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王朝与帖木儿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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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的兴起

　　兴起于西亚的近世性民族主义的潮流，通过突厥系民族波及蒙古系、满族系民族，其势力压制下的汉族终于也开始出现消极的国民意识觉醒。但是，面对总是领先一步的北方民族之民族主义，汉族不得不逐渐后退。在南宋灭亡后将近百年的时间里，汉族在元朝的统治之下完全失去了民族的自由。但尽管如此，汉族在此期间并未停下发展的脚步，一度由于战乱而陷入荒废状态的华北，也在治安状况好转后逐渐走向复兴。此外，云南的大理国被蒙古灭亡之后，汉人自由地迁居至大理旧地，使长期以来作为掸裔民族自治之国的云南地区也逐渐汉化。但是无论如何，这一时期汉族最重要的根据地是长江以南地区。南宋灭亡时，南方因受到战祸的影响相对较小，在南宋亡国后顺利地恢复了安定状态，所以其经济实力终于渐渐地压倒了其他地区。此外，由于蒙古人采用的招抚海外诸国的策略颇有成效，南洋诸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变得频繁，其中获利的主要就是中国南方地区。于是，史无前例的以中国南方为依托的汉民族复兴运动便由此兴起，而明王朝的建立正是这一运动的结晶。

　　明朝的兴起是汉人民族主义运动的首次成功，但其中存在着一个矛盾。一方面，汉人自古以来秉持着中华思想，认为异族乃是低劣于自身的夷狄，所以恢复为夷狄所夺之中国当然是一大美行。但与此同时，汉人也有肃正君臣名分的大义思想。一旦作为臣下侍奉君主，则必须在君臣大义面前反省自身。所以，尽管明朝高举“攘夷”之大旗，煽动汉人对异族王朝的反感，但是对于那些一度成为元朝之臣下的人来说，反对元朝必然会成为破坏大义名分的举动。事实上，元朝末年汉人发动起义时，汉族出身的文官中有不少人以出身进士为由，选择尽忠于元朝，并为之殉难。也就是说，从中国的传统思想来说，以君王的夷狄出身作为理由来反对君王是不能成立的。不过，最终克服了这一忠诚与背叛的矛盾问题，使明朝得以统一天下的，却未必是人民对明朝攘夷思想的共鸣，而更多的是元朝治理方式本身的破绽。因此，明朝能够得以兴起的理由，大半要从元朝灭亡的原因中来寻找。

　　首先，由于宋代铜钱盛行，所以元朝在交易时仍旧使用前代留下来的铸币，并同时发行了名为“交钞”的纸币，以供公私使用。但由于交钞是法定货币，所以其发行量一旦增加，价值就随之跌落，而政府又不得不进一步增加发行量。如此一来，人民深受物价高腾之苦，对政府失去信任，元朝就此失去民心。

　　交钞可以作为租税上交，但钞价下跌导致政府的租税收入实际上是减少了。为了弥补不足，政府试图增加对间接税的征收，但由于以往间接税的主要征收对象是盐的专卖收入，所以政府一旦提高盐的标准价格，则一方面会导致走私变得猖獗，另一方面也会使以黑市商人为后台的秘密结社变得活跃起来。这些动向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成为孕育反抗的母体。因此，到了元朝末年，浙江首先发生了方国珍的起义，接着江苏又发生了张士诚的起义。

　　不容忽视的一点是，盐的走私在一定意义上也发挥了失业救济的作用。也就是说，由于农村的人口容纳能力有限，为了维持政府的运作，城市所承受的财政负担相对较轻，而农村承担的负担则相对较重。因此，农村人口倾向于向城市流动。但是，一旦农村陷于疲敝，那么城市也无法继续维持其繁荣。所以，当城市中的剩余人口无法进入正规的工商业谋生时，这些失业的城市人口就变成了黑市上的贩盐者。因此可以说，盐的走私的盛行程度与失业者的数量是成正比的。

　　元朝末年，黄河发生洪灾，贾鲁奉命治水。他召集了30万名劳工，以河南为中心，构筑堤坝，整修河道。但是防洪筑堤工程结束后，劳工被遣散，社会上便出现了大量失业者。在此背景下，韩山童、韩林儿父子以宗教为聚众手段，乘势而起，其势力从河南一直波及江南。盐民张士诚在长江口起兵后，北京与江南之间的联系被切断，北方因此失去了粮食补给的途径。

　　此后，淮水以南地区大体上都脱离了元朝的统治，纷纷宣告独立，中国南方陷入了群雄割据的状态。正值此时，占领了南京的朱元璋的势力愈发强盛，不仅压倒了张士诚，而且将长江下游的谷仓也纳入治下，此举为其成就霸业奠定了基础。长江下游平原不仅是重要的粮食产地，同时也是为长江流域供盐的产盐地。就这样，朱元璋平定江南之后，华北及蒙古地区在资源和人口上都无法与之相比。所以，当明太祖朱元璋的北伐军逼近大都时，缺少粮草的元军已经斗志尽失，元顺帝还一度逃至蒙古草原（1368年）。然而草原上物资更加匮乏，在明朝军队的追击之下，蒙古王公的军队大多投降，只有元顺帝与其近亲进一步北逃。

