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让位退居太上
一乾隆内禅嘉庆登基
乾隆帝即位之初，就曾对天焚香发誓，如果上天保佑他能做满60年皇帝，也就是他能活到85岁的话，那他就把皇位禅让给嗣子，“归政退闲”，自己当太上皇。他还说：现在自己已经是做皇帝“纪年周甲，康强逢吉，九旬望衷，五代同堂，吉庆延祺”。“昔皇祖（即康熙帝—笔者注）御极六十一年，予不敢相比……”由此可知，为了兑现默祷的誓言与许诺，是乾隆帝要禅位的原因之一。再则，乾隆帝觉得已经做了60年皇帝，各项事业成就辉煌，功绩卓著。自己也可说是德高望重，功德无量，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帝王在文治武功方面，没有人可与他相比的。他在禅位诏书中认为自己即位以来勤勤恳恳，孜孜以求，日夜操劳，国泰民安，各国来朝，中外一家。先后“平定伊犁、回部、大小金川，扩土开疆数万里。缅甸、安南、廓尔喀以及外藩属国，咸震慑威棱，恪修职贡，其自作不靖者，悉就殄除，功迈十全，恩覃六合，普逸各省漕粮者三，地丁钱粮者四，展义巡方，行庆施惠，蠲逋赈贷，不下数千万亿。振兴士类，整饬官常，嘉舆万邦黎献，海隅苍生，同我太平跻元仁寿。朕持盈保泰，弗懈益谦，勤念雨旸，周咨稼穑。于庶言、庶狱、庶慎，靡不躬亲……”除此之外，在文化方面他主持编纂了《四库全书》，并修建“文渊”、“文源”、“文津”、“文溯”四阁藏之。并举行“千叟宴”、建辟雍、修海塘……总之，他这一辈子上不辜负列祖列宗的期望，下对得起百姓的拥戴。他的功德比天高，恩情比海深。他自以为是中国有史以来少有的圣君，是一位十全十美的天子。如今他已做满了60年的皇帝，余年就该实行训政，再过一把太上皇的生活。历史上的太上皇有过许多位，如汉高祖刘邦的父亲刘太公、北魏献文帝拓跋弘、北齐武成帝高湛、唐高祖李渊、唐睿宗李旦、唐玄宗李隆基、宋徽宗赵佶、宋高宗赵构、明英宗朱祁镇等，但他们当中绝大部分都是由于在外力的干涉下，不得已才成为太上皇的，并非自行退位。乾隆帝认为这些人是“丧败余生，不足比数”。他要做一个名副其实的既有尊位，又掌实权的太上皇，也就是说他虽然把皇位让给了嗣子，但自己仍要临政治民，一如往常。为此乾隆帝在位期间，就指令和珅着手在皇宫东北部地区大兴土木，修建了“宁寿全宫”。这组建筑主要包括宁寿门、九龙壁、皇极殿、宁寿宫、养生殿、乐寿堂、颐和轩与花园（即“乾隆花园”—笔者注）等，以备自己做太上皇时享用。同时他还用喜字第一号玉镌刻了“太上皇帝之宝”的玉玺。自诩“古稀老人”、“十全老人”。在乐寿堂前门内他自撰并亲笔书写了一副对联：“乐在人和，肯寄高闲归宋殿；寿同民庆，为申尊养托潘园。”以表达他要与宋高宗赵构和明朝工部尚书潘恩（上海“豫园”的始建者—笔者注）相比的心愿。宋高宗做太上皇时有“德寿宫起居注”，他决定自己做太上皇后也要有“太上皇起居注”；同时他还决定当新皇帝即位后；外廷用新年号，内廷仍用乾隆年号；并仍用乾隆六十一年时宪书，太上皇仍称“朕"；他的谕旨则称为“敕旨”；新皇帝即位诏书首先要盖“太上皇帝之宝”玉玺，然后再盖“皇帝之宝”玉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乾隆六十年（1795年）的秋天，一切准备妥当，即将举行禅让鸿仪。85岁的老皇帝乾隆把欲传位于皇十五子永琰的事跟和珅说了。和珅有自己的想法，他原本是不愿意老皇帝把皇位传给儿子的，因为他尚不知新皇帝到底对他有什么看法，万一弄不好就将前功尽弃，自己的地位就保不住了。于是他对乾隆帝说：“您现在龙体康健，精神焕发，虽然八十有五了，可一点老态也看不出来，完全可以再在位一二十年，然后再禅位也不算晚啊！再说举国上下，四海之内，臣民们都把皇上作为父母一样敬仰，您多在位一天，百姓就多一天福分，也就多感戴您一天，我们这些奴才更愿意永远得到您的庇护……”可是“禅位”是乾隆帝的“既定方针”，这是不好反驳的。