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太后与辽中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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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朝建有五京。辽太祖神册三年（918年）初建皇都，天显十三年（937年）改名为上京。其故址犹存，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南，蒙语称波罗城，义为紫城。天显元年（926年）辽太祖灭亡渤海国，改渤海为东丹国，以皇太子耶律倍（图欲）为人皇王主持东丹国。神册四年（919年）修葺辽阳故城，天显三年（928年）将东丹国都城迁到辽阳，改称南京。会同元年（938年）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献给辽太宗，辽太宗改皇都为上京，升幽州为南京，改南京辽阳为东京。于是，上京、东京、南京合称三京，故《辽史》中常见有三京的记载。[1]“澶渊之盟”以后，统和二十五年（1007年），建中京城，故址为今内蒙古宁城县大明城。重熙十三年（1017年）辽兴宗改云州为西京，至此形成五京之制，有首都、陪都之别。辽初以上京为首都，辽代中期以后以中京为首都。


     萧太后本名萧绰，小字燕燕，是辽景宗皇后。其子辽圣宗即位以后，成为皇太后，民间称之为萧太后。景宗时代她被委以国政，圣宗时代她摄国政，辽朝军国大权由她执掌。在她的主持下，辽朝由乱而治，圣宗时代兴盛强大，多次与宋战争，最后缔结了“澶渊之盟”，南北和好，形成了南北和平共处的新局面。


　　一 辽中京建于奚王旧地

　　《辽史》载：“统和二十四年，五帐院进故奚王牙帐地。二十五年，城之……号曰中京，府曰大定。”[2]奚族原有五部，所谓五帐院是奚王府管理五部奚人的机构，即奚王府的别称。牙帐是指军帅所居的营帐而言，奚王在名义上是五部奚人的最高统帅，故奚王所居亦称牙帐。

　　辽中京原是奚王牙帐旧地，五帐院将此地进献辽圣宗修建中京城，说明奚王牙帐已迁离此地，移往别处。史称：“圣宗尝过七金山土河之滨，南望云气，有郛郭楼阙之状，因议建都。”[3]可知这里的地理环境良好，奚王在此建牙帐，辽圣宗在此修建中京，均与这里环境有关。那么，向辽圣宗献地的奚王是谁？献地以后的奚王又迁移到何方？都是与辽中京有关的重要问题，需要认真研究探索。

　　奚原称库莫奚（《新唐书》误作库真奚），在隋代改称奚，“其先东部胡宇文之别种”，与契丹是“异种同类”。后为前燕慕容元真（即慕容皝）所破，“遗落者窜匿松漠之间”。[4]这里的“漠”不是指沙漠，而是指广阔貌，唐罗隐诗：“漠漠看无际，萧萧别有声。”松漠是指今围场县、克什克腾旗、喀喇沁旗、赤峰市郊、翁牛特旗境内的原始森林，古代有平地森林之称。[5]

　　《隋书》仍称奚、契丹居住在松漠之间，《旧唐书》、《新唐书》称奚“东接契丹，西接突厥，南拒白狼河，北至霫国……多依土护真水”。[6]白狼水为今大凌河，土河为今老哈河。由此可知唐代的奚族大体上居住在西拉木伦河（潢河）以南，大凌河（白狼河）以北地区。《五代会要》称，奚族有五姓（按：即五部），一曰阿荟部，二曰啜米部，三曰奥质部，四曰奴皆部，五曰黑讫支部。原居阴凉川，后徙琵琶川，“在幽州东北数百里，出古北口”。[7]阴凉川，今称阴凉河，为老哈河左岸支流，流经了今赤峰市区，先与英金河会合，后东流注入老哈河。琵琶川古称榆河，为大凌河上源，出自凌源县西。据此可知，五代时奚族居住在北起阴凉河，南到大凌河，以老哈河流域为重心的地区，即今河北承德市北部、内蒙古赤峰市南部、辽宁朝阳市西部。从幽州北上，过了燕山古北口，就进入奚族的居住地。

　　奚族、契丹族出现之初，奚族要比契丹族强大。故《魏书》、《北史》在记载他们时，都把奚族列在契丹族之前。《隋书》的记载，也是奚族在前，契丹族在后。史家的这种排列次序，反映出了奚族的势力大于契丹族。到了唐代后期，契丹族强大起来。史载：“咸通中，其王习尔之再遣使者入朝，部落寝强。习尔之死，族人钦德嗣。光启时，方天下盗兴，北疆多故，乃抄奚、室韦，小小部种皆役服之。”“是后契丹方强，奚不敢吭，而举部役属。虏政奇，奚怨之，其酋去诸引别部内附，保妫州北山，遂为东、西奚。”[8]去诸西迁，发生在阿保机时代。“自天祐初，契丹兵力渐盛，室韦、奚、霫皆受制焉。故奚之部族为契丹代守边土，暨虏人虐其首领，去诸怨之，以别部内附，徙于妫州，依北山而居，渐至数千帐，故有东、西奚之号。”[9]奚族原有五部，去诸所率领的“别部”，当是在五部以外另组织的奚族人，徙居妫州北山者的西奚人数，不及仍居原地的东奚，东奚的居住范围和人口更大、更多。今北京延庆县所发现的洞穴遗址古崖居，即西奚的居住址，[10]有人称之为燕王家族阴宅，是毫无根据的臆说。

　　在辽太祖时代，奚王之下辖有五帐六部。“帐”指族帐，五帐即五部，这五部是遥里部、伯德部、奥里部、梅只部、楚里部。天赞二年（923年），“有东扒里厮胡损者，恃险坚壁于箭笴山以拒命、揶揄曰：‘大军何能为，我当饮堕瑰门下矣！’辽太祖率兵攻灭了胡损为首的奚族”，“以奚府给役户，并括诸部隐丁，收合流散，置堕瑰部，因堕瑰之语为名，遂号六部奚”。[11]

　　实际上这六部是奚王直属的部落，此外还有不属于奚王直属的部落，计有：

　　迭剌迭达部，“本鲜质可汗所俘奚七百户，太祖即位，以为十四石烈，置为部。隶南府，节度使属西南路招讨司，戍黑山北，部民居庆州南”；

　　乙室奥隗部，“神册六年，太祖以所俘奚户置。隶南府，节度使属东北路兵马司”；

　　楮转奥隗部，“太祖以奚户置。隶南府，节度使属东京都部署司”。[12]

　　迭刺、乙室、楮特都是契丹部落，而上述三部分别冠有迭剌、乙室、楮特之名，说明都是奚人与契丹人合编的部落，奚人部落中将契丹人混编在其中，显然是通过契丹人来监视奚人的动向，防止奚人反叛。

