都是舶来品，因此具有较强的购买力。青砥藤纲有关铜钱的逸闻自不待言，在当时的日本，铜钱确实被视为珍宝。

　　御家人作为庄园的所有者受到幕府的保护，他们通过朝廷之手，拥有获赐官职的荣誉权。然而与此同时，御家人对幕府须承担番役义务。御家人须征集战士以守卫国内各关塞要地，征集的人数与其庄园的面积对应。当然，一旦遇到紧急事态，庄园主必须自筹经费出征。他们须负责将战士送到外地，为其整备武装，并在当地购买粮食。而这必然会将御家人的生活卷入货币经济体系之中。加之，镰仓幕府意外地遭到了蒙古人的入侵，在经历了两次大战后，幕府深感不能继续疏于对九州沿岸的防卫，所以进一步加重了御家人的负担。这些负担最后都变成了金钱上的负债，使御家人的经济状况日渐穷困。这时，日本出现了为御家人调度物资或提供临时借款的商业资本家和金融资本家。这些资本家尽管并非御家人，且出身平凡，却在社会上成了深受世人尊敬的人物。另外，建武中兴之所以能够成功，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镰仓御家人的穷困，以及幕府未能提出有效对策，以致失去了民众的信赖。

　　但是，建武中兴的理念终究不过是政治性的，中兴政府以复活已然逝去的王朝政治为唯一的目标，这在理念上与那些为其提供武力支持以旨在打倒幕府的不平武士全然不同。另一方面，在这一时期，出身低下的新兴社会势力的成长尚不充分，他们尚未发展到能够支持中兴政府肩负起新时代的水平。

　　继建武中兴后出现的是南北朝的战乱，在战乱中，地方上的土地所有权之争通过各势力的武装力量一一得到解决，于是室町幕府在一度得以整理的新的土地分配框架之上，确立了相对安定的治理秩序。然而，战乱时期对土地的再分配使庄园制度被大领地支配取代，换言之，土地的再分配造成了大名领有土地的局面。原本大大小小的庄园的所有者，都会与新出现的大名结为主从关系，以确认自身对庄园土地的所有权。然而如今，大名支配权的强化使庄园制本身变得有名无实。即这一时期，武士奉仕大名所获得的补偿是大名贷与武士的领地，武士在该领地上能够收缴到相当于自己俸禄的租税。在南北朝的社会混乱之际，大名都是以自身实力夺得地位的掌握实权的人，因此他们不再认为自己有义务服从室町幕府的统治。大名领地成为一个个独立的生命体，其领土越是扩张，就能豢养越多的臣下，而拥有越多的臣下，便越有机会开拓新的领土。如此一来，在应仁之乱后，各个大名都开始以自己的根据地为中心，投身旷日持久的领土争夺战。由此，战国时代群雄割据的大幕就这样拉开了。

　　战国时代的意义

　　在战国纷争的乱局中，新旧势力的交替在各个地方都有所体现，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现象。在这一时期，即便是有着数代传承的旧武家，一旦对家臣统治失策，也很快就会被臣下中的有力之士夺去权势。然而，正如君主可以选择臣下一样，臣下也有权选择君主，并将自己的生命和财产托付与之。也就是说，在以实力竞争的时代，君臣之间也仍然存在不能被单纯地视为“下克上”的情况。对于这些情况，我们无法进行简单的道德评判。

　　战国初期，许多看上去偶然的或精神上的因素，往往会成为左右战争胜败的关键，所以战争的胜败几乎总令人难以预料。但随着战术的普遍进步，大名的经济实力成为更具发言权的战争决胜因素；而随着战术知识的普及，战争的结果在越来越多的情况下，是由装备的精良程度和数量多少决定的。在火器（即鸟铳）传入日本之后，这种倾向便得到了更加明显的体现。

　　大名之间战争规模的扩大，使各个大名都开始有意识地对其领内的资源进行开发。这当然不仅是为了扩大农业生产力，以供养尽可能多的职业士兵，也是为了通过开发矿山以获得军用资金。战国时代的战斗不是单纯的武力战，而是总体战。据说，甲斐的武田氏之所以能够以山间僻地为根据地而睥睨四方，正是武田信玄推行富国强兵之策的结果。然而到了武田胜赖的时代，武田氏之所以会在长篠之战中大败以致失去立足之地，就是由于其已不再适应时代，特别是受到敌人火器威力的压制之故。

