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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嵩（1480年－1567年）字惟中，号勉庵、介溪、分宜等，汉族江右民系，江西新余市分宜县人，弘治十八年（1505年）乙丑科进士。他是明朝著名的权臣，擅专国政达20年之久，累进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师，少师、华盖殿大学士。63岁拜相入阁。严嵩书法造诣深，擅长写青词（实为他人代笔）。
《明史》将严嵩列为明代六大奸臣之一，称其“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 透过戏曲和文艺作品、历史典籍，严嵩的奸臣形象已深入民间。
一 财产构成
严嵩“贵极人臣，富甲天下”。据说严世蕃曾与门客品评天下巨富之家，若以资产积满白银五十万两以上者为头等富户的话，那么全国只有十七家。他们是：严嵩父子、蜀王、黔国公云南沐氏、太监高忠、太监黄锦、成国公朱希忠、魏国公徐鹏举、都督陆炳、太监张永之侄（锦衣卫缇帅）二户、山西商人三户、徽州商人二户、贵州宣慰司土官、贵州安抚司土官。而严氏积资已号称四百万，犹侵吞不止，故有“钱痨”之称。
严世蕃既然已经定为“叛逆”之罪，则其家产皆在抄没之列。再加上严氏之富早已名满域中，因此皇帝抄家之令甚严。严世蕃处决五个月之后，江西巡按御史成守节呈报查抄严氏江西家产，直隶巡按御史孙丕扬呈报查抄严氏北京家产。明代籍没权贵，其富无过于宦官王振、宦官刘瑾、平虏伯江彬、都督钱宁、首辅严嵩、宦官冯保六家。所抄严氏赃银，一半支作边防军费，一半留作官用；金及珍宝、金银首饰、金银器皿、古玩等悉收进皇宫内库；所占官地退还；各种器物变卖；土地、房屋或变卖，或官府收租充作军饷。由于散匿寄藏、当事官员舞弊欺蒙等情，赃银实际进缴之数与呈报之额久久不能吻合，于是严令追征“受寄金银”，以致“株蔓无辜，一省骚扰”。
严氏财富构成主要包括金银、珍宝、书画、土地、房屋、奴仆及各种器物。关于籍没严府家产的情况，明清史籍多有涉及，但以田艺蘅《留青日札》和《天水冰山录》最为翔实。二者所记相同，且与《明世宗实录》相符。因此它们应该成为我们了解严氏家产详细情况的重要史料。
（一）金
金包括净金（金锭、金条、金饼、金叶、沙金、碎金）、金器（纯金器皿、金镶珠宝器皿、金损坏杂色器皿）及各种金首饰等。
北京严府又抄得净金四百八十余两；金珠宝首饰六百五十件，重六百三十四两；金镶玛瑙象牙金玉宝带四十七条。
（二）银
银包括净银、银器皿、银首饰。表13—2是江西严府抄没银量表。
北京严府又抄没银一万二千六百余两。
（三）珠宝玉器
北京严府又抄没珍珠宝石二十四两五钱，玉石犀角珊瑚象牙器皿三百三十斤，降真等香一千五百三十斤。
（四）字画古玩
书法、名画实为特殊财产，其珍品价值连城。严氏父子“贪残中又带雅趣”，因诸般珍宝盈溢，遂又广搜古今名家书画，“盖姑以免俗且斗侈耳”。凡所欲得，即命巡抚、巡按、提督以势胁迫取之，“至有破家殒命者”。鄢懋卿、胡宗宪、赵文华等“各承奉意旨，搜取古玩不遗余力”。《越王宫殿图》乃杭州丁氏之物，《文会图》乃杭州洪氏之物，胡宗宪皆以数百两银子购得，馈送严氏。胡宗宪等又以一千二百两银子购得《清明上河图》赝品，“以文房清玩致大狱”，蓟辽总督王忬被杀。王忬家藏宋代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严氏父子出死力强索之。