　　明初的民族主义

　　明太祖之所以能够统一天下，是由所谓时势造就的，但我们也不能忽视汉人民族主义在此期间发挥的巨大威力。首先，中国周边异族的民族主义一个接一个地高涨起来，不少异族曾先后压制汉族，其中蒙古人更是最终入主中原。但是，蒙古人的统治维持了大约百年后，汉族终于再度恢复自由，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尽管在此期间，蒙古人的风俗、语言已然渗透到了汉人之中，但明太祖出于汉人的民族主义，仍然试图一改蒙古人留下的风习，使汉人的服饰恢复唐宋衣冠的旧制，并试图复兴中国的传统文化。然而，明朝在对外政策方面甚为消极，这一点从其修筑雄伟的万里长城之举便可看出。在明朝人的观念中，汉人的国家只要确保汉人自身的居住范围就足够了，汉人能够在这片领土上自给自足，如果政府要超出这一必要且充分的范围而对外用兵，必将被视为劳民的愚蠢行径。再加上周边的异族在资源方面十分匮乏，无法自给自足，所以其生存所必需的物资不得不仰赖中原，故必然会要求与中原进行贸易。所以，明朝只需坚守国境。如果对方表示臣服，就应允其要求而与之通商；如果对方不肯臣服，则应禁绝与对方的交通往来。如此一来，明朝对周边夷狄别无用兵之劳，即可保卫自身。在这一意图下，明朝确立了锁国的政策。由此，中国人自由的国际贸易和海外出航开始遭到严禁，只有那些接受了明朝册封的朝贡国的使者，持其国王的凭证才可以在特定的港口进行贸易活动。其实，贸易就是朝贡，朝贡就是贸易。外国船只如果在非朝贡时期靠近中国海岸，就会被视为海贼而遭到处罚。这一限制性极强的对贸易的统制体制，使明朝在日后反受其苦。

　　永乐帝治下的明朝及其变质

　　明太祖将自己的诸子封为各处要地的王，并赋予兵权，令其镇守地方。其中，被分封于北京的燕王的势力最为强大，其部下有大量投降而来的蒙古骑兵。根据明太祖的命令，蒙古人必须与汉人通婚，蒙古人同族之间的婚姻被严厉禁止。由此，蒙古人也逐渐汉化。但尽管如此，蒙古骑兵仍保持了自身的勇武。明太祖去世之后，其孙建文帝即位。但此后不久，燕王便举兵南下夺取帝位，他就是明成祖永乐帝。

　　永乐帝即位后，将都城迁至北京。与此同时，明王朝的性质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明太祖曾经视为理想的对汉族的单一民族国家的追求，如今已经无法继续维持。这是由于元朝皇帝的后代逃至外蒙古后，在那里建立了北元王朝，他们试图收复内蒙古，并不断侵扰明朝的边境地带；而等到北元灭亡之后，蒙古草原东部的鞑靼部势力又取而代之，变得强盛起来。对此，明朝意识到，为了确保万里长城的安全，必须首先保证内蒙古的安定，而为了安定内蒙古，就必须安定外蒙古，而要安定外蒙古，就必须占据整个东北地区，将其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所以，即便汉族自身的居住地没有遭到侵略，但只要中国周边地区受到敌寇的侵扰，就不能对此不闻不问。就这样，从明太祖时期开始，明军就曾出兵外蒙古，而到了永乐帝在位时，永乐帝甚至不得不屡次亲自率兵远征漠北。于是，明王朝没能成为汉族的单一民族国家，而是不得不原样继承了元朝的规模，成为一个巨大的外向征服型的王朝。只不过王朝的支配者发生了改变，汉人取代蒙古人登上了历史舞台。

　　当时的蒙古分为东、西两部分，一个是东蒙古的鞑靼部，另一个是在西蒙古乃至天山北路地区日渐强盛的瓦剌部，二者相互对立。最初，永乐帝与西蒙古的势力结盟，攻打东蒙古，但随着西蒙古变得过于强大，又转而帮助东蒙古攻打西蒙古。然而，由于东蒙古的势力再度变得强大，永乐帝又不得不再次亲征东蒙古。此后，东、西蒙古的对立经有明一代一直持续到清朝初年。清朝保护了东蒙古的迦勒迦部，至乾隆帝时，清朝才彻底击溃了源于瓦剌部的准噶尔部。此后，这一地区终于进入了平稳的状态。

