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太后与韩德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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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德让是汉族人，辽景宗、辽圣宗时代的重臣。在辽景宗病危之际，他与契丹大臣耶律斜轸“俱受顾命”，辽景宗嘱咐他们要拥立皇太子梁王耶律隆绪即位。辽景宗驾崩之时，梁王耶律隆绪只有十二岁，当时，觊觎皇位的契丹贵族很多，萧太后势孤力单，有“母寡子弱”之叹。幸亏韩德让与耶律斜轸依照辽景宗的遗嘱，将梁王耶律隆绪推向皇帝的宝座，萧太后得以摄政，转危为安。

　　自此以后，韩德让备受重用，先后与耶律斜轸、室昉“同心辅政”。在耶律斜轸、室昉死后，韩德让独掌朝廷大权，为北府宰相枢密使，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最后，韩德让被封王、赐姓、改名，隶横帐季父房之后，位亲王之上，成为有辽一代地位最高的汉族官僚。

　　韩德让之所以能飞黄腾达到如此地步，与其家庭出身和萧太后对他的重视信任，以及韩德让本人的才干都有密切的关系。不过宋朝人站在敌对的立场上，却极力丑化萧太后，捏造事实诬陷萧太后与韩德让私通，今人更是变本加厉，盛传萧太后与韩德让是事实上的夫妻云云。有鉴于此，我们应当认真审查宋朝人的记载，指出其记载失实以及不实记载的原因，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一韩德让的家世

　　韩德让祖籍是蓟州玉田，即今河北唐山市玉田县。其祖父名叫韩知古，史载：“太祖平蓟时，知古六岁，为淳钦皇后兄欲稳所得。”[1]辽太祖平蓟，见于《辽史》。唐天复元年（901年）耶律阿保机被痕德堇可汗任命为“本部夷离堇，专征讨，连破室韦、于厥及奚帅辖剌哥，俘获甚众。冬十月，授大迭烈府夷离堇”。在此以后的第二年，即天复三年（903年）冬十月，“引军略至蓟北，俘获以还”。[2]韩知古就是在这一年被契丹军队所俘虏。因为在建国以前，耶律阿保机“平蓟”有时间的记载，只有这一次而已。韩知古时年六岁，则韩知古当出生于897年，即唐昭宗乾宁四年（丁巳、不过《辽史》又记载，在耶律阿保机取代痕德堇可汗以后的第三年（909年，后梁开平三年）四月，“诏左仆射韩知古建碑龙化州大广寺以纪功德”。[3]如果韩知古6岁于903年被俘，这一年他只有11岁（周岁），还是一个孩子，岂能受命当官，建龙化州功德碑？这显然是不可能的。阿保机受命征讨始于901年，其间只有一次“平蓟”，这一点是肯定无疑的。《韩知古传》称其六岁被俘，可能不准确，六岁应是十六岁之误。如果他天复三年（903年）被俘时十六岁，到后梁开平三年(909年）他已经二十二岁，担任左仆射时主持龙化州纪功碑，应是毫无疑问之事。

　　韩知古是被欲稳所俘虏，欲稳是述律平之兄，当时述律平尚未出嫁。后来，述律平嫁给耶律阿保机，其时阿保机尚未称帝，阿保机称帝以后，述律平成为阿保机的皇后，她死后被谥为淳钦皇后。当述律平出嫁给阿保机时，韩知古以陪嫁奴婢的身份被带到阿保机家中，这种陪嫁奴隶在辽代被称作媵臣。故《韩知古传》称：“后来嫔，知古从焉。”[4]由于韩知古只是一名随嫁的奴隶，地位低下，因此，在一段时间内，韩知古“未得省见”，即没有受到阿保机的重视。“久之，负其有，怏怏不得志，挺身逃庸保，以供资用。”《韩知古传》上述记载，与《太祖纪》开平二年(908年）四月韩知古以左仆射的身份“建碑龙化州大广寺以纪功德”相参证，则知韩知古很早就被阿保机所发现，其“未得省见”应是开平二年以前之事。

　　不过《韩知古传》中有一段记载颇值得重视：“其子匡嗣得亲近太祖，因闻言。太祖召见与语，贤之，命参谋议。神册初，遥授彰武军节度使。久之，信任益笃，总知汉儿司事，兼主诸国礼仪。时仪法疏阔，知古援据故典，参酌国俗，与汉仪杂就之，使国人易知而行。顷之，拜左仆射。”[5]据此可知，《太祖纪》中开平二年韩知古即有左仆射的官衔属于误记，系错简所致，他官拜左仆射是后来之事，是他的儿子韩匡嗣“间言”即推荐的结果。那么，韩匡嗣为什么受到阿保机的重视，有机会向阿保机推荐自己的父亲呢？这是有原因的。史载“匡嗣以善医，直长乐宫，皇后视之犹子”。[6]原来韩匡嗣是以“善医”受到重视。在《辽史》所记载的诸宫卫中，应天皇后（即述律平）的宫卫叫长宁宫，长乐宫应是长宁宫之误记。韩匡嗣与其父韩知古一样，也是述律平的奴婢。辽朝初年医药尚不发达，辽太祖长期在外讨伐征战，各种疾病、伤害时有发生，韩匡嗣实际上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御医”，朝夕相见，形影不离，因此，他受到辽太祖和应天皇后的亲近，故而有机会向辽太祖“间言”，介绍其父韩知古的才干，得到辽太祖的赏识和重用。

　　韩匡嗣善医，为皇帝、皇后看病，成为帝、后的保健医生，这一专长不仅使韩知古得到重用，也使韩匡嗣后来转危为安，使他的儿子韩德让得以亲近帝、后，受到帝、后的重用和保护，使韩知古家族变成辽代最著名的世家大族。

　　韩匡嗣善医，深得养生之道，故其寿长，从辽太祖时代开始历经辽太宗、辽世宗、辽穆宗，一直活到辽景宗时代，死于乾亨三年(981年)。其享年史书无载，不过大体可以计算出来。辽太祖死于天显元年(926年）七月，韩匡嗣在辽太祖逝世以前早就以善医服侍辽太祖和淳钦前后，估计辽太祖死时韩匡嗣的年龄应在20—25岁。从天显元年到乾亨三年（926—981年）是55年，那么，韩匡嗣死时享年应为75—80岁。在辽代来说，应属于长寿之人。

　　韩匡嗣一生中曾经历了两次危难，结果由于他善医得到了皇帝、皇后的保护而化险为夷。第一次是他被卷入了宋王喜隐的谋叛。宋王喜隐是辽太祖少子李胡之长子，字完德，“雄伟善骑射”。在辽太宗死后，李胡争夺皇位失败以后，又有“与太后谋废立”之举，仍以失败告终，“徙李胡祖州，禁其出入”。不过其子喜隐很不甘心，多次谋乱，企图将皇位夺到手。辽穆宗应历十年（960年）十月，“李胡子喜隐谋反，辞连李胡”，李胡是罪魁祸首，“下狱死”，辽穆宗“临问有状”，对喜隐采取了宽大态度，“以亲释之”。[7]到了辽景宗时代，喜隐在保宁六年（974年）四月、乾亨二年（980年）二月、乾亨三年（981年）五月先后三次谋反，喜隐被“赐死”。

　　辽穆宗应历十年十月喜隐的谋反事件，牵涉了韩匡嗣。史称：“应历十年，为太庙详稳。后宋王喜隐谋叛，词引匡嗣，上置不问。”[8]所谓“辞引匡嗣”，是说韩匡嗣参与此事，或为喜隐出谋划策，或为他通报消息，或为他提供方便。喜隐的谋反，旨在夺取皇位，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政治案件，喜隐之父李胡也受到影响，喜隐供词中“词连李胡”，结果李胡被“囚之，死狱中”。[9]喜隐的供词中有“词引匡嗣”，辽穆宗却“置不问”，不予理会。相比之下，不难发现辽穆宗对韩匡嗣作了宽大处理，与对李胡的处理迥然有别。考虑到李胡是辽穆宗的叔父，这种不同的处理方式更值得令人深思，其原因究竟何在？

