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发迹史 君主的嬖臣与佞臣

氧气

　　青云直上

　　一君主的嬖臣与佞臣

　　和珅在乾隆四十年（1775年）被乾隆帝发现和赏识后，地位有了显著变化，他可以常常跟随在皇上左右，随时听候主子使唤。在此期间，他以奴才自居，除了小心翼翼地悉心侍奉、笑脸相赔乾隆帝外，便是注意观察皇上的一言一行，仔细揣摩其心理与爱好。久而久之便知晓、摸透了主子的脾气、秉性。乾隆帝的所思所想，他都能揣摩得十分贴切。许多事情不等皇上开口，他都能服服贴贴、干脆利落地操办妥当。平日他对乾隆帝侍奉得体贴入微，甚至连皇上咳嗽两声，他都赶紧把痰盂端着奉上。把主子服侍得舒舒服服，十分满意，皇上因此对他更加喜爱和信任了。再加上和珅本来就聪明伶俐，思维敏捷，才华横溢，精明干练，很会办事，记忆力强，可以过目不忘，同时，他还会写一笔好字，并且他还能模仿乾隆帝的字体。对于和珅，就连外国使节对他也都赞不绝口。例如，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就曾说过，他“容貌端重，长于语言，谈吐隽快纯熟”。又如，朝鲜使臣在记载中也认为，每当乾隆帝问起一件事情，和珅不但能立即回答得有条有理，而且能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说得一清二楚，头头是道。同时还指出了和珅的一大特点，那就是：“为人狡黠，善于逢迎。”

　　和珅与乾隆帝天天接触，两人关系非同一般。和珅在围着乾隆转的过程中，逐渐了解了皇上的爱好、脾气、起居、饮食等生活习惯，也可以说对皇上的所思所想，都已经揣摩到家了。乾隆帝想什么，他就想什么，有时甚至连皇上还没想到的事，他也预先想到了；皇帝说什么，他也说什么，并且能常常说到皇帝的心坎上，那真是心领神会，心有灵犀也。这怎么不叫皇帝喜欢呢！例如，乾隆帝平日非常喜欢吟诗作赋，写字绘画，于是和珅也就在这方面狠下工夫，闲暇时间便赋诗习字，并以“骚人”自视。平心而论，和珅所作的诗文有的还是不错的，正如他同时代的学人钱泳所说，和珅的诗是有佳句可采的，很通诗律。在他的诗作中，有不少就是奉乾隆帝之命而作的。例如，在他的诗集—《嘉乐堂诗集》中，有一首《奉敕敬题射鹿图·御宝匣戊申》的诗，就是奉命而作的，现在兹录于下：

　　木兰较猎乘秋冬，平野合围坳鹿竟。

　　霜叶平铺青嶂红，角弓晓狭寒风劲。

　　图来制匣宝装成，贮就天章玉采莹。

　　文修武备双含美，犹日孜孜体健行。

　　乾隆皇帝好虚荣，讲排场，喜享乐。和珅早已摸准了他的脾气，心领神会，并深解其意。因此，他百般侍奉，小心翼翼，生怕惹皇上不髙兴。他多次陪同乾隆帝巡幸江南、热河避暑山庄、围场“木兰秋狝”（即狩猎），东巡祭祖、祭陵、朝拜“三孔”（即孔庙、孔府、孔林），西巡五台山拈香拜文殊菩萨等。除此之外，他还极力鼓动乾隆大兴土木，亲自主持扩建圆明园、避暑山庄“外八庙”，修缮皇宫大内殿阁楼台等工程，并且还为乾隆帝准备好了日后做太上皇时居用的“宁寿官”。与此同时，为了筹集这笔款项，和珅还使出了他善于敛财的本领，制定了一系列广开财源、扩大财路的措施，尽量少用或不用国库的存银，使乾隆帝十分满意，非常高兴。

　　和珅因为摸准了乾隆帝的秉性、爱好，他深知天子喜欢收藏欣赏古董、字画，以及中外各种工艺品，于是便绞尽脑汁，挖空心思，想方设法满足皇上的喜好与需求。例如，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朝鲜使臣就曾看到过和珅献给皇上的金佛。他曾在其著述中记载：“京城内有佛铺子，互相买卖。朝臣用此作为贡献，皇帝亦以此赏赐贵臣。千秋节晨朝，有进贡覆黄帕架子，盛以金佛一座，长可数尺许，舁入阙中，闻户部尚书和珅所献。”因为平素知道皇上笃信佛教，进奉金佛使老主子格外髙兴，从而进一步加深了他对和珅的信赖，同时也更加深了彼此的关系。

　　在日常生活中，和珅对乾隆帝更是体贴入微，甚至不顾大学士和军机大臣的身份，“每当皇帝有咳唾之时，和珅以溺器进之”。为了表示自己只是一条看家犬，一生忠于主子，和珅平日对皇帝从来“言不称臣，必曰奴才，随旨使令，殆同皂隶”。于是把个老皇上哄得心满意足，眉开眼笑，皇上怎么能不喜欢这个后生呢！再加上和珅很会办事，在吏治与财政方面都做了某些改革与更张。这样做不仅加强了皇权，而且增加了内务府的收入。对于这一切乾隆帝是看在眼里，喜在心头的。换句话说，那就是：和珅办事，乾隆放心。

　　乾隆帝原本就是一个才华横溢、精明能干的君主，他所需要的臣下，自然也不能是平庸无能之辈。正如英国特使马戛尔尼所见到的那样，尽管乾隆皇帝到了晚年，“刚躁之性，仍不以此少减，即如现在所存皇子，仅只四人，而此四人之中，乃无一人能略握政柄。宁举全国政柄，畀诸相国和中堂一人，而绝不计及将来承继问题，其意见如何，颇非他人所能揣测，然论者每谓现存之皇子四人，均为皇帝所不喜之。”由此可见，乾隆帝依信和珅，超过了相信自己的亲儿子。

　　不能否认，和珅确实有超人之处，他有一技之长，并有一些特殊的才能。他除了精通满文、汉文之外，还通晓蒙古文与藏文等多种文字。他能熟练地用蒙古文和藏文替皇上书写诏谕，这一点深受乾隆帝的欣赏，并不止一次地夸奖和珅：“承训书翰兼通满汉”，“清文（即满文—笔者注）、汉文、蒙古文、西番文（即藏文—笔者注），颇通大意。”由于乾隆皇帝认为和珅年轻有为，精明能干，因此他能“不次升擢，宠幸无比”。

　　乾隆帝对和珅可以说是做到了“用而不疑，疑而不用”的地步。因此，不管有人直接反映也好，还是旁敲侧击也罢，一概都是充耳不闻，视而不见；或者是做和事佬，从中调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更有甚者是压制、打击敢于弹劾和珅的人。这便应了“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那句老话。对于敢说和珅“坏话”的人，乾隆帝常常首先想到的是那个人是否别有用心，挑拨离间，企图拆散他的“左膀右臂”。久而久之，使和珅变得更加虚骄、专横，目中无人，肆无忌惮，为所欲为，有时甚至连皇子、皇孙们都得让他三分，都对他表示敬畏。

　　和珅当政后，乾隆帝有意把他留在自己身边，以备随时召用。无论乾隆帝住在皇宫大内，还是住在圆明园、避暑山庄，乃至祭祖、出巡游幸、狩猎等，都要带上和珅，可以说他们两人是形影不离，难舍难分。和珅长期以来，主管着户部和内务府，掌握着大宗钱财，乾隆帝对他从不怀疑，有时甚至还直接叫人把成千上万两的银子交给和珅，由其任意支用。

　　此外，凡是地方督抚官员们贡献的方物，或是外国使臣朝贡的礼品，准进与否，都必须事先经过和珅的同意与批准，由其定夺。而乾隆帝每次只从其中挑选一小部分，剩下的绝大部分都流入了和珅内宅，偶尔也有少数退回给进贡者本人。这样，久而久之，和珅家的奇珍异宝、金、银、玉等各种器物，比起皇宫大内的藏品并不逊色，甚至个别的对象比宫内的藏品还要出色。例如，整块的宝石和珅家收藏的比宫内收藏的还要多，还要大。他家的珍珠手串也比宫内所藏多出数倍。他家所藏的一颗大珍珠比皇上御用冠顶的珍珠还要大，还要好。他家收藏的大玉盘、大朝珠……甚至比乾隆帝收藏的还要大，质地更好，成色更佳。事实证明，和珅是乾隆帝的大红人，是乾隆帝最宠信的嬖臣、佞臣。难怪英国特使马戛尔尼、斯当东等人都认为和珅是当时中国的“二皇帝”。事实也是如此，当时和珅确实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一手遮天的权臣。

　　二连年升迁飞黄腾达

　　和珅由于得到乾隆帝的青睐与宠幸，因此他的地位也就不断变化，平步青云，官运亨通，甚至在一年之内，就接连几次擢升。他的权力越来越大，管辖的部门越来越多，就好像随风借力的风筝，扶摇直上。

　　和珅不但当文差，而且也还兼任武职。刚开始，乾隆帝把和珅从銮仪卫侍卫擢升为乾清门侍卫，不久又迁任为御前侍卫，同时兼任正蓝旗副都统。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正月，和珅擢升为户部侍郎。当年三月，又提升为军机大臣，进入军机处办事，朝夕围绕在皇帝左右，随时听候乾隆帝调遣。四月，又让他兼任总管内务府大臣，管理皇家事务。八月，乾隆帝又让其兼任镶黄旗副都统。十一月，授其为国史馆副总裁，戴一品朝冠。十二月，又兼任总管内务府三旗（即镶黄旗、正黄旗与正白旗）官兵事务，赐紫禁城内骑马。与此同时，和坤全家的旗籍也从正红旗抬人正黄旗。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五月，乾隆帝下谕旨令和珅、英廉、梁国治与刘墉等人，负责修改《明史》中有关蒙古人名、地名音译不准之处，命令他们共同“将原本逐一考核添修，务令首尾详明，辞义精当”。同年六月，乾隆帝任命和珅任吏部左侍郎，兼署右侍郎，负责官员任命、使用与检察、考核等。十月，又让其兼任京师步军统领（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九门提督”）。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初，吏部尚书永贵等人上奏，有关京察降革司员参罚事件，免其随带。此事也牵涉到了和珅，结果他以扶同瞻徇的“罪名”，受到处罚，降官二级，但是仍留任继续工作。此事对和珅并没有什么影响，没过多久，乾隆帝就让他兼任崇文门税务监督，总管行营事务。崇文门税务监督一职，是个肥缺，日进斗金。这个差事一般均由王公、国戚担任，现在这个差事给了和珅，说明皇上对他的照顾与信任。与此同时，乾隆帝还让和珅兼任了镶蓝旗满洲都统。同年六月，乾隆帝又授予和珅正白旗都统和领侍卫内大臣等职。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八月，他被任命为在御前大臣上学习行走。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三月，乾隆帝又授予和珅户部尚书，并正式擢升为御前大臣，同时还兼任正白旗都统、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和议政王大臣等职。同年四月，乾隆帝把最心爱的第十女和孝固**主许配给了和珅的长子丰绅殷德。当时和孝公主与丰绅殷德都只有六岁。从此，和珅成了皇亲国戚，成为了皇上的儿女“亲家”，因此，“宠任冠朝列矣”。这一切就足令那些王公显贵以及列朝文武官员们刮目相看；同时也为他日后弄权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十月，又充任《四库全书》正总裁，同时兼任理藩院尚书。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乾隆帝又让和珅兼任了兵部尚书，并负责管理户部三库；并且还兼任了方略馆总裁。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他以原衔充任经筵讲官，并晋封为太子太保，同时兼任《钦定日下旧闻考》一书总裁。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乾隆皇帝赏赐和珅戴双眼花翎，并充任国史馆正总裁，兼文渊阁提举阁事、清字（即满文）馆总裁。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七月，乾隆皇帝再次授予他轻车都尉世职，并再次任命他为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并兼管户部事务如故。同年九月，乾隆帝授予他一等男爵。这一年，他还依旧兼任正白旗满洲都统和镶蓝旗满洲都统。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七月，乾隆帝授予他文华殿大学士，并让他仍然管理户部。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二月，和珅晋封为三等忠襄伯爵，并赐予紫缰。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四月，充任殿试读卷官。同年五月，充任教习庶吉士。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乾隆帝赏赐和珅黄带四开契袍。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和珅又兼任篆刻“石经”的正总裁。此时，和珅在朝中的地位仅次于领班军机大臣、武英殿大学士、内阁首辅、一等诚谋英勇公阿桂。但是，阿桂只是名义上的朝臣“一把手”，而和绅才是实际上掌握朝廷实权的“第一人”。因为阿桂经常奉命外出督师、治河、勘察工程和査案等，这期间京城朝廷事务皆由和珅全权处理，军机处也由和珅代理领班。当时来华的朝鲜使臣就曾经说：“户部尚书和珅，贵幸用事。阁老阿桂之属，充位而已。”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和坤兼任翰林院学士。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乾隆帝觉得和珅权力还没有达到极致，于是又让他兼管了太医院和御药房。乾隆六十年（1795年）四月，和珅被任命为殿试读卷官。五月，又兼任教习庶吉士。是年九月初三日，乾隆帝决定把皇位禅让给自己的第十五个儿子永琰（即位后改“永”字为“颙”字，年号“嘉庆”），自己当上了“太上皇”。可是乾隆帝让位，却不让权，一切实权仍然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和珅依然仰仗着太上皇的声威发号施令，作威作福，不可一世。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和珅调任为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同年六月，又兼任镶黄旗满洲都统。这一年，领班军机大臣、大学士阿桂年已八十岁了，再加上疾病缠身，故请求休致回家，颐养天年，得到批准。可是没有多久，他的病情加重，医治无效，到了第二年八月就去世了。