王忬不忍割爱，乃嘱高手临摹应命。严氏得此卷，珍为异宝，后知为赝本，既羞又怒，遂借故杀死王忬。明清之际著名戏剧家李玉所著戏剧传奇《一捧雪》，即以此事为题材。戏中严世蕃以真名出现，莫怀古乃王忬之托名，玉杯“一捧雪”则替代名画《清明上河图》。王世贞，王忬之子，明代著名史学家、文学家，为报杀父之仇，编著戏剧传奇《鸣凤记》，揭露严氏父子的丑恶，歌颂夏言等人的忠义。又有说长篇小说《金瓶梅》也出自王世贞之手，借书中宋代奸相蔡京父子影射、讥刺严氏父子，以报杀父之仇。
据《留青日札》和《天水冰山录》云，江西严府抄得石刻法帖墨迹三百五十八册轴，古今名画刻丝纳纱纸织金绣手卷册叶共三千二百零一轴，古今书籍两千六百一十三册。北京严府抄得图书古画三千六百零五部轴。据文嘉《钤山堂书画记》所载，江西严府收藏了魏、晋、六朝、唐、宋、元及明各代众多书画名家的珍品，仅书法即有钟繇、王羲之、王献之、褚遂良、柳公权、颜真卿、怀素、苏轼、黄庭坚、米芾、文彦博、欧阳修、陆游、赵孟、李东阳、祝允明、文征明等大家之作。它们不仅是严氏巨额财富的见证，而且是研究古代书画史的重要资料。文嘉，长洲（今苏州）人，曾任和州（今安徽和县）学正，能诗，善书画篆刻，明代著名书画家文征明之次子。嘉靖四十四年五月至八月，以专门家的身份受命参加清理、鉴别江西严府书画，隆庆二年撰成《钤山堂书画记》。该书详列所见书画名称，并对其真伪、艺术价值、收藏情况等作了考证和叙述。他在《后记》中说：
嘉靖乙丑（四十四年）五月，提学宾涯何公檄余往阅官籍严氏书画。凡分宜之旧宅，袁州之新宅，省城诸新宅所藏尽发以观，历三阅月始勉毕事。当时漫记数目以呈，不暇详别，今日偶理旧箧得之，重录一过，稍为区分，随笔笺记一二。传诸好事，明窗净几，时一展阅，恍然神游于金题玉躞（金题，书画的题签；玉躞，以象牙或玉制成的书画轴）间也。
这些稀世珍品皆被抄入皇家内府。隆庆初年，朝廷财政拮据，将其大半作价充当武官俸禄，成国公朱希忠所得最多。万历初年，朱希忠逝世，其家将所得严氏精品馈赠宰相张居正，因而得以晋封为定襄王。张居正逝世后，家产亦被抄没，所藏严氏书画再次籍入内府，后来被掌印太监盗出售卖，一时好事者争相抢购。这些艺术瑰宝“终于流落人间，每从豪家展玩，辄为低回掩卷焉”。抄没严府时，在书画上皆加盖袁州府经历司半印；抄没张府时，又加盖荆州府经历司半印，因此“今卷轴中，有两府半印并钤于首幅”。为适应人们的好奇心理，古董商们每“伪作半印，以欺耳食之徒”，“赝迹百出，又不可问矣”。
除字画外，严府还藏有大量珍贵的古代器物。如江西严府抄没名琴五十四张，内有月下水玉琴、咸通之宝、清庙之音等名件；古砚十六方，内有未央宫瓦砚、铜雀瓦砚、唐天策府砚、贞观上苑砚、苏东坡天成砚等名件；大理石螺钿玳瑁床十七张；古铜器一千一百二十七件等。
（五）土地
严氏拥有大量土地，主要分布在袁州、南京、扬州、仪真和北京。据林润所言“今袁州一府四县之田，七在严而三在民”，这是概而言之，是说袁州府的绝大部分土地皆归严府所有。据《袁州府志》所载，其时袁州府四县民田共一百六十万余亩，若按十分之七匡算，则严氏土地当有一百一十二万余亩。这应该既包括严府登入版籍的土地，也包括大量的同族、亲友、百姓为逃避官府赋役而向严府投献、诡寄的土地。严府抄家后，将其土地中的二万七千余亩折价变卖，价银上缴国库；其余田地、店房亦收归官有，由官府出租、出赁，所入充作军饷。