　　其实，这个区别对待的原因是不难寻找的，与韩匡嗣的“善医”有关。辽穆宗耶律璟是辽朝残暴的皇帝，史称他“荒耽于酒，畋猎无厌……赏罚无章，朝政不视，而嗜杀不已”。[10]又称他：“好游戏，不亲国事，每夜酣饮，达旦寐，日中方起，国人谓之‘睡王’。”[11]如此大量贪酒的人，时间长了必然要产生酒精中毒，危害身体，精神失常。“帝体气卑，恶见妇人”，说明辽穆宗体质极差。其喜怒无常，常常在醉酒以后杀人，甚至“醉中骤加左右官”。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御医的韩匡嗣，自然要为辽穆宗醒酒，采取医药为其保健身体，以恢复其精力和健康，韩匡嗣变成了辽穆宗的救命恩人。于是，辽穆宗对韩匡嗣自然会格外的尊崇和爱惜，韩匡嗣成为辽穆宗身边不可离开的御医。因此，韩匡嗣虽然卷入了喜隐的谋反活动，辽穆宗考虑到了御医的特殊身份，只好置之不问，宽大为怀。

　　到了辽景宗时代，韩匡嗣仍以善医的特殊身份接近了辽景宗，得到了辽景宗的重用。史称：“初，景宗在藩邸，善匡嗣。即位，拜上京留守。顷之，王燕，改南京留守。保宁末，以留守摄枢密使。”[12]辽景宗在藩邸时，就与韩匡嗣甚为要好，也是由于韩匡嗣善医之故。

　　辽穆宗由于不接近女性而无子，他把耶律贤视为己子，实际上耶律贤成为辽穆宗的义子。史载，应历十九年（是年改元保宁，为保宁元年）二月，辽穆宗召耶律贤“入见”，他告诉耶律贤说：“吾儿已成人，可付以政”。[13]很明显，辽穆宗已把义子耶律贤确定为皇储，作为自己的接班人。同年同月，辽穆宗遇弑身亡，耶律贤随之即位，史称辽景宗。

　　辽穆宗是由于酗酒过度，身体欠佳而离不开韩匡嗣。辽景宗也是由于自幼即身体不健康而经常接触韩匡嗣。史称：辽景宗“自幼得疾，沉疴连年，四时游猎，间巡故典，体惫不能亲跨马”。出于保健的原因，辽景宗“喜医术、伶伦、针灸之辈”。[14]由于耶律贤是辽穆宗的义子，故而经常能接触到御医韩匡嗣，向他学习医药、针灸之术，从而相识、相善，成为朋友。耶律贤即位以后，其身体状况未能从根本上好转，会节大朝会，郁郁寡欢，或不视朝者有之。特别是他娶萧燕燕为妃为后以后，房中之事日益增多，生育有四子（其中第四子药师奴为另一皇妃所生），三女，房中保健之术，更需要御医韩匡嗣来教授和指导。因此，辽景宗对韩匡嗣的依赖和信任，进一步得到了加强。故而辽景宗即位以后，即委任韩匡嗣任高官重职，说明对其宠爱有加。

　　不过，韩匡嗣虽然精通医术，但是做官治国，却非其所长，不断出现错误。在韩匡嗣出任南京留守期间，保宁十年（978年），耶律虎古“使宋还，以宋取河东之意闻于上。燕王韩匡嗣曰：‘何以知之？’虎古曰：‘诸僭号之国，宋皆并收，唯河东未下。今宋讲武习战，意必在汉。’匡嗣力阻，乃止。明年，宋果伐汉。帝以虎古能料事，器之，乃曰：‘吾与匡嗣虑不及此。’”[15]第二年宋太宗北伐太原刘继元，由于韩匡嗣不听信耶律虎古之言，未做好援助刘继元的准备，结果宋太宗一举灭亡了刘继元的北汉，使辽朝失去了北汉盟国，宋太宗乘胜北上攻打辽南京，发生了著名的高梁河之战。韩匡嗣缺乏政治经验而误国，由此事可以看得很清楚。

　　韩匡嗣还有败军之举，差一点因此而丢掉了性命。乾亨元年（979年）九月，辽景宗以韩匡嗣为都统伐宋，战于满城。“方阵，宋人请降。匡嗣欲纳之。”耶律休哥认为：“彼军气甚锐，疑诱我也，可整顿士卒以御。”然而身为统帅的韩匡嗣却“不听”，没有做迎敌的准备。俄而宋军鼓噪而进，“众蹙践，尘起涨天”。韩匡嗣仓促应战，“无当其锋”，辽军大溃，途中又遇到宋伏兵“扼要路，匡嗣弃旗鼓遁，其众走易州山，独休哥收所弃兵械，全军还”。

　　事后，辽景宗十分愤怒，他数落韩匡嗣的罪过有五：“尔违众谋，深入敌境，尔罪一也；号令不肃，行伍不整，尔罪二也；弃我师旅，挺身鼠窜，尔罪三也；侦候失机，守备弗备，尔罪四也；捐弃旗鼓，捐威辱国，尔罪五也。”犯此五罪，定斩无疑，辽景宗“促令诛之”。然而没有想到的是，“皇后引诸内戚徐为开解，上重违其请。良久，威稍霁，乃杖而免之”。[16]事后将韩匡嗣贬为晋昌军节度使，改西南面招讨使。

　　以萧太后为首的诸内戚，竟然出面为韩匡嗣说情，使韩匡嗣免去一死。她们为什么要为韩匡嗣说情？原因很明确，是韩匡嗣以御医的身份为萧太后和其他妃子医治病症，减除了她们的疾病之苦。如果韩匡嗣被诛杀，很难再找到一位医术高明的御医。由此事可以反映出，韩匡嗣的医术是很高明的，成为皇帝、后妃离不开的保健医生。

　　乾亨三年（981年），韩匡嗣死在西南面招讨使任上。他死后，“睿智皇后闻之，遣使临吊，赙赠甚厚，后追赠尚书令”。[17]由此可知，韩匡嗣与萧太后的关系极深，其原因显然是韩匡嗣作为御医，曾多次为辽景宗和萧太后治病，辽景宗以衰弱之身留下四儿三女，很能说明一些问题。辽景宗时代，是韩知古家族发展壮大时期，韩匡嗣子女很多，见于《辽史》记载的有韩德源、韩德让、韩德威、韩德崇、韩德凝，见于碑志的还有韩德庆、韩德彰，[18]皆为官，活动于辽景宗时代和辽圣宗时代，其中以韩德让最为显赫。韩德让的成名，是韩匡嗣为其奠定的基础。

　　二辽景宗时代的韩德让

　　韩匡嗣诸子都由于韩匡嗣善医为皇帝御医的原因受到重用，被授以高官，其中以第二子韩德让权倾朝廷内外，最为著名。韩德让何以能够如此飞黄腾达？仔细考证有关的文献记载，发现既有主观的原因，又有与皇室的姻亲关系，这后面的一点常常被后人所忽视。

　　韩德让也像他的父亲韩匡嗣一样，很小就成为辽景宗的近侍，也许他也懂得一点医术。史称韩德让“侍景宗，以谨饬闻，加东头供奉官”，[19]或称他“性忠愿谨悫，智略过人。景宗婴疾，后燕燕与决国事，雅重隆运，擢授东头供奉官”。[20]供奉官属于宦官类的职官，有东头供奉官与西头供奉官之别，东头供奉官略高于西头供奉官。由于在内廷皇帝身边，故又称内东头供奉官、内西头供奉官。供奉官是在禁中服侍皇帝和后妃的日常起居，传达帝后的旨令，甚至受皇帝的委派监督外廷事务。供奉官是在禁中大内服务，经常接触到后妃，出于性安全的考虑，自然是阉人最为可靠。阉人即后世所称的太监，明朝的大宦官王振，清朝的大宦官李莲英，都属于阉人，即没有生育能力的男人。从各种文献记载来看，韩德让没有子女，这同他早年的东头供奉官身份有密切的关系。这也是萧太后与他密切接触的重要原因之一。