　　此外，永乐帝为了镇抚女真人，招降了黑龙江河口地区的女真人，并在那里设立了奴儿干都司。永乐帝还对黑龙江以南的女真各酋长授以官爵，并给予他们与官爵相应的贸易特权，在此基础上，还赠与他们大量白银和绢布。后来的建州卫（即清朝建国的根基），就是这些酋长国当中的一个。

　　永乐帝还曾向南方开疆拓土，试图趁安南地区陷入内乱之机将其吞并，使之汉化，然而这一计划以失败告终。此后，宣德帝也不得不完全放弃了对安南的野心。永乐帝之所以有意向南扩张，是由于其父明太祖的锁国令仍然发挥着效力，民间的自由贸易仍受到极大的限制。所以，永乐帝试图通过领土的扩张，将外国领地转变为国内市场，以此多少缓解由锁国所带来的不便。

　　事实上，明太祖过于强烈的锁国主义，反而阻碍了其理想中的朝贡贸易的发展。因此，永乐帝曾数次派遣宦官郑和组织大规模的船队，巡回于南海诸国和印度洋。郑和一方面邀请各国与明朝进行朝贡贸易，另一方面也借此机会进行明朝自身的对外贸易活动，大量购入南方国家的奇珍异产。郑和本人是一位穆斯林，其随行的译员也由穆斯林担任，这些人同时也是领航员。其中，还有人曾前往麦加朝觐。通过郑和的远航，明朝与伊斯兰世界的海上交通变得兴盛起来。宣德帝之后，随着明朝海上势力的衰退，伊斯兰势力逐渐取而代之，将势力延伸到了东方。而西方葡萄牙的海上势力在印度洋出现，则是在郑和远航大约百年后的事情，他们追随着伊斯兰势力东渐的足迹，来到了中国的沿海地区。

　　帖木儿帝国

　　明朝的疆域沿着东西方之间的陆上交通干线，止步于长城西侧附近的嘉峪关。明朝从嘉峪关向西，也与西亚的伊斯兰文化圈有所接触。

　　位于东方的元朝灭亡时，西亚的蒙古四大汗国也正日趋衰亡，原居于西亚的波斯人、突厥人等势力开始抬头。正值此时，再度纠集蒙古势力并对西亚开展征服的人物就是帖木儿。

　　在四大汗国中，偏居北方的窝阔台汗国因与位于东方的元朝相争，国力日渐疲敝，最早亡国；而其他三个汗国也多为内乱所困，国力不振。只有伊利汗国在合赞汗统治时期，不仅复兴了传统的波斯文化，还汲取了中国与欧洲的文化，并使西亚特有的文化发展到了顶峰。而位于伊利汗国以北的钦察汗国由于支配了从黑海通往东方的交通线，也一度十分强盛。不过，这两个汗国的繁荣都未能长久。另外，由于四大汗国境内居住着很多穆斯林，所以四大汗国的王室都相继改宗伊斯兰教。

　　内乱最为严重的是察合台汗国，因内乱分裂为东、西两部分，又进一步分裂为众多小国，于是陷入了群雄割据的局面。但在此期间，相传是成吉思汗远亲的帖木儿出现在了察合台汗国。帖木儿先是定都撒马尔罕，合并了东、西察合台汗国，而后进一步吞并伊利汗国并招降钦察汗国，接着又侵入印度，占据了印度西北部，统一了西亚的大半。当时，迁徙到小亚细亚的突厥人中有一支奥斯曼族，其势力虽然正日渐强大，但帖木儿西征时在安卡拉战役中击败了奥斯曼人，并取得了活捉奥斯曼帝国皇帝巴耶济德的大捷。不过，奥斯曼帝国并没有因此灭亡，而是雌伏于小亚细亚养精蓄锐。后来，奥斯曼帝国成为地跨欧亚大陆的大帝国，重新活跃于历史舞台之上。

　　帖木儿的出现正值明太祖、明成祖这两代君主执政时期。帖木儿对于元朝被明朝所灭一事颇感不满，因而试图帮助东蒙古的鞑靼部讨伐明朝。然而，未等到这一计划落实，帖木儿就病死了。随着帖木儿的去世，其大帝国也轰然瓦解。此后，帖木儿子孙中的有力诸侯仍以撒马尔罕为中心建立联盟，但他们终究只能统治中亚一带而已。这些诸侯屡屡从陆路派遣使者与明朝建立邦交，试图通过贸易之利来维持国势。然而，他们这时所面临的形势是：钦察汗国系的乌兹别克族正由北方南下；波斯地区的国粹主义运动正在兴起，萨法维王朝也由此诞生。所以，在此形势下，帖木儿的子孙将侵入印度作为最后一条生路，并获得了成功。此后，帖木儿的后代在印度建立了莫卧儿帝国。