尽管乾隆帝宠信他，但如果执意反对这件事，万一激怒了龙颜，在老皇帝、新皇帝面前都要失宠。他也想到乾隆帝虽然已是耄耋之年，可身体还算硬朗，若能再长寿些时日，自己在这一段时间把方方面面安排好，首先把文武百官控制好，多用私人，狠狠打击政敌，控制局面；在新皇帝面前，既以出纳老皇帝命身份出现，以示自己地位的特殊，同时他也不时向新皇帝暗送秋波、献媚取宠，求得新皇帝的信任，这样也许会成为两朝股肱之臣。例如，乾隆帝决定是年九月初三日举行册封皇太子典礼，和珅九月初二日就偷偷地送了一个玉如意给皇十五子永琰，示意他即将成为新皇帝。没想到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就是因为先递如意这件事，嘉庆帝亲政后把它作为和珅的第一大罪状公布于众：“朕于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日，蒙皇考册封为皇太子，尚未宣布，和珅于九月初二日在朕前先递如意，以拥戴自居，大罪一。”
乾隆帝于九月初三日发布一道上谕，把他即位60年来的丰功伟绩一一罗列一番，并谈到他决定实践他的誓言85岁后禅位于嗣子。虽然王公大臣、黎民百姓都恳请他不要退位，他都没有动摇。但是在二十多年之前，当皇太后对他说：“你勤政爱民，身体强健，不要再谈禅位之事”时，他曾有些动摇。那时他再次向上苍默祷：“如果上天保佑皇太后能寿过百岁，朕即使年过85岁，也不敢言归政之事。”可是，没想到皇太后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初，就去世了，享年86岁。从此他再没有到“即为周甲”后继续干下去的打算。当他在上谕中把要做太上皇的来龙去脉，以及内禅的步骤与训政意图和盘托出后，明确指出他只是把皇位让出来，但决不会交出实权。他说得十分明确，凡军国大事及用人行政等大权还要牢牢掌握在手中，丝毫不让，要做个名副其实的太上皇，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体面、最有权威的太上皇。与此同时，他还通过和珅发布：“明年降旨归政之后，凡内廷人等俱称上万万岁。”他的谕旨应称为“敕旨”。为了表达禅让归政的心情，他还特意作了一首诗：
归政丙辰天佑荷，改元嘉庆宪书观。
祖孙两世百二纪，绳继千秋比拟难。
弗事虚名收实益，唯循家法肃朝端。
古今敦史诚希见，愧以为欣敬染翰。
嘉庆帝原名永琰，是乾隆帝第十五子。乾隆二十五年十月初六日（即1760年11月13日）生，其母为孝仪纯皇后魏佳氏。永琰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被封为嘉亲王。乾隆六十年（1795年）九月初三日被册封为皇太子，时已36岁，改“永琰”名为“颙琰”。同年十月初十日移居毓庆宫。本来乾隆帝拟于同年冬至正式传位，但因同年十二月初一日发生了日食，再加上湘黔两省爆发了苗民起义，故决定第二年元旦举行归政典礼。同时还决定在归政前后，在宁寿宫皇极殿举行千叟宴，招待全国70岁以上的官员、缙绅与耆庶人等。
诚如乾隆帝自己所言：朕亲授大宝后，并未颐养天年，而是孜孜训政，毫不倦勤。时时默祷上苍和祖宗保佑，国泰民安，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他还说：“归政后，凡遇军国大事，及用人行政诸大端，岂能置之不问，仍当躬亲指教。”凡事无巨细嗣皇帝都要向他请示汇报，最后由他裁决，下达指令。其实，乾隆帝并没有移居宁寿宫，而是依然居住在养心殿中。他仍然一如往日自称为“朕”，人们均称他为“万万岁爷”……这样一来，嘉庆帝的权力，受到了极大限制，他没有行政权、用人权，更不能单独接见外藩首领和贡使，他只能从事一些诸如祭祀、经筵、大阅、耕种以及传胪等礼仪性活动而已，确实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儿皇帝。