南京、扬州、仪真的土地，据邹应龙云，“用强夺买人田产数十处，每处价可数千金”。如果按照明中期江南比较肥沃土地的一般价格每亩银十两计算的话，那么“每处价可数千金”，则当有土地数百亩；而“数十处”，则当有土地上万亩，甚至还要多些。严府抄家后，南京、扬州地区的宅院由官府变卖；强夺之民田退还原主。
在北京的土地，据《留青日札》云，北京严府抄没“地一百五十余所亩”。由于每所庄田土地数量不明，因此其总量难以估算。
严氏以上三个地区的田地山塘总量估计百万亩左右，在明代官绅地主中可谓名列前茅。
（六）房屋
严氏在北京、南昌、宜春、分宜、萍乡、扬州都有规模宏大的府第。京师相府“跨三四坊，甲第十余所”。严嵩做礼部尚书以前，寓居于京城之西四里一处住所。升任礼部尚书、入值西苑以后，住宅骤然改观。嘉靖十八年买下西长安街一座古老而又广阔的宅院，由其子严世蕃督理翻新。这所宅第已几易其主。大学士毛纪、谢迁、费宏都曾“相沿以为居第”，现在又归礼部尚书严嵩所有。严嵩成为这所宅第的新主人之后，将其堂舍分别命名为“日鉴堂”、“思勉堂”、“爱贤堂”等。关于“思勉堂”的来历，严嵩叙述说，嘉靖十八年九月廿八日，皇上召见翊国公郭勋、成国公朱希忠、京山侯崔元、首辅夏言、大学士顾鼎臣、礼部尚书严嵩。召对完毕，令其他五臣退去，独留严嵩安慰说：“卿勉尽忠诚，人言勿以介意，只要尽职。”其时言路正对严嵩接受译字生贿赂等丑事攻之甚力，皇上特对其“庇护保全，恩眷愈厚”。严嵩感恩戴德，“是思惟忠惟诚，勉尽职业，图报于万一”，故恭录圣谕，藏之于堂，并命其堂曰“思勉”。
随着权势的增长，严氏西长安街府第也在不断扩展。嘉靖三十八年八月，扩建完工，皇帝赐其正堂名曰“忠正”，命工部制匾悬挂。宅中有湖，周围十余亩，“列植垂杨、桃杏之属，于堤中蓄鱼”。严世蕃每俟其父由西苑侍值回府，就会邀请徐阶、李本二相，成国公朱希忠兄弟及锦衣卫都督陆炳“编张褐盖，纵声乐为宴饮，使渔师打网以为乐”。严嵩败落后，张居正“仅得其中大第、一园及兹池而已”。严氏京城府第除西长安街者外，在戎府街等地还有宅院。严氏抄家，北京共籍没房屋一千七百余间所，内有雕刻香十间。
宜春府第。从嘉靖十九年夏季开始，严嵩又在原籍江西袁州府府城宜春大兴土木，建造宅第，历时三年方告竣工。这座建筑以袁州府官仓地基为中心向四外延伸，占用官地，搬迁民房，建楼构堂，开圃造园，甚是恢弘壮丽。嘉靖二十二年四五月间，工程完工，皇帝赐其正堂名曰“忠弼”，收藏“钦赐御翰”之楼名曰“琼翰流辉”，安放“玄像”之屋名曰“敕系延恩之阁”，“以黄帖一，手书赐之”。此时正是严嵩初次挤走夏言、位跻首辅之时。京师长安西街，宜春袁山之麓，两座相府遥相辉映，颇为新任宰相平添几分威严。大概是由于过分喜爱，有关这座府第，严嵩留下不少文字。生活在今天的人们甚至会对严氏拥有那么多房屋难以置信，但是只要读一读严嵩本人的有关诗文，疑团便可豁然而释。
据《天水冰山录》载，这座府第称“旧大府第”，此外在宜春还有“新府第”、“东府第”、“南府第”、“北府第”和其他宅第房屋。抄没后，一部分收归官用，一部分作价变卖，变卖部分共十九所三千三百四十三间。
在原籍，除宜春外，分宜县城内外严氏宅第房店作价变卖者二十所一千六百二十四间；省城南昌及南昌府各县严氏宅第楼铺变卖十二所一千六百八十间。嘉靖三十八年三月，皇帝赐其南昌府第楼名“宝翰”，堂名“耆德”，命工部制匾悬安。
皇帝的御翰、严嵩的苦心都未能使严氏在这豪华的府第世代居住下去。严氏败落，北京抄没房屋一千七百余间所；江西各处宅第房店全部抄没，其中折价变卖六千六百余间又五十七所，共价银八万六千三百五十两。严嵩在憩志园中安度垂暮的设计终成一枕黄粱，不得不寄宿于村郊墓舍，身不能庇一椽，凄凉而死。
（七）其他财物