　　韩德让本身是汉族人，从小在辽国长大，他所接触的皇帝、皇后都是契丹人，这种语言环境使他很容易学会契丹语言。在辽景宗时代，辽宋的外事往来渐多，为了准确地了解宋朝使者的意图，就需要有可靠的通事，即翻译官。于是，韩德让在做了一段东头供奉官以后，又被“补枢密院通事”。

　　在契丹北面官中，有契丹北枢密院，“掌兵机、武铨、群牧之政，凡契丹军马皆属焉”；又有契丹南枢密院，“掌文铨、部族、丁赋之政，凡契丹人民皆属焉”。[21]在南面官中有汉人枢密院，“本兵部之职，在周为大司马，汉为太尉。唐季宦官用事，内置枢密院、后改用士人。晋天福中废，开运元年复置。太祖初有汉儿司，韩知古总知汉儿司事。太宗入汴，因晋置枢密院，掌汉人兵马之政，初兼尚书省”。[22]不过汉人枢密院，却未设通事这一官职。而契丹北、南枢密院均设有通事一职。如果汉人枢密院没有漏记的话，那么，通事一职只设于北面官中的北、南枢密院。韩德让所任的“枢密院通事”，应是契丹北、南枢密院通事。

　　在辽景宗时代，韩德让官运亨通。由于韩匡嗣的关系，韩德让由枢密院通事，“转上京皇城使遥授彰德军节度使，代其父匡嗣为上京留守，权知京事，甚有声。寻复代父守南京，时人荣之”。韩德让从皇帝身边的东头供奉官，升为上京皇城使，遥领彰德军节度使，是一很大的飞擢。辽上京设有城隍使司，其长官称上京皇城使，负责城墙壕堑的管理维修，属于京官的一种。“遥领”不是实授，即颁给一个名义上的空头衔，不过却提髙了其地位。辽朝没有彰德军，宋朝河北西路相州邺郡设有彰德军。[23]为什么让韩德让遥领彰德军节度使呢？它表现了契丹统治者的政治理念，即要扩大领土范围，占领宋朝的领土，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国。因为契丹人自认为：“辽之先，出自炎帝。”[24]契丹是华夏民族的一部分，有资格统治中国。契丹人这种政治理想，在许多地方都有所表现。例如契丹人的发祥地本来在土河、潢河流域，然而在墓志中却常见漆水郡王、漆水郡公、漆水郡伯。漆水在今陕西省境内，这是意味深长的。韩德让遥领彰德军节度使，寓有占领中原的意味，因为只有占领了中原相州，才有可能实授彰德军节度使。

　　《契丹国志》未记韩德让遥授彰德军节度使一事，却称他“超授辽州节度使”，[25]如非记载有误，则韩德让在辽景宗时代又曾“超授”辽州节度使。“超授”的意思是破格提拔，是指韩德让由于才能超群而超级受重用。辽州属于东京道，史称：“辽州，始平军，下，节度。本拂涅国城，渤海为东平府……太祖伐渤海，先破东平府，迁民实之……太祖改为州，军曰东平，太宗更为始平军……隶长宁宫，兵事隶北女直兵马司，统州一、县二。”[26]则辽州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州，其故址为今辽宁新民县辽滨塔古城。

　　此后，韩德让“代其父匡嗣为上京留守，权知京事，甚有声。寻复代父守南京，时人荣之”。上京是辽朝的首都，上京留守是上京的最高行政长官，兼任临潢府府尹，其下还有副留守、知留守事、临潢府少尹、同知留守事、同签留守事、留守判官、留守推官等一大批官员相辅佐，其地位要比州节度使高出许多。南京虽非首都，然而南京道州县人口要比上京道多出许多，是辽朝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他出任南京留守以后，“时人荣之”，说明当时官场上的人对他都表示羡慕和景仰。韩德让先后代其父留守上京、南京，表明辽景宗和萧太后对他的高度重视和信赖。

　　韩德让在担任南京留守期间，正值宋太宗灭亡北汉以后第一次北伐，发生了著名的“高梁河之战”。由于辽景宗对宋太宗北伐一事，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没有采取加强南京城的防守。据宋朝人记载，当时南京城内只有“弱兵五千”。[27]当宋兵将南京城团团围住以后，城内人心惶惶，“宋兵围城，招胁甚急，人怀二心”。然而韩德让临危不惧，沉着应战。他“登城，日夜守御。援军至，围解。及战高梁河，宋兵败走，隆运邀击，又破之”。[28]其父韩匡嗣由于缺乏军事经验，在满城一战惨遭失败，韩德让与其父有所不同，在危急时刻仍沉着应战，表现出他很老练，具有很高的军事才能。因此，“高梁河之战”结束以后，辽景宗和萧太后随即将他任命为辽兴军节度使，又提升为南院枢密使。这表明，韩德让从京官（京官属于地方官）进入朝廷之中，并担任了重要的职务。此次提升，为韩德让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韩德让在辽景宗时代被重用，步步高升，除他本人具有杰出的才能以外，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很重要，却常常被一些学者所忽视，这就是韩德让的姊妹出嫁给萧太后的弟弟萧思猥（又作萧隗因）。萧思猥之女，后来成为辽圣宗的正宫仁德皇后。这一婚姻关系，对韩德让在辽景宗时代的升迁和辽圣宗时代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史称：“齐天后，平州节度使萧思猥之女，丞相耶律隆运之甥。有容色，圣宗爱幸特甚，事承天太后（景宗之后，圣宗之母）尤谨。”[29]又称：“圣宗仁德皇后萧氏，小字菩萨哥，睿智皇后弟隗因之女。年十二，美而才，选入掖庭。统和十九年，册为齐天皇后。”[30]引文中的承天太后即睿智皇后萧燕燕，承天太后是辽圣宗统和五年（987年）所上的尊号，睿智皇后是统和二十七年（1009年）死后所上的谥号。萧思猥与萧隗因是同一个人的名字，来源于契丹语，用汉字来记录，出现了同音异字的现象，这种现象在契丹人名中时常可以见到，例如辽圣宗钦哀皇后之弟契丹名叫徒古撒（见《契丹国志》卷13《圣宗萧皇后传》），而在《辽史》中却作图古斯，“徒古撒”与“图古斯”也是音同字异。萧隗因是萧太后的亲弟弟，齐天皇后菩萨哥是萧太后的亲侄女，嫁给了萧太后的长子辽圣宗耶律隆绪。菩萨哥在生前的尊号叫齐天皇后，死后被谥为仁德皇后，她既然是耶律隆运即韩德让的外甥女，显然她的母亲应是韩德让的亲姊妹，[31]至于是韩德让之姊或是其妹，史籍没有明确记载。韩德让的姊妹是萧太后之弟萧隗因之妇，有了这层关系，韩德让不仅是辽景宗萧太后的近臣，又变成了皇帝皇后的近戚。有了这两重关系，辽景宗萧太后自然特别重视韩德让，屡屡给韩德让晋官加爵，除了韩德让本身的能力和努力以外，更为重要的因素是他与辽景宗萧太后有着近戚的关系，在封建时代近戚关系的影响非同寻常，用婚姻关系增强团结，是古代帝王用来加强其统治最常用的办法，屡见不鲜。