　　从此和珅名正言顺地成为了朝臣中的第一把手。嘉庆二年（1797年），和珅奉命调管刑部，但仍然兼管户部。嘉庆三年（1798年）正月，奉命充任参赞机政，并兼管各部部务事宜，可以说总揽了朝廷事务的一切大权。同年八月，和珅被晋封为一等嘉勇公。

　　从以上简单按年罗列的和珅历任官职，便可以清楚地看出和珅的发迹史。他的官位是越做越高，权力越来越大，几乎是各种高官都做遍，风光享尽，真正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二皇帝”了。用一句通俗的话说，他真是坐着直升机登上高位的。在政治上，他大约从乾隆四十年至嘉庆四年的24年间，担任军机大臣就长达23年，以军机大臣兼任步军统领22年，以军机大臣、大学士、步军统领，又兼任户部尚书长达15年之久，这在整个清朝历史上是极为少见的。在政治上，和珅从三等轻车都尉晋封为一等男爵，再晋封为三等忠襄伯，最后晋封为一等嘉勇公。从侍卫擢升为军机大臣、御前大臣、领事侍卫内大臣、大学士，掌管吏、户、兵、刑等部及内务府、三库、理藩院、圆明园、茶膳房、造办处、上驷院、太医院及御药房等事务。在经济上，和珅除了担任户部尚书外，还控制着崇文门税务监督这个要职，掌握着国家的重要财源。在军事上，和珅除了担任过兵部尚书外，还长期担任京师步军统领等职，并控制着健锐营与火器营，这是清军中执掌新式武器的特种部队。在文化上，和珅曾担任《四库全书》总裁，《钦定热河志》、《钦定日下旧闻考》、《大清一统志》、《清三通》、《清字经》等大型书籍编纂的正总裁、总裁，以及担任经筵讲官、殿试读卷官、教习庶吉士、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掌院学士等职。总而言之，和珅一生高官做遍，权势赫赫，是一个炙手可热的人物。特别是他在乾隆晚年、嘉庆初年，充任首席军机大臣、文华殿大学士，并兼管吏、户、兵、刑等部事务，从而控制了官吏任免升迁、财政开支、诉讼裁判等大权，这在整个清朝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实乃一特殊事例。和珅其人对清朝中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各方面均产生了一定影响，而且这种影响还直接波及后世，给清朝由盛转衰，以至陷入危机的境遇埋下了种子。

　　和珅之所以得到如此殊荣，受到乾隆帝的特别信任、宠遇，究其原因，除长相俊秀外，还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和珅出身八旗满族世家。清朝，尤其是在清朝前期、中期，满族人受到皇帝的特殊恩遇、信任。虽然朝臣中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机构，都设置了汉官，但是历来都是以满官为主，汉官为次，实际大权均掌握在满官手中。这一点畛域分明，绝不含糊。其次，和绅所以受到重用，也说明他确实聪明能干，办事能力强，干练机敏，其知识、能力等均在同辈满族人之上。并且他多年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大权于一身，同时还是乾隆帝的儿女亲家，与皇室有联姻关系，因此，成为了乾隆帝一时一刻也离不开的人。

　　三查审李侍尧

　　尽管乾隆帝一开始就青睐、宠幸、重用和珅，但如果和珅在政绩上没有突出的表现，做出点令人们信服的举动，那也就很难使别人，特别是那些资深的同僚们服气。恰在此时，乾隆帝给了和珅一个表现自己“才能”的机会。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正月，云南粮储道并曾任贵州按察使的海宁解除旧任，被任命为沈阳奉天府尹，来京陛见，按惯例皇帝均要询问一下该省地方大吏的一些表现。海宁其父明山曾是前任云贵总督，故他对云贵两省的情况比较了解。当面海宁并没有反映出什么重要的情况，特别是还替云贵总督李侍尧说了不少好话，说他很能干，有本事。可是，背地里海宁又对别人说了不少李侍尧在云南贪赃枉法的事情。例如，他对和珅说，李侍尧贪得无厌，自己怕他报复，在李过生日时，曾向他贡献黄金二百两。和珅抓住这个机会，马上向皇上作了汇报。乾隆帝听到这个消息后，十分生气，于是下谕将海宁交给军机大臣审讯，让他说出实情。军机大臣们遵旨严厉审讯海宁，因此海宁只好全盘交代了有关李侍尧的侵贪事情。其中主要有以下两件：（1）李侍尧曾派遣部下孙允恭赴江苏购买进贡物品，借此机会收取所属官员汪圻、庄肇奎和素尔方阿等人贡献银，共计1.6万余两。（2）李侍尧派人修缮自家房舍，向属员勒索白银1万余两。于是乾隆帝下谕派遣户部右侍郎和珅与刑部侍郎喀宁阿等人，前往贵州、云南査办云贵总督李侍尧。为了防止走漏消息，乾隆帝特别下达密旨，命令沿途湖南、贵州等省巡抚派人把守关口，严密稽査往来人等，如若遇到私骑驿站马匹由北往南的人，一定要严行截拿，详加审讯，然后上报。

　　李侍尧，字钦斋，祖籍辽东铁岭，原为汉军正蓝旗人。乾隆四十年（1775年）其家被抬入汉军镶黄旗。他是明末将领李如柏的后代，其四世祖李永芳，原本是明朝镇守抚顺城的最高长官。在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初，当清太祖努尔哈赤率军攻打抚顺时俯首投降。努尔哈赤为了奖励他，授予他三等副将官衔，并把自己的孙女下嫁给他，因此俗称其为“抚顺额驸”。从此李永芳为新主子效尽了犬马之劳，立下了赫赫战功。李侍尧的父亲叫李元亮，曾做过户部尚书。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也是八旗勋旧大臣的后裔。乾隆八年（1743年），李侍尧以荫生身份得补印务章京一职。乾隆十四年（1749年），乾隆帝第一次接见李侍尧时就留下了极好的印象，认为他是“天下奇才”，立即破格提升他为副都统。当时有人以违例谏劝，乾隆帝却说：“李永芳孙，安可以他汉军比。”不久，李侍尧先后又转任工部侍郎、户部侍郎、广州将军等职。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便任代理两广总督，至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正式实授。因为广州从隋唐时期开始，就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到了清朝乾隆时期，广州又成为了中国对外通商的唯一港口。一切贸易均由洋行（俗称“十三行”）经理。因此，“十三行”商人，若想保持其垄断地位，就必须向广州地方官行贿、献纳。于是两广总督一职，一向是个发财的肥缺。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李侍尧被召回京师，充任户部尚书、正红旗汉军都统，袭勋旧佐领。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专任湖广总督。次年，再任两广总督。不久，因丁忧回到京师，守制期满，任工部尚书。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又任两广总督，袭二等“昭信伯”。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被授予武英殿大学士，仍留两广总督任。他前后在两广总督任上干了十五年。直到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才调任云贵总督。李侍尧是位能人，其才干尽人皆知。《清史稿》记载：此人“短小精悍，过目成诵，见属僚，数语即辨其才否。拥几高坐，语所治肥瘠利害，或及其阴事，若亲见，人皆悚惧”。礼亲王昭梿在其所著《啸亭杂录》中也说：“公短小精敏，机警过人，凡案籍经目，终身不忘。其下属谒见，数语即知其才干，拥几高坐，谈其邑之肥瘠利害，动中要害，州县有阴事者，公即屡屡道之，如目睹其事者。”再加上，李侍尧也很会讨好乾隆帝，在他为官期间，在同僚中以进贡方物最得主子满意驰名。乾隆帝曾夸奖他与山东巡抚国泰的贡品最好，超过其他人，非常喜欢。因此，他一向为乾隆皇帝倚任、器重。于是，在这种情况下，李侍尧逐渐沾染了当时官场上的种种恶习、陋规，并滋生了骄娇二气，趾高气扬，轻易不把别人放在眼里。因其“年老位高，平日儿畜和珅，珅衔之”。这也就是说，他凭着资格老，地位高，没把和珅放在眼里，经常在语言上和行动上对和珅不尊重，于是就得罪了和珅。因此，和珅也总想找机会整整他。和珅本来就心胸狭窄，又本性阴毒。“少有嫌隙，必致中伤。”李侍尧也确实存在贪赃、受贿、索贿、侵吞、勒派等一系列问题。例如，他曾强行把一颗珍珠卖给昆明知县杨奞，然后索要白银3000两，将另一颗珍珠卖给云南的一个同知方洛，索要白银2000两。后来两人并不敢把珍珠收为己有，于是又作为礼物送给了李侍尧。此外，李侍尧曾令云南鲁甸通判素尔方阿管理乐马银厂，每月向其交纳1000—2000两白银。再说，乾隆帝早已知道李侍尧以筹办贡品为名，借机营私肥己。因此，他一方面派当时正在随銮南巡的户部右侍郎和珅与刑部侍郎喀宁阿为钦差大臣，从山东长清县灵岩寺行宫出发，每日行程200里左右，迅速赶往贵州、云南。与此同时，乾隆帝又谕令在京师的户部尚书英廉，在正月二十七日，率人查抄了李侍尧的在京家产。