　　到了辽圣宗时代，奚人部落又有所变化。辽圣宗“合奥里、梅只、堕瑰三部为一；特置二剋部以足六部之数”。《辽史·国语解》称：“三剋，统军官，犹云三帅也。”[13]二剋之意同此。辽圣宗时代的六部，仍是奚王直接管辖的六部。除此以外，又出现了新部。《辽史·营卫志》载：“奚有三营：曰撒里葛，曰窈爪，曰耨碗爪。太祖伐奚，乞降，愿为著帐子弟，籍于宫分，皆设夷离堇。圣宗各置为部，改设节度使，皆隶南府，以备畋猎之役。”[14]这新建的三部是从宫分的著帐子弟改编而来，不过仍是为帝后服务，供狩猎时驱使。

　　这新建三部的居住地是：撒里葛部“居泽州东”。泽州属中京道，军号为广济军，下属神山县、滦河县，境内有松亭关、神山、九宫岭、石子岭、滦河、撒河。泽州驻于神山县，其故址为今河北平泉县城南之会州城。[15]神山今称大黑山，神山县即以此得名；滦河今仍其名，撒河为今瀑河；九宫岭在今宽城县；石子岭在今平泉县；松亭关在今迁西县。

　　窈爪部“居潭州南”。潭州亦属中京道，军号为广润军，“本中京之龙山县，开泰中置州”。潭州下辖龙山县，开泰二年以习家寨置县。潭州故址在今辽宁喀喇沁左翼蒙古自治县之南。耨碗爪部，“节度使属东京道都部署司”，其驻地不详，待考。

　　从以上记载来看，辽代的东奚（奚族的主体）主要聚居在当时的中京道境内；少部分散居在中京道以外地区，例如迭剌迭达部“居庆州南”，庆州属上京道，在今内蒙古巴林右旗，“庆州南”相当于今日的巴林右旗西部和林西县。

　　西部奚最初脱离了辽朝的统治，在妫水流域的山区以射猎为生，兼营农业，与镇守幽州的刘守光有往来。后来，后晋高祖石敬瑭将幽云之地割让给辽太宗，西奚又陷入辽朝的统治，仍居住于妫水流域。“其后不复见于中国”，可能已被当地其他民族所融合。

　　奚族人原是游牧民族，不过很早就学会了农业耕种，随之走向定居。奚王居住在哪里？史书中缺乏明确记载，关于奚王的遗迹遗物为寻找奚王的住址提供了重要线索。

　　1974年秋，在内蒙古宁城县金沟乡喇嘛沟门村曹家房后出土了著名的《大王记结亲事碑》。[16]此碑刻于天赞二年（923年）五月十五日，是目前所见时代最早的辽碑。它以奚大王的口气，记述了结亲事的经过和聘礼的情况。史载天赞二年三月，“军于箭笴山，讨叛奚胡损，获之，射以鬼箭。诛其党三百人，沉之狗河。置奚堕瑰部，以勃鲁恩权总其事”。[17]所谓“以勃鲁恩权总其事”，就是由勃鲁恩主持奚六部之事，勃鲁恩成为奚王。碑文中的大王应即勃鲁恩。

　　此碑就其性质而言，不是墓碑，而是属于记事碑。当时出土石碑二通，一通刻有文字，另一通未刻文字，其规格完全一致，碑顶抹圆，碑下部有梯形石榫，应有碑座。出土时二碑均平放在地表以下0.5米的熟土中，显然是有人为了保护此碑而特意埋入地下。此碑长1米，宽0.35米，厚0.11米，很沉重，不易搬运。石碑出土的地方，应是它原来放置的场所。

　　石碑出土的喇嘛沟门村，位于坤都伦河北岸，坤都伦河是老哈河的左岸支流。这一带是水草丰美之地，喇嘛沟门以南约10公里，即为著名的热水汤温泉，是天然的大浴场。受温泉的影响，这里牧草返青比别处早，枯萎的时间要比别处晚，是最理想的天然牧场，也适于耕种。热水汤温泉至今仍是一处天然浴场，可以供奚王沐浴健身。因此，包括喇嘛沟门村在内的温泉四周，成为奚王居住的最佳选择，奚王勃鲁恩的牙帐即设在这里，管理奚王事务的奚王府也应当设在这里。《大王记结亲事碑》的出土地，即应为奚王牙帐所在和奚王府所在的地方。

　　第二处与奚王有关的遗迹，是河北平泉县的奚王避暑庄。奚王避暑庄在平泉县杨树岭镇铅南沟，西距平泉县城约20公里。遗址在南北走向的两山之间，其东部有青龙河的一条支流，今为季节性河流，辽代应为常年流水的河流。遗址北部称北营，南部称大城。在北营东西两侧山坡上，各有一土台子，似为建筑物的台基。在遗址中原有的城墙和城门，早已毁掉，还有条石、方石、石柱础，亦已被当地居民移往别处。可以见到的有石狮子、石臼、石磨、石碾、青砖、布纹瓦、陶瓷器以及大量的北宋铜钱，还有冶炼用的坩埚和炼渣。建筑材料有兽面纹瓦当、窄唇滴水。从这些遗物来看，这里应是辽代遗址。[18]

　　许多文献都记载，奚王有避暑庄。《契丹国志》称唱叫山道北有奚王避暑庄，《钦定热河志》载，奚王避暑庄在平泉州东北，清人涂方晋有诗：“唱叫山前蔓草荒，亭台遗迹总凄凉，塞云积雪三千尺，就是奚王避暑庄。”当地居民至今仍称此地为奚王避暑庄。

　　第三处奚王遗迹是箭苛山，即胡损抗击契丹被擒处。箭苛山今称祖山，在河北青龙县县城东南90公里，东南距秦皇岛市区25公里。史载，回离保（即萧翰又作萧干)，奚王忒邻之后。保大二年（1122年）天祚帝播迁以后，回离保与汉官李处温、契丹官耶律大石等拥立秦晋国王耶律淳为帝，耶律淳死后由其后普贤女摄政。同年十一月，金军攻破辽南京，普贤女外逃，回离保“即箭苛山自立，号奚国皇帝，改元天复，设奚、汉、渤海三枢密院，改东、西节度使为二王，分司建官”。[19]不久，回离保为其部下所杀，其称帝先后只有八个月，不足一年。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清《永平府志》、《临榆县志》，都记载了奚回离保在箭苛山称帝一事。

　　与奚王有关的遗迹，已知者只有以上三处。其中宁城县金沟乡喇嘛沟门距辽中京城太近，只有35公里。奚王献地以后，必然要离开这里。箭苛山偏在一隅，交通不便，奚王献地以后不会到箭苛山居住。只有平泉县杨树镇铅南沟的奚王避暑庄，是远近适宜的居住场所。因而奚王献地以后，以前的避暑庄成为最理想的居住场所。此后的奚王可能长期居住于此，避暑庄变成了奚王牙帐的驻地。虽无直接的证据，然而依当时的形势而言，这是最理想的选择，因为这里是奚族最聚居的地方，便于奚王对奚族各部的管理。