纺织品、被服、家具、牲畜、船轿、粮食等财物难以枚举。江西抄没大量缎、绢、罗、纱、绸、绒、锦、绫、葛、布等物，其中有织金妆花缎、大红妆花五爪云龙过肩缎、西洋铁色褐、宋锦、西洋红白棉布等名品。江西变卖绸绢布匹二万七千四百余匹，估价一万五千余两；变卖帐幔被褥二万一千四百余件，估价二千二百余两。在拍卖时，“所估价又不过十之一”。北京抄没织金妆花衣服翠物即达二百一十三箱。
（八）奴婢
奴婢没有人身自由，是主人可以随意支配的私家财产。明中叶以后，“缙绅之家，率以田庐仆从相雄长”，畜奴成风。严氏奴仆的准确数字亦难说清。据说京师严府“所畜家人五百余名”。宜春严府，嘉靖三十年前后有“苍头千余”；到四十四年林润参劾严嵩时，则云养家丁已逾二千，纳亡叛更倍其数。这数量众多的奴仆为严氏从事着繁重的家务劳役和生产劳役。
当人们乍一看到籍没严氏家产的清单时，会被惊得目瞪口呆，以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然而这毕竟是历史事实。严府不仅田连阡陌，甲第连云，奴仆成群，而且拥有巨额金银和价值难以估量的珠宝、玉器、书法、名画及古代器物等。这正是这位身居相位二十余载的大官绅地主区别于一般地主的地方。这一特色又与我们将要叙述的严氏财富的来源直接相关。
二 家资的来源
严嵩“起家寒素”，原非望族。其曾祖、祖父、父亲都没有功名，家境清寒。即使在他考中进士以后，由于离官家居，家境仍很萧条。然而自从他升任礼部尚书，特别是位居宰辅之后，在二三十年的时间内便由寒门而一跃富甲全国。其原因何在？生财之道何为？说来既玄妙又简单，即政治权力转化为物质财富。“由贵而富”是那时士大夫阶层所走的共同道路，而尤以严嵩最为典型。
俸禄、赐给、兼并土地、贪污受贿是其家产的主要来源，而又以贪污受贿所占比重最大。
（一）俸禄
严嵩入阁以后，不同年份，正支、兼支俸禄不同。嘉靖二十三年至二十七年，年俸禄米共一千零八十石；嘉靖二十七年至三十六年，一千二百三十六石；嘉靖三十六年至三十八年，一千七百七十六石；嘉靖三十八年至三十九年，一千二百石；嘉靖三十九年至四十一年，一千四百石；嘉靖四十一年三月至五月，一千五百石。严嵩之子严世蕃及诸孙也都按职支俸。如果我们选取比较适中的年份概算，那么严氏祖孙三代年俸可共达三千石左右，这与其他中下级官员相比，是很高的。明代田赋率变动不一，若按一般情况民田每亩征赋五升计算，则三千石，相当于国家在六万亩民田上征收的税粮。
严氏俸禄相对量虽然很高，但它在严氏家资中并不占重要地位，也不是由寒门而骤富的主要经济来源。如果按照每亩收租一石概算，严氏祖孙三千石年俸相当于三千亩土地的地租收入，而这与严府百万亩土地的地租收入相较，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当时官员俸米折银一般是按照每石七钱折算，如果按此比价将严氏祖孙三千石年俸全部折成白银仅得二千一百两。假设这些银两丝毫也不用于消费而全部积蓄起来，则十年才积累二万一千两，一百年才积累二十一万两，一千年才积累二百一十万两。可见严府的数百万家资绝不可能靠俸禄聚积起来。其实严氏父子卖给项治元一个吏部稽勋司主事的官位，转手之间即得银一万三千两，相当其祖孙五年左右的全部俸禄。赵文华自江浙督师还京，馈送严世蕃白银二万两及金丝床帐、金翠髻妆等物，严世蕃“犹以为薄”。这份“薄礼”又相当严氏祖孙十多年的俸禄。伊王朱典楧向其行贿十万两，咸宁侯仇鸾向其行贿数万两，受贿与俸禄相差之悬殊，更是惊人！