　　从以上记载可知，在辽景宗末年，韩德让之姊妹即已嫁给萧太后之弟萧隗因。此前韩德让受重用，主要是靠其父韩匡嗣的荫护，到了其姊妹嫁给萧太后之弟以后，又增加了一重新关系、新因素。在辽景宗时代，由于景宗体弱多病，萧太后处于实际执政地位，有关国家的内政外交，均由萧太后做主，从而增加了萧太后与韩德让的接触往来，增强了她对韩德让的了解和信任，在辽景宗死后的关键时刻，韩德让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辽景宗末年，最受朝廷重视的大臣有三个，一是枢密使兼北府宰相室昉，二是南院枢密使韩德让，三是南院大王耶律斜轸，其中室昉年纪比较大，韩德让和耶律斜轸比较年轻。这三人是辽景宗的心腹，也是萧太后的心腹。史称：“景宗疾大渐，（韩德让）与耶律斜轸俱受顾命，立梁王为帝。”[32]韩德让是汉族官僚，为南院枢密使，耶律斜轸是契丹皇族于越曷鲁之孙，为南院大王。此二人都是朝廷重臣，一汉族、一契丹，在汉族和契丹族中都有很大的影响力，因此，辽景宗将拥立太子耶律隆绪继承皇位的重任托付给他们二人，是有原因的。他们二人没有辜负辽景宗的重托，完成了拥立耶律隆绪为皇帝的使命。史载：“景宗疾亟，隆运不俟诏，密召其亲属等十余人并赴行帐。时诸王二百余人拥兵握政，盈布朝廷。后当朝虽久，然少姻媛助，诸皇子幼稚，内外震恐。隆运请于后，易置大臣，敕诸王各归第，不得私相燕会，随机应变，夺其兵权。时赵王等俱在上京，隆运奏召其妻子赴阙。景宗崩，事出仓卒，布置已定，乃集番汉臣僚，立梁王隆绪为皇帝，时年十二，后为圣宗。”[33]宋朝人的记载，特别强调韩德让不俟诏即赴辽景宗所帐，以暗示韩德让与萧太后有什么特殊关系。实际上辽景宗已指定韩德让为他死后的顾命大臣，韩德让闻辽景宗驾崩赶赴行帐，自然在预料之中，况且辽景宗既已身亡，岂能发诏。如果说韩德让与萧太后有什么特殊关系的话，只能说韩德让之姊妹成为萧太后弟妇这层关系，当时这是众人皆知的事实，没有什么秘密可言。

　　韩德让与耶律斜轸一起同心顾命，排除重重困难，拥立耶律隆绪为皇帝，成为他的一大功劳。此事表明，他诚心诚意地忠实于辽朝廷，圆满地完成了辽景宗临死以前对他的重托。因此，耶律隆绪即位以后，萧太后对韩德让特别感激，委以重任，晋官加爵，成为辽圣宗一朝最受宠重的朝臣，赐姓赐名，列入横帐，自然不是偶然的了。

　　三辽圣宗时代的韩德让

　　辽圣宗时代，韩德让的地位进一步提高。除了拥立之功以外，一是他在圣宗朝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二是他的外甥女成为辽圣宗的皇后。由于有这两重原因，韩德让在圣宗朝的地位更加显赫。不过因此引起了朝廷内外的种种猜测，不明真相的人妄加议论，在民间出现了种种流言。

　　辽圣宗即位以后，内部有些部族不断掀起反抗斗争，外部宋朝想乘机北伐，西夏也加剧了扰边活动。这些不安定的因素，给萧太后造成了很大的心理负担，她忧心忡忡地哭述：“母寡子弱，族属雄强，边防未靖，奈何？”这时，韩德让和耶律斜轸马上回应说:“信任臣等，何虑之有！”于是，“后与斜轸、德让参决大政”。[34]

　　辽圣宗12岁即帝位，无法治理国家，治理国家的重任自然落在萧太后的身上。萧太后只有30岁，又是女流之辈，能否担负起治国的重任，是朝廷上下番汉大臣以及军民百姓所十分关心的问题，大家议论纷纷。乾亨四年（982年）十二月，“挞剌干乃万十醉言宫掖事，法当死，杖而释之”。所谓“宫掖事”，即指萧太后事，其所言显然于国家不利，触犯了国法，故“法当死”。为了防止再出现类似的事情，故而统和元年（983年）二月，“禁所在官吏军民不得无故聚众私语及冒禁夜行，违者坐之”。[35]

　　既然有人敢对萧太后当国一事议论纷纷，那么就会有人铤而走险，威胁萧太后母子的安全。在此情况下保卫萧太后母子的安全，成为辽圣宗初年最为重要的一件大事。韩德让懂得军事，家丁甚多，于是他担负起保卫萧太后、辽圣宗安全的重任。史称：“立梁王为帝，皇后为皇太后，称制，隆运总宿卫事。”萧太后对韩德让的赤胆忠心非常感激，故而此后“益宠任之”。[36]这是在辽圣宗时代，韩德让所做的第一件有功劳之举。

　　辽圣宗幼小继位当皇帝，其母萧太后摄政治国，虽然在历史上不乏此例。然而实施治国，增强其以母当国的政治地位，还必须要有一定的举措，令人心悦诚服。为此，统和元年（983年）五月，辽圣宗诏“近臣议皇太后上尊号册礼”，策划此事的是韩德让。“枢密使韩德度以后汉太后临朝故事，草定上之。”圣宗朝担任枢密使的韩氏家族成员，只有韩德让一人，故韩德度应为韩德让之误。韩德让出身于汉族世家，对中国古代的典章礼制比较熟悉，故而以后汉太后临朝故事，拟定了为萧太后上尊号册礼的准备事宜。同年六月甲午，“上率群臣上皇太后尊号曰承天皇太后”，与此同时，“群臣上皇帝尊号曰天赐皇帝，大赦，改元统和。丁未，覃恩中外，文武官各进爵一级”。为了使册封尊号更加隆重，在册封以前，“诏有司，册皇太后日，给三品以上法服，三品以下用大射柳之服”。在萧太后上尊号的次月，“秋七月甲寅朔，皇太后听政”。[37]由此可知，萧太后上尊号，实际上是为她正式摄政当国做准备，使朝廷内外广布此事，其实是规模庞大的舆论宣传，便于她行使摄政的权力，使其摄政治国更加合法化、更加深入军民之心。如上所述，策划、操作此事的又是韩德让，这是韩德让在辽圣宗朝立的第二功。

　　上述二功表明，在辽圣宗初年，韩德让积极主动靠近萧太后，自然会取得萧太后的尊重和信任。此外还有一事尤为重要，即韩德让的外甥女萧菩萨哥嫁给了辽圣宗，辽圣宗变成了韩德让的外甥女婿。这件婚姻大事，进一步拉近了韩德让与萧太后的关系。

　　韩德让外甥女未嫁辽圣宗以前，辽圣宗曾娶萧氏为后。统和四年（986年）九月辛巳，“纳皇后萧氏”，即指此而言。统和十九年（1001年）正月，“皇后萧氏以罪降为贵妃”，[38]其有何罪，史书未载，今亦不知，就连她的名字和家世，也不清楚。

　　《辽史》称，菩萨哥“年十二，美而才，选入掖庭。统和十九年，册为齐天皇后”。[39]据此可知，她十二岁入宫时，大概只是宫女而已。其身份很低，在原先的萧后因罪被废黜以后，萧菩萨哥才被提升为皇后，并被赐以徽号，称齐天皇后。菩萨哥升为皇后，自然与她的貌美多才有一定的关系，不过更为重要的是萧太后看重了她是韩德让外甥女这种关系，借以调动韩德让的积极性，为辽朝多尽犬马之劳。

　　史称重熙元年（1032年）三月，钦哀皇太后耨斤“诬齐天皇后以罪，遣人即上京行弑。后请具浴以就死，许之。有顷，后崩”。[40]其享年五十岁。按此计算，齐天皇后当出生于辽景宗乾亨四年（982年），统和十二年(994年）被选为宫女入掖庭，统和十九年（1001年）被册立为齐天皇后时，应当是十九岁。辽圣宗生于保宁三年（971年）十二月己丑，与萧菩萨哥正式结婚时为三十岁，他比齐天皇后年长十一岁。古代婚配多男子年龄大，女子年龄小，辽圣宗与齐天皇后的年龄搭配是很合适的。

　　萧菩萨哥被册立为辽圣宗的齐天皇后，可以说是一步登天。许多宫女为皇帝皇后服侍了一辈子，到白发苍苍时仍是宫女，宫女等级森严，很难升迁。萧菩萨哥从宫女被册立为皇后，很可能与其舅父韩德让的嘱托有关。此后，韩德让对萧太后和辽圣宗更加忠心耿耿，萧太后和辽圣宗对韩德让更加信任和重用。韩德让早在乾亨三年（981年）就被任命为南院枢密使，[41]在室昉“致政”（即致仕）以后，以韩德让“代为北府宰相，仍领枢密使，监修国史，赐兴化功臣”。到北院枢密使耶律斜轸死了以后，“诏隆运兼之”。“久之，拜大丞相，进王齐，总二枢府事。”[42]