　　二 向辽圣宗献地者为何人

　　向辽圣宗献地，其实不是在统和二十四年，而是统和二十年。史称统和二十年十二月，“奚王府五帐六节度献七金山土河川地，赐金币”。[20]奚王府和五帐院其实是一回事，不过作为奚王的管理机构，只有得到奚王的同意和批准，才能够向辽圣宗献出“七金山土河川地”。那么，这时的奚王究竟为何人？在史书中缺乏明确记载，这就需要对辽代的奚王一一进行考察。

　　奚王既是奚五部的最高首领，同时又是辽朝的官员，可以担任朝廷的官职。因此，奚王不能自动承袭，需要由朝廷来任命。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对奚王的管理，防止其叛变。不仅如此，奚王府的主要官员，也要通过朝廷任命。曾担任奚王的和朔奴，在统和八年曾上表说：“臣窃见太宗之时，奚六部二宰相、二常袞，诰命大常袞在酋长左右，副常袞总知酋长五房族属，二宰相匡辅酋长，建明善事。今宰相职如故，二常袞别无所掌，乞以旧制。”[21]奚王府的常袞职掌也要由朝廷来决定，其任命自然也会如此。其实，奚王府的设置与其说是协助奚王处理政务，毋宁说是用以监视奚王的言行活动。

　　在《辽史》中，具有奚王身份的奚人，共有九位。今将其生活的时代和事迹，简要记述如后。

　　天赞二年（923年）三月，辽太祖率军攻打箭笥山诛杀胡损以后，曾增设堕瑰部，号六部奚，“以勃鲁恩权总其事”，[22]又记作“命勃鲁恩主之，仍号奚王”。[23]勃鲁恩成为辽朝廷正式任命的第一位奚王。其在位的时间不详，其后人也有做奚王者，详后。

　　在勃鲁恩以后任奚王者，为和朔奴。史称和朔奴字筹宁，“奚可汗之裔，保宁中，为奚六部长”。[24]奚可汗应是指唐代奚族之酋长。唐代奚族之酋长有多人，贞观中有大酋苏支，从唐太宗伐高丽“有功”。其后有可度者，率部内附，被唐朝任命为饶乐都督，封楼烦县公，赐姓李。显庆年间，可度者死，奚王称匹帝。万岁通天中，奚叛，与突厥相表里，号“两蕃”。延和元年奚族酋长名叫李大酺。李大酺死后，其弟鲁苏为奚族酋长，被封王。其后，奚族酋长有李诗、锁高、延宠、婆固、李日越、索氐、茹羯、匿舍朗、突董苏、去诸等。[25]可汗应是突厥赐给的官号，当时的奚酋长是李大酺，因此，和朔奴有可能是李大酺的后人。统和初年，和朔奴为南面行军副部署，统和十三年迁都部署，曾奉命伐兀惹，以“士马死伤，诏降封爵”，可能被免去奚六部长之职，奚六部长即奚王之别称。

　　此后，有萧观音奴为奚王。史称：“萧观音奴，字耶宁，奚王搭纥之孙。统和十二年，为右祗候郎君班详稳，迁奚六部大王……及伐宋，与萧挞凛为先锋，降祁州，下德清军，上加优赏。同知南院事，卒。”[26]其祖塔纥，曾任奚王，搭纥任奚王的时间不详。辽太祖时，勃鲁恩为奚王，和朔奴在辽景宗保宁年间任奚六部长，以此度之，搭纥为奚王，应在辽太宗以后，辽景宗以前。

　　此后，有萧蒲奴任奚王。史载：“萧蒲奴，字留隐，奚王楚不宁之后。”“开泰初，选充护卫，稍进用。俄坐罪黥流乌古部。久之，召还，累任剧，迁奚六部大王，治有声。”“重熙六年，改北阻卜副部署，再授奚六部大王。十五年，为西南面招讨使，西征夏国……明年，复西征，悬兵深入，大掠而还。复为奚六部大王。”[27]萧蒲为奚王楚不宁之后，楚不宁何时任奚王，史书无载，不详。

　　萧蒲奴之后，有萧韩家奴为奚王。史称：“萧韩家奴，字括宁，奚长勃鲁恩之后。性孝友。太平中，补祗候郎君，累迁敦睦宫使。伐夏，为左翼都监，迁北面林牙。俄为南院副部赐玉带，改奚六部大王，治有声。清宁初，封韩国公，历南京统军使、北院宣徽使，封兰陵郡王……咸雍二年，迁西南面招讨使。大康初，徙王吴……四年，复为西南面招讨使。”[28]萧韩家奴从辽圣宗太平年间起，中经辽兴宗重熙年间，一直到辽道宗清宁、咸雍、大康年间，时任奚王，时任西南面招讨使，可谓是三朝元老重臣。

　　最后一位奚王，是辽朝末年的回离保。“奚回离保，一名翰，字挼懒，奚王忒邻之后……大安中，车驾幸中京，补护卫……天庆间，徙北女直详稳，兼知咸州路兵马事，改东京统军。既而诸蕃入寇，悉破之，迁奚六部大王，兼总知东西路兵马事。”[29]到了辽朝末年，天祚皇帝耶律延禧逃入夹山（在内蒙古大青山中）以后，回离保与耶律大石、李处温、左企弓等人，拥立耶律淳为帝，称天锡皇帝，改元建福，降封天祚帝为湘阴王。据有燕、云、平及上京、辽西六路之地。不久，耶律淳病死，其后萧氏普贤女摄政，遥立天祚帝之子秦王耶律定为帝，改元德兴。金军攻入居庸关以后，普贤女与回离保逃出南京（今北京），回离保来到箭苛山，自立为奚国皇帝，改元天复。后来，回离保被郭药师打败，上下离心，为其部下耶律阿古哲和其外甥乙室八斤所杀死。回离保只当了八个月的奚国皇帝。