　　蒙古人对西亚的入侵，其作用仅在于为早已移居至此的突厥人带来秩序，建立秩序的任务一旦完成，各个地区的突厥人就逐渐抬头，反过来开始压迫蒙古人。于是，即便是位于撒马尔罕附近的布哈拉汗国和希瓦汗国，也遭到了具有浓厚突厥色彩的乌兹别克人的占领。硕果仅存的蒙古系汗国浩罕汗国得以延续至18世纪末，最终被俄罗斯兼并。然而，浩罕汗国所处地区也已经完全突厥化了。至此，西亚地区已经完全被突厥人占据。

　　莫卧儿帝国的兴衰

　　印度在历史上虽然不断遭到来自北方的异族入侵，但与此同时，先进的文化也由此传入。印度最初的入侵者是古代的雅利安人，他们构建了现代印度文化的基础；其后的入侵者则是波斯人和希腊人。此后，印度的物产除了通过海路被运往西亚和欧洲，还翻越兴都库什山脉被输出到中亚。因此，从北方侵入中亚的突厥系游牧民族便沿着这条交通线，进一步以印度为目标开始了南侵。其中，最初来到印度的突厥系民族是哒，此后则是统治了印度西北部的伽色尼王朝。伊斯兰教在印度传播的基础，就是在这一时期奠定的。

　　取代突厥人入侵印度的是蒙古人。成吉思汗曾亲自进兵印度河畔，帖木儿的领土更是进一步向东延伸，将恒河上游也纳入自己治下。此后，帖木儿的五世孙巴布尔为躲避突厥人的压迫而从中亚南下，来到了印度西北部边境。

　　自古以来，印度地区就存在着基于人种与职业差别的严格的等级制度。但随着北方入侵者的到来，印度社会在每一次入侵的洗礼之下都会形成新的阶级。于是，印度社会不仅存在中世的政治分裂，还在此基础上叠加了阶级的分裂，这种双重的分裂使印度终于陷入支离破碎的状态。伽色尼王朝建立后，中亚的突厥系民族将伊斯兰教信仰带到了印度，穆斯林与既有的印度教信徒互相敌视，进一步加剧了印度社会的混乱。不过，尽管蒙古人出身的巴布尔是一名穆斯林，但正如蒙古人在其他地区的先例一样，其在宗教上具有宽容性。因此在印度，巴布尔王室是作为宗教纷争的调停者出现的，并且发挥了将混乱的社会加以秩序化的作用。

　　巴布尔首先打败了洛迪王朝，攻占了印度西北部（1526年），然后又击败了印度教教徒，吞并了恒河上游，由此构筑起莫卧儿王朝的根基。而“莫卧儿”就是“蒙古”的意思。巴布尔死后，莫卧儿帝国一度濒于分裂。然而，巴布尔之孙阿克巴自14岁继承父业后，屡次击破强敌，并最终占领了印度北部的整个平原地区。阿克巴还迎娶了信仰印度教的藩王之女，以融合两派教徒之间的感情，并免除了印度教教徒的人头税，赋予他们政治上的平等地位。

　　阿克巴还在其领地内丈量土地，使地租的分派变得更加公平，同时着手实施财政方面的中央集权，使来自十五州的奉纳金的数额大幅增长。莫卧儿王朝此后持续了150年之久的鼎盛，正是以这一经济实力为基础才得以实现的。另外，据说阿克巴还曾将梵文圣典与诗歌译成当时作为宫廷用语的波斯语，并召集婆罗门，听其讲论印度教的教义，还招来西方的传教士，使之与穆斯林进行教理上的争论。总之，阿克巴不是作为一个蒙古人，也不是作为一个穆斯林，而是作为一个印度人，为印度的统一事业贡献了力量。

　　阿克巴之后，又经贾汉吉尔与沙贾汗，这祖孙三代的统治时期是莫卧儿王朝的全盛期。特别是奥朗则布兼并了南印度后，整个印度得以实现了政治性的统一，这是印度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大一统。正是在莫卧儿王朝时期，印度进入了近世史的发展阶段。然而，印度社会中存在的社会性、宗教性的中世割据势力，不久后再度逆转了这一近世史的发展倾向，并使印度社会的发展出现倒退。奥朗则布死后，印度再度陷入了严重的分裂割据状态。此时恰值欧洲势力开始膨胀并日渐波及印度洋，葡萄牙、荷兰的近世势力尚仅仅止步于对印度海岸地区的占领。但是等到工业革命之后，英国便开始以新锐的文化为后盾而居临印度。由此，整个印度便屈服在英国的支配之下。