　　面对织田氏所率领的装备火器的新编足轻军，群雄的旧军不得不悲惨地败退。单打独斗的勇武故事已经成为过去时，战国时代的武将与其说是战士，不如说更像政治家与经世家。当时，织田信长平定了近畿地区，拿下了京都、堺市两大城市，其统一天下的大业基本上实现了一半。然而，织田信长因明智光秀设下的阴谋而惨遭横祸。后来，织田信长遗留下来的统一大业借丰臣秀吉之手最终得以完成。在此期间，石田三成这类经世家能够得到重用，恰是对战国末期社会局势的反映。

　　堺港的特殊性

　　如果鸟铳在战国时代没能传入日本，日本的再度统一可能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日本的重新统一和近世历史的开始，都受到了鸟铳的推动。其实，鸟铳也曾是欧洲近世的冲锋兵。作为后进国家的日本，在中世时期除了受到中国近世的影响，也开始受到欧洲近世的影响，并终于能够由此从自身的中世中脱离出来。

　　与日本的中世不相称的近世性格，除了在货币的流通方面有所体现，堺港的存在也是一种表现。

　　室町幕府自足利义满之后与明朝开展邦交，并屡次向明朝派遣朝贡使；但朝贡使出使的目的在于贸易，他们尤其希望能够输入明朝的铜钱。在室町时代，日本为满足国内市场的需要，输入了明朝的洪武钱和永乐钱，以取代镰仓时代的宋钱。明朝虽然允许与朝贡使进行官方贸易，但严格禁止朝贡使与民间进行贸易。然而，对于两国人民共同的贸易诉求，朝廷的禁令无法完全落实。于是，中日两国民间的走私贸易背着官府的耳目逐渐兴盛起来。在嘉靖年间，明朝政府曾使用武力手段镇压沿海地区的走私贸易。对此，两国人民曾试图联合起来进行反抗，而这些人就是所谓“倭寇”的主体。

　　另一方面，幕府批准的官方贸易的掌控权，在不知不觉间转移到了大内、细川两个大名的手中。而在细川氏的控制下，作为对外贸易港口而发挥作用的就是堺港。

　　尽管当时正处于战国时代的乱局之中，但堺港作为对外贸易港口，实现了无可比肩的经济繁荣。不久，在细川氏逐渐失去权势之后，堺港就脱离其控制而成为自由港。倭寇曾将九州沿海地区作为前进的根据地，然而毫无疑问，在背后对倭寇加以操纵的有力人士中，肯定有不少堺港的町人⑦。

　　通过对外贸易积累了大量财富的堺港，在其周围掘凿堑壕，雇用浪人，以防外敌。其町政由町役人负责，町役人则通过选举来任命。堺港看上去就像一座欧洲的自由城市。

　　尽管是在一个小区域之内，但在中世日本能够依据共和制运作自治组织，仍然是十分特殊的现象。在同一时期蜂起于各地的一向一揆之中，也存在以合议制为基础的最高管理机构。然而，这种机构明显是尊奉本愿寺为主权者的，故与堺市的情况不同。那么，堺市的特殊性是以什么为背景的呢？不用说，当然是其所拥有的海上势力。我们可以认为，堺港人的领土不是狭窄的堺港，而是整个海洋。他们的海上势力与中国的沿海势力和东渐而来的欧洲海上势力相联系，并在这种交往过程中发展壮大。从这一点来说，堺港的特殊性可以被看作发生在近世欧洲势力末端的一个现象。堺港的存在证明，只要出现了与欧洲相同的社会环境，那么即便是在日本，也有可能出现和欧洲一样的自由城市。但是，日本只出现了堺港这一个特殊案例，而未能出现几个堺港联合为汉萨同盟式海上势力的局面。而且，堺港也不具有像威尼斯那样，在各地建立殖民城市以形成海上帝国的实力。不久后，孤立的堺港被纳入织田氏的领土。在丰臣秀吉的治理下，日本出现了大阪港。此后，堺港的繁荣地位为大阪港所夺，日渐衰微，其自由城市的传统也如泡沫一般消逝无踪。对于这种种事实，我们也不能不认真视之。