　　见于《辽史》记载的奚王，有勃鲁恩、和朔奴、萧观音奴、搭纥、萧蒲奴、楚不宁、萧韩家奴、回离保、忒邻等九人。其中搭纥、楚不宁、忒邻任奚王的时代不详，勃鲁恩任奚王是在辽太祖时代，和朔奴在统和十三年以后不久死去，萧蒲奴任奚王是在辽圣宗开泰初年以后，萧韩家奴任奚王是在辽圣宗太平年间，回离保是辽朝末年的奚王。只有萧观音奴是在统和十二年以后任奚王，在统和二十二年的澶渊之战中，他与萧挞凛同为先锋。奚王献七金山土河川之地，萧观音奴正在奚王位上。因此，向辽圣宗献地的人，应是奚王萧观音奴。奚王献地可能是出于辽圣宗的示意，不过奚王并没有白白贡献，得到的是数量不详的金币。辽圣宗提供的金币，可以看作买卖土地用的金钱。奚王献地虽非己愿，然而是皇帝要占用的土地，而且又付给了大量的黄金，他只能表示接受，别无他法拒绝，只好美其名曰献地。出面献地的人不可能是奚王本人，而是奚王府五帐六节度，只是换了一个不同的说法而已，以减轻奚王的责任。因为献地以后，不仅奚王要搬家，这土地上的许多奚族百姓也要背井离乡，离开这片肥沃的土地和家园。

　　三 为什么修筑辽中京

　　在中京修建以前，辽朝已有三京，即上京、东京、南京。东京辽阳古称襄平，是战国时期燕国辽东郡治地，后来成为东汉、前燕的辽东重镇。东晋元兴二年（403年），高句丽侵占辽东，将襄平城改称辽东城。唐太宗贞观十九年（645年）攻占辽东城，改其城为辽州。由于地处辽河之滨，故称辽阳城。辽太祖灭渤海国以后，在前代辽阳城基础上，先设东平郡，辽太宗将东丹国都迁至东平郡，改称南京。辽太宗会同元年（938年）吞并幽州，改幽州为南京，为了避免重名，将南京辽阳改为东京。由此可知，辽东京是在前代城邑的基础上改建而成，不是新修建的都城。

　　辽南京城历史悠久，早在周武王克商以后，这里就成为方国之都，是召公奭的封地，称燕国。历春秋、战国，后被秦所灭。燕国都城设在蓟城，蓟城故址一说在北京宣武区蓟丘，另一说是在石景山区。汉代燕国之都仍设在蓟城，即蓟丘。西晋蓟城仍存，唐代改称幽州城。辽南京即幽州城故址。由此可知辽南京也是沿用前代的都城。

　　辽上京与东京、南京不同，它是一座新建的都城。上京修建在潢河（西拉木伦河）北岸，这里是契丹人的发祥地，“地沃宜耕种，水草便畜牧”。[30]辽建国前这里称作西楼，后在此建龙眉宫。辽太祖神册三年（918年）建城，称作皇都。辽太宗天显十三年（即会同元年，938年），改称上京，府称临潢府。

　　辽上京建在潢河以北是有原因的。一是这里水草丰美，又是契丹人的发祥地，契丹人是游牧民族，以放牧为生，喜欢射猎，建国之初放牧、射猎仍是其重要的经济基础，故辽太祖淳钦皇后述律氏有言：“我有羊马之富，西楼足以娱乐。”[31]由此可知契丹上层贵族对畜牧业的高度重视。二是，辽上京之南有潢河，潢河发源于克什克腾族，属于山溪性河流，在上京以南的河段，河水湍急，极难涉渡，成为军事上的天险。故辽太宗死后，辽世宗耶律阮与其叔李胡在争夺皇位的斗争中，“太后与世宗隔潢河而阵”，[32]又作“军次潢河横渡，隔岸相距”。[33]辽初将上京建在潢河北岸，应有军事上的考虑。

　　辽上京建立以后，就成为辽朝的政治中心，皇帝的许多诏令是从这里发出的，外国使节朝贡必须到达上京。“西南同文驿，诸国信使居之。驿西南临潢驿，以待夏国使。”[34]到了辽太宗兼并燕云十六州以后，辽朝的版图已从燕山以北的草原地区，扩大到燕山以南的华北地区，不仅版图扩大了许多，居民也大为增加。据记载，上京只有36500户人，东京有40604户人，而南京有247000户人。居民多了，其经济地位随之而重要，朝廷与南京的各种联系特别频繁。辽上京偏在一隅，对外交通运输不甚方便。从管理国家的角度考虑，应当在比较适中的地方另建新都。辽中京正是位于诸京之间，交通方便，成为新都最理想的场所。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即辽中京的建立更有利于对奚族、霫族的管辖和统治。奚族与契丹族是最亲近的两个民族，在语言、风俗方面基本相同或相似。奚族的农业出现比较早，制造业比较发达，所制造的车辆远近闻名，被称作“奚车”。奚族原有五部，势力比较强大，甚于契丹。在耶律阿保机之父撒剌的（谥德祖）和叔父述澜时代，契丹人强大起来，“德祖俘奚七千户，徙饶乐之清河’至是创奚迭剌部”。述澜“北征于厥、室韦，南略易、定、奚、霫”。 耶律阿保机即位前，以夷离堇的身份，“遣偏师讨奚、霫诸部及东北女直之未附者，悉破降之”。在耶律阿保机“即皇帝位”（实为部落联盟长）以后，曾“亲征西部奚”、“分兵讨东部奚”，“于是尽有奚、霫之地”。[35]因此，奚、霫与契丹有深仇大恨，虽然被迫接受了契丹人的统治，然而其内心深处的敌对情绪是很难消失的。

　　辽代奚族人的居住地，除个别散居在上京道，西奚在南京道以外，主要聚居在中京道，即辽中京城周围地区。前面已据正史的记载，介绍了奚族人自隋、唐以来即居住在潢河以南、燕山以北的情况。宋朝使臣记载奚人的文字就更多了，路振《乘轺录》称：“自通天馆东北行，至契丹国三十里。山远路平，奚、汉民杂居益众。里民言，汉使岁至，虏必尽驱山中奚民就道而居，欲其人烟相接也。”所谓“契丹国”，系指辽中京。又称“虎北口东三十余里，又有奚关，奚兵多由此关南入。入山路险隘，止通单骑”。按：虎北口即今古北口，以路边山石似虎而得名，在唐代即有虎北口之称。王曾《上契丹事》称，古北口“北有铺，彀弓连绳，本范阳防扼奚、契丹之所”。将奚置于契丹之前，是因为这里的主要居民是奚人。薛映《辽中境界》称：“自过崇信馆，即契丹旧境，盖其南皆奚地也。”宋绶《契丹风俗》称：“由古北口北至中京北，皆奚境。”沈括《熙宁使虏图抄》称：“中京以南为东奚，其王衙西京数十里。其西南山间奚西奚，有故霫之区。”[36]