　　和珅、喀宁阿等人一路晓行夜宿，急急忙忙于二月二十六日，赶到了昆明府。首先把李侍尧的大管家张永受拘捕起来，连夜严加审讯，并査抄了他的随身携带物品。张永受实在挺不住了，只好供出了李侍尧派他承收各级地方官员馈送的贪污营私的有关事情。三月初七日，和珅与喀宁阿查审李侍尧，在事实面前，李侍尧不得不俯首认罪。承认收取迤南道庄肇白银2000两，收取鲁甸通判素尔方阿总共白银8000两，收取东川知府张珑白银4000两，收取云南按雜汪圻白银5000两，收取临安知府德起总共白银1万两。此外，他在查办一起案件时，査获黄金600两、白银1000两，然后将存单改为黄金60两，白银7500两，按照当时金银比价从中贪污白银3300两。经过核实，李侍尧贪污白银3.5万两左右，其实这只是他侵吞、勒索非法收入的一部分。乾隆帝对于李侍尧的贪污行为十分生气，他在上谕中说：“侍尧身为大学士，历任总督，负恩婪索，朕梦想不到，夺官，逮诣京师。”按照乾隆帝的谕令，和珅、喀宁阿将李侍尧革职拿问，解送京师，进一步审查。经过多次审问，李侍尧对于自己所犯罪行供认不讳，和珅等人拟判其“斩监候，夺其爵以授其弟奉尧”。和珅之所以判李侍尧“斩监候”，并不是他不想将李侍尧立即斩首，而是他早已揣摩到乾隆帝是想抄没李侍尧的家产后，网开一面，给他留一条生路，才这样宣判的。接着便是大学士、九卿等和议和珅审拟的李侍尧贪污营私各款罪行，结果是将原拟“斩监候”，改判为“斩立决”。五月七日，乾隆帝发布上谕说：“李侍尧历任封疆，在总督中最为出色，是以简用为大学士，数十年来受朕倚任深恩，乃不意其贪黩营私，婪索财务盈千累万，甚至将珠子卖与属员，勒令缴价复将珠子收回。又厂员调回本任，勒索银两八千余两之多，现在直省督抚中令属员购买物件短发价值及不发价者不能保其必无。至李侍尧之赃私累累逾闲荡检，实朕意所想不到，今李侍尧既有此等败露之案，天下督抚又何能使朕深信乎？朕因此案实深惭懑。近又闻杨景素有声名亦甚狼藉，但此人已死，若至今存，未必不为又一李侍尧也。各督抚须痛自猛省，毋谓査办不及幸逃法网，辄自以为得计。总之，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触目警心，天良具在，人人以李侍尧为炯诫，则李侍尧之事未必非各督抚之福也。所有此案核拟原折，即发交各督抚阅看，将和珅照例原拟之斩监候及大学士、九卿从重改拟斩立决之处酌理准请各抒己见定拟具题，毋得游移两可。”大多数督抚都同意判李侍尧斩立决，只有极少数人（如安徽巡抚闵鹗元）同意和珅的意见—“斩监候”，打算给李侍尧一条活路。因为他也揣摩到乾隆帝的意图是不想处死李侍尧的。因此上奏说：“侍尧历任封疆，干力有为，请用‘议勤’、‘议能’（此二‘议’均为清朝法典中的‘八议’之一，其他六议分别为‘议亲’、‘议故’、‘议功’、‘议贵’、‘议实’和‘议贤’等—笔者注）之例，宽其一线。”于是乾隆帝在十月初三日，下诏改定为“斩监候”。同时决定把查抄的李侍尧的家产，除一部分珠宝珍品留在宫内外，其他衣物、器具等物送至崇文门税关变卖，所得银两悉数交给内务府广储司库收存。并将李侍尧在京房产查抄入官，将其中一所宅居，内有大小房间143间的院落，赏赐给和珅，作为和孝十公主的公主府第。

　　对李侍尧一案的处理不但显示了和珅的办事才能，而且也显示了和珅与乾隆帝心心相通，甚解上意。此外，和绅在云贵两省逗留期间，了解到两省地方官员，“赃私狼藉，吏治废坏，府州县多有亏空，须彻底清查，清厘积弊。”于是他给乾隆帝写了一份详细汇报，并提出了自己的处理办法。乾隆帝阅后，非常满意，本来打算任命和珅为云贵总督，但是考虑到此案是和珅本人处理的，恐怕别人有什么想法；再说，他也不愿意和珅长久远离自己身边，于是便任命福康安为云贵总督。同时命令和珅火速回京。还未等和珅人到京师，乾隆帝就急不可耐地提升他为户部尚书，兼议政王大臣。待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五月，回到京师后，和珅又向乾隆帝面陈了有关云贵两省设关、盐务、钱法，以及边务（例如，与缅甸的关系、与越南的贸易等）诸事，均合乎主子的心意，得到了乾隆帝的首肯，并批准实施。接着皇上又授予他御前大臣。

　　和珅通过处理李侍尧案，不但使乾隆帝进一步了解了他的办事能力，而且也达到了乾隆帝让他在百官中提高威信的目的。从此乾隆帝对他更加宠信，两人的关系也更加密切，在仕途上和珅进一步飞黄腾达了。

　　四攀高枝与皇室联姻

　　和珅官运亨通的另一个标志，就是他的一家及其家族与皇室结亲。当然这同样也反映了乾隆帝对和珅的青睐与宠信。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乾隆帝赐和珅长子名字丰绅殷德（“丰绅”一词为满语，意为“有福泽”也—笔者注），同时还把自己的掌上明珠，年仅6岁的最小的女儿和孝固伦十公主许配给了他，“待年及岁时，举行指婚礼”。从此，乾隆帝与和珅两人结下了“娃娃亲家”。当年乾隆帝年已古稀，而和珅刚刚31岁。

　　乾隆帝一生共生育了十个女儿，其中有五个因早殇没有加封，更没有下嫁。和孝固**主是乾隆帝的第十个女儿，也是他最小的一位公主。她生于乾隆四十年（1775年）正月初三日。那一年乾隆皇帝已经65岁。和孝公主的生母汪氏，是乾隆帝所册封的18位有名位的后妃之中的第十七位。她排在容妃（即所谓维吾尔族妃子“香妃”）的前面。惇妃汪氏是满洲正白旗人，她的父亲名叫四格，曾做过都统。惇妃生于乾隆十一年（1746年）三月初六日，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十月，被选入宫。乾隆帝比较喜欢她，故在当月十八日就封她为“永常在”。乾隆三十三年（1767年），被晋封为“永贵人”，接着又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十月，晋封她为“惇嫔”。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十一月，因其怀孕在身，被晋封为“惇妃”。第二年（1775年）正月，便生下了和孝公主。

　　惇妃脾气暴躁，比较骄横，也许自以为生了个皇上喜欢的女儿，有了本钱就飞扬跋扈，不可一世起来，动不动就发火，并经常拿下人出气。她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借故打死了一名使女，乾隆帝知道后非常生气，把她降为“嫔”。可是不久又恢复了她的“妃”位。这也许是“母以女贵”，因为和孝公主深受乾隆帝宠爱的缘故吧。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正月初三日，是和孝公主的周岁纪念，即所谓“碎盘日”。那一天，乾隆帝赏赐给她许多玩物与珍宝，其中有汉玉撇口钟、汉玉娃娃戏狮、青玉匙、红白玛瑙仙鹤、油珀圆盒与汉玉扇器等。和孝公主生来活泼好动，聪明伶俐，讨人喜欢，长相也颇似其父乾隆帝，而且她又是乾隆皇帝最小的女儿，就是俗话所说的“老闺女”，因此，皇上就格外喜欢、宠爱她，视其为“掌上明珠”。在《清史稿·公主表》中记载：“主，高宗少女，素所钟爱，未嫁赐金顶轿。”

　　在和孝公主14岁时，乾隆帝就破格封她为“固伦（满语，汉译为‘国’之意）公主”。按照清朝体制，皇后之女才能封为“固**主”，其品级相当于亲王。而妃、嫔所出，或由皇后所收养的宗室之女，则只能封为“和硕公主”。其品级相当于郡王。乾隆帝的其他四个女儿，分别为：第三女和敬固**主，乃孝贤皇后所生，乾隆十二年（1747年）三月，下嫁给色布腾巴尔珠尔额驸（蒙古族）；第四女和嘉和硕公主，纯惠贵妃苏氏所生，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正月，下嫁给傅恒之子福隆安额驸；第七女和静固**主，孝仪纯皇后所生，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下嫁给拉旺多尔济额驸；第九女和恪和硕公主，孝仪纯皇后所养，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下嫁给扎兰泰额驸。和孝十公主在诸皇女中是备受乾隆帝宠爱、娇惯的一个，从小就被养育在皇帝身边。乾隆帝以其相貌非常像自己，因此就格外钟爱她、呵护她，并经常对她说：“假如你是个皇子，那朕一定立你为皇储。”和孝公主自幼就具有阳刚之气，喜欢把自己打扮成男孩子，更喜欢与男孩子一起玩耍，做一些男孩子们的游戏。青少年时期，她经常随乾隆帝出巡、木兰秋狝，驰骋在密林与一望无际的大草原间，显现出她那飒爽英姿，“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气魄。当年她进哨行围，用过的各种小型弓箭、撒袋、马鞍等狩猎用具，后来还常被乾隆帝的皇孙辈的孩子们使用。据史料记载：她“性刚毅，能弯十力弓，少尝男装随上较猎，射鹿丽黾，上大喜，赏赐优渥”。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和孝公主6岁时，就被乾隆帝许配给和珅的长子丰绅殷德为妻。那一年，丰绅殷德也恰好是6岁，他与和孝公主同年同月所生，只是比公主小半个月。他长得与其父和珅几乎一模一样，也是个英俊貌美的少年。他号称“润圃”，含有“恩蒙尚主，入趋禁廷，退乐钟鼓思义”的意义。和孝公主与丰绅殷德订婚以后，和珅好像吃了一颗定心丸，分外地高兴、得意。他认为自己在朝中的地位进一步巩固了，也是乾隆帝最信任的人。他知道，今后只要讨得和孝公主高兴，乾隆帝也一定会高兴。因此，他就变着法儿地向和孝公主献殷勤，讨喜欢。当时和孝公主尚在童年，经常管和珅叫“丈人”（公主称和珅为“丈人”不知何因，也许是因为其年少时喜欢打扮成男孩子的缘故，把“公爹”叫成“丈人”吧）。有一年春节期间，乾隆皇帝带着和孝公主逛圆明园内同乐园的“买卖街”［在圆明园中，每年新春伊始（即正月初一）到“燕九节”（所谓“燕九节”，是一个道教的节日，即农历正月十九日。因为，这一天是道教“全真派”的主庭北京白云观的创始人丘处机的生日）期间，仿照民间的“庙会”，临时设立的“买卖一条街”—笔者注］。和珅当时也陪同他们父女二人逛街，逛来逛去当他们一行来到一家卖衣服的铺子前，乾隆帝看见了一件“大红呢子夹衣”，便走上前去翻看，和孝公主与和珅也赶紧跑了过去，公主十分喜欢这件衣服，爱不释手，乾隆帝看到这种情景，赶忙说：“还不叫你‘丈人’给你买下！”于是和珅花了28两银子买了这件衣服，送给了和孝公主。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当和孝公主14岁时，被破格晋封为“固**主”。也就是从这一年的三月二十日开始，和孝公主开始留起了头发，准备下嫁。据清朝档案记载，乾隆帝这一天赏赐给她一批丰厚的礼物，其中包括大批绫罗绸缎和珠宝玉器。三月二十六日，乾隆帝又下谕旨赏赐给和孝公主金镶松石如意一柄、伽南香念珠一盘、汉玉扇器四件。同时还赏赐给丰绅殷德金镶松石如意一柄。

　　乾隆五十四年（1798年），和孝公主与丰绅殷德按原来的规定，将要举行指婚大礼。当年闰五月初二日，乾隆帝又下谕旨说：“凡下嫁外藩固**主，例支俸银一千两。如系在京住者，即照下嫁八旗之例支给。从前和敬固**主，虽系在京居住，而俸银、缎匹仍照外藩之例支领，年久未便裁减，是以降旨仍照旧关支。今和孝固**主，系朕幼女，且在朕前承欢侍养，孝谨有加，将来下嫁后，所有应支俸禄，亦着一体赏给一千两，以昭平允，而示嘉奖。”这也就是说，和孝公主的俸禄是诸皇女中，属于最高一级的，与下嫁外藩的固**主相同，很显然这是乾隆帝对和孝公主的偏爱。与此同时，乾隆帝还下谕旨：“命固伦额驸丰绅殷德在御前行走。”没有多久，他又被任命为散秩大臣。

　　这一年的十一月二十七日，是个黄道吉日，一切准备停当，刚刚15岁的和孝公主与丰绅殷德举行了婚礼。为此，乾隆皇帝除了赏赐给她大量土地、庄丁和奴仆外，还赏赐给她一大批妆奁。现在这份赏赐她的清单，还完整地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现录列于下：