　　第三节中世性的近世

　　近世日本的中世性因素

　　一般来说，人们大多将织丰时代视为过渡期，而将德川幕府之后的日本史作为近世史。这样划分不仅是由于幕府建立了封建制度，也是由于幕府的统治力超过其他大名，实现了国家的统一。从这一成果来说，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德川氏实现了日本的再度统一，其后的历史应被称为近世史。

　　在此，我们有必要从世界史的角度，再一次对封建制度的性格进行探讨。中国周代的封建制度被认为是古代史发展的一个环节，而欧洲的封建制度则被认为是中世纪的主要特征；如今，日本史又将封建制度编入了近世史之中。由此看来，将封建制度本身作为时代划分的依据，似乎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事实也的确如此。所谓“封建制度”，原本只不过是用以决定统治阶级内部阶序的方法而已。在封建制度的底部，有着其他更具根本意义的社会基底。在中国周代封建制度的底部，有诸多城市国家。而欧洲的封建制则以采邑为根基，这与日本的庄园制十分接近，即领主不仅领有土地和人民，而且对其拥有私有权。然而，德川幕府所建立的封建制度却与上述几种皆不相同，其城下町是城市而不是国家，大名是土地和人民的管理者而非所有者。大名依据幕府制定的法则对人民进行统治和管理，而不能将其土地和人民转让给他人。于是，封建武士逐渐官僚化，成为一种薪俸阶级。对于幕府的直辖领，幕府派遣“代官”进行管理，其管理方式可以称之为“郡县制度”。但即便大名的领地被没收而成为幕府的直辖领，一般民众的生活也不会发生丝毫改变。所以，德川幕府的封建制可以说是一种有限的郡县政治。大名对其领内的政治及幕府负有责任，即如果大名对公仪⑧无礼或对人民失政，都会受到谴责。另外，幕府发行的大判、小判、银锭和铜钱，在国内各地都可以不受限制地流通。

　　但是，日本国内仍存在数百个大名的领地，从而使日本的各个角落仿佛都被重重国境隔开，人民行动的自由受到了极大的妨碍。这一事实也说明，幕府的统治尚未完全实现国内的统一。我们不能否认，这一点就是日本中世史的残留，日本的近世社会在这一点上，仍然保留着浓厚的中世色彩。所以，作为后进国家的日本不得不面对的宿命，就是在进入近世之后对已经过去的中世进行清算。

　　日本的文艺复兴

　　日本从古代末期就开始与近世中国保持着近邻间的往来关系，虽然屡次出现文艺复兴现象的萌芽，但在固有的中世社会的潮流之下，这种萌芽都未能结出果实。但是，日本的社会发展在几经曲折进入近世阶段之后，终于获得了使文艺复兴运动顺利发展的机会。德川时代的国学复兴，就是这种文艺复兴运动的代表。

　　中世的文学和记录使用的虽然是日文，但这仍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当时的日本人在书写日文的同时故意省略假名，试图将文字形态表现得像汉语一样。然而，进入江户时代之后，古代的文学在国民意识的觉醒中得以复活，有些学者甚至开始有意识地排除佛教、儒教等外来文化，对日本之真理进行探究。在复兴古典的过程中，首先有必要进行的工作就是从语言方面对古典进行处理。于是，《古事记》和《万叶集》等作品第一次得到了科学的研究。在此过程中，近世的理性主义得到了体现。国学家们在这时指出，日本人应使用日本语，创作能够表露日本人之真情的文学。据此，我们足以将国学家们的运动评价为一种文艺复兴。不过实际上，国学家们在文学方面并未能留下什么值得夸耀的杰作，其主张反而是由那些非学者出身的作家实现的。

　　国学家们研究古文，赞美《万叶集》，但其自身所咏之和歌却不及古人之格调；而宣扬《源氏物语》者，自己却不屑于写这类故事；且国学家的文章只是模仿古文，徒增理解起来的难度。总之，他们终究不过是古典的整理者，而非新文学的创造者。倒是近松门左卫门、井原西鹤等剧作家，虽然身份卑下，却在无意识间成功地确立了国民性的大众文学。当然，在对他们进行评价时，我们也不能无条件地将其类比于莎士比亚或莫里哀。他们的作品归根结底是在自由的空气中，或描写义理与情爱的纠葛，或嘲笑权力阶级而为庶民发声，但这已足以证明这些作品所具有的近世文学的资格。