　　霫族的居住地，与东奚大体相同，也是在辽中京辖境。辽代碑志提供了证据。《萧墓志铭》有“白霫香台山罔极寺之离位”，《大辽崇禄寺彭城公墓志铭》、《皇辽左承制彭城公墓志铭》均称墓主人刘文用“改葬于霫都之近郊西陵”，《郑恪墓志铭并序》称墓主人“世为白霫北原人”，“葬于白霫北羖北原”。此外，刘敞使辽《寿山》诗有“白隰见层峰”之句，自注：“白隰即中京。”白隰即白霫。洪皓《松漠纪闻》：“中京，古曰白霫城。”上述辽碑志均出土于内蒙古宁城县境内，刘敞诗、洪皓文均将中京称作白霫之地。宋朝使辽的文字，也记述了霫人的居住地域。沈括称：“卧如馆西南距新馆四十里，馆宅山间，中有大水，曰霫水，乃故霤之区也。”[37]霫水，应为今河北滦平县之兴州河。苏颂诗《和仲巽山行》有：“林泉虽胜赏，无奈霫奚间。”《和仲巽奚山部落》有：“千里封疆蓟霫间。”这些文字都表明，霫人的居住地域与奚人基本相同。此外，辽中京还有渤海人。王曾记载说“柳河馆西北有铁冶，多渤海人所居”；“富谷馆居民多造车者，云渤海人”。[38]沈括称辽中京“有厘闾宫室，其民皆燕、奚、渤海之人”。[39]

　　上述表明，辽中京境内是各族杂居之地，除契丹人以外还有奚人、霫人、渤海人。他们属被征服的民族，虽然接受了辽朝的统治，然而与契丹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是很难消除的。如何加强对他们的统治，也是一个重要问题，修建辽中京，应当考虑到民族关系问题。

　　促进修建辽中京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是“澶渊之盟”。“澶渊之盟”签订的第二年，即统和二十三年、宋真宗景德二年，辽宋双方即互派使臣。同年五月，宋派孙仅等人“来贺皇太后生辰”。同年九月，辽派太尉阿里、太傅杨六“贺宋主生辰”。同年十一月又派太保合住、太师盆奴等人，“使宋贺正旦”。同年十二月，宋派周渐来“贺千龄节”、又派张若谷来贺正旦。同年十月，宋朝送来了第一笔“助军旅之费”（史称“岁币”），“后为常”。[40]这标志着辽、宋之间的和平友好关系正式开始。上京是辽朝的首都，应当在上京接待宋朝的使臣。不过上京太遥远，而且气候寒冷，不适于接待宋朝的使臣。为了向宋朝使臣表示尊重和友好，故而在上京以南约225公里（直线距离）的奚王牙帐之地，特意修建了新都城，以接待宋朝使臣。由于新都城大体上处于上京、东京、南京的中间，故以其方位命名为中京。陈述先生指出：“1005年（宋景德二年、辽统和二十三年）冬十月，宋廷送来结盟后的第一次岁币。契丹习惯，冬夏捺钵，接见使节，没有固定地点，宋廷是直接继承中原文化传统的朝廷，仪节周备。契丹政府不愿示人以简朴，接待聘使特别对宋使，最低是营建新都的目的之一。”[41]在没有前代城池的基础上修建全新的都城，其花费是相当巨大的。这笔巨大的花费，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宋朝的岁币。宋朝统和二十三年提供第一笔岁币，统和二十四年宋朝提供第二笔岁币，统和二十五年开始修建中京，显然是利用了宋朝提供的两个年度的岁币，这是可想而知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辽中京是用宋朝的岁币修建的，与“澶渊之盟”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妨视作“澶渊之盟”的结果。

　　辽中京的修建，与萧太后有关。当时萧太后是以摄政的身份管理朝政。修筑辽中京花费很大，又关系到接待宋朝使臣，如此重要的大事，必须取得她的赞成。宋朝人称，辽中京是“承天太后建”，必有所本，是完全正确的。承天太后是统和二十四年十月群臣所上的尊号，[42]适在辽中京修建前夕，其时间的选择并非偶然。

　　四 辽中京的营建

　　《辽史·圣宗纪》称，统和二十年十二月奚王府献七金山土河川地；《地理志》却载，统和二十四年五帐院进故奚王牙帐地，统和二十五“城之”，即修建辽中京城。有人提出，同一事情《辽史》记载时间却不相同，其中必有一误。《辽史》之《纪》、《传》先撰，所依据的是各朝实录，材料比较可靠。《志》是在《纪》、《传》的基础上，又补充了其他方面的资料做成的，内容或有不实之处。不过像奚王献地这样的大事，《纪》、《志》不该相抵牾。那么，奚王献地的时间为什么有二说呢？细思之其中必有缘故。统和二十年献地的范围可能比较大，当时奚王的牙帐并没有立刻迁离。到了统和二十四年准备建辽中京的时候，奚王才把其牙帐所在的最后领地捐献出来，这从“故奚王牙帐地”的记事，可以找到蛛丝马迹。

　　辽上京的营建，是汉族官僚康默记主其事。史称:“神册三年，始建都、默记董役，人咸劝趋，百日而讫事。五年，为皇都夷离堇。”[43]辽中京的营建，史称:“择良工于燕、蓟，董役二岁，郛郭、宫掖、楼阁、府库、市肆、廊庑，拟神都之制。”[44]工匠既是燕、蓟汉族人，则主持其事的必须也是汉族官僚。在统和二十五年、二十六年之际，汉官韩德让还健在，不过他是在辽地长大的汉族人，对中原地区城邑制度并不熟悉。对中原地区城邑制度最熟悉的人是王继忠，宋真宗在藩邸，他曾“给事左右”，在开封城中居住甚久，对开封城各项制度比较了解，而且他又深受萧太后的器重。“太后知其贤，授户部使，以康默记族女女之。”[45]据此，则王继忠是康默记的亲戚，从这种关系来看，王继忠应是主持辽中京营建的最佳人选。不过《辽史》中却无此记载，可能是疏漏所致，只备为一说而已。

　　《辽史》称辽中京的营建，“拟神都之制”。那么，“神都”为何城？古以京城为神都，犹言神京，属文学用语，鲍照诗有“明辉烁神都，丽气冠华甸”；杜甫诗有“玄朔回天步，神都忆帝车。”神都作为帝京的别称只有一处，即洛阳。唐光宅元年（684年），武则天以洛阳为都，改称神都。

　　有人认为神都指开封城，因为辽中京有外城、内城、皇城，与开封城相似。其实隋唐洛阳城也是由外城、内城（皇城）、宫城所组成的，只是内城（皇城）、宫城不是在外城的正中，而是在外城的西北隅。