　　红宝石朝帽顶一个，嵌二等东珠十颗。

　　金凤五只，嵌五等东珠二十五颗，内无光七颗，碎小正珠一百二十颗，内乌拉正珠二颗，共重十六两五钱。

　　金翟鸟一只，嵌锞子一块，碎小正珠十九颗，（随）金镶青金桃花垂挂一件，嵌色暗惊璺小正珠八颗，穿色暗惊璺小正珠一百八十颗，珊瑚坠角三个，连翟鸟共重五两三钱。

　　帽前金佛一尊，嵌二等东珠二颗。

　　帽后金花二枝，嵌五等东珠五颗。

　　金（银）珊瑚头箍一围，嵌二等东珠七颗，重四两七钱。

　　金镶青金方胜垂挂一件，嵌色暗惊璺小正珠二十四颗，穿碎小正珠二百四十九颗，珊瑚坠角三个，重四两五钱五分。

　　金镶珊瑚项圏一围，嵌二等东珠五颗，五等东珠二颗，重五两四钱。

　　鹅黄辫二条，松石背云二个，珊瑚坠角四个，加间三等正珠四颗，四等正珠四颗，重五两三钱。

　　双正珠坠一副，计大正珠六颗，二等正珠六颗，加间碎小正珠六颗，金钩重一两七钱五分。

　　金手镯四对，重三十五两。

　　金菏莲螃蟹簪一对，嵌无光东珠六颗，小正珠二颗，湖珠二十颗，米珠四颗，红宝石九块，蓝宝石二块，锞子一块，重二两一钱。

　　金莲花盆景簪一对，嵌暴皮三等正珠一颗，湖珠一颗，无光东珠六颗，红宝石十二块，子一块，无挺，重一两五钱。

　　金松灵祝寿簪一对，嵌无光东珠二颗，碎小正珠二颗，米珠十颗，子二块，红宝石四块，蓝宝石二块，碧牙二块，重二两。

　　碎小正珠小朝珠一盘，计珠一百八颗，珊瑚佛头塔记念，银镶珠背云，嵌小正珠一颗，米珠四颗，小正珠大坠角，碎小正珠小坠角，加间米珠四颗，金圈八个，连绦结，共重一两八钱五分。

　　碎小正珠小朝珠一盘，计珠一百八颗，珊瑚佛头塔记念，银镶珠背云，嵌色暗五等正珠一颗，米珠四颗，小正珠大坠角，碎小正珠小坠角，加间米珠四颗，金圈八个，连绦结，共重一两四钱五分。

　　珊瑚朝珠一盘，青金佛头塔，金镶绿碧牙背云，碧牙大坠角，松石记念，碧牙黄蓝宝石小坠角，加间色暗暴皮五等正珠四颗。

　　珊瑚朝珠一盘，催生石佛头塔，铜镶宝石背云，嵌子一块，红宝石二块，蓝宝石二块，碧牙一块，绿晶一块，松石记念，红宝石大坠角，红宝石小坠角二个，蓝宝石小坠角一个，加间无光东珠一颗，小正珠三颗，饭块小正珠十四颗，珊瑚蝙蝠二个。

　　青石朝珠一盘，珊瑚佛头塔记念，铜镶嵌背云，红宝石四块，碧牙一块，蓝宝石二块，碧牙大坠角，红宝石小坠角，加间假珠四颗。

　　催生石朝珠一盘，珊瑚佛头塔记念，松石背云，黄宝石大坠角，碧牙小坠角，加间饭块小正珠一颗，碎小正珠三颗。

　　松石朝珠一盘，碧牙佛头塔记念，蓝宝石背云，红宝石大坠角，珊瑚记念，红宝石碧牙小坠角，加间碎小珠四颗。

　　松石朝珠一盘，碧牙佛头塔记念，蓝宝石背云，黄宝石碧牙大坠角，珊瑚记念，红宝石碧牙小坠角，加间变色小正珠一颗，饭块小正珠三颗。

　　蜜腊朝珠一盘，碧牙佛头塔，背云，记念，坠角，加间碎小正珠四颗。

　　蜜腊朝珠一盘，碧牙佛头塔，背云，记念，小坠角，红宝石大坠角，加间碎小正珠三颗，假珠一颗。

　　酱色缎貂皮袍两件，青缎天马皮袍一件。

　　酱色缎灰鼠皮袍一件，酱色缎羊皮袍一件。

　　酱色绸羊皮袍一件，酱色缎上身羊皮，下接银鼠袍一件。青缎貂皮褂二件，石青缎绣八团白狐鳒皮褂一件，青石缎四团夔龙银狐褂一件，青缎灰鼠皮褂两件。以上俱换面改作。

　　绣五彩缎金龙袍料五匹、绣五彩缎蟒袍料二十三匹、绣五彩纱蟒袍料二匹、织五彩缎八团金龙褂料十八匹、绣五彩纱龙袍料三匹、片金二十匹、蟒缎二十匹、大卷闪缎三匹、小卷闪缎三十二匹、羊绒三十卷、妆缎三十匹、上用金寿字缎二匹、大卷八丝缎一百六十四匹、上用缎六匹、大卷官绸二十五匹、大卷纱二十二匹、大卷五丝缎一百六十匹、小卷五丝缎七十五匹、潞绸八十匹、官纱二十匹、绫一百匹、纺绸一百匹，共九百四十匹。

　　金镶玉草筋二双、商银痰盒二件，每件重七两八钱；银粉妆盒一对，重三十八两一件，三十七两一件；银执壶一对，每件重二十一两；银茶壶一对，每件重三十两五钱；银盆二件，重九两七钱一件，重十两三钱一件；银盒一对，重一百三十两一件，六十一两一件；银壶一把，重七两五钱一件；银盒二件，重九两七钱一件，十两三钱一件；银盒一对，重七两五钱一件，重七两四钱一件；商银小碟一对，重二两五钱一件，一两七钱一件；镀金盒一对，重三两一钱一件，三两二钱一件；银杯盘十份，共重三十二两五钱；银壶四把，重十三两二件，十两二件；银匙四把，每件重六钱；玉杯八件。

　　象牙木梳十匣、黄杨木梳二十匣、篦子十二匣、大抿二十匣、剔刷一匣、刷牙刮舌十二匣。

　　摆紫檀格子（即多宝格）用：青汉玉笔筒一件，紫檀座青玉杠头筒一件，紫檀座青玉执壶一件，紫檀座汉玉仙山一件，乌木商丝座汉玉鹅一件。紫檀座摆紫漆案用：汉玉璧磬一件，紫檀架随玉半璧一件、汉玉半璧一件、紫檀座汉玉磬一件、紫植商丝架随玉夔龙一件、汉玉璧一件、紫檀座青玉瓶一件。紫檀座摆黑漆笔砚桌用：汉玉笔架一件、紫檀座青玉瓶一件、紫檀座汉玉水盛一件、紫檀座紫檀画五屏峰（风）筒妆二座（每座随玻璃镜一面）、红漆长方屉匣十对、雕紫檀长方屉匣六对、红填漆菊花式捧盒二对。

　　以上乾隆帝的赏赐物品，大体上可分为七大类，即（1）头饰品。（2）皮衣。（3）朝珠。（朝珠乃皇家的一种象征着高贵身份的特殊装饰品。这种朝珠可以用宝石、珠玉缀成，非常华贵，只有皇室主要成员和少数特别高级的官员才能佩戴。）（4）衣料。（5）梳妆用品。（6）陈设品。（7）文房四宝等各种用具。这些赏赐用品，有的是乾隆帝特别照顾和孝公主的，比她的几个姐姐都要丰富得多。

　　乾隆帝不但赏赐给和孝公主大批妆奁，而且就在同一天还赏赐给额驸丰绅殷德大量礼品，其中主要有：

　　椰子朝珠一盘，珊瑚佛头塔，银镶蓝宝石背云，嵌红宝石四块，碧牙记念，蓝宝石小坠角，加间养珠四颗。

　　蜜蜡朝珠一盘，碧绿牙佛头塔，银镶碧牙背云，大小坠角，珊瑚记念，加间碎小正珠四颗。

　　红宝石朝帽顶一个，嵌二等东珠六颗。

　　帽前金佛一尊，嵌五等东珠二颗。

　　帽后金花一只，嵌五等东珠一颗。

　　镀金嵌碧牙四块瓦一副，随手巾束一副。

　　银镀金嵌温都鲁四块瓦一副。

　　象牙牙签筒一件，鳅角牙签筒一件。

　　集锦荷包二匣，每匣金黄大带。

　　花大荷包一对，珊瑚豆小荷包四个，套二个，扳指套一个，火镰一把，扇套一个。

　　哈吗一副，小刀二把，灰色青貂袍一件，蓝绸貂皮袍一件，酱色缎灰鼠皮袍一件，蓝色银鼠皮袍一件。

　　蓝绸羊皮袍一件，石青锻貂皮褂二件。

　　石青缎灰鼠皮褂一件，石青缎羊皮褂一件。以上十二件，系四执事，俱换面改做。

　　此外，乾隆帝还赏给丰绅殷德额驸头等女子四名，二等女子四名，三等女子四名。每名女子各赏有皮、棉、夹衣、丝缎衣料、银项圈、铜耳坠等物。同时还赏给了户口男人十一人，女人十一人，户口管领二人，也各赏赐了他们一些衣物和用具等。

　　乾隆帝觉得以上这些妆奁和礼品，还不大够，于是又格外赏赐给和孝公主与丰绅殷德额驸一些物品，内有包括做衣服、被褥、床单与帐幔等物的丝绸、锦缎、绫罗、绣纱、毛毡和绒线等八百五十九匹。其中包括：

　　大卷八丝缎一百七十六匹、妆缎二十二匹、小卷八丝缎二匹、锦十一匹、倭缎四匹、小卷闪缎十六匹、大卷纱六十九匹、春绸八十二匹、绉绸二百四十七匹、纺绸一百二十三匹、绫八十八匹、小卷金寿字缎十九匹，以及黄猩猩毡二丈一尺、红猩猩毡一丈八尺七寸、绣缎领、袖十副、绣纱领、袖三副，绒线四十四匣、三等金线七百三十四子。

　　此外，乾隆帝还另加赐给和孝公主妆奁如下：

　　紫檀嵌玉如意一盒（计九柄）、红漆填金捧盒二对、红填漆菊花式捧盒八对、黄彩漆八方捧盒七对、填漆透风八方捧盒八对、彩漆皮圆盒五十件、银珐琅里镶嵌玳瑁面盒七件、广珐琅面盆四件、铜镜四件、玛瑙把镜四件、珐琅把镜四件、紫檀支镜十件、翠顶花钿边三十份、翠凤二十匣、翠花六十匣、小抿二十匣、篦子八匣、刷牙刮舌八匣、剔蓖二十匣、剔刷十九匣、旧锦缎绸实例夹被三件、大红缎绣花卉高桌围四个、刻（缂）丝扇套片十片、刻（缂）丝香袋片十四片、绣香袋片五十六片、绣缎镜套料三十六片、未做成小荷包八十八对、刻（缂）丝镜套料二片、西洋线络单一块、绣纱帐子一件、绣纱幔子二件。

　　除此之外，在和孝公主与丰绅殷德举行正式结婚大典后六日，即十二月初三日，按清朝皇家的礼节，和孝公主与丰绅殷德额驸还要进宫举行回门礼。就在那一天，乾隆帝又赏赐给他们俩大批礼品。其中赏赐给和孝公主的东西主要有：

　　金年年如意簪一对，嵌小正珠三颗，碎小正珠九颗、无光东珠二颗、红宝石十四块、蓝宝石四块、子二块、子玉一块、羊睛一块，重二两四钱。

　　金菊花簪一对，五等饭块正珠六颗，红宝石四块，蓝宝石二块，重一两四钱。

　　金喜荷莲簪一对，嵌无色东珠二颗，米珠八颗，子二块，红宝石六块，蓝宝石二块，重一两四钱五分。

　　金喜荷莲簪一对，嵌四等正珠一颗，五等东珠一颗，小正珠七颗，湖珠三颗，无光东珠三颗，碎小正珠一颗，红宝石十块，蓝宝石一块，羊睛二块，子三块，重一两五钱。

　　金喜荷莲簪一对，嵌五等正珠二颗，小正珠四颗，碎小正珠二颗，米珠四颗，红宝石七块，玻璃一块，重一两四钱五分。

　　银镀金龙头吉庆寿字流苏一对，穿饭块小正珠八十颗，红、蓝宝石坠角十个，重一两七钱四分。

　　金喜荷莲簪一对，嵌色暗惊璺二等正珠一颗，无光东珠一颗，五等正珠一颗，五等东珠一颗，小正珠六颗，碎小正珠十四颗，红宝石十块，蓝宝石二块，子二块，重一两七钱。

　　金灵芝蜘蛛簪一对，嵌五等正珠一颗，湖珠三颗，小正珠二颗，红宝石十一块，蓝宝石三块，碧牙一块，子二块，松石一块，重二两三钱。

　　黄汉玉诗意夔纹如意一柄，青玉方朔一件，紫檀乌木商丝座白玉连环节一件，白玉鱼磬一件，紫檀架碧玉夔凤双孔花插一件，紫檀牙座铜牧牛一件，紫檀座水晶灵芝双环瓶一件，乌木红牙座白地红花甘露瓶一件，紫檀座玛瑙葵花碗一件，锦二匹，大卷八丝缎四匹，大卷宁绸三匹。