　　两个外来的近世

　　但是公平地说，当时的日本尚未发展到文化上能够自立的水平。因此，日本的学界并没有完全依靠和追随国学家的文艺复兴运动及市井作家的新文学运动。江户幕府初期，社会秩序安定下来之后，邻国中国作为文化上的先进国，其文化如潮水般地涌入日本。日本人由此才意识到，在中世阶段，日本对中国文化的摄取几乎是一片空白。另一方面，尽管国学家致力于排斥异国元素，但由于幕府和大名的保护，儒学仍然在近世时期风靡日本。当时，藩校的教科书大多使用儒家经典，民间还出现了为市井之人垂帘讲学的私学教师。作为对中国学风的反映，当时日本还出现了阳明学、朱子学、古学、古文辞学等学派。日本对外国文化的摄取，很容易被视为明治以后才有的现象。但实际上，在德川幕府统治的极为短暂的近世时期，日本曾忙于输入当时已有数百年近世历史的中国的文化。到了江户幕府末期，日本终于追上了同时期清代考据学派所具有的文化水平，并领先一步发表了《七经孟子考文》这样的名著。

　　在近世时期，日本除了与中国式的近世有所接触，还强劲地保持着与欧洲式近世的接触。尽管当时幕府厉行“锁国”之策，只许以长崎一港作为门户进行官方贸易，但西欧的近世文化仍然不断地传入并渗透进日本内地。因此，日本近世的绘画一方面引入了代表中国近世文化特点的南画，另一方面也理所当然地习得了荷兰式的远近透视法。

　　欧洲的近世文化中最堪称具有近世性者，便是其科学技术方面的成就。欧洲最令日本惊叹者也正是这一点。光学器具和电器机械是荷兰人进献给幕府的，此后，炮术、航海术也是受教于荷兰人的传授。可以说，在德川三百年的太平盛世中，日本全体国民并非贪于沉睡，而是忙于同时输入两种外来的近世文化，并达到了眼花缭乱的程度。但尽管如此，日本绝对的后进性却未能得到根本改变，而且为锁国令所累，以致追赶先进文化而不能及，并终于与西方文化的差距越拉越大。所以，以“锁国”为国策而阻碍日本实现近世性发展的幕府，最终不得不为日本的落后负责，并作为责任的承担者被打倒。

　　日本内部的西与东

　　面向濑户内海的西日本与被包围在难以利用的大海之中的东日本，已经表现出与古代不同的性格。大体上，西日本是开化的、文明先进的地区，东日本则是后进的、未开化的地区。在中世之后，这两个地区之间的界线被画在了名古屋附近。战国时代末期，在这条东西边界线附近出现了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这三大独裁者，在这些独裁者的实力运作之下，日本再度统一的大业得以完成，其中必然存在某种理由。想来，边界线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中心。这些统领尾张武士和三河武士的武将居于东、西日本的中心，集合了东、西日本的长处，自然就有了成为独裁者的资格。

　　当时，东国仍然是一片未开化之地，但这同时也意味着这里在未来具有发展潜力。丰臣秀吉讨伐并消灭北条氏之后，将德川家康从三河转封至江户，其目的原本是为了将德川家康从中央流放到偏远地区，然而这反而成了放虎归山。果然，德川家康所居的江户后来成为东日本的中心，与西日本相对立，不久后甚至压倒了西日本。

　　丰臣秀吉去世之后，东、西日本的冲突集中体现为德川家康和石田三成的内战。定乾坤的一战发生在名古屋平原边缘处的关原。石田三成在战争中失败的原因是，他最终没有获得各大名军队的支援。经历了战国的动乱和两次出兵朝鲜之后，各大名已经十分疲惫，由于他们已经获得了立足之地，故试图维持和平，以巩固既得权益。因此，石田三成的举兵被视为好乱之举，而且考虑到石田一旦取得成功，时局又会出现不可知的动荡，西国的大名终究对石田难以完全信赖，而更信赖与自己在本质上相同的、纯粹的军阀首领德川家康。如此一来，在关原之战以后，代表东日本的德川家康就掌握了日本的霸权。