　　辽中京城的位置选择，模仿了辽上京。辽上京城北，依群山，林东镇以北即是大山，辽代的北塔就建在山坡与上。辽中京以北有七金山，今称九龙山或九头山。辽上京城以东有乌力吉沐沦河，辽中京城以东有老哈河。辽上京城以南有沙河，今称沙里河，由于洪水泛滥，河流改道，已改从城中穿过，辽中京城北有北小河，也由于洪水原因，改道流入城内。辽上京城内西南隅有山冈，辽中京城内西南隅也有山冈，其上建有辽代寺院、佛塔，今建筑物已毁，其石柱础依然清楚可见。上述这些相同相似的地方，反映出辽中京城在选址时，参照了辽上京的地形特点。

　　《辽史》载，统和二十五年正月“建中京”。统和二十六年五月“遣使贺中京成”，同年十月“幸中京”。统和二十七年四月，“驻跸中京，营建宫室”。[46]据此可知，辽中京城的营建前后持续了三年之久。所谓“中京成”，应是指完成了城墙的修筑，此后才“营建皇宫”。其间萧太后与辽圣宗曾前去视察修建进度，以便于安排接待宋朝使臣事。

　　大中祥符初年十二月，宋真宗派遣路振使辽，撰有《乘轺录》，记述了途中见闻。这一年为辽圣宗统和二十六年，辽中京城刚刚建成，十月间有“幸中京”之记载，可能是为了迎接宋朝使臣的到来。路振记述了他所见到的辽中京城。称：“城中无馆舍，但于城外就车帐而居焉。”说明城内尚未修建供使臣居住的馆舍，只能暂居城外车帐中。他记载：“契丹国外城高丈余步，东西有廊，幅员三十里，南门曰朱夏门……自朱夏门入，街道阔百余步……街东西各三坊，坊门相对……三里至第二重城门，城南门曰阳德门……自阳德门入，一里而至内门，内阊阖门凡三门……阊阖门楼有五凤……东西掖门去阊阖门各三百余步，东西角楼相去约二里。是夕宿于大同驿，驿在阳德门外……持国信自东掖门入，至第三门，名曰武功门，见虏主于武功殿……自西掖门入，至第三门，名曰文化门，见国母于文化殿。”[47]据路振之记载，进辽中京城大内，要先后经过三重城门，即朱夏门、阳德门、阊阖门。朱夏门内为外城，外城城墙低矮，“高丈余步”。阳德门内为内城，阊阖门内为皇城（即宫城、大内）。三重城门是外城、内城、皇城的界限，皇城内东有武功殿，西有文化殿，是辽圣宗、萧太后接见宋朝使者的场所，“武功”、“文化”的命名，表明辽朝既重武功，又重文化，显示了萧太后和辽圣宗文武并重的治国理念。由于辽中京城是为了迎接各国使臣而建，故城内建有“大同驿以待宋使，朝天馆待新罗使，来宾馆待夏使”。[48]其中大同驿修建最早，因为宋使是最重要的客人。“大同驿”的命名颇值得思考，“大同”出自《礼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里是借用大同一词，来表明辽、宋无间，向宋朝表达了友好的愿望。朝天馆、来宾馆为路振所未见，是后来修建的。

　　路振是辽中京城建成以后所接待的第一位宋朝使臣。四年以后（1012年），宋真宗又派遣王曾使辽，他撰有《上契丹事》。称：“初奉使者止达幽州，后至中京，又至上京。”他记载说：“南门曰朱夏，门内夹道步廊，多坊门。又有市楼四，曰天方、天衢、通阛、望阙。次至大同馆。其北正门曰阳德、阊阖。城内西南隅岗上有寺。城南有园圃、宴射之所。”[49]王曾所记载的市楼四、西南隅岗上有寺、城南有园圃和宴射之所，不见于路振所载，应是后来陆续修建，证明辽中京城内外的建筑物，是中京城完工以后不断增建的结果。《地理志》称“皇城中有祖庙，景宗、承天皇后御容殿”，也是后来增修的建筑物。《圣宗纪》记载了许多后来增修的建筑物，如开泰元年十二月，“奉迁南京诸帝石像于中京观德殿”；开泰七年十月，“诏中京新建二楼由延庆、曰永安”；开泰八年正月，“建景宗庙于中京”；开泰九年十二月，“诏中京建太祖庙，制度、祭器皆从古制”；[50]辽道宗清宁六年六月，“中京置国子监，命以时祭先圣先师”。[51]又，中京城内大塔塔身上，于1984年发现“寿昌四年四月”墨书题记，寿昌为辽道宗年号，证明此佛塔应建于辽道宗时代。凡此种种，都证明辽中京城建成以后，在辽圣宗晚年和辽道宗时代又不断增建了许多建筑物。中京城南墙外还有半截塔，因为雕花砖比较多，又被称作花塔。有人认为半截塔应是城内西南隅辽代寺院镇国寺的附属物，也应当是辽代后期所建。

　　1959—1960年，内蒙古对辽中京城进行了勘探发掘，发现了辽中京是由外城、内城、皇城组合而成。外城东西长4200米，南北宽3500米，呈长方形。内城在外城北部中间稍偏东，东西长2000米，南北宽1500米，也呈长方形。皇城在内城北部正中，边长1000米，呈正方形。皇城北墙与内城北墙相重合。在南门（朱夏门）、南墙东段、西墙北段墙体之下，发现有长约1.5米、宽约0.4米、厚约0.2米的大石条，证明外城墙是以大石条或石块为基础，其上进行夯筑，用以加固墙体的坚固性、稳定性。外城墙为什么东西长、南北短？因为南有老哈河，北有小北河，受此影响外城只能如此。现在辽中京外城墙的南墙东部，已被老哈河水冲毁一段；小北河的洪水将外城北城墙也冲毁了一段，现在已修筑堤坝以防洪水。辽代在修建中京城时，已充分考虑到河水的因素，既不能离河水太远，又不能离河水太近。离河水太远护城河的引水比较困难，离河水太近容易遭受水患。虽然当年考虑到了河水的危害，千年以后还是被河水冲毁了部分城墙。

　　在勘测中发现朱夏门以北的大街，宽达64米，与路振所记“自朱夏门入，街道阔百余步”基本一致。这条大街自朱夏门直达皇城内，以黄沙铺垫，厚约0.3米。黄沙渗水性强，可以防止路面泥泞难行。辽中京所在之地是一小盆地，四面环山，河流其间，地下水位比较高。史称：“城池湫濕，多凿井泄之，人以为便。”[52]勘探发掘结果表明，这条大街两侧掘有排水沟，其南段为石砌的明沟，北段为木构的暗沟，水沟宽约1米左右。这种排水设施是比较科学的，反映出当时设计者对水情水性有充分的了解和认识。

　　中央大街在外城宽64米，进入内城变为40米，进入皇城变为15米。外城中人多车多，内城中人和车数量大为减少，皇城中大概很少行车，中央大街不同段落的宽度，即受此影响的结果。