　　赏赐给丰绅殷德额驸的礼品主要有：

　　珊瑚朝珠一盘，绿玉佛头塔，碧牙背云，大坠角，松石记念，红宝石小坠角，加间碎小正珠一颗，米珠三颗。

　　据当时目睹和孝公主下嫁丰绅殷德家的朝鲜使者记载：“皇女于归，特赐帑银三十万。”“大官手捧如意、珠贝，拜辞于皇女轿前者无虑屡千百，虽以首阁老阿桂之年老位尊，亦复不免云。”

　　当时朝鲜使者还把和孝公主下嫁丰绅殷德额驸与乾隆帝的另一个女儿和嘉公主下嫁富隆安额驸时的情景作了比较，他说：乾隆皇帝对和孝公主“宠爱之隆，妆奁之侈，十倍于前驸马福隆安时，自过婚日，辇送器玩于主第者论其直（值），殆过数百万金”。这还不算，乾隆帝不久借着和孝公主过生日之际，又赏赐给她一批礼物，其中主要有：

　　紫檀嵌玉如意一柄，汉玉开璧磐一件，上栓青玉鸠一件，紫檀架白玉仙山一件，紫檀座汉玉葵花洗一件，紫檀座碧玉双孔花插一件，茜牙座青玉海棠洗一件，紫檀商丝座青绿双瓶一件，绿晶蕉叶花插一件，紫牙白檀座八成金五两重金锞九个，藏香九束，自鸣钟一座，五十两重银元宝九个，绸缎九表九里（外库）。

　　由此看来，当时乾隆帝对这场婚姻非常满意、高兴，爱女之心意犹未尽，就连和孝公主的母亲惇妃也沾上了光。乾隆帝又在当月的二十一日，赏赐给惇妃白银三百两，其名为是给惇妃过生日的祝贺礼。可是惇妃的生日是三月初六日，离那时还差两个多月呢！由此可见，乾隆帝肯把自己最心爱的小女儿和孝公主下嫁给和珅的儿子丰绅殷德，并赏赐给他们极其丰厚的妆奁与礼物，这不仅意味着乾隆帝对和珅极为宠幸，同时也是提高和珅身份与地位的一个手段。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和珅从此与乾隆帝结成了儿女亲家，双方彼此关系更进一步加深了，这是其他高官显贵们所望尘莫及的。这也说明和珅实际上已成为当朝第一权臣，是别人望眼欲穿的勋贵国戚。

　　其次，和珅家族与皇家攀亲，除了其子丰绅殷德娶了和孝公主为妻外，和珅的女儿也嫁给了皇族。他的女儿是贝勒永鋆（号“丽斋”）的福晋（满语，亦作福金、夫金，系汉语“夫人”的音译）。永鋆乃是康熙皇帝的曾孙。丰绅殷德曾有《赠丽斋姐丈》一诗，其中写道：“莫厌山居太寂寥，绝超城市困喧嚣。自由自在神俱爽，无事无非梦亦调。茅舍竹篱偏得趣，清风明月不须邀。布衣蔬食吾犹愿，况有花时酒一瓢。”丰绅殷德的这首诗写于和珅家产被抄没后，亲属们个个如丧家之犬，心灰意冷眷恋着昔日富贵生活。而丰绅殷德却有一种看破红尘之情感，并以此劝慰其姐丈既来之，则安之，安于现状，得过且过的真实写照。

　　和珅家族与皇室成员有亲缘关系的另一个事例，就是和珅的侄女，即其弟和琳之女嫁给了乾隆帝的孙子绵庆。绵庆为永瑢的第六子，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袭质郡王，嘉庆九年（1804年）去世，谥号为“恪”。绵庆年幼时聪明伶俐，讨人喜欢。13岁时，曾经陪同乾隆帝到避暑山庄练习射箭，他因连中三箭，得到乾隆帝嘉奖，赏赐给他一件黄马褂及三眼孔雀花翎。他精通音律，比较好学，但是身体比较孱弱，经常生病，嘉庆九年（1804年）死时，只有26岁。嘉庆帝对于他的死十分惋惜，曾经赐银5000两，为其料理丧事。其父永瑢为乾隆帝第六子，后来过继给允僖为后。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袭贝勒爵位，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晋封为质郡王，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晋封为质亲主，次年，得病去世。谥号为“庄”。有关绵庆与和琳之女结为伉俪一事，在丰绅殷德的诗作《延禧堂诗抄》中也有反映。嘉庆十一年（1806年），他曾写了一首《极乐寺少憩用紫幢轩独游水南韵》的诗，其诗注中有：“乾隆己酉年（即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秋，先叔希斋（即和琳）公巡漕回觐，曾宿此室。予自城来接待，谈竟日，回忆忽已十八年。而妹倩质恪郡王‘书香世界’额，犹悬楣端，伊已下世将二载矣。追思二事已成千古，曷胜憾怆。”关于此事，和珅本人也曾有诗记载，他在一首《希斋弟督军苗疆受瘴而卒，痛悼之余为挽词十五首，言不成声，泪随笔落，聊长歌以当哭云》的诗中写道：“看汝成人瞻汝贫，子婚女嫁任劳顿。如何又为营丧葬，谁是将来送我人。”这说明和琳女儿嫁给质恪郡王一事，是由和珅一手为之操办的。此外，朝鲜使臣也记述了和珅家族与皇室联姻之事：“吏部尚书和珅，去年升为军机大臣，子尚皇女，女配皇孙，权势日隆。皇帝遣内侍轮番其第，势焰熏天，缙绅趋附。”和珅从此成为了朝廷灸手可热的新贵。

　　由以上几例和珅家族与皇室联姻之事，不仅反映了和珅与乾隆帝彼此关系非同一般，而且也反映了和珅家族与整个皇室也是亲上加亲，关系很深。

　　五奉使济南查办国泰、于易简

　　刚刚弹劾陕西巡抚毕沅不久的监察御使钱沣，紧接着在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初，又上疏弹劾山东巡抚国泰和布政使于易简。其罪证是“贪纵营私”、“纵情攫贿”、“吏治败坏”、“属员升迁调补，多索贿赂”与“勒派州县属员贿赂，以致历城等处仓库多有亏空”等。国泰，富察氏，满洲镶白旗人。出身贵族，其父文绶曾任四川总督。他原本是一位少年得志的贵胄纨绔子弟，终日与一伙人鬼混，“嗜酒”、“好声伎”，花天酒地，挥霍无度，而且他性情怪僻，喜怒无常。可是此人有些小聪明，又出身高贵，因此在仕途上还很顺利。他曾先后做过刑部主事、郎中、山东按察使、布政司，并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升任为山东巡抚。再加上乾隆皇帝对他某些方面有所偏爱与赏识（例如，曾夸奖他与两广总督李侍尧两人进贡的物品，又多又好，很称自己的心意）。因此，他更加得意扬扬，踌躇满志，促使他愈加盛气凌人，目空一切，性格愈发急躁、任性、贪婪和骄横跋扈，动不动就大发脾气，以致其妻妾、仆人都很难与其相处。于易简，江苏金坛人，宦门出身，其祖父于翰翔曾任陕西学政，父亲于树范曾任浙江宣平知县，哥哥于敏中是当朝的大学士。他自己原为济南知府，后来由于国泰的提携、保荐，升任为山东布政使。此人性情懦弱，胆小怕事，因此善于见风使舵，溜须拍马。对于恩人和上司国泰更是感恩戴德，卑躬屈膝，言听计从，甚至在国泰盛怒时，他竟不惜双膝下跪求饶。再加上他们二人兴趣相投（例如，两人都喜欢昆曲，甚至有时还粉墨登场同台演出。在昆曲《长生殿》中，国泰饰演贵妃杨玉环，于易简饰演唐明皇李隆基），从而两人进一步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共同勒索属员、贪纵营私、胡作非为。没有几年就闹得全省不少州县银库、仓廪亏空，吏治废弛，民怨载道。于是在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二月，刚刚弹劾完陕西巡抚毕沅的江南道监察御使钱沣，就马不停蹄地上奏疏弹劾贪婪成性、骄横跋扈的山东巡抚国泰，及其同伙山东布政使于易简等人。于是乾隆帝在该年四月初四日，派军机大臣兼吏部尚书和珅、左都御史刘墉与工部侍郎诺穆亲，偕监察御使钱沣等人，前往山东査办此案。与此同时，乾隆帝还谕令曾经在山东查办过盐务的前长芦盐政伊龄阿如实汇报在该省的所见所闻。并责令已升任为河南布政司的前山东按察使叶佩荪和前济南知府吕尔昌等人，据实揭发国泰贪赃枉法、营私舞弊的种种罪行，不得稍有回护、欺隐。国泰本为和珅党羽，和珅总想包庇、袒护国泰过关。早在事发之前，和珅就用欺骗的手法使大学士阿桂、富隆安等人与自己联名，请皇上将国泰调回京师任职了事。可是乾隆帝觉得这样做不妥，便“谕令于易简来京面询，以国泰居官如何？有无贪赃不法疑迹？令其据实直陈”。而于易简则心甘情愿、死心塌地做国泰死党，不肯透露一点实情，并为其掩饰、开脱。他只说国泰性情不好，脾气暴躁，对于下属要求过严，动不动就训斥、辱骂别人，于是难免别人对他说三道四，怀有怨言，“其实并无别疑迹”。乾隆帝听了于易简的话半信半疑，于是看了钱沣的奏疏后才派和珅、刘墉等人赴山东查办此案。

　　一般史书（如《清史列传》）记载：钱沣请求先行启程，他微服至京郊良乡住下，看见有一公差模样的人，骑着一匹快马也路过此地。他便问此人欲往何地，得知此人乃和珅差往山东送信的家仆。没有几天，在路上他又遇到了返京的这个家仆，于是钱沣就以御使的身份对其进行审问，并搜了他的身。结果搜到了国泰写给和珅的私人信件。内容是说：“借款填补亏空的库银，已经准备齐备，请您放心。”另外，信中还夹杂着不少“隐语”，一时还搞不清。于是钱沣马上把这件事上报了乾隆帝。待和珅、刘墉等一行都来到山东济南后，钱沣先不动声色，也不顾和珅的利诱、威胁，并冲破和珅的种种阻挠、牵制，坚持到各地银库一一核实。在刘墉的配合、支持下，很快査清结案。事情的经过大致如下：一日，和珅、刘墉与钱沣等人来到历城县，和珅看到该县银库的帑银已经补齐，便命令“抽视库银数十封无缺，即起还行馆”。但是当时钱沣发现这些“库银”的成色不对，认为它们多是“市银”，而不是“库银”。于是他请求暂时封库待査，第二天，发出布告说，这些“库银”如果是从商家挪借，则诸商家赶快来库认领，倘若迟来的话，“则封库入官矣”。于是商贾们纷纷到库认领，很快库藏为之一空。最后査出历城县银库亏空4万两；粮仓缺少仓粮3000石。接着又复查了章丘、东平和益都等州县银库，也是库库亏空，最后统计山东全省各州县银库，总共亏空200多万两白银。在事实面前国泰不得不承认他婪索下层属员的罪行。于是乾隆帝一怒之下把国泰、于易简处以死刑，并籍没全部家产。可是，如果仔细对照档案等其他史料认真考证、研究的话，就会发现这段记述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据清史档案记载，和珅、刘墉与钱沣等人，奉乾隆帝谕旨是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四月初四日一同从京师出发前往山东的，并于同年四月初八日到达济南。这就是说，在短短的四天时间内，钱沣没有可能事前就单独一人先行，在途中与和珅派去的送信人相遇，并守候其从济南返回途中，进行审问。再说，钱沣作为一名监察御史（从五品，属“小京官”之列—笔者注），也没有资格无缘无故随便审问别人，甚至搜别人的身呀！其次，从时间上看，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无论是骑马、乘船、坐车、坐轿，都是不能在短短的四天之内往返于京师与济南之间的。再则，既然乾隆帝事前就已接到钱沣的奏报，知道和珅派人通风报信，还怎么可能轻易地再派和珅参与此案的查办呢！？由此可见，世传和珅曾派家仆给国泰通风报信，让他事先有所准备的说法是靠不住的。不过国泰事先确实是知道京城有人要来山东查办案件的，因此也相应做了些准备。而这个通风报信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国泰的弟弟国霖的家仆套儿。因为当时国霖正在皇宫中做头等侍卫，当他得知这个消息后，便在钦差大臣们离京之前，偷偷派家仆套儿假借到济南探望其母的名义（当时国泰的母亲正在济南逗留），给其兄国泰送信的。