明代官员俸禄定额较低，因此若单凭薪俸发家致富是不可能的。由于俸禄较低，那些清廉自持之士甚至靠借贷度日，或为官一世而“有寒士所不堪者”。这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俸禄在严氏巨额家资的形成中所起的作用实在是微弱的。
（二）赏赐
嘉靖皇帝对议礼改制、赞玄撰文、兴造土木以及军国重事有功之臣经常给予赏赐。严嵩受赐尤多，成为一项经济来源。据严嵩本人《历官表奏》、《钤山堂集》及官修《实录》所见，从嘉靖十五年升任礼部尚书，至三十八年年登八十，严嵩共得皇上赐银千余两。或有疏漏，在所难免，但大体上反映了严嵩受赐银两的规模。这赏赐是相当优渥的，但其数额并不像他自己所宣扬的那样多。他有时将营建宅第等项所用银两，说成是“皇上节年钦赐银两并俸资”。之所以这样说，一方面是为了掩饰贪污受贿丑行；另一方面是为了“导宣皇仁”，邀取更多的宠爱。
（三）兼并土地
严嵩高祖严孟衡，在正统年间做过四川布政使，但逝世时仅在原籍分宜留下十二三亩土地，五位儿子各分产二亩半。至其祖父、父亲时依然垅亩无多，家业萧然。但是在其拜相以后，立即膏腴万顷。这巨额地产并不是公平购买的，而是凭恃权势通过各种方式兼并来的。
强占白夺
严府田地、房基中的相当部分是通过经济外的赤裸裸的暴力掠夺而来的。林润在奏章中列举了严府纵使豪奴在袁州地区抢夺农民土地、房基的部分事例。这些土地被严府剥夺后，原主仍要“负累赔粮”，即原来向国家承担的粮差并不过割，仍由原主赔纳。除强占百姓房基外，还侵占官地修建宅第，或官仓，或衙署，或学校，或寺庙，或祠堂，凡其所需，即侵而占之，而且役使乡众为其无偿建造。严府还纵奴明火执仗地抢人财物，夺人妻女。家奴郭宜三等百十余人，出没于湖广、江西之界，公然打家劫舍。
受人投献
严府“膏腴田产，投献地宅，不遑悉数”。林润对其“受人投献而殴伤人命”的掠夺行径也作了揭露。严氏受献土地在文学作品中也有反映。《鸣凤记》第三十一出《陆姑救易》中关于严氏父子密谋强迫易弘器投献三千亩肥田的描写，就艺术地再现了严府广受投献的历史事实。什么是土地“投献”？它是封建等级特权制度的产物。贵族和官绅有赋役优免特权。明中叶以后赋繁役重，农民乃至庶民富户为了躲避国家赋役，便将自家土地无偿地奉献给贵族、官绅，而将自己变成他们的佃户或雇工。接受投献者，在没有任何支付的情况下便得到了土地，这是在虚伪面纱掩饰下的特权者对无权者残酷的超经济掠夺。
用强夺买
所谓“用强夺买”，即依仗权势压价强行购买土地。例如严氏在南京、扬州、仪真等处的数十所庄田即是用这种手段取得的。每处庄田实际值银数千两，而卖主仅得十分之四五，小民“敢怒而不敢言”。
优免粮差
土地“在严（严嵩）则概户优免，在民则独累不胜”。所谓“优免”，即官绅享有的人身和土地对国家免纳粮差的特权，它是官绅等级区别于庶民等级的重要标志。朝廷法律对官绅优免特权作了明确规定，品级越高优免越多。不仅如此，官绅们还冲破法定权利的界限而按习惯权利行事，因此实际上得到的是全额优免，“田连阡陌而不任分毫徭役”。“优免于此，势必加派于彼”，官绅优免的粮差便转嫁给了庶民百姓。严府万顷土地既有地租收入，又优免粮差，怎能不家业日旺？
（四）贪污受贿
卖官鬻爵、侵吞军费、纳贿受馈、掠夺土地是政治权力转化为经济收益的最简便、最直接的形式。它无本万利，不需任何投入便可在短期间内由一介寒士而暴发为百万富翁。贪污受贿是严氏巨额家资的主要来源。在严府的财产结构中，之所以金银珠宝、古玩字画、土地房产等占着相当大的比重，多得“骇人听闻”，就是因为它们皆来自卖官、纳贿、受礼、侵吞、科克、掠夺。严府是因官致富、以权发财的典型。