　　中央大街在皇城（宫城）内长约700米，其末端为一宫殿址。在此殿东南、西南250米处，分别为两个宫殿址，当即武功殿和文化殿。其前方各有一路，分别通往东掖门和西掖门。内城墙上有马面，防卫甚严。内城中建筑遗址甚少，只见有两处，多为空地。路振称进了阳德门以后，“街道东西并无居民，但有短墙，以障空地耳”。实地所见，与路振记载相同。这空地应是搭建庐帐的场所，契丹人有以庐帐为寝的习惯，即使帝后、王公大臣也是如此。外城中建筑遗址比较多，有成排的夯筑台基，还建有围墙，应是里坊所在。朱夏门以北中央大街上有高2—5米的台基，可能是王曾所见的市楼遗址。在阳德门西南300米有大型建筑址，很可能与大同驿或朝天馆、来宾馆有关。

　　纵观辽中京遗址的分布，可以发现其规划布局体现了“筑城以为君”的传统理念，整个城市以皇城（宫城）为中心。由于外城是百姓居住区，故而在内城墙设防（马面），用以保卫皇帝的安全。辽上京修建比较早，其里坊遗迹不太明显。唐代幽州城行里坊制，修辽中京时，辽南京的里坊可置参考，况且工匠又多为燕京人。辽中京有里坊，既见于路振所记“街东西各三坊”、王曾所记“门内夹道步廊多坊门”，又为勘探发掘所证实。路振所见是辽中京修建之初，后来由于居民的增多，里坊也会随之而增加，不过辽中京到底有多少里坊，尚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五 辽中京接待的宋朝使者

　　营建辽中京的重要目的，是接待宋朝使者。因此，辽中京修建完成以后，接待了许多宋帮的使者，从而增进了宋朝人对辽朝的认识。宋朝使者将其耳闻目睹撰写成文，被称作“语录”，是宋朝廷要求其使节回国以后述职的一项重要内容。余靖撰有《国信语录》，陈襄撰有《国信语录》，张舜民撰有《使辽录》，都是著名的语录。路振《乘轺录》、王曾《上契丹事》、薛映《辽中境界》、宋绶《契丹风俗》、沈括《熙宁使虏图抄》，也都属于语录类的作品。

　　今按使辽的前后次序，将辽中京建成以后使辽的宋朝使者记述如后。

　　最先使辽的人是路振，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称路振“大中祥符初使契丹”。大中祥符初，即大中祥符元年，辽圣宗统和二十六年。当时辽中京城刚刚建成，路振是辽中京接待的第一位宋朝使者。辽朝接待的规格很高，辽圣宗和萧太后亲自接待路振，宴间有百戏、舞女演出。路振回国以后撰有《乘轺录》，轺（yáo）是一种小巧的马车，是专为接待宋使而作。

　　大中祥符三年，统和二十八年，即萧太后驾崩的次年，宋朝派遣王随、王儒前来吊祭,《辽史》对此有记载。

　　大中祥符五年正月，宋朝派遣赵湘、符成翰使辽，祝贺元旦。同年十月，宋朝又派遣王曾为契丹国主生辰使，高继勋为副使；李士龙为贺正旦使，李余懿为副使，前往辽中京。王曾归国以后，撰有《上契丹事》。

　　大中祥符九年九月，宋朝派遣薛映为贺契丹国主生辰使，刘承宗为副使；张士逊为贺正旦使，王承德为副使，同日使辽。薛映归国以后撰有《辽中境界》，辽指契丹，中指宋朝。

　　天禧元年十二月，宋朝派遣李行简、张信使辽，来贺千龄节（辽圣宗的生辰)。

　　天禧二年十二月，宋朝派吕夷简、曹璋使辽，来贺千龄节。

　　天禧三年正月，宋朝派遣陈尧佐、张群来贺正旦。

　　天禧四年九月，宋朝派遣宋绶、骆继伦使辽，来贺千龄节。宋绶归国以后，撰有《契丹风俗》。

　　天禧五年十月，宋朝派遣李懿、王仲宾使辽，来贺千龄节。同年十一月，辽圣宗上尊号，改元太平，“宋遣使来聘”。宋使为石中立、石贻孙，又有孔道辅、马崇为“契丹贺正旦使”。

　　乾兴元年三月，宋朝派遣薛贻廊“来告宋主恒殂”（宋主恒即宋真宗）。

　　宋仁宗天圣元年十月，宋朝派遣薛奎、郭盛使辽，来贺顺天节（辽圣宗皇后生辰）。又派王臻、慕容惟使辽，来贺千龄节。

　　天圣二年正月，宋朝派遣张傅、张士禹、程琳、丁保衡使辽，祝贺正旦。

　　天圣三年十月，宋朝派遣冯元宗、史方使辽，来贺顺天节。

　　天圣四年十一月，宋朝派遣韩翼、田承说使辽，来贺顺天节。

　　天圣五年正月，宋朝派遣张保维、孙继业、孔道辅、马崇至使辽，来祝贺正旦。同年十一月，又派石中立、石贻孙使辽，来贺千龄节。

　　天圣六年十月，宋朝派遣唐肃、葛怀愍使辽，来贺顺天节。同年十二月，宋朝派遣寇瑊、康德使辽，来贺千龄节。

　　天圣七年十二月，宋朝派遣仇永、韩永锡使辽，来贺千龄节。

　　天圣八年正月，宋朝派遣王夷简、窦处约、张易、张士宜使辽，来贺正旦。同年十二月，宋朝派遣梅询、王气杰使辽，来贺千龄节。

　　到了辽兴宗、辽道宗时代，宋朝使辽的使节仍然很多。宋神宗熙宁八年三月，沈括使辽，往返60余日，将其见闻撰为《熙宁使虏图抄》。此外，富弼、欧阳修、刘敞、余靖、苏辙、苏颂等人都曾使辽，其语录、诗词记述了辽境的山川、风情，无论在当时、在后世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辽中京城接待了众多的宋朝使者，其目的在于增进辽宋的友好，成为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和桥梁。宋朝使者是友好的使者，所担负的是友好的使命，维护辽宋和好，是他们使辽的重要责任。对于这一点，他们都很清楚。因此，他们在出使期间尽量以自己的言行来增进友好。余靖在使辽时，主动学习契丹语，会用契丹语作诗。其诗曰：“夜筵设罢（侈盛也）臣拜洗（受赐也），两朝厥荷（通好也）情幹勒（厚重也）。微臣稚鲁（拜舞也）祸若统（福佑也），圣寿铁摆（嵩高也）俱可忒（无极也）。”这首汉语与契丹语合璧的双语诗，令契丹人大为感动，“契丹爱之，再往，益亲”。[53]刘敞使辽，“顺州山中有异兽，如马而食虎豹，契丹不能识，问敞。敞曰：‘此所谓也’，为说其音声形状，且诵《山海经》、《管子》书晓之，契丹益叹服”。[54]苏颂使辽时，住宿于恩州（今内蒙古宁城以北）时，驿舍发生了火灾，其随行人员请他“出避”，士兵想入室抢救，都被他拒绝，最后由“防卒”（保护他的士兵）将大火扑灭以后，他才出来。原来大火初生时，“郡人洶洶，唱使者有变（即怀疑与宋使有关），救兵亦欲因而生事（即扩大事态），赖颂安静而止”。[55]苏颂身为使节，深知他的言行关系到辽宋关系，故而冒生命的危险静等救火。他的行为深受宋神宗的赞许，将他由度支判官提拔为淮南转运使。辽朝喜读“三苏”之诗，不时向宋朝使者索购“三苏”之诗集。蔡襄喜作诗，“襄作四贤一不肖诗，郡人士争相传写，鬻书者市之，得厚利。契丹使适至，买以归，张于幽州馆”。[56]