　　所谓“二枢府”，即契丹北枢密院和契丹南枢密院，简称北、南院或二枢府。“契丹北枢密院，掌兵机、武铨、群牧之政，凡契丹军马皆属焉。以其牙帐居大内帐殿之北，故名北院”；“契丹南枢密院，掌文铨、部族、丁赋之政，凡契丹人民皆属焉。以其牙帐居大内之南，故名南院”。[43]契丹北、南枢密院主管契丹以及其他部族之军政和民政，是辽朝北朝朝官中最重要的官府。韩德让一人兼领契丹北、南枢密院枢密使，其权力之大可想而知。

　　韩德让还是大丞相，大丞相属于南面朝官，所设极少，只有特殊身份的人才可以担任。在辽朝二百多年的历史中，见于记载的大丞相只见有二人：一是赵延寿，二是韩德让。史称，大同元年（947年）二月，“建国号大辽，大赦，改元大同。升镇州（今河北石家庄市正定县）为中京。以赴延寿为大丞相兼政事令、枢密使、中京留守”。[44]赵延寿为后晋降将，曾任幽州节度使，封燕王，在协助辽太宗灭亡后晋时卓有贡献，辽太宗曾“命升延寿坐在契丹左右相之上”，以宠之，[45]故后来任命赵延寿为大丞相以统治汉地。韩德让以拥立辽圣宗、保卫萧太后母子安全有大功，协助萧太后治国卓有贡献，故命他为大丞相。不过相互比较，赵延寿只管辖汉地，相当于南面朝官。而韩德让的大丞相是南面最高的长官，又是北面管理部族军政、民政的最高长官，成为辽朝最高的行政长官，其权力比赵延寿大，其地位比赵延寿高，是辽圣宗之世权力最大、地位最高的朝廷重臣。整个辽朝的军政大权都集中在他一人之手，在皇太后和皇帝之下，没有其他任何人可以与他相比。其权力和地位达到了史无前例，登峰造极的地步。

　　韩德让对辽朝的巨大贡献，《辽史》的编者有如下评论：“德让在统和间，位兼将相，其克敌制胜，进贤辅国，功业茂矣。至赐姓名，王齐、晋，抑有宠于太后而致然欤?”

　　史载，统和九年（991年）五月，“以韩匡嗣私城为全州”。[46]所谓私城，即头下城、头下军州，“皆诸王、外戚、大臣及诸部从征俘掠，或置生口，各团集建州县以居之。横帐诸王、国舅、公主许创立州城，自余不得建城郭”。[47]韩匡嗣死于乾亨三年（981年）西南面招讨使任上，至统和九年（991年）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年，为什么这时候才建私城全州？此事与韩德让有关。韩德让有拥立辽圣宗之大功，继而侍卫萧太后和辽圣宗之安全，深得萧太后和辽圣宗之重视，统和三年（985年）有“诏吴王稍领秦王韩匡嗣葬祭事”，[48]即证明了这一点。韩匡嗣和韩德让多次率兵讨伐西夏、宋朝，曾俘掠了许多“生口”，然而不得到朝廷的准许，是不能建立私城的。韩匡嗣由于满城之败，差一点被辽景宗处死，由于萧太后等人的说情，最后以“杖大杖、降封”了事。在这种情况下，他拥有再多的“生口”，也不会允许建立私城。只有到了辽圣宗时代，韩德让以卓功显绩封楚王以后，萧太后才准许他建私城，是萧太后特别开恩的结果。因此，全州与其说是韩匡嗣的私城，不如说是韩德让的私城更为确切。至于全州的地望，史书乏载，如今难以详知了。

　　统和二十二年（1004年）伐宋，韩德让“从太后南征，及河（按：指黄河），许宋成而还”。[49]此次伐宋，韩德让仍是萧太后、辽圣宗身边的顾问、参谋，萧太后是战是和的定夺，韩德让会参与意见的，只是没有见于历史记载而已。由于韩德让的意见特别重要，且为萧太后所采纳，故而“澶渊和议”结成，战争结束以后，韩德让被“徙王晋，赐姓，出宫籍，隶横帐季父房后，乃改赐今名，位亲王上，赐田宅及陪葬地”。赐姓（耶律氏）、赐名（耶律隆运），是辽朝笼络汉族、奚族官僚最常用的办法，用以抬高其身价。享受这种恩宠的人很多，在《辽史》中不乏记载。不过“出宫籍，隶横帐季父房后”，却非比寻常。韩知古原是被掠俘的“生口”，应隶属于述律后（淳钦皇后）的长宁宫，或辽太祖的弘义宫（又作洪义宫），是皇帝皇后的奴婢，即使被授以官爵，也无法改变其身份。韩知古及其子孙，都是隶属于宫籍的奴婢。只有脱离了宫籍，才能算作身份自由的平民。韩德让由于建有大功，其外甥女又是辽圣宗的齐天皇后，由于这种特殊的原因，才明令他脱离宫籍。“横帐”是指皇帝后人的帐房而言。“横帐”之名的由来，《辽史》有以下的解释：“辽俗东向而尚左，御帐东向，遥辇九帐南向，皇族三父帐北向。东西为经，南北为纬，故谓御营为横帐云。”[50]皇族三父帐，指孟父帐、仲父帐、季父帐。季父帐是指耶律阿保机诸兄弟的帐房，将韩德让“隶横帐季父房之后”，就是将他列为皇族的成员，而且“位亲王上”，其地位之高，堪比皇帝，虽无宫卫，却建有文忠王府。史称：“大丞相晋国王耶律隆运，本韩氏，名德让。以功赐国姓，出宫籍，隶横帐季父房。赠尚书令，谥文忠。无子……宫给葬县，建庙乾陵侧。拟诸宫侧，建文忠王府。”[51]文忠王府，类似诸帝之宫卫，只是名称不同而已。

　　“赐田宅及陪葬地”，说明韩德让为辽景宗陪葬。辽景宗与萧太后的合葬墓称乾陵，韩德让的陪葬墓自然也在乾陵，因为是陪葬墓，只能在皇帝皇后陵墓之旁，故称建庙乾陵侧。有人将陪葬理解为与萧太后合葬，显然是歪曲事实的胡说八道。建墓、建庙都需要土地，故史文将“赐田宅及陪葬地”连书在一起，田宅是护陵人居住生活的场所。

　　韩德让死后，“赠尚书令，谥文忠”。辽代的高官重臣死后，多赠官、谥号。“谥者行之表也，善行有善谥，恶行有恶谥，盖闻谥知行，以为劝戒。”[52]谥号是根据生前的善恶表现而拟，同时也考虑其身份特点，文臣和武将的谥号往往有别。“文忠”表明韩德让是文臣，特别忠诚于皇帝、忠诚于职守。比较准确地概括了韩德让的善行功德，值得朝野大臣效仿。

　　韩德让无子，辽道宗清宁三年（1057年），“以魏王贴不子耶鲁为嗣”，魏王贴不在清宁三年任东京留守，其世系不详。耶鲁死后，天祚皇帝以其长子晋王敖鲁斡，“出继大丞相耶律隆运后”，敖鲁斡为文妃所生，“喜扬人善，劝其不能，中外称其长者”。[53]保大二年（1122年）正月，为奸臣萧奉先所陷害，被天祚皇帝赐死，[54]“闻者伤之”。

　　辽朝皇帝两次为韩德让续子，敖鲁斡为天祚皇帝长子，属于皇子，而且又都在韩德让死后多年。由此不难看出韩德让受到高度重视，他出宫籍，赐姓耶律，赐名隆运，从名字来看与辽圣宗耶律隆绪属于同一辈人，又入横帐，陪葬乾陵，说明他已经是一个高度契丹化的汉族官僚。