　　还有一件事应该澄清，这就是关于和珅与刘墉为首的钦差们清査历城县银库的一些细节，在许多书籍的记载中也是不正确的。一般的说法是：他们先后盘査该银库至少两次，第一次只“抽查至数十封”便停止了；第二次才进行了“彻底清查”。其实，在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四月十一日，和珅、刘墉给乾隆帝的奏折中就有明确记载：“臣等即同诺穆清（有时也写作‘亲’—笔者注）、钱沣并随带员司前往历城县彻底清査，按款比对，逐封弹对，查得该县应储诸项银数虽属相符，但内中颜色掺杂不一，又将仓谷逐加盘验，计缺少3000余石。据该县郭德平称：‘自仓廒坍塌，谷石霉烂，恐新任知府到任盘查，是以赊取本城钱铺刘玉昆银四千两抵补空项。’及传刘玉昆到案，坚不承认。臣等复诘郭德平，看其语涉支吾，甚多疑窦，恐有预闻盘查信息，挪移掩盖情弊，遂严查藩司于易简。据称：‘本月六日，巡抚国泰闻有钦差前来公干之信，就对我说：历城现有亏空，若来盘查恐怕破露。我有交州县变卖物件的银子在济南府里，叫他挪动，暂且顶补便了。郭德平就向冯埏署中要了银两四万两归入了库内。’臣等又询问于易简，此项交州县变卖银系何款？据称：‘国泰借办买物件，巧于婪索，交州县办了物件，随意发些价值，又将所办物件另定高价勒交各州县变卖，各州县按件交银，俱是冯埏经手，是以存府等语。’是以历城库项亏缺掩盖情弊显然，……遵旨询问臬司梁肯堂，据称：国泰勒索属员实有其事，俱系济南府冯埏经手等语。臣等即传到原任济南府调任漳州府冯埏，严加究诘。随据冯埏将以上情节供认确凿，矢口不移。又讯，据历城县知县郭德平所供：‘县库亏缺，又将国泰交存首府银两挪移顶补臣处。与于易简、梁肯堂、冯埏、郭德平各供相符’。诘讯国泰，始犹狡唇，不肯如实承认；后令于易简、冯埏、郭德平当面指证，国泰方肯供认前情。”由此可以确定，盘查历城县库实际上只有一次，并非两次。而且国泰用以抵补库银的银两，也不是从商人处挪借的，而是他存放在济南府的勒索地方州县的银两。进而可以推测，世传历城县银库借各商家银子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很可能就是根据郭德平所供：“赊取本城钱铺刘玉昆银四千两抵补空项”的伪证演绎而成的传闻。

　　通过以上的叙述，可以看出和珅在这次去山东济南査办国泰、于易简贪污案的过程中，并没有明显暴露出他与国泰之间的关系，他与左都御史刘墉之间的关系也基本是和谐的。因此，可以说这次办案取得了圆满成功，乾隆帝对此也比较满意。他认为和珅在山东的所作所为，都很符合自己的心意，是按照他的旨意办事的，既妥当地处理了国泰和于易简，也维持了社会秩序与封建统治的正常运转。于是，擢升刚刚33岁的和珅为太子太保，并充任经筵讲官。常言说得好：“位不期骄，禄不欺侈。”和珅年轻得志，得此宠遇，高官厚禄，得意扬扬，踌躇满志，未免便渐渐滋生了“骄”、“娇”二气，变得骄横起来。

　　六敛财能手与守财奴

　　乾隆帝之所以特别宠信和珅，原因虽然很多，但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和珅天生有一套敛财的本事。和珅为了满足乾隆帝中年以后穷奢极侈的生活开支，与好大喜功的各种排场，以及连年征战所消耗的巨额费用，确实费了不少心思。

　　乾隆帝一生爱好很多，兴趣极广。例如，他平生除了诗词歌赋外，还喜收藏文物，搜罗珍宝、异物奇器，凡是棋琴书画以及印玺、铜器、瓦当、古玩等无所不好。这样不但耗费了大量钱财，而且也扰得百姓终年不安。正如朝鲜使者所说：“皇帝穷奢极侈，故赋重役繁，生民困苦，不自聊活矣。”不少百姓为了采玉、淘金、挖银、冶铜和制造各种工艺品，冒着风险，终年辛苦，不得温饱。例如，为了从新疆和田运一块大玉石到京城，沿途不知要用多少人力，千辛万苦，风餐露宿，耗时几年才能到达目的地。这样日久天长使得不少地区经济衰败，民不聊生，已经到了“农民举末息肩，商船或不通津。虽值丰登，无异歉荒。至于桑蚕，安失其时”的局面。

　　尽管乾隆帝统治的前半期，国力强盛，国库也较为充裕，百姓生活也比较安定，可是抵不住他中晚年以后无限制的挥霍和穷兵黩武。眼看着国库存银日见空虚，入不敷出。为了满足他好大喜功与**的欲望，乾隆帝身边非常需要有一个善于理财，又能广开财源的能人，而此时和珅正是适应乾隆帝的要求应运而生的。

　　由于阶级和当时社会历史的限制，再加上和珅生性贪婪、好财的局限性等原因，决定了和珅不可能从发展社会生产，安定社会秩序着眼去增加社会财富和人们的收入。他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尽快来钱，于是他把眼睛盯上了地方官吏们的钱袋子。他千方百计，无休止、无限制地利用各种方法让地方官员们向皇帝贡献。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和珅本人也做了不少手脚，得到了许多好处。白花花的银子源源不断地流入了户部银库和内务府的广储司，同时也流入了和珅的私囊。

　　当时，上自中央政府各部官员，下至地方的封疆大吏、知府、知州、知县，以及各地的盐商、行商、票号商人们，每年都要把他们搜刮来的大量钱财和稀世珍宝献给皇上，以讨其喜欢与青睐。尤其是在皇太后、皇上和皇后过生日的时候，借着做寿的机会，和珅便乘机向各级官员和商人们大肆搜刮。虽然表面上乾隆帝也曾下谕旨，表示反对地方官员们挖空心思、争奇斗艳地准备各种贡品。其实这只是官面文章，说说而已。官员们照送，和珅照收；而乾隆帝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顺其自然。不但国内官员、商人们送，连朝鲜、安南（今越南）、琉球（今日本冲绳）、暹罗（今泰国）、吕宋（今菲律宾）、缅甸、廓尔喀（今尼泊尔）以及英国、西班牙、葡萄牙等许多国家的朝贡使臣也进贡了大量珍宝。保存至今的清朝传世珍宝，有相当一部分是乾隆时代的，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

　　和珅有这样一种本事，那就是在不大动用国库库存的情况下，满足乾隆帝奢华享用的需要与庞大的开支。平日他把乾隆帝服侍得舒舒服服，并且许多事都不用他操心，使其十分高兴。于是他越发觉得和珅聪明、能干，是他得力的助手，值得他信赖。因为乾隆帝所需要的不只是会吹拍庸庸碌碌的无能之辈，而且也需要那种既能“巧于迎合”，又“工于显勤”，肯动脑筋的机灵干练之才。

　　其实和珅从地方官吏和商人们那里收敛的钱财，既不是他们自己生产的，更不是把他们自己的家私拿出来献给皇上的。他们只有加紧向百姓巧取豪夺，加重盘剥才能获得，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广大下层的劳苦大众的生活就更加困苦了。

　　和珅平日对户部和内务府的管理，以及对崇文门税关的控制非常严格，他深知“开源节流”的道理。他为了多收入、少开支确实动了不少脑筋。他对于钱财“精打细算”，“铢铢计较”。为了增加收入，他几乎到了“雁过拔毛”的程度。例如，他所掌握、控制的重要进财口—崇文门税关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崇文门税关的正门设在今崇外上三条胡同与上四条胡同之间。明朝时，北京内城九门均设有征税关卡，向过往客商、官员以及进京赶考的“举子”收取课税，作为国家的收入财源。到了清朝，把九门征税，改为只有崇文门税关统一征税，另外设有几个巡查税口。崇文门税关设有正、副监督各一人。本来崇文门税务监督一职，应该由内务府包衣出身的官员担任，但是到了乾隆年间，有时皇上也常常把这一进财的肥缺委任给自己的亲信大臣和勋贵国戚担任。因此，和珅为了更好地敛财，便兼任了这一职务。据陈康祺在《郎潜纪闻》一书记载：“天下榷税之关，以京师崇文门胥吏为最侈且暴”，十分凶悍、贪婪。虽“言官屡劾，谕旨屡戒，而积习如故也”。崇文门税关的胥吏们，个个如狼似虎，对于过往客商行旅、进京官员和赶考的试子，甚至小商小贩等一律征税。例如，凡是外省官吏入京办事，不论尊贵，官级高低，一律都要收税。而且“官职愈尊，则需索愈重”。据说江苏吴江人陆中丞以山东布政使的身份进京陛见皇帝，可是由于崇文门税吏索要过关税实在太多，他一时拿不出来，于是他干脆就把随带行李、衣被统统放在了崇文门外，决定只身带着一个仆人进城。到了关口，他对收税的官员说：“我现在只有光秃秃的一条身子了，还何税之有？”进城之后，他只好向朋友借些被褥，勉强对付办完事情，才回到山东济南。这些税吏们对待朝廷命尚且如此，而一般平民百姓所受的敲诈勒索更是苦不堪言，几至敲骨吸髄的地步。按清朝的税务规定，凡小商小贩携带的少许筐篮、簸箕、扫帚、线袜、鞋子、粮食、布匹、棉麻、蔬菜、瓜果，以及各种食物等都可以免税入城。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而是照收不误，一点也不能少。据说当时京畿一带的商民、百姓每当入城时，人人均在帽檐边上插上两文制钱，走到城门由税吏自行拿取，彼此用不着搭话，几乎成了惯例。如果小商小贩偶不交钱，税关的税吏、巡丁就要扣下货物，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敢怒不敢言。在《燕都杂咏》一书中有一首讽刺诗，真实地反映了明清时代的税收情况。该诗写道：“税榷九门全，权归阉寺专，村氓挑负至，任取鬓边钱。”但当时并不只有崇文门税关是这种情况，也不是崇文门税关一家索要苛刻，而是户部所属的30个榷关全都如此。和珅倒台后，核减户部所属税关的盈余数目时，崇文门税关的定额为每年17.32万两白银，在30个税关中乃居第四位，仅次于粤海关、九江关和浒野关。

　　此外，崇文门税关，除了日常收税外，还承担着一些其他任务。如，代替内廷变卖抄没来的王公贵族、大臣的家奴与财产等。它虽然名义上也与其他税关一样列于户部名下，而实际上却是直属于内务府，是内廷直接控制的机构。因此，它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肥缺”，皇上让谁当上崇文门税务监督，谁就有大发其财的机会。