　　第五节清代的亚洲

　　明朝中后期与诸外族的关系

　　元帝国的统治是在南方汉人的反抗之下露出破绽的，与此相似，继承了相同疆域的汉人的明王朝，则由于未能成功统治北方民族而招致了自身的覆灭。

　　尽管永乐帝曾多次亲征漠北，但终究未能给外蒙古带来政治上的安定局面，而永乐帝死后，外蒙古的形势就变得愈发危急。当时，外蒙古分为东部的鞑靼部和西部的瓦剌部，二者轮流掌控霸权，并不时乘势入侵中原。不过，其入侵主要是以开放边境贸易为名义的。经过与中原长年累月的交通往来，蒙古人尽管维系着自身的游牧生活，但不知从何时起，其消费生活已经越来越依赖中原的物产。尤其是蒙古人养成饮茶的习惯之后，茶叶便成为其生活必需品。然而，当时明朝对外实行极端严苛的贸易统制政策，如果对方不是绝对屈从和臣服于朝廷，则即使是朝贡贸易亦被禁止。因此，对自身武力颇有自信的蒙古人遂反过来压制明朝，以获得与之进行自由贸易的权力。

　　永乐帝之曾孙明英宗在位时，瓦剌部在酋长也先的治下日渐强大。他们越过长城侵入中原，在土木堡取得了大败明朝军队、俘虏明英宗的胜利。自此之后，长城以外的蒙古人完全脱离了明朝的支配，而此时的明朝正为维持其新的边境线而忙得焦头烂额。

　　在也先遭到暗杀之后，瓦剌部逐渐衰落，鞑靼部取而代之，逐渐变得强大起来。但是后来，成吉思汗的远亲后裔达延汗出现于世，他首先在内蒙古确立了霸权，并在蒙古族内部确立了一定的秩序，接着其孙俺答汗进一步远征外蒙古，驱逐瓦剌部，从而再度实现了戈壁沙漠周边地区的完全蒙古化。之所以这么说，是由于瓦剌部虽然也是蒙古族的一部，但其所处位置以前是突厥的居住地，所以瓦剌部总是被视为不同于成吉思汗直系的一支。因此，瓦剌部在被俺答汗驱逐后，直至清朝初年，一直不得不蜷居于其根据地天山北路一隅。

　　蒙古的侵略导致了明朝的不安，明朝人对被称为“北虏”的蒙古人深感恐惧。然而不久之后，由于蒙古的鞑靼部膨胀到了一定的限度，内部的统治开始逐渐松弛，失去了对外侵略的活力。于是，明朝所受到的主要威胁开始从蒙古转向东北。在那里，女真势力的涌动变得愈发显眼。同样不容忽视的一点是，日本对于女真的勃兴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所谓的“倭寇”，是由于明朝行之过甚的锁国政策本身出现了破绽所导致的。原本人们说到“倭寇”的时候，并不是指单纯的海上掠夺行为，而更多的是指海贼登陆后掠夺城市、引发动乱的行为。而这种意义上的倭寇作乱，必然是有中国人作领路人并有协作者与之相伴的，甚至有时倭寇以中国人为主体的情况亦不鲜见。倭寇之乱在嘉靖年间格外多发，这是由于嘉靖年间所谓的“海禁”执行得最为严格。自宋元以来，日本人与中国沿海民众就已经开始进行自由贸易了，但明朝政府采取锁国政策之后，自由贸易就变成了走私贸易。而嘉靖皇帝对走私贸易的压制，与其说是针对日本人，不如说是针对中国人，试图以此对民众加以严厉的控制。为了反抗这一官方的压制，中国人只好勾结日本人掠夺沿海城市，这便是倭寇的真相。②不过，嘉靖帝之后的隆庆帝对海禁政策有所放松，并允许民众从漳州出航海外，所以此后倭寇也就几乎消失了。

　　丰臣秀吉侵略朝鲜之役，也是一种对明朝锁国政策变相的抗议。因为日本通过正常渠道无法平等地与大陆进行自由的交往和贸易，所以丰臣秀吉试图通过出兵朝鲜，创造与明朝建立邦交的契机。丰臣秀吉曾先后两次出兵朝鲜，对此，明朝曾两度向朝鲜派军支援。作为输送物资的要道，辽东地区一方面因此而遭到入侵，另一方面也因交通往来的日益频繁，物资的流通变得活跃起来，而这无疑为女真人带来了经济利益。另外，以往汉人与女真人之间的对立，如今也由于明朝的让步而得到缓和。明朝针对女真人设置的军备都转移到了朝鲜，从而使女真人得以取代朝鲜，进入辽河平原的丰沃之地。这时，作为女真人的核心力量开始活跃于历史舞台上的，是居住于辽河支流浑河周边溪谷地区的建州左卫爱新觉罗氏。