和珅此时乘机上下其手，以出纳太上皇意旨的身份出现，于是他便经常把自己的主意假太上皇的意旨传达下去。这样不但控制了大权，而且控制了外交权，从而进一步稳固了自己的地位和权力。此时太上皇乾隆记忆力日衰，视力与听力也大不如前。据说他常常是昨天的事，今天就忘了；早晨作出的决定，晚上就要改变；甚至刚刚吃完饭，还吵吵要吃饭……在这种情况下“和珅之专擅，甚于前日，人皆侧目莫敢谁何云”。
嘉庆帝对此心里是一清二楚的，他知道和珅在左右太上皇的意旨，自己的命运则掌握在太上皇手中，并且在某种意义上说亦掌握在和珅手中。在这种情况下，他采取了韬晦策略，每天保持着“状态和平洒落”，但沉默少语，喜怒不露声色。每到临朝时，总是侍坐在太上皇身边，毕恭毕敬，唯命是听；遇有奏报，他则顺水推舟，请太上皇决断，自己不发表意见。如有筵席或观戏时，他也是侍坐在太上皇旁边，“太上皇喜则喜，太上皇笑则笑”。他每天到太上皇住处请安、朝拜，恭恭敬敬，十分虔诚。每当太上皇巡幸、木兰秋狝、拜谒祖陵、朝佛拈香和举行各种祭祀活动，他都亦步亦趋地跟着，事事俯首帖耳地顺从，表现得非常温顺、驯服。当时人们都认为嘉庆帝是依靠太上皇与权相和珅当上皇上的。于是嘉庆帝便得到了乃父乾隆太上皇的认同和欢心，同时也解除了和珅的不少疑虑。
二挟太上皇以令皇帝
嘉庆帝即位时已经37岁，胸有城府，沉着稳重，他吸取了曾祖父康熙时期皇太子立而复废，废而复立的教训，小心翼翼地侍奉着太上皇乾隆帝。虽然他对父皇乾隆帝的做法有时并不同意，可是他并不露声色。对于和珅，嘉庆帝虽然心里积郁了许多怨气与不满，看不惯他的所作所为与飞扬跋扈、揽权擅政的行为，但是他深知和珅是父皇的大红人，是其耳目与影子，还是出纳太上皇之命的人；同时他也知道和珅也在时时注意和提防着自己。为了不让和珅在父皇面前说自己的坏话，更主要的是为了巩固嗣皇帝的皇位，嘉庆帝决定实施韬晦策略，他故意作出唯唯诺诺的姿态，遇事顺水推舟，得过且过，听任和珅放纵行事，专横跋扈，一意孤行……他自己则躲在一边等待时机算总账。
和珅在此期间正踌躇满志，得意忘形。他趁太上皇耄耋昏聩，精力不如以前的机会，颇有“挟太上皇帝以号令皇帝”之势。他权倾一时，举国上下从中央的“部院群僚”到地方的“督抚提镇”等文武百官，多是出自和珅之门，由他控制。当时爆发于湖南、贵州的苗民起义还没有彻底平定；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在湖北、四川、河南、陕西、甘肃等省，又爆发了震惊中外，连续九年之久的白莲教大起义。在嘉庆四年（1799年）嘉庆帝亲政以前，一切军事用兵大权，实际上都掌握在和珅手里，调兵遣将、军需开支等也由其控制；一切“军营封章”、军报都必须先向他汇报，然后才转达给太上皇和皇帝。和珅虽然也曾想到一旦太上皇归天，新皇帝嘉庆会不会继续信任自己，还是个未知数。因此，他也在时时提防着嘉庆帝，但是当他看到嘉庆帝平日庸庸碌碌，无所作为，也就放下了心。他利欲熏心，目空一切，文武官员无人敢公开与之抗衡。朝野上下许多人对他敢怒不敢言，有的阿谀奉承，有的敬而远之，有的嘴上不说，心里嫉恨，甚至连乾隆帝的诸皇子们都对他望而生畏，不敢得罪。据说当时和珅借着太上皇衰老、健忘、脾气暴躁、喜怒无常的状态，越发骄纵专横起来。他经常在太上皇召见后，边走边说：“今天‘老佛爷’（指乾隆帝）很生气，要对××阿哥杖几十，要对××阿哥进行惩罚……”吓得皇子、皇孙们个个胆战心惊，就连嗣皇帝也不例外。和珅不但轻视皇子、皇孙，有时甚至连乾隆帝他也没放在眼里。乾隆帝暮年，因年老体衰，视力衰退，手握笔时还常常打颤，批奏折时丢三落四，笔画不清。和珅见此，竟毫不顾忌地说：“不如撕去，另行拟旨。”