　　从当时日本的整体局势来看，江户的地理位置过于偏东，所以幕府为了守护其根据地江户，将谱代大名配置在关东和东海道。但幕府仍然十分担心西日本的势力过大，存在背离幕府的倾向。于是，通过前后两次大阪之战，德川氏剿灭了难以成为西日本之中心的丰臣氏的残余势力，并借此向西日本展示了东日本的武力之强。

　　德川幕府试图将大阪这个商业大都市作为其在西日本的直辖地，但仍然不能不警惕西日本力量的抬头。因为当时欧洲的海上势力正逐渐向日本扩张，所以西日本如果以九州为活动舞台，与欧洲进行交通往来，那么其经济实力很可能会日益强大。果然，反对幕府统治的天主教徒在岛原发动起义，令幕府颇受震动，但这同时也成为幕府提出彻底解决方案的绝佳机会。于是，幕府以发布禁止基督教的禁令为由，命令全国锁国，只允许开放幕府的直辖地长崎一港，用以维持日本与荷兰的通商关系。此后，日本就不再允许其他欧洲国家的船只靠近海岸了。

　　东西日本的相克

　　幕府认为，对于西日本的外样大名，只要切断他们与外国的接触，并且要求他们不论路途多么遥远都必须进行参觐交代，其势力必然疲敝，从而无力抬头。但我们已经知道，幕府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幕府的锁国令原本旨在断绝西日本大名与海外之间的联系，但结果却使那些无视锁国令的个别大名变得富强起来。

　　首先是毛利氏。毛利氏是战国时代占据中国地区大半的大名，但当丰臣秀吉出兵征伐时，中国地区的西半边被秀吉封锁，此后毛利氏又因在关原之战中支援西军而进一步受到惩罚，其领地被削减，手中只剩36万石的萩市。但是，毛利氏占据着中国半岛西端的绝佳地理位置，因此能够与朝鲜半岛开展走私贸易。

　　其次是萨摩藩的岛津氏。岛津氏在战国时代是控制整个九州的一大势力，但丰臣秀吉将其封锁在萨摩藩一隅两州60万石的区域之内。但是后来，岛津氏出征琉球，将其变成自己的保护国，并在那里找到了改变命运的生存之道。由于琉球对明朝和清朝保持着朝贡国的关系，故与中国之间有贸易往来。所以，岛津氏控制了琉球，几乎就等同于获得了可与海外公开进行贸易的权利。这种类似走私贸易的行为，往往出现在幕府锁国令愈发强化、长崎出岛贸易愈发受到限制的时候，其利益反而会进一步增加。

　　在当时，这种走私贸易一旦暴露，会招致十分严重的后果。而像毛利氏、岛津氏这种持续领有其战国时代以来的旧地与旧民的大名，却可以防止秘密的泄露。这两个藩武士士风的特异之处，在幕末维新的时候表现得最为明显。但这并不是自然风土所造成的，而是人为奖励发挥了作用。

　　走私贸易没有留下任何记录，但我们可以尝试思考一下，哪些东西成了走私贸易的对象。首先我们能够想到的就是黄金。以往东、西日本在金银货币的使用上存在明显不同，据说，东日本各藩多使用黄金，而西日本藩国多使用白银。这是因为，东北、佐渡等地区盛产黄金，而石见等地则出产白银。除了资源分布因素，西日本藩国也因与中国、欧洲之间的交通往来，故白银的使用变得更为流行。具体来说，在欧洲，金对银的比价较高，尤其是在新大陆的银矿得到开采之后，欧洲的银价暴跌，而金价则腾贵。在中国，金比银只有五六倍的差价；而在日本金价则更低，普遍只有银的三倍左右。因此，日本如果输出黄金以交换国外的白银，那么对西欧自然不用说，即便对中国也是有极大利益可图的。所以，西日本自战国时代开始就确立了使用白银的习惯，而与此相反，经济上相对落后的东日本仍然以使用黄金为主。