　　清朝的兴起

　　明朝自开国以来，对女真采取的一直是分而治之的政策。对处于割据状态的各部族，明朝分别授之以与其实力相应的官爵，然后根据官爵赐予物品，并在朝贡贸易时授以特权。因此，官爵的委任状同时也成为一定额度的贸易许可证，女真人得以带着马匹、人参来到明朝边境与之通商。每当女真人中出现豪杰之士，开始吞并其他部落而势力迅速扩张之时，明朝就会立即与其敌对势力合作，对其进行讨伐。可见，使女真人长期处于分散状态，是明朝统治政策的着眼点所在。万历初年，朝鲜裔武将李成梁在辽东地区建功，蓄养私人军队，充当了明朝的藩屏，很好地压制了女真。但是自丰臣秀吉入侵朝鲜之役后，李氏的兵力就不得不调往朝鲜，碧蹄馆之役中的明朝将领李如松、李如柏兄弟二人便是李成梁的儿子。出兵朝鲜期间，明朝对女真的压力相对变小，努尔哈赤（清太祖）得以登上历史舞台。努尔哈赤复兴了由于李成梁的攻击而濒于衰亡的建州左卫，接着以兴京为中心，不断兼并周边各部，逐渐趋于强盛，最终称帝，以“金”为国号。这是金朝灭亡380余年之后的事情（1616年）。

　　面对这一形势，明朝根据其传统的政策，命令女真族中反对努尔哈赤的一派出兵朝鲜。明朝试图与这些部族合作，从四周同时围攻努尔哈赤的根据地兴京。然而，明朝军队的主力在抚顺的萨尔浒全军覆没，其他军队也随之败退。此后，努尔哈赤的霸权变得愈发无可撼动。接着，努尔哈赤驱逐明军，迁都沈阳，其子太宗皇太极执政时又兼并了内蒙古东部。此后，明朝不得不以长城作为防线。

　　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建国，是女真民族主义的复兴。在女真人的记忆中，尚留存着几个世纪之前灭亡的金朝的故事及传统。在明代，有些女真人仍然使用金朝创造的女真文字。而类似于金朝猛安谋克制的氏族制度，也仍然存在于女真人的社会中。清太祖所确立的八旗制度，就是以这一固有的氏族制度为基础的，即将约三百名壮丁作为一个单位，称“牛录”，五牛录为一“甲喇”，五甲喇为一“固山”或“旗”。最初建制时是四旗，后来增加了一倍而为八旗。这一八旗制度既是行政组织，同时也是军事组织，具有一定的封建属性。各个首领既是行政官员，又作为领主治理其部民，并进而作为臣下隶属于更高层级的长官。平时，各个单位在指定的土地上进行耕作，从事农业生产；战时，则依据制度公平地召集所需的战士，其首领直接作为部队的统帅率兵出征。而且除了满人，汉人与蒙古人也被编入这个八旗制度之中。这无异于意味着，当地的所有居民都要满族化。

　　但是，满人的民族主义绝非固定不变的，它具有随时势而变的弹性。早在清太祖时，满人就将蒙古文稍微加以变形，开始制作并使用与既有的女真文字不同的新的满文。清太宗时将八旗进一步细分为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虽然制度的内容没有什么变化，但他试图通过区分满人、蒙古人和汉人，使各个系统可以相对灵活地实现各自的自治机能，相较于将其他民族彻底满族化的理想来说，这明显是有所让步的策略。同时，太宗还将族名改为“满洲”，并改国号为“大清”，这是因为以往的金朝曾俘虏过宋朝之二帝，所以他担心“金”的国号会招致汉人的反感。不过，清朝强制其治下的所有汉民都必须蓄留满人式的辫发，朝廷用语必须使用满语，公文也须以满文为主，只在必要时附以汉文。可见，其在保持满人的主体性方面是一以贯之的。

　　那么，清朝太祖、太宗理想中的疆域究竟是怎样的呢？可以说，在这一时期，他们还没有占领整个中国的巨大野心。清朝的领土要求可能止步于以长城为界，与明朝以对等的独立国家身份建立邦交，进行自由的边境贸易，并禁止国民越境。但是，由于清朝的出现，明朝在与之连年交战的过程中面临着财政上的重大危机，内部出现了崩坏瓦解的征兆。而且，与作为夷狄的清朝建立平等的国家关系，这是明朝所无法想象的。所以，明朝终究不能抛弃鄙视满人的态度，从而使得两国的敌对关系持续下去。在此期间，明朝意外地由于内乱而亡国。此后，清军趁乱进入北京，统一了中国。

　　清朝的大一统

　　明朝在明太祖和明成祖之后采用了极端的君主独裁制，在这一点上，明朝不似儒家而似法家。与此同时，由于明朝宫廷的财政收入丰厚，所以常常在宫中豢养多达数千名宦官，其规模俨然形成了一个小政府。因宦官总是侍从于左右，故天子信任宦官，使其监督官吏，甚至将北京城内的警卫权都交给了他们。如此一来，明朝的政府就形成了以天子为首，其下官吏和宦官两个系统并存的格局。朝中的大臣为了保住自身的地位，不得不与有权势的内廷宦官交往，而这又进一步使得宦官有机会干政。另外，朝中的大臣分成不同的党派，内廷的宦官也有党派之分，宦官的权势有时甚至会压过大臣。宦官当中也屡屡出现依靠天子的信任而行事专横之人。在万历末年之后，亦即清朝开始兴起后，这一局面开始变得格外严峻。