在嘉庆帝亲政后，宣布和珅罪状时就有这么一条：“皇考力疾披章批谕，字画间有未真之处，和珅胆敢口称不如撕去，另行拟旨。”显然，这在封建专制社会中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当然，在大多数场合，和珅还是利用太上皇乾隆的手与嘴，来达到他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例如，在阿桂去世后，虽然他已是首席军机大臣与文华殿大学士，也就是一般所说的内阁首辅，即“真宰相”，但在爵位上并不算显贵，只是个伯爵。于是，他便借勒保“生擒”白莲教起义军首领王三槐一事，请求太上皇乾隆帝给他晋爵。乾隆帝满足了他的要求，于嘉庆二年（1797年）八月初九日，晋封他为公爵。而这件事压根就没有通过嗣皇帝嘉庆就批准了，当然嘉庆帝心里是不会高兴的。又如，同年春天，嘉庆帝曾发布上谕，打算在那一年冬季举行“大阅典礼”。可是和珅觉得不合时机，于是他鼓动太上皇下了一道相反的谕旨：“现在川东北的教匪虽将次剿除完竣，但健锐营、火器营官兵尚未撤回，故本年大阅着行停止。”这就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太上皇可以直接提升、加封官吏的职位和爵位，嗣皇帝只有默许、认可；反过来，嗣皇帝决定的事，太上皇可以否决。而太上皇所作的决定，又多半是权相和珅的主意，嗣皇帝嘉庆实质上并无多少实权，纯粹是个傀儡。嘉庆帝对此虽不满意，却也无可奈何，只好诸事让和珅三分。于是他装出一副与世无争，事事依靠和珅的样子，以此来麻痹他。虽然也有不少大臣偷偷向嘉庆帝告状，但他并不生气，反而表示自己要依靠和珅处理政务。当时来华的朝鲜使节有这样的一段记载；“皇帝登极以后，虽恶和珅，而无一言相及。一日和（珅）筵奏太上皇减太仆寺马匹，皇帝独自语曰：‘从此不能复乘马矣。’筵臣之旁闻之者，知珅之必无幸焉。”这一切都说明嘉庆帝非常有心计，外表上不动声色，任和珅为所欲为而不加干涉，并不时表示对和珅十分尊重。史料记载说：嘉庆帝“自丙辰（即1796年）即位以来不欲事事，和珅或以政令奏请皇旨，则辄不省曰：惟‘皇爷（指乾隆帝—笔者注）处分，朕何敢与焉’”。因此，当时人们都赞许嘉庆帝聪明、智慧，说他：“自即位以来，知和珅必欲谋害，凡于政令，惟珅是听，以示亲信之意，俾不生疑惧，此智也。”嘉庆帝这样做，既麻痹了和珅，又瞒过了太上皇，并博得了一个“孝”字，真可谓两全其美，何乐不为。嘉庆帝为了蒙蔽和珅，表现出对和珅十分信任、尊重与依托。嘉庆帝每遇有事向父皇乾隆帝奏报时，往往请和珅“代言”；每当身边有人反映和珅种种不法行为时，他常常解释说：“朕方倚相公（即和珅）理四海事，汝何可轻也。”表示他对和珅一点都不怀疑。
和珅虽然聪明过人，但却没有把嘉庆帝的心理活动摸清楚。他一方面采取拉拢、套近乎的办法，想把嘉庆帝拉到自己这边来。例如，在嘉庆帝即位前，通风报信，假献殷勤，先呈上如意，表示自己有拥戴之功，并向嘉庆帝说：“皇上今后衣食住行全部由臣负责，不用动用国库帑金。”以博得嘉庆帝的感激之情；另一方面，他又在嘉庆帝周围布置了一些亲信，以窥视嘉庆帝的动向。例如，他让自己的亲信吴省兰，以帮助嘉庆帝整理诗文为名，安插在皇帝身边，监视皇帝的活动，摸清皇帝思想。但嘉庆帝早知其阴谋，在吴省兰面前连一句不满和珅的话也不说，从而瞒过和珅，为日后亲政立即扳倒和珅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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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22 20:52: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