　　四《乘轺录》对萧太后的丑化

　　宋朝建立于辽穆宗应历十年（960年），要比辽建国晚44年。宋太祖生于辽天显元年（926年），即后唐天成元年。他经历了五代的战乱，对辽朝的军事实力有清楚了解。虽有收复燕云之志，却始终不敢动兵北伐，企图用重金赎回燕云之地。因此，在宋太祖时代辽宋之间没有发生战争。宋太宗平灭北汉以后，自认为可以用武力收复燕云，先后两次北伐，均以失败告终。最后萧太后率兵南下，宋朝被迫签订“城下之盟”，以岁贡三十万钱、绢换来了和平。此事对辽宋双方都是有利的，然而宋朝一些文人认为向“北虏”贡献，总觉得不太光彩。宋朝虽然在武力上不如辽朝，然而“文力”资源丰富。在战场上打不败辽朝，只能对辽朝口诛笔伐，以发泄心中的不满，其中路振的《乘轺录》是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对萧太后极尽丑化之能事。

　　路振，字子发，永州祁阳（今湖南祁阳县）人，淳化年间（990—994年）进士。“太宗以词场之弊，多事轻浅，不能该贯古道”，对他甚轻视。不过他作了一首《厄言日出赋》，却得到宋太宗的赞赏，得以入官。史称“会修《两朝国史》，以振为编修官”。[55]《两朝国史》见《宋史·艺文志》[56]，一百二十卷，王珪主其事，路振是王珪手下的编修。所谓《两朝国史》，即宋太祖、宋太宗两朝历史。由于修史的原因，路振得以见到太祖、太宗两朝实录以及相关的记载，对于宋太宗股中箭、窃驴车逃命的狼狈相，他当然是很清楚的。至于宋真宗时代的“城下之盟”，就发生在他的身边，当然他更加熟悉了。辽朝是宋朝的敌国，萧太后是宋朝的敌人，敌人见面格外眼红，于是，他在《乘轺录》中编造故事丑化萧太后，自在情理之中，其目的是向宋真宗邀功。

　　《乘轺录》对萧太后的丑化，主要有两处。其一称：

　　萧后幼时，常（按：应作尝）许嫁韩氏，即韩德让也。行有日矣，而耶律氏求妇于萧氏，萧氏夺韩氏妇以纳之，生隆绪也，即今虏主也。耶律（按:指辽景宗耶律贤）死，隆绪尚幼，袭虏位，萧后少寡，韩氏世典军政，权在其手，恐不利于孺子，乃私谓韩德让曰：“吾常（尝）许嫁子，愿谐旧好，则幼主当国，亦汝子也。”自是德让出入帷幕无间然矣。既而酖杀德让之妻李氏，每出弋猎，必与德让同穹庐而处。未几而生楚王，为韩氏子也。萧氏与德让尤所钟爱，乃赐姓耶律氏。[57]

　　后世人之多以此为据，来诋毁萧太后，却未能细察此说的由来，失之慎也。其实，《乘轺录》于此事之后有一条注释，道出了此说的来源：

　　自“虏政苛刻”已下事，并幽州客司刘斌言。斌大父名迎，尝为幽州军政校，备见其事，每与子孙言之。其萧后、隆庆事，亦迎所说。[58]

　　据此可知，关于萧后与韩德让的传闻，来自幽州客司（这是专门接待使臣的机构）刘斌，是路振向刘斌询问时所得到的，而刘斌所述则是听其大父（即祖父）刘迎所言。刘迎是幽州军政校，政校属于衙役之类，地位很低下，既无缘进宫，又不能入朝廷，岂能知道宫中朝廷中之秘闻？所谓“备见其事”，只是路振的无据之言。其实，刘迎之言，只是道听途说而已，不过路振对此十分重视，不加分析视为事实，加以渲染，用以丑化萧太后。

　　所谓萧太后幼年时许嫁韩德让之说，更是无稽之谈。刘迎之说本不可信，《辽史》对此无载，可以证明本无此事。元朝人撰《辽史》，如有此事不会为之避讳。其原因有二：其一，蒙古人与契丹人不是同一民族；其二，契丹多次征讨、屠杀阻卜，据王国维考证，阻卜即鞑靼，是蒙古人的祖先。[59]

　　路振称“韩氏世典军政，权在其手，恐不利于孺子”，亦是他的推测之言，与事实不符。韩匡嗣虽然长期率兵与西夏作战，保宁末年曾以南京留守摄枢密使，乾亨三年为西南面招讨使，然而同年因病逝世，枢密使改由耶律斜轸担任，乾亨四年四月南伐，“统军使善补为伏兵所围，枢密使斜轸救免”[60]即证明了这一点。由于耶律斜轸任枢密使，握有军权，辽景宗逝世前把他列为顾命大臣之一。韩德让在乾亨三年十二月被任命为南院枢密使，不过南院枢密使是掌文铨、部族、丁赋之政，并不管军事。路振对此大概并不清楚，误认为韩德让掌管辽朝的军事，“恐不利于孺子（即辽圣宗）。他过分夸大了韩德让的权力，韩德让被辽景宗列为顾命大臣，主要是由姻戚的缘故，对此路振当然就更不清楚了。然而他的这种说法对后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必须予以辨别清楚。

　　《乘轺录》在另外一处记载中，又对萧太后再次进行丑化。其文称：

　　见国母于文化殿，设山棚，张乐，引汉使升。蕃、汉官坐者如故。国母约五十余，冠翠花，玉充耳……有童子一人，年十余岁，胡帽锦衣，嬉戏国母前，其状类韩丞相，盖国母所生韩氏子也……隆庆先进虏主酒，众官皆拜，韩丞相避席，虏主遣一童子，是前日所见状貌类韩丞相者，就请之，丞相乃坐。

　　这段记载，是路振根据自己的想象杜撰出来的。萧太后生有三子，即隆绪（辽景宗）、隆庆、隆祐。隆绪生于保宁三年（971年），隆庆约小隆绪二三岁，隆祐约小隆绪四五岁。史载隆庆八岁封恒王，统和十六年徙梁国王，统和十七年南征为先锋。隆祐乾亨初封郑王，统和中徙王吴，统和二十二年伐宋留守京师，[61]以此观之，隆绪、隆庆、隆祐的年纪相差不大。路振使辽是在统和二十六年（1008年），当时辽圣宗耶律隆绪已三十七岁，其弟隆庆、隆祐的年龄也都在三十以上，皇帝贵族结婚早，以广胤嗣，隆绪、隆庆、隆祐之子女，多应在十岁以上，小者也应在十岁左右。路振所见十岁左右“嬉戏国母前”的童子，显然应是她的孙子，但不知是哪个儿子所生。路振把萧太后的孙子说成是她的儿子，并称其貌类似韩德让，这种毫无根据的杜撰，只能出于居心叵测人的笔下。按照“澶渊和议”，宋真宗称萧太后为叔母，以示尊重。路振不称萧太后，称她为国母，亦可以看出其人极不友好的心态。路振显然属于王钦若一类以“澶渊和议”为耻的人，对辽朝、萧太后充满了敌意，尽管萧太后以极高的礼仪规格接待了这位使者，路振还是用非正常的心态来丑化萧太后。由于宋朝廷内外认为“澶渊和议”属于城下之盟、屈己求和的人很多，因此，路振丑化萧太后的文字就并非偶然了。