　　正因为崇文门税关每年的收入可观，故和珅千方百计地要长期把持这个进财口，虽然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他辞去了崇文门税务监督一职，但接替他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儿子丰绅殷德，真正负责税关具体事务的人也并没有变，这个人就是和家的大管家刘全。

　　和珅由于天资聪颖、勤敏练达，头脑灵活、办事机灵，善于理财，又能源源不断地供给乾隆帝大量金银财宝，使其能毫无顾忌地任意挥霍，因此，乾隆帝对他非常满意，用起来也十分应手，对于这个能“搂钱的耙子”，越到晚年越离不开他。当时国家的财政大权，由和珅一人掌握；国家重大的财政开支也由其把持。他先后做过户部侍郎、户部尚书、内务府大臣等职多年，并长期负责管理内务府“三库”（即广储司银库、缎库、颜料库）。虽然一度由于他兼职太多，乾隆帝曾让他辞去户部事务，转让他管理吏部、刑部事务。但没隔多久，湖南、贵州爆发苗民起义，接着又发生了规模更大的川、陕、楚等五省白莲教大起义，需要筹集巨额军费。乾隆帝（当时已为太上皇）和嘉庆帝父子，此时又想到了和珅，认为他多年管理经济，是理财的“熟手”、能人。因此，又赶紧发布上谕，命令和珅“兼理户部部题奏报销事务”。从此户部一切事务，又由和珅“一人把持”。他独断专行，任意“变更成例，不许部臣参议一字”。由此可见，和珅在财政事务上独断专行到了极点，这给他从中上下其手，侵吞国家资财，贪污中饱提供了极大方便。

　　和珅利用各种方法聚敛钱财，每年从各级官员与商人手中搜刮大量金银和稀世珍宝，充分显示出他是一个招财进宝的能手。他所管辖的内务府，负责内廷的会计、服御、物饰、宫御和武装守备等各方面的事务。皇帝的一切开销都要由内务府筹措。和珅担任内务府大臣以前，内务府常常在财政方面入不敷出时，便要动用户部库银作为接济，以致造成银库库存减少。可是，在和珅接手后，还不到几年工夫，内务府银库就“岁为盈积，反充外府之用”。而内务府所需要的各种物料、用品的费用也大部分由崇文门税关支出，然后再把银两交给“各省敬谨采办”。这就是说，崇文门税关名义上虽然隶属于户部，但实际上是由内务府直接管辖，成为内务府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和珅掌管内务府时，不但能自负盈亏，而且还常常把多余的银两支持户部银库。当时作为皇帝（包括皇室）的私家收入，主要来源是皇庄（称内务府“官庄”）和用内务府帑银的生息银两（如，开当铺、钱庄赚钱、生息）两大类。“皇庄”就是直接隶属于皇家个人的庄园，古已有之，秦汉时期称为“苑”，唐宋时期称为“庄园”、“官庄”……明朝以后始称“皇庄”。清朝初年，皇室除了霸占明朝皇室、勋贵的庄园外，还通过跑马圈地方式，在京畿地区圏占了大量土地，建立了自己的“皇庄”。每年“皇庄”向皇室提供大批米麦、粮食、蔬菜、柴草、鸡鸭、鱼肉、水果等等。其次，利用内务府帑银生息，主要是通过经营当铺与钱庄放高利贷谋求高额利润。

　　乾隆皇帝晚年无休止的奢华开销，有增无减，皇室正常的收入，已经入不敷出。于是乾隆帝没有钱就向和珅要；和珅要想尽办法，保证将聚敛来的钱财用来满足乾隆帝的需求。正如著名明清史专家邓之诚在其所著《中华二千年史》中所说：“乾隆的军旅之费，土木游观，与其不出正供之费，岁无虑亿万，悉索之和珅，和珅索之督抚，督抚索之州县。”然后州县官吏再索之平民百姓。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乾隆帝八十大寿，和珅理所当然是操办“万寿庆典”的主要负责人。他为了讨得主子的欢心，肆意虚张，尽情挥霍，借机大捞一把，来个“一举两得”。乾隆帝表面上也曾指示要节俭办事，不要过分铺张。可和珅以下的大小官员，哪里顾得这些，一切讲求豪华奢侈，贪多贪大，所有宫殿内外设施、器物，“无不新办”。例如，自皇宫（紫禁城）的西华门一直到西郊的圆明园，所有的“楼台饰以金珠裴翠，假山亦设寺院人物，动其机栝，则门窗开阖，人物活动”。其他庆典所需物品也多由南京、苏州筹办，简直是巧夺天工，极尽奢华。虽然操办的费用非常巨大，往往一个项目动不动就要成千上万两白银，可是一点都不用从国库开支。和珅规定地方各省凡是官位三品以上的官员，都要有所贡献，而京城各部院堂官全部都要捐献俸禄（即所谓“米俸”）。在商人当中筹集的款项更是多得惊人。仅仅两淮盐商就捐纳出来四百万两白银，作为赞助。乾隆帝对和珅的敛财术是十分欣赏的，也是支持和肯定的。和珅不但善于给乾隆帝招财进宝，扩大财源，满足皇帝的巨大消费。而且他也善于理家，满脑子生财之道，颇有发家致富的本事。同时他还是个斤斤计较的“守财奴”，他治家的原则是“开源节流”，即广开财源，也就是“什么赚钱干什么”，只要能来钱，他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他在理家的过程中非常注意节省每一个铜板，珍惜一分一文钱的开支。在日常生活中，除了他个人及其几个与他亲近的家属外，他是能省就省，能抠就抠，决不宽待别人。昭梿在《啸亭杂录》中说：和珅“赋性吝啬，出入金银，无不持筹握算，亲为称兑。宅中支费，皆由下官承办，不发私财，其家姬妾虽多，皆无赏给，日飧薄粥而已”。昭梿是和珅同时代的人，从他这段话我们了解到和珅本性吝啬，平日把金钱看得非常重要，可以说是个典型的“守财奴”。他家每日进出的银两，他都要亲自过问，并拿着算盘和戥、称等计量工具进行操作，一一过目。一般他家的花费开支，都不动用和珅的私人钱财，而是由具体承办的下人自己承担。于是这些人就要想方设法到处捞钱，盘剥别人。其实这种方法，就是他服侍乾隆帝的手法，他又用同样的手法对待自己的下官和管家。他家的姬妾、用人众多，平日开销很少，甚至根本就不给什么奖赏，就连平日的晚餐也多是稀粥而已。

　　总之，乾隆帝与和珅在财务上的关系，是乾隆帝把和珅当成招财进宝的财神爷，缺钱、用钱就向他要。和坤则打着乾隆帝的旗号，发号施令，改革成法，尽力捞钱，不但满足了皇上的欲望，同时也肥了自家。

　　七不囿旧规变更成法

　　和珅在他当政的二十余年中，在乾隆帝的承允下，对清朝前期所制定的有关在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方面的一系列成法，都做了一些改革与更张，可惜在他被处死后，许多原始档案文件都被销毁、遗失了，因此现在已无法了解他当年的改革方案与具体做法，这一点在嘉庆帝的上谕中就有所反映。例如，嘉庆十九年（1814年）五月，国史馆向皇帝进呈“和珅列传”时，嘉庆帝看后非常生气，他在上谕中说：“和珅逮问伏法，迄今已越十五年，始将列传纂进，大觉迟缓，迨详加批阅，其自乾隆三十四年袭官，以至嘉庆四年褫职，三十年间但将官阶履历挨次编辑，篇幅寥寥，至伊一生事实全未查载，惟将逮问之后各谕旨详细叙述，是何居心不可问矣。”

　　这就意味着在和珅被处死后不久，有关他的生平事迹，特别是他对清朝前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与军事等方面变革的资料，绝大部分都被有意、无意地销毁了，并没有载入史册，以至他个人的传记也是非常简略的。因此，今天我们只能从只言片语的资料中搜集有关他变更成法的一些事实。现在从几方面叙述：

　　（一）在政治方面，和珅利用大学士、军机大臣的地位，以乾隆皇帝作为后台，先后对内阁与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以及军机处等衙门进行了改造，并对一些成例作了更张。关于这一点乾嘉时期的学者洪亮吉曾说：“十余年来，其更变祖宗成例，汲引一己私人，犹未尝平心讨论。内阁、六部各衙门，何为国家之成法，何为和珅所更张，谁为国家自用之人，谁为和珅所引进，以及随同受贿舞弊之人，皇上纵极仁慈，纵欲宽胁从，又因人数甚广，不能一切屏除。”这也就是说，和珅当政期间，利用手中的权力，对当时的国家中央机关各衙门的许多制度、章法、成例等都作了许多变更、改革，以至在他被处死后，哪些是国家原来的旧法，哪些是被和珅改动变革的，均已模糊不清。对衙门中的工作人员（即各级官员）都进行了更换，以至于哪些是国家原来任用的官员，哪些是和珅私人引进的，也都弄不清了。甚至在嘉庆帝亲政若干年后，也没能完全“屏除”，有的依然实行着。

　　和珅刚刚掌政时期，老臣阿桂任首席军机大臣，因此他的行动不得不有所顾忌。但等到阿桂一死，他便名正言顺地成为军机处的第一把手，独霸军机处；再加上他文华殿大学士的身份，于是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内阁“首辅”，俗称“真宰相”。首先，在用人上做了不少变动，他规定军机处章京人数不设具体定额，“其挑补俱由军机大臣自取，并不带领引见。”也就是说军机处用什么人，由谁来担任章京，全部由和珅说了算。以致就连皇上也不知道什么人在军机处办事，什么人离开了军机处，因为和珅并不把新任军机章京引见给皇上。这样和珅就可以选用他自己的党羽、私人，把军机处办成了—个“和家班子”。其次，和珅还将朝臣以前可以直接把自己的奏章送达御前，皇上可以亲拆亲阅的传统做法，改为凡是大臣有奏折必须准备正、副两本，即一式两份，正本送给皇上阅看，而副本则要交送军机处备案。这就是说大臣们的奏折必须送给和珅过目，于是他便把朝臣们上疏言事渠道完全控制了。这样，谁人还敢轻易举发、弹劾他呢！？另外，和珅在得到乾隆帝首肯的情况下，他规定凡是各级官员、外国使臣向皇帝进贡土特产品、稀世珍宝等一切物品，都要事先向他打招呼，准进与否要由他来决定，这样他便可以从中渔利，上下其手了。

　　台谏之臣（即“言官”）是皇帝的耳目喉舌，他们对国家各级官员有监督、弹劾的权力。和珅为了使他们“缄默不言，免于纠劾”，也就是封住他们的嘴，便来了个双管齐下。一方面他拉拢一些御史，力使他们成为自己的党羽，为己所用。另一方面，他又规定今后如果再遇到御史名额出缺，则一律提名年龄60岁以上的“年老平庸之司员”充任。因为这些饱经世故的老官僚，处世圆滑，平日关心的是自己的禄位和升迁，谁还敢多嘴多舌，说三道四惹是生非呢！于是舆论的渠道也被和珅控制了。

　　（二）在经济方面，和珅变革、更张了成例，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在军机处内设立“密记处”，正式实行“议罪银”制度。而其主要目的就是向封疆大吏（即总督、巡抚等）等地方官员进行搜刮、索取，以增加皇帝个人和皇室的收入。

　　“议罪银”亦称“认罪银”、“罚款”、“罚项”、“自行议罪银”与“自行议罚银”等。它是产生在乾隆统治中后期的一种旨在增加皇帝个人收入的特殊的财政制度。诚如监察御史尹壮图所说：“高宗（即乾隆帝弘历—笔者注）季年，督抚坐谴，或令缴罚款贷罪。”这就是说，一旦督抚等地方官员犯有错误、轻罪，以至根本就谈不上什么错误、罪行（如，工作稍有失职、疏忽，其中包括税务少额、不能按时交纳、犯人脱逃或受亲朋犯罪牵连等），只要皇帝认为你有“罪”，那你就要自动掏银子。对于地方官说来，这种“议罪银”比停止发放“养廉银”，或“罚银”、“罚俸”要轻一些。它是当事人根据自己的情况，量力而行，所罚银两的数量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从目前所能找到的资料，特别是专门记载“议罪银”的档案—《密记档》来看，议罪银制度正式实行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前后，此时正是和珅飞黄腾达，官运亨通，掌管户部、吏部与内务府“三库”等国家财政大权的时期。这种制度一直到乾隆帝去世，嘉庆帝亲政（嘉庆四年，1799年）初，才告终止。