　　于是，在东、西日本之间的贸易往来中，出现了金与银的兑换行为。东、西日本的代表地当然是江户和大阪，以大阪为根据地的兑换商人在进入江户时代之后，马上变身为金融资本家开始大显身手。或许，这些兑换商的目的并不仅仅是获得兑换手续费，而是试图通过掌握金银价格在市场上的变动而投机获利。当然，他们或许还有更大的野心。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金银存量逐渐减少，但这并不都是通过长崎出岛的官方贸易，因购买外国商品而流出的。为了应对金银保有量下降的问题，幕府屡屡实施重铸货币的政策，并降低货币的质量。但是，之前的良币未能被尽数回收，并以种种途径流到了国外。首先，这些货币被集中到大阪，然后流经位于边境的大名领地长门藩和萨摩藩，接着被输出海外。因此，毛利氏和岛津氏虽然身居边陲，却拥有与直辖280万石领地的幕府对抗的实力。如果不从货币角度进行思考，或许我们就无法理解其中的原因。

　　攘夷论的真相

　　以荷兰为代表的近世西洋尚处于文艺复兴的阶段，其文化较之东亚当然是明显处于较高水平的，但由于空间距离较远，其军事实力到了日本就已经相对变弱了。在这一时期，日本人还曾将荷兰人幽禁于长崎出岛，使荷兰人的代表和其他大名一样参觐江户的将军。尽管荷兰人多少受到了一些屈辱，但在和平时期，他们能够独占与日本贸易所获得的利益，故对此感到满足。但是，西欧工业革命的发生迅速地改变了这种形势。汽船取代利用风力的帆船登上了历史舞台，可以破万里长波航行到远方。于是，在日本近海地区，美、英、俄、法等国的汽船开始出没，荷兰人也已经无法继续维持其对日本贸易的独占权。另外，太平洋航路的出现逆转了以往东、西日本的形势，东日本成为面向新大陆的大门。虽然我们无法确知这时的荷兰人表现出了怎样的态度，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荷兰人与英国人在出岛上发生了争斗，所以日本人便以此为契机提出了攘夷论。

　　攘夷论得到了萨、长两藩的强力支持，因为它们在锁国政策下是最大的获利者。按说锁国令是由幕府设计并实施的政策，同时也被幕府赋予了正当的理由，现在幕府要撤回自己发布的锁国令，其他人当然没有指手画脚的余地。但萨、长两藩却偏偏要对此表示抗议，并为此寻找理由。于是，攘夷论就和勤王论结合在了一起，攘夷就是勤王。由于幕府须服从比其更具权威的皇室的命令，所以幕府必须攘夷。

　　幕府开国虽说受到了外国势力的强迫，但其结果是使靠近美国的东日本受到重视，这反而会使江户幕府的地位得到强化。而对这一点最清楚不过的，估计就是以一藩之力从事着海外贸易的萨摩藩了。而且与此同时，因开国而损失最为惨重的也将是萨摩藩。因此，萨摩藩无论用什么方式，都必须阻止开国。于是，开国论者一个接一个地成为暗杀活动的牺牲品，勤王攘夷论也一度风靡于世。

　　幕府在勤王攘夷论和外国势力的两面夹击下终于崩溃。在实现了“大政奉还”之后，以萨、长两藩为中心的明治新政府建立起来。此后，新政府很快就调转方向，确定了开国进取的方针，此举无疑令后世史家颇为惊异。但这种态度的骤变，其实也可能是早有预谋的行动。也就是说，在受制于幕府时，借幕府之手抵制开国；而当自己成为统治者后，则转而推行开国。这种举动只有熟知开国之利者才能够做到。明治维新的众元勋其实都出身于边境地区，而且是站在能够同时对国内外加以理性观察的立场上的。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们会在掌握政权的同时实施开国之策。

　　随着明治维新的开展，日本的最近世就这样开始了。但日本社会的后进性在这一时期也有所显现。在最近世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混杂着近世甚至更早的中世要素的残渣，这一点是我们不能不承认的。而这一事实正是导致我们今日悲剧的一个远因。

　　①指日本本州岛中西部，包括京都、大阪等地。

　　②在阿伊努人之前生活在北海道的土著居民。

　　③日本地域名，位于本州岛西部。

　　④即空海（774—835）。

　　⑤指奈良（南都）的兴福寺与比睿山（北岭）的延历寺。

　　⑥指日本战国时代净土真宗（一向宗）本愿寺派信徒的势力。

　　⑦日本江户时代的城市居民，主要从事工商业。

　　⑧即江户时期的幕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