　　上述这些，无论在当时或后世，都传为佳话。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辽中京修建以后，宋辽使节不断往来，和好之风已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萧太后、辽圣宗、宋真宗、宋仁宗，是辽宋和好的倡导者，其历史功绩永存于世。

　　[1] 《辽史》卷10《圣宗一》：“下诏谕三京左右相、左右平章事”；卷13《圣宗四》：“蠲三京及诸州税赋。”

　　[2] 《辽史》卷39《地理志三》，中华书局校点本，第481—482页。

　　[3] 《辽史》卷39《地理志三》，中华书局校点本，第481-482页。

　　[4] 《魏书》卷100《库莫奚传》、《契丹传》，中华书局校点本，第2222—2223页。又见《北史》卷94《奚》、《契丹》，中华书局校点本，第3126—3127页。

　　[5] 景爱：《平地松林的变迁与西拉木伦河上游的沙漠化》，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4期。

　　[6] 《新唐书》卷219《北狄传》，中华书局校点本，第6173页。

　　[7] 《五代会要》卷28《奚》，上海古籍出版社精装排印本，第452页。

　　[8] 《新唐书》卷219《北狄传》，中华书局校点本，第6172、6175—6176页。

　　[9] 同上。

　　[10] 赵其昌：《北京延庆县古崖居一西奚遗址之探讨》，载《北京文博》2002年第2期。

　　[11] 《辽史》卷33《营卫志下》，中华书局校点本，第387页。

　　[12] 同上书，第388页。

　　[13] 《辽史》卷116《国语解》，中华书局校点本，第1537页。

　　[14] 《辽史》卷33《营卫志下》，中华书局校点本，第388页。

　　[15] 刘子龙、张翠荣、李建：《平泉会州城略考》，载刘子龙主编《平泉辽文化》，辽宁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第132—145页。

　　[16] 李义：《辽代奚“大王记结亲事”碑》，载《辽金西夏史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44—251页。

　　[17] 《辽史》卷2《太祖下》，中华书局校点本，第18页。

　　[18] 张秀夫、刘子龙、张翠荣：《失落千年的文明一奚王避暑庄》，载刘子龙主编《平泉辽文化》，辽宁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第260—265页。

　　[19] 《辽史》卷114《奚回离保传》，中华书局校点本，第1516页。

　　[20] 《辽史》卷14《圣宗五》，中华书局校点本，第158页。

　　[21] 《辽史》卷85《奚和朔奴传》，中华书局校点本，第1318页。

　　[22] 《辽史》卷2《太祖下》，中华书局校点本，第18页。

　　[23] 《辽史》卷33《营卫志下》，中华书局校点本，第387页。

　　[24] 《辽史》卷85《奚和朔奴传》，中华书局校点本，第1317页。

　　[25] 《新唐书》卷219《北狄传》，中华书局校点本，第1673—1675页。

　　[26] 《辽史》卷85《萧观音奴传》，中华书局校点本，第1314页。

　　[27] 《辽史》卷87《萧蒲奴传》，中华书局校点本，第1335页。

　　[28] 《辽史》卷96《萧韩家奴传》，中华书局校点本，第1399—1400页。

　　[29] 《辽史》卷114《逆臣下》奚回离保传，中华书局校点本，第1516页。

　　[30] 《辽史》卷37《地理志一》，中华书局校点本，第440页。

　　[31] 《新五代史》卷72《四夷附录第一》，中华书局校点本，第888页。

　　[32] 《辽史》卷72《宗室传》，中华书局校点本，第1213页。

　　[33] 《辽史》卷77《耶律屋质传》中华书局校点本，第1255页。

　　[34] 《辽史》卷37《地理志一》，中华书局校点本，第441页。

　　[35] 《辽史》卷1《太祖上》，中华书局校点本，第2、4页。

　　[36] 以上引文见贾敬颜《五代宋金元人边疆行记十三种疏记稿》，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9、94、107、112、129—130页。

　　[37] 贾敬颜：《五代宋金元边疆行记十三种疏证稿》，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44页。

　　[38] 同上书，第97、100、154页。

　　[39] 《辽史》卷14《圣宗五》，中华书局校点本，第161页。

　　[40] 陈述：《契丹社会经济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89—90页。

　　[41] 《契丹国志》卷22《四京本末》，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第216页。

　　[42] 《辽史》卷14《圣宗五》，中华书局校点本，第162页。

　　[43] 《辽史》卷74《康默记传》，中华书局校点本，第1230页。

　　[44] 《辽史》卷39《地理志三》，中华书局校点本，第481页。

　　[45] 《辽史》卷81《王继忠传》，中华书局校点本，第1284页。

　　[46] 《辽史》卷14《圣宗五》，中华书局校点本，第163—164页。

　　[47] 贾敬颜：《五代宋金元人边疆行记十三种疏证稿》，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60—64页。

　　[48] 《辽史》卷39《地理志二》，中华书局校点本，第482页。

　　[49] 贾敬颜：《五代宋金元人边疆行记十三种疏证稿》，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81、101—102页。

　　[50] 辽中京发掘委员会：《辽中京城发掘的重要收获》，载《文物》1961年第9期。

　　[51] 李义：《辽中京故城复原初探》，载吴京民主编《辽中京历史文化研究》，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11页。

　　[52] 《辽史》卷39《地理志三》，中华书局校点本，第482页。

　　[53] 《契丹国志》卷24《余尚书北语诗》，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第232—233页。

　　[54] 《宋史》卷319《刘敞传》，中华书局校点本，第10384页。

　　[55] 《宋史》卷340《苏颂传》，中华书局校点本，第10861页。

　　[56] 《宋史》卷320《蔡襄传》，中华书局校点本，第103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