“嵩之纳贿，实自古权奸所未有”。自严嵩升任礼部尚书直至削官为民，贪贿活动贯穿于仕途的始终。从诸生到亲王，从朝臣到边将，无不向其行贿馈送，少者几百两，多者十几万两。正因如此，严氏父子的贪贿丑行一直是言路抨击的焦点。本书许多章节已对此作了具体介绍，故不再赘述。三法司拟定的《严世蕃狱词》中有一段关于其父子贪污罪的叙述，读后即可见其梗概，兹转录如下：
爵赏国家之名器，乃敢鬻之以敛货于己。自中外百司以及九边文武大小将吏岁时致馈，名曰“问安”；凡勘报功罪以及修筑城墉必先科克银两，多则巨万，少亦不下数千，纳世蕃所，名曰“买命”；每遇大选、急选、推升、行取等项，辄遍索重货，择地拣官，巨细不遗，名曰“漏缺”；及已升官履任，即搜索库藏，剥削人民，金帛珍玩，惟所供送，名曰“谢礼”。甚者户部解发各边银两，大半归之世蕃，或未出都而中分，或已抵境而还送，以致士风大坏，边事日非，帑藏空虚，闾阎凋瘁，贻国家祸害迄今数岁未复。曩年逆贼王直勾倭内讧，罪在不宥。直（王直），徽人，与罗龙文姻旧，遂行十万金世蕃所，拟为授官。凶藩典楧（伊王朱典楧），阴翼非分，世蕃纳其重赂，公为护持。（《明世宗实录》卷五四四）
严氏父子嗜财如命。他们使用各种肮脏的手段聚积了几百万的家资，堪称天下首富。然而历史是无情的。一夜之间，这“钱痨”父子便一位斩首西市，一位沦为饿殍，巨额家产也非为己有。时人感慨道：
国朝辅臣，其资产未有过之者。顾其父子劳神搜括，几竭一生之力，而卒乃归之朝廷，则何益之有？天道冥冥，默为转移，大率类此。（徐学谟《世庙识余录》卷二五）
三 国匮民穷
严氏父子恃权聚财造成了“士风大坏，边事日非，帑藏空虚，闾阎凋瘁”的严重社会后果。
“一人贪戾，天下成风”。严嵩执政一切以“要钱”为准，遂致风气大坏。嘉靖年间是明代官风的重要转折点。封建统治阶级贪欲恶性膨胀，“―味美宫室、广田地、蓄金银、宠嬖幸、多童仆、受投靠、免粮税、结府县、穷宴馈而已”。于是社会财富急剧向少数贵族和官绅手中积聚。
与官绅等级“其官日升，其家日富”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民财日穷”，贫富差距悬殊；“民心日怨”，民众怨恨情绪剧增。“政以贿成，官以赂授”，大小官吏为了填充无限欲壑，为了筹集买官之钱，便转而“竭民脂膏，剥民皮骨”，“黎民几何而不困”？由此导致“怨恨满道，含冤无伸，人人思乱，皆欲食严嵩之肉”。
与严府“私藏充溢”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各级官府“府库虚竭”。不仅严氏父子，而且大小官绅竞相与国家争夺土地、人民、财赋，于是形成“私藏富于公帑”,“私家日富，公室日贫”的局面，酿成朝廷财政危机，严嵩执政的嘉靖年间也是明代财政的重要转折点。明初“百姓充实，府藏衍溢”。正统以后财政虽日渐困乏，但国库仍有储存。至嘉靖中期以后始入不敷出，年年亏空。嘉靖二十八年（1549），太仓库实收银二百九十五万七千一百余两，全年支出银四百一十二万二千七百余两，逆差一百余万两，在明代财政史上第一次大幅度出现亏空，以后有增无减，愈益恶化。嘉靖三十年，诸边军费支出猛增至六百余万两，扣除当年所入二百余万两，尚亏四百余万两。嘉靖三十一年以后，东南对倭之战又起，不仅耗资大，而且由于江南是皇明财富重地，还使国家财源大为缩减。这种“府库虚竭”的困境一直延续到隆庆年间。