　　幽州汉族人中流传萧太后和韩德让的绯闻，是有一定社会原因的。幽州（今北京）是汉族人聚居之地，封建礼教的影响很深，男女授受不亲非礼已根植于人们的头脑之中。对于寡居的妇女，只能幽居于椒房之中，不能与男人接触，故民间有“寡妇门前是非多”的谤语。萧太后摄国政，她必然地要与蕃汉大臣接触，这种生活环境很容易产生绯闻。还有许多寡妇都忍耐不了空房的寂寞，免不了要私会男人，甚至女皇帝武则天还要寻找“面首”（即男妓）娱乐。[62]武则天的绯闻在民间广为流传，几乎老幼皆知。幽州既是汉族人居住区，熟悉武则天招“面首”的故事，自然会联想到萧太后既是寡居的女人，也会招“面首”自娱。由于韩德让是顾命大臣之一，与萧太后又有姻戚相关，其间接触比较多，特别是韩德让出任南京留守以后，由于国事的需要，萧太后与他的接触会更多一些，绯闻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以武则天为例来推测萧太后，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其实，萧太后与辽景宗感情至深，在辽景宗逝世以后，她命人给辽景宗画像，雕刻辽景宗的石像，不时地加以祭拜，甚至在亲驭三军讨伐宋朝的战争中，也未曾间断。例如统和四年，“设御幄道旁，置景宗御容，率从臣进酒，陈俘获于前”。统和七年，“次涞水，谒景宗皇帝庙”。统和十二年，“幸南京……以景宗石像成，幸延寿寺饭僧”。第二年，“奉安景宗及皇太后石像于延芳淀”。统和十四年，又“奉安景宗及太后像于乾州”。[63]延芳淀辽景宗石像至今犹存，在通州区漷县镇吴寺村。

　　路振是“澶渊之盟”以后，宋朝使辽的第一人。王曾、薛映、宋绶、沈括使辽都在其后。因此，路振的《乘轺录》当时甚受重视，成为宋朝了解辽朝国情的重要参考材料。路振《乘轺录》的撰述，一是向朝廷邀功；二是显示其才华，扩大其影响。他的目的都达到了，使辽回国以后，马上就擢升。史称：“大中祥符初，使契丹，撰《乘轺录》以献。改太常博士，左司谏，擢知制诰。”[64]知制诰，正三品，掌拟皇帝诏敕策命，属于中书门下之官，甚为重要，成为朝廷要职。使辽以前，他只是一名史馆编修而已，属于一般的官吏。他撰的《乘轺录》广为流传，被收入《宋史•艺文志》。[65]至今仍有人注释翻印，成为研究辽史的重要参考文献。

　　路振《乘轺录》成为宋朝人丑化、诋毁萧太后的典型著作，宋朝人广为援引。南宋人李焘（1115—1184年）编撰《续资治通鉴长编》时，就引用路振的说法。在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年）的记事中称：

　　契丹主明记卒，谥景宗孝成皇帝。有子三人，曰隆绪、隆裕、隆庆。隆绪封梁王，继立，号天辅皇帝，尊母萧氏为承天太后，改大辽为大契丹。隆绪才十二岁，母萧氏专其国政。

　　初，萧氏与枢密使韩德让通，明记疾甚，德让将兵在外，不俟诏，率其亲属赴行帐，白萧氏易置大臣，立隆绪。遂以策立功为司徒、政事令，封楚王，赐姓耶律，改名隆运。寻拜大丞相、蕃汉枢密使、南北面行营都部署，徙封齐王……[66]

　　文中的“萧氏与枢密使韩德让通”，即来自路振《乘轺录》。李焘将韩德让的升迁、封王，都缀至萧氏与韩德让“通”之下，显然是告诉人们，这是韩德让与萧氏“通”的结果。前面已介绍，韩德让之妹嫁给萧太后之弟，韩德让的外甥女是辽圣宗的皇后，这一点才是韩德让受重视，不断升迁、封王的主要原因，再加上韩德让忠心耿耿，连续为国立功，成为其升迁、封王的主要依据。韩德让本是内官，是一废人，丧失了性功能，岂能与萧太后私通！李焘对此大概并不清楚，因而误信了《乘轺录》的记载，写出了上面的文字。

　　对于路振《乘轺录》的谬误，早就有人提出批评。贾敬颜在《〈乘轺录〉疏证稿》中，曾明确指出：“辽重熙六年（1038年）李万撰《韩橁墓志铭》称：德让与圣宗联名，盖兄弟行也，焉得以子侄而上蒸母氏？宋人所以喜道此无稽之谈者，盖诋丑之也。”[67]贾敬颜之言，一语道破了《乘轺录》的错误是“无稽之谈”，其目的是“诋丑”萧太后。然而有些人以两性关系最能吸引读者的眼球考虑，不惜大加宣扬萧太后与韩德让的“私通”、“结婚”，反映出一些人仍站在宋朝人的立场上，丑化、诋毁萧太后，他们或者对《乘轺录》的谬误缺乏识别力，或者是有意淫之癖，以描写两性关系以快其欲。

　　南宋人叶隆礼撰《契丹国志》，亦据路振《乘轺录》两次称韩德让有辟阳之幸。一称：“丞相耶律隆运，本汉人，名德让，太后有辟阳侯之幸，赐姓耶律，改名隆运，寻拜大丞相，封晋王。”[68]二称：“隆运自在景宗朝翼决庶政，帝后少年，有辟阳之幸。”[69]辟阳之幸本作辟阳之宠，其说始自西汉时代。辟阳侯为审食其之封号，吕后（吕雉）临朝称制时得宠，其后史家将受宠于后妃称辟阳之宠。唐朝武则天称帝，招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为“面首”，史家亦称之为辟阳之宠。[70]至此辟阳之宠的含意已变，最初是借用审食其之事，指受后妃宠幸为辟阳之宠，到唐代以后指后妃招“面首”为辟阳侯之幸或简称辟阳之幸。《契丹国志》所称之辟阳之幸，是指“面首”而言。这种说法要比私通隐讳一些，其意与私通相同。私通或辟阳之幸，都是宋朝人诋毁辽朝萧太后，用以表达“澶渊之盟”以后对辽朝的敌意和不满。

　　《辽史》有皇太后“幸韩德让帐，厚加赏赉，命从臣分朋双陆以尽欢”的记事。[71]当时韩德让的身份是南院枢密使（自乾亨三年始）、兼政事令（自统和元年始）、守司空，封楚国公（自统和四年始），“与北府宰相室昉共执国政”，[72]属于朝廷重臣。萧太后入韩德让庐帐是商议军事大事，其随从人员自然不能入帐旁听，只好让他们在帐外作双陆（类似象棋）游戏以消磨时间。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会明白这个道理。可是有人却称，这是萧太后“改嫁韩德让”，有了这件“喜事”，才让“从臣博戏尽欢”。这种推测之词，毫无根据可言。双陆是辽金时期民间颇为流行的棋类游戏，其实物在辽代墓葬中多有发现，其玩法今已失传。双陆棋子不多，可以随身携带，一有闲暇便可以席地博弈，与今日下象棋十分相似，是一种群众性很强的民间游戏。如果萧太后真的与韩德让结婚，那么以皇太后之尊，应当举行大规模的庆祝活动，岂能以少数从臣双陆为欢。将萧太后与韩德让的正常国事接触，说成是结婚，作为学者而言，失去了应有的慎重和严肃。

　　如果将摄政的皇太后与大臣的机密接触都说成是“私通”，那么，我们可以举出类似的例子来作比较。

　　宋仁宗的嫡母称刘太后，在宋仁宗即位后以皇太后的身份摄政称制，前后达十一年之久。[73]王钦若为宋真宗时代的旧臣，官拜枢密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尚书左仆射兼中书侍郎，后因过失降为司农卿。宋仁宗即位，改为太常卿、知江宁府。刘太后对王钦若情有独钟，“是时，冯拯病，太后有再相钦若意，即取字缄置汤药合，遣中人齐以赐，且口宣召之，至国门而人未有知者”。[74]显然这是一次秘密的往来，就连看守国门（即宫门）的人也不知有此内情。刘太后寡居，她与王钦若秘密往来谈了什么，外人皆不得知，这与萧太后入韩德让帐十分相似。此次秘密往来以后，王钦若即官复原职，又变成了司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即宰相。据此可知，这次秘密的往来双方都有所获，从此以后王钦若再次成为宋朝廷的重臣，与辽朝的韩德让何其相似。