　　明朝也和历朝历代一样，利用运河将江南的粮食输送到国都北京，以供给百官和军队。但是到了明朝末年，政府收取白银的情况逐渐多于收取粮食。据说，这也与宦官权势的扩张有关，因为白银在内廷广泛流通，更便于宦官们分配。但是对于驻防边疆的军队而言，如果政府也给其白银使之自筹粮食，且自筹的比例不断增大，那么一旦遭遇凶年，华北就将陷入粮食严重不足的困境。这样一来，各地就会频繁发生盗贼的蜂起和军人的叛乱，在以陕西为中心的西北等物资贫乏之地，这种情况尤为严重。于是，这些地方就出现了李自成、张献忠等人。李自成先后转战山西、河南、湖北、安徽等多个省份，曾两度造成当地的严重混乱。后来，他翻越太行山，进逼北京，而失去斗志的明朝军队相继投降。于是，北京最终失守，明朝的末代天子崇祯帝在宫中自杀，明朝也就此灭亡（1644年）。

　　此后，在江南地区，明朝的遗臣拥立福王即位，并请求清军进入北京击退李自成。但是，对于明朝遗老们提出的这一计划，清朝并未派出一兵一卒，反而指出，明皇室请清朝讨伐逆贼，却未对清朝表示出十足的敬意，并责怪明皇室在未经清朝同意的情况下擅自拥立天子。据此，清朝认为，福王应该受封于清，并作为藩王效忠于清。然而，中国终究不能同时存在两位君主，所以明、清两大王朝只得以实力分出胜负。而此时已然国威扫地的南明朝廷，其内部文官武将互相争权夺利，不能团结一致，其国力终究无法与新兴的清朝相抗衡。于是，清军在巩固了华北之后开始南下，很快就一举席卷了整个中国。

　　当时满人的总人口估计至多不过六七十万，因此，能够从中征发并用于前线作战的兵力也不会超过15万。但即便如此，满人依然能够平定人口数百倍于自身的明朝，这与满人强烈的民族意识之兴起不无关系。此外，也是由于明朝实施极端专制独裁的统治，磨灭了汉人的民族主义精神，使社会各个方面陷入分裂状态。由于明朝未能给军队提供足够的供给，导致军队首先出现分裂，并纷纷投降清朝。同时，明朝官僚也对国内党争之激化怀有不安和畏惧，有不少人归降清朝。但这些汉人并不满足于固守东北一隅，而是热切地拥戴清朝，渴望再度回到中原。因此，最希望清朝平定中原的与其说是满人，不如说是这些流离失所的汉人。

　　清朝从建国初期开始，就令其治下的汉人服从满人的风俗而剃发留辫，以示忠诚。但是，清军趁明朝灭亡之机进入北京后，满人突然成了上亿汉人的主人，其在治理方针上也经历过迷茫。如果强制所有汉人都剃发，那么恐怕只会招致汉人的反感，而如果对其加以放任，则清朝的威严将无从树立。但尤为需要考虑的是，如果清朝的政策贯彻得不彻底，那些已经剃发留辫的汉人也会恢复汉俗。而这说不定就会导致汉人对清朝的不服从，甚至会导致汉人固有的民族自觉再度高涨。因此，清朝最终决定在全国发布辫发令，并以“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为口号，对汉人加以死亡的威胁。果然，心怀不满的汉人在各地发动起义，清朝对此采取了断然加以镇压的态度。就这样，清朝的民族主义终于压服了汉人的民族主义。另外，那些入关前就已臣服清朝，早早遵从了留辫风俗的汉人，在这一过程中能够不失体面地面对后来臣服清朝的汉人同胞，而且还能得到清朝对其特殊的优越地位的认可，故逐渐形成了一个被称为“汉军”或“旗籍汉人”的阶层。

　　汉人服从满人的辫发之俗，表示立誓臣服清朝之意，由此确立了清朝与汉人之间的君臣名分。汉人只要崇奉儒家，就不能无视君臣之大义。儒家在此发挥了抑制汉人之民族自觉，阻碍其攘夷思想抬头的十分不可思议的作用。但是，清廷对汉人施加的强压之策也存在自身的局限。清朝的辫发令多少会承认一部分例外情况的存在，对于该命令，男子须从之，女子则不必从；壮年人须从之，幼儿则不必从；儒者须从之，僧侣则不必从。例外情况的存在，是一个民族不以文化而只以强制手段来同化其他民族时难以避免的现象。汉人的民族主义表面上看似乎已经消失不存，实际上却始终潜藏于其思想的根底部分，并伺机而起。所以，即便当时清朝的武力处于鼎盛时期，也面临着令其束手无策之处。