　　“议罪银”与历来的“罚银”不同。“罚银”又叫“罚俸”，是我国历史上传统的处罚犯罪官吏的一种做法，由来已久。这种制度大约肇始于春秋战国时期。清朝入关以前就公开实行这种制度，它是对犯有过失官员的一种行政处分。清朝前期，罚俸数额分别为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六个月、九个月，乃至一年、二年七个等级。到乾隆统治时期，个别人也有被罚俸四年以上的。例如，《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昀在担当覆校官时期，因发生文津阁《四库全书》古烈女传尧二女“颂内祜”误为“祜安”等错误，按照乾隆帝的谕旨规定，凡是“积算有五字错误者，……罚俸一个月”的标准，进行了处罚。罚俸权一般由户部承担，所罚款项也由户部追承，所得银两亦由户部封存。而“议罪银”一般是非公开进行的，它是皇帝借机叫臣下，尤其是总督、巡抚和布政使等地方高级官吏，以及掌管盐政、织造和内务府的官员，当然也包括一些富裕商人，如皇商、盐商、行商与参商等自行认罪的制度。它由军机处所属的“密记处”具体负责，所得款项由内务府保存，以备皇帝个人需用。长期以来由于议罪银不是公开进行的，故人们一般对议罪银是怎么一回事还不甚了了，因此常常把“罚银”与“议罪银”混为一谈。

　　“议罪银”并非如乾隆帝所说是一种非正式的，只不过是偶尔实行的一种非定例的制度。它是一种经过精心策划，认真准备，并实行了较长一段时间的罚款制度。

　　和珅和议罪银制度的制定与正式实施有密切关系。他是使议罪银成为一种制度的主要倡议者，又是该制度付诸实施的主要负责人。著名历史学家牟润孙先生曾说：“这种议罪银做法极可能是和珅在乾隆四十五年任户部尚书后，替弘历策划出来的，也就从那个时候实行起来。”乾隆帝之所以采纳和珅的建议，是因为此时他极需要开辟新的财源，以弥补其巨大的开销。和珅也就是在这期间步步髙升，势焰熏灼，大展“才华”的。他于这一年当上了户部尚书、崇文门税务监督与内务府大臣等要职，使他几乎一生都与钱打交道，处理财政事务就是他日常的重要工作之一。

　　和珅在建立“密记处”与实行议罪银制度的过程中，发挥了非常关键和决定性的作用。这从现存的《密记档》中就可以反映出来。例如，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和珅在一份上奏中说：“臣等遵旨将各关例应交纳并裁革陋规，以及寓例等项银两删除不入外，今将各员自行议罪、认罚各项分析缮写清单，恭呈御览，嗣后遵此办理，按季具奏。”从这些话语中可以得知，和珅是有关议罪银事宜的负责人。他大概每隔一季，至多半年，就要向乾隆帝汇报一次工作，并列有“清单”呈给乾隆皇帝御览。这在同年六月初一日，他与福长安共同上奏的一份奏折中反映得更为清楚。他说：“臣和珅、臣福长安遵旨查办各处关税应交银两，并自行议罪银两各折，自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査明奏后，陆续存记之案，统计二十七件，现已解到二件，已交尚未完全者十三件，未解到者七件，交往浙江海塘工程备用者五件，分别缮写清单恭呈御览。所有稽久未经交纳者，除臣等别行查催外，为此谨奏。”像这样的奏报，在乾隆五十三（1788年）初、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十月、乾隆六十年（1795年）闰二月十一日等奏折中也都有大致相同的记载。

　　和珅负责议罪银工作的同时，还承担着议罪银代奏的任务。因为在清朝时不是所有的官员都可以直接向皇帝上奏折的。按规定，只有在京城的宗室王公贵胄，以及文职官员中的六部尚书等官员，在地方只有总督、巡抚和按察使以上的官员才有资格向皇帝上奏。但是，在京城不准直接向皇帝上递奏折的人员，如果有皇帝的特殊旨令，派往外省查办专门事件，或者出任学政、织造、税关监督，以及科道人等，也可以直接向皇帝上递奏折。可即使是有权向皇帝直接上奏的官员中，在个别情况下也有时不能上奏，而需要由其他大臣代奏。例如，和珅就利用其特殊身份为原任巡抚杨魁之子杨超铮（官职为“主事”）、浙江巡抚福崧、直隶总督梁肯堂、闽浙总督雅德、布政使李天培、内务府退休总管西宁、长芦盐政董椿、苏州织造全德（此人后来又担任过两淮盐政）等代奏过自行议罪银等事宜，他是所有为人代奏议罪银大臣中最多的一个。由此可见，他在议罪银制度实施中是起到了承上启下的特殊作用。当然和珅在代奏自行议罪银的过程中，也得到了不少好处，他可以乘机弄权、捞钱、索贿，上下其手，因为许多地方官吏一旦“出事”，就要走和珅的门子，给他送钱、送物，通过他摸一摸乾隆帝的心事，自己认领多少银两，才能使皇帝满意。

　　和珅一般是通过密记处来处理有关议罪银事宜的。因为议罪银是非公开的，所以密记处也是秘密设置的，它隶属于军机处。该处的负责人皆由满族人充任，没有汉族官员涉及。并且在清朝《吏部则例》中找不到有关这一衙门的任何记载。可是这一机构又千真万确、实实在在地存在过，目前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密记档》中，就有诸如“前件交密记处领讫”、“交密记处库使德楞额领讫”等字样的记载，这就明显地证明了密记处的存在。密记处的工作人员除库使外，还设有若干笔帖式。例如，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收藏的一件《密记档》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四月十六日，片一件，广储司银库呈报三月份收过明兴议罪银一万两，交密记处笔帖式和宁领讫。”和珅曾经指示属下人员，将所有密记处经办的银两统统交给圆明园、广储司和造办处银库。并说：“嗣后将收到的何项银两，数目若干，并收到日期，按月呈报军机处，以备查核汇奏。”这里所说的“按月呈报军机处”，实际上就是呈报军机处属下的日常办事机构“密记处”。按照和珅的要求，不管内务府广储司银库是否收到过银两，这些银两是什么样的银两，都必须按照要求，每月向密记处呈报在案，以备随时査考。乾隆统治的中后期，议罪银制度一直不间断地实行着，仅从现存的《密记档》统计，在短短的13年中，重大的议罪银案件就有68件，平均每年5件。其中，督抚认议罪银为37人，即平均不到三个总督、巡抚中就有一个人认领议罪银。此外，在布政使、按察使、织造、盐政与关督等认领议罪银的也有26人次。例如，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认领议罪银的各省督、抚等官员主要有：陈辉祖为银三万两、三宝为银十一万两、文绶为银八万两。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认领议罪银的主要有：杨超铮为银五万两、毕沅为银三万两、巴延三为银八万两、王杲为银三万两、盛柱为银三万两。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认领议罪银的主要有：姚成烈为银三万两、西宁为银八万两。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认领议罪银的主要有：范清济为银八万两、巴延三为银十万两、李天培为银四万两、尚安为银四万两、伊龄阿为银三万两。乾隆五十年（1785年），认领议罪银的主要有：张万选为银三万两、李质颖为银十四万两。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认领议罪银的主要有：明兴为银三万两、雅德为银六万两、福崧为银二十万两、特成额为银二万两、郑源为银六万两、刘峨为银二万两、梁肯堂为银一万两、吴之承为银三万两。

　　正因为和珅在议罪银制度实施过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关系到许多官吏的荣辱、升迁，以及认罚或不认罚的大事，因此不少官僚要向他低三下四地献媚取宠，以至送钱送物。这正如嘉庆帝所说：“当和珅势焰熏灼之时，内而九卿，外而督抚，多有阿附取容者。”在这些人中，即使有些人被认定要罚议罪银，他们也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怨气与顶撞，反而还要感谢他。例如，内务府总管西宁，为了交议罪银而变卖了家产，他不但对和珅没产生一点怨恨，反而写信给和珅表示感谢。他在信中写道：“天高地厚，深恩于生生世世矣，伏乞中堂（指和珅—笔者注）代奏，宁不胜悚激切之至，谨呈。”这简直是把和珅看成救世主了，起誓发愿地请求和珅代奏议罪银，表现出了一副奴才的可怜相。

　　上面已经说过，议罪银就是官员们有过失，或者皇帝认为其犯有过失者，均须缴钱免灾，乞求宽大处理的措施。其标准是看督抚等官员俸禄、收入的丰腴程度，也就是看那个官员有多少钱，家底薄厚，当然也要考虑所犯过失的轻重程度决定。这种议罪银是在官员“所获之咎，尚非法所难宥，是以酌量议罪，用以薄惩”。即这是一种以罚代法的做法。事实上并非如此，只要皇帝认为某人有油水可榨，就可以给个罪名，让你出钱；反之，皇帝不想严惩某人，即使他犯了“法所难宥”的大罪，只要肯多交银子，照样允许“赎罪”。可是当皇帝死活要想整治某人时，就是他交多少钱也不顶用了。

　　议罪银缴纳的方式，多是采取官员“自行议罪缴纳”的形式。缴纳的钱数一般说来是有规律的，如上所述，大致是以职位髙低、俸禄多少，官职的肥缺，以及家底的厚薄而定。如果臣下想对皇帝表示“忠心”，往往就“自愿”从重缴银。交议罪银最多的往往是那些管钱、管物的，负责财政经济方面的官员。据目前所保存的军机处《密记档》可知，缴纳议罪银数量最少的是总管内务府大臣舒某，他只缴议罪银一千五百两；其次是原任郎中舒成之子松筠，缴纳议罪银五千两。缴纳议罪银最多的是两淮盐政全德，一次就缴纳了议罪银三十八万四千两。而其他官员缴纳议罪银数量多少不等，有的前面已经提过。例如，（1）巴延三因辖区内民人谭老贵自缢身亡，而情愿缴纳议罪银八万两；（2）西宁因“办理不善，商人拖欠甚多”，而情愿缴纳议罪银八万两；（3）李天培因“遣犯脱逃，重囚监毙”的罪名，而自愿缴纳议罪银四万两；（4）伊龄阿因参奏窦光鼐不实，自认“错谬”而情愿缴纳议罪银三万两；（5）明兴因山东“历城县监犯越狱”之事，而情愿缴纳议罪银三万两；（6）特成额因失察湖北汉阳县民人余方得自缢身亡一案，而自愿缴纳议罪银二万两；（7）郑源因承审谭体元控案不实，而情愿自行缴纳议罪银三万两；（8）毕沅因牵涉勒尔谨、王亶望等人贪污案，而情愿缴纳议罪银三万两，另外养廉银二万两；（9）李质颖因关税短少，而情愿缴纳自行议罪银十七万两；（10）范清济（皇商）因拖欠额铜十万斤，而情愿缴纳自行议罪银八万两；（11）文绶自愿缴纳议罪银八万两；（12）尚安自行缴纳议罪银四万两；（13）福崧自愿缴纳议罪银二十万两；（14）姚成烈自愿缴纳议罪银三万两；（15）富纲自愿缴纳议罪银二万两……不一而足，在当时来说，这些事绝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罪，但是皇帝想罚你，你就得乖乖地拿出钱来孝敬皇帝。

　　据初步统计，当时每年罚议罪银五起左右，所得罚银近三十万两。这一笔罚款的85％上缴给内务府各库，供皇帝个人消费享用，只有15％左右奉旨拨给户部银库或作地方工程备用。

　　议罪银的实施，加剧了乾隆后期吏治的腐败和贪污的盛行。因为议罪银给官吏贪污大开了方便之门，成为了官吏贪污的一个遁词。诚如监察御使尹壮图所说：“近有严罚示惩而不觉反邻于姑终