　　司马光《涞水纪闻》记载：“天圣初，契丹遣使借塞内地牧马，朝廷疑惑，不知所答。王钦若方病在家，章献太后命肩舆入殿中问之，钦若曰：‘不与则示怯，不如与之……”王钦若既然“方病在家”，章献太后（即刘太后）何以能“人殿中问之”？显然这是《宋仁宗实录》很讳忌此事，将王钦若家改成了“殿中”，这是旧史家为尊者讳的常用办法。契丹借地牧马，此等事情可以派一内臣到王钦若家询问即可，何需刘太后亲自出马？显而易见，刘太后只是以此为由，探视王钦若的疾病罢了。[75]

　　还有一事更为蹊跷，即王钦若死时刘太后的表现。《续资治通鉴长编》载王钦若：

　　性倾巧，敢为矫诞。太后以先朝所宠异，故复用之。及吴植事败，太后颇解体，同列稍侵之，钦若邑邑以没。后有诏塑其像茅山，列于仙官。左正言刘随言：“钦若赃污无忌惮，考其行，岂神仙耶？宜察其妄。”[76]

　　萧太后在延芳淀为辽景宗立石像，是因为夫妻关系，以示其感情深厚，这是可以理解的。刘太后在茅山为王钦若塑像，列于仙官，这种事情在宋史上恐怕别无旁例。这只是太后与大臣的君臣关系，还是别有原因？就连当时的左正言刘随都认为，刘太后的做法太过分，属于妄行，可知这种做法在朝臣中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如上所述，北宋刘太后对王钦若与辽朝萧太后对韩德让，何其相似乃耳。如果说萧太后有偷情之嫌，那么，刘太后又该如何解释？

　　[1]《辽史》卷74《韩知古传》，中华书局校点本，第1233页。

　　[2]《辽史》卷1《太祖上》，中华书局校点本，第2页。

　　[3]同上书，第4页。

　　[4]《辽史》卷74《韩知古传》，中华书局校点本，第1233页。

　　[5]《辽史》卷74《韩知古传》，中华书局校点本，第1233—1234页。

　　[6]同上。

　　[7]《辽史》卷6《穆宗上》，中华书局校点本，第76页；卷72《宗室传》，中华书局校点本，第1214页。

　　[8]《辽史》卷74《韩知古传》，中华书局校点本，第1234页。

　　[9]《辽史》卷72《宗室传》，中华书局校点本，第1213页。

　　[10]《辽史》卷7《穆宗下》，中华书局校点本，第87页。

　　[11]《契丹国志》卷5《穆宗天顺皇帝》，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第50页。

　　[12]《辽史》卷8《景宗上》，中华书局校点本，第89页。

　　[13]《契丹国志》卷6《景宗孝成皇帝》，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第60页。

　　[14]《辽史》卷82《耶律虎古传》，中华书局校点本，第1295页。

　　[15]《辽史》卷74《韩匡嗣传》，中华书局校点本，第1234页。

　　[16]《辽史》卷74《韩匡嗣传》，中华书局校点本，第1234页。

　　[17]刘凤翥、金永田：《辽代韩匡嗣与其家人三墓志铭考释》，载《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000年第9期。

　　[18]《辽史》卷82《耶律隆运传》，中华书局校点本，第1289页。

　　[19]《契丹国志》卷18《耶律隆运传》，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第174页。

　　[20]《辽史》卷45《百官志一》，中华书局校点本，第686、688页。

　　[21]《辽史》卷47《百官志三》，中华书局校点本，第773页。

　　[22]《宋史》卷86《地理二》，中华书局校点本，第2127页。

　　[23]《辽史》卷2《太祖下》，中华书局校点本，第24页。

　　[24]《契丹国志》卷18《耶律隆运传》，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第174页。

　　[25]《辽史》卷38《地理志三》，中华书局校点本，第467页。

　　[26]（宋）江休：《复杂志》，载《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太宗》太平兴国四年，中华书局排印本，第457页。

　　[27]《辽史》卷82《耶律隆运传》，中华书局校点本，第1289页。

　　[28]《契丹国志》卷8《兴宗文成皇帝》，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第76页。

　　[29]《辽史》卷71《后妃传》，中华书局校点本，第1202页。

　　[30]同上书，第1203页。

　　[31]《辽史》卷82《耶律隆运传》，中华书局校点本，第1290页。

　　[32]《契丹国志》卷18《耶律隆运传》，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第175页。

　　[33]《辽史》卷71《后妃传》，中华书局校点本，第1202页。

　　[34]《辽史》卷10《圣宗一》，中华书局校点本，第108—109页。

　　[35]《辽史》卷82《耶律隆运传》，中华书局校点本，第1290页。

　　[36]《辽史》卷10《圣宗一》，中华书局校点本，第110—111页。

　　[37]《辽史》卷I4《圣宗五》，中华书局校点本，第156页。

　　[38]《辽史》卷71《后妃传》，中华书局校点本，第1202页。

　　[39]《辽史》卷18《兴宗一》，中华书局校点本，第214页。

　　[40]《辽史》卷9《景宗下》，中华书局校点本，第104页。

　　[41]《辽史》卷82《耶律隆运传》，中华书局校点本，第1290页。

　　[42]《辽史》卷45《百官志一》，中华书局校点本，第686、688页。

　　[43]《辽史》卷4《太宗下》，中华书局校点本，第59页。

　　[44]《旧五代史》卷98《赵延寿传》，中华书局校点本，第1311—1313页。

　　[45]《辽史》卷13《圣宗四》，中华书局校点本，第141页。

　　[46]《辽史》卷37《地理志一》，中华书局校点本，第448页。

　　[47]《辽史》卷10《圣宗一》，中华书局校点本，第116页。

　　[48]《辽史》卷82《耶律隆运传》，中华书局校点本，第1290页。

　　[49]《辽史》卷45《百官志一》，中华书局校点本，第712页。

　　[50]《辽史》卷31《营卫志上》，中华书局校点本，第370页。

　　[5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6《仁宗》天圣六年，中华书局排印本，第2464页。

　　[52]《辽史》卷64《皇子表》，中华书局校点本，第994页。

　　[53]《辽史》卷29《天祚皇帝三》，中华书校点本，第342页。

　　[54]《宋史》卷441《文苑三》，中华书局校点本，第13060—13062页。

　　[55]《宋史》卷203《志文二》，中华书局校点本，第5087页。

　　[56]贾敬颜：《五代宋金元人边疆行记十三种疏证稿》，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5—46页。

　　[57]贾敬颜：《五代宋金元人边疆行记十三种疏证稿》，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2—53页。

　　[58]王国维：《鞑靼考》，载《观堂集林》卷14，中华书局影印本，第634—686页。

　　[59]《辽史》卷9《景宗下》，中华书局校点本，第105页。

　　[60]贾敬颜：《五代宋金元人边疆行记十三种疏证稿》，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64、66页。

　　[61]《辽史》卷64《皇子表》，中华书局校点本，第987—988页。

　　[62]关于“面首”的来历，可以参阅清人赵翼《陔余丛考》卷42《面首》。

　　[63]《辽史》卷10《圣宗一》，第123页；卷12《圣宗三》，第133页；卷13《圣宗四》，第144、147—148页，皆为中华书局校点本。

　　[64]《宋史》卷441《文苑三·路振》，中华书局校点本，第13062页。

　　[65]同上。

　　[6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中华书局排印本，第533—534页。

　　[67]贾敬颜：《五代宋金元人边疆行记十三种疏证稿》，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5页。

　　[68]《契丹国志》卷7《圣宗天辅皇帝》，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第72页。

　　[69]《契丹国志》卷18《耶律隆运传》，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第175页。

　　[70]《旧唐书》卷78《张行成传》，中华书局校点本，第2706页。

　　[71]《辽史》卷12《圣宗三》，中华书局校点本，第131页。

　　[72]《辽史》卷82《耶律隆运传》，中华书局校点本，第1290页。

　　[73]《宋史》卷242《后妃上》章献明肃刘皇后，中华书局校点本，第8615页。

　　[74]《宋史》卷283《王钦若传》，中华书局校点本，第9562—9563页。

　　[7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2《仁宗》天圣二年，中华书局校点本,第2370页。

　　[7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3《仁宗》天圣三年，中华书局排印本，第23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