为了摆脱财政困境，朝廷不断加赋加役。嘉靖三十年，在原额之上加赋一百一十五万两，名曰“加派”，此乃明代田赋加派之始；此外兵部又有加派养兵银两，工部又有加派料价银两。有的地区加派之数甚至超过常赋原额。嘉靖三十九年，朝廷又提出全面加征赋役之策，诸如田亩加赋、追征逋欠、折色加银、加征盐课、钞关商税、提编均徭、税契民壮、纳银授官、赃罚事例、茶马之征、僧道度牒等，“天下一切应征、应取之数而尽括之”。加赋加役的负担落到了平民百姓乃至庶民富户的身上，给他们带来深深的苦痛。
贪贿成风，军民穷困，直接败坏了边防。“边事之不振，由于军困，军困由于官邪”。督抚将帅“始进不择其才，行赏不论其功，修边筑堡不核其实”，一切以行贿多寡为准，“彼何肯奋身却敌、以钱而买死”？国家军费粮饷“强半赂嵩”，“军士饥疲”，“安得而不弱”？“又安得有折冲之功”？遂致“南征北战殆无宁岁”。
嘉靖、隆庆、万历年间，封建统治阶级中的某些觉悟分子试图以改革拯危救难。为了缓和赋役不均的尖锐矛盾，缓解财政危机，他们提出或在局部地区施行了一定程度的赋役改革。嘉靖中期，大学士桂萼提出了“一条编”赋役新法的设想；应天巡抚欧阳铎在江南推行“征一法”。嘉靖后期，巡按御史潘季驯在广东推行“均平里甲法”；巡按御史庞尚鹏在浙江推行“十段锦法”、“一条鞭法”等。这些个别的局部的改革活动一直继续到隆庆年间，而在万历初年汇集成全面的、雷厉风行的“张居正改革”。张居正改革实际就是针对严嵩执政所酿成的社会弊病的。
农民则与士大夫改革家不同。他们不是“补天”，而是企图用自己的传统斗争方式摧毁腐败统治，争取生存条件。嘉靖年间虽然还没有形成全国性的大规模农民起义，但是中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却连绵不断。农民反抗斗争的波浪已经冲击到全国统治中心北京。京城饥民充斥，“内外多盗”；造反者在京东州县活动，“贼巢”设在蓟州盘山等处。嘉靖皇帝甚至感到自己的安全已经受到威胁，特命左都督朱希孝率锦衣卫官校入卫西苑，环卫大玄都殿（万寿宫火灾后，嘉靖皇帝暂住于此》四周及西安门；兵部侍郎葛缙率京营兵布列于西苑之外，“以相屏蔽”。可见态势之严峻。
明代嘉靖年间以后，社会呈现出一派十分奇特的景象。一方面商品货币经济空前发展，在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等领域，近代性因素开始出现，我国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历程开始起步；另一方面封建政治日益腐败，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社会矛盾日益加深，形成对社会转型顺利运行的阻力。商品经济繁华与封建政治腐败并存，勾勒出一幅色彩极不协调、反差鲜明的历史画面。从王朝兴亡的角度来看，嘉靖朝实在是明代封建统治政权走向败落的开始。虽然出现了张居正等的改革活动，但改革成果很快便付之东流，封建统治集团日益丧失自我调控能力，又经过七十几年的矛盾积累，朱明王朝遂在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大起义的狂涛中沉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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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22 21:5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