　　当时，满人已经获得了中原丰富的资源，且处于民族发展的鼎盛期。清王朝统率着以这些满人为核心的八旗精锐之兵，可谓处于所向无敌的状态。在蒙古草原西北部，瓦剌部中的准噶尔部逐渐壮大，甚至试图征服外蒙古的喀尔喀部。对此，清朝自康熙帝到乾隆帝这三代君王每年都出兵外蒙古，最终歼灭准噶尔部，使蒙古完全归服清朝。对于中原王朝来说，不必再担心蒙古人之侵袭，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在此期间，天山南路、青海、西藏等地也陆续归属清朝，安南、缅甸、朝鲜、暹罗等则成为清朝的朝贡国。清朝的疆域虽然不及元朝鼎盛时之大，但在其统治区域之内，却近乎完全地实现了和平的状态，这是以往历代王朝都未能做到的。清朝与同时期出现在西亚的奥斯曼帝国相对，成为东亚近世历史上最后一个大一统王朝。

　　清朝的统治

　　顺治帝迁都北京之后，清朝的根据地从关外变成了中原。由此，对于清朝来说，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长久地维持对中原的统治。对此，清朝统治者设计出了一套独特的统治方法。

　　清朝直接继承了明朝独裁专制的政治制度，并在某些方面展现出更进一步的观念。在清朝，由于康熙帝立太子失败，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雍正帝创立了秘密建储制。这是一种在天子去世之前绝不明示后继者的继承人选任办法。由于皇太子的地位仅次于天子，是天子之外最容易集聚官僚势力的据点，因此有受到利用和误导的危险。而君主独裁政治的理想状态是，不允许任何人拥有与天子相似的威严。因此，雍正帝还架空了明代以来的内阁，另外设置了军机处。此后，重要的政令都由军机处发出，内阁则降格为单纯的行政执行机关。军机处是直接连接天子与各个官员的机构，通过军机处，官员们可以不必经由上级，直接将意见上奏天子，并可以直接从天子那里得到秘密的指令。这样一来，全体官员都直接地成为天子的手足，一旦受命于天子，即使是自己的上级亦无法加以约束，这就是独裁君主的理想。

　　这样的独裁君主为了巩固自身的地位，必须立足于不分伯仲的两大势力的均衡状态之上。而清朝恰好有满人和汉人这两个用以立足的绝佳阵营。于是，清朝在军事上立足于以满人为核心的八旗兵和由汉人组成的绿营兵二者的平衡状态之上，一方面以八旗制约绿营，另一方面以绿营的存在激发八旗的凝聚力。

　　这一策略在中央政府的组织上也有所体现。在作为行政机关的内阁、六部以及军机处等机构中，满、汉官员的数量几乎相同，其结果就是导致了各机构负责人都由两个人（满、汉各一人）来担任的罕有现象。清朝不允许官员独断专行，凡事皆须开会商议之后办理，如果意见无法取得一致，便由天子来进行裁决，独裁制度的真面目由此可见。然而，与此同时，这也难免会导致官吏对自身职务缺乏责任感，并将最终责任都推卸给天子的弊病。

　　清朝虽然在中央政府采用了这种满汉并用的双重体制，但在地方政府层面，则只在一些要地设置了满人官吏，主体则交由汉人自治。但是，独裁政治终究离不开密探政治。明代的独裁政治是派遣宦官到地方，使之收集信息，而清朝则可以很方便地利用比宦官更安全的、堪称心腹的满人作为爪牙。满人官吏除了担任总督、巡抚之类的大员，镇守地方并建构谍报网络的据点，也有不少人被任命为统治体系末端的密探。正是由于满人具有较高的忠诚度，所以清朝才能够将宦官的弊害控制在最小的限度之内，这也是清朝的统治能够比较成功的原因。

　　清朝采用了汉式的独裁君主制，在满、汉两方势力互相平衡的基础上实现了统治的稳定，而在此过程中，清朝皇帝在满人中的地位也不得不逐渐发生变化。清朝的君主已经不再作为满族的族长，与同胞共享满人的身份，而是开始作为出身满族的君主，自上而下地居于满人之上。以往，在满人固有的朴素的主从观念中，天子是其同宗之长，满人对其多怀有很深的亲缘之情。然而如今，他们在汉式的君臣大义之下，被要求须在道德上义务地向天子尽忠。这种地位的变化必然会消磨满人的民族意识。如今，满人不再以族群整体的身份来拥护天子，而不得不像汉人一样，变成一个个直属于君主的臣下。由此，满人的族群意识也就日渐衰退了。不过，满人作为少数群体生活在数量庞大的汉人之中，因而不得不强化族群的凝聚力。而且事实上，在清朝的三百年间，满人的忠诚从未被天子怀疑，也几乎从未发生叛乱。然而，这种忠诚不过是消极的忠诚，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们理所当然地受到汉式的个人主义的影响，趣味和教养也逐渐汉化，甚至连满语也逐渐遗忘。满人已然失去了积极振兴民族意识的热情。

　　在清朝兴隆的同时，印度出现了莫卧儿帝国。另外，在同一时期的西亚，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也成就了霸业，这一部分我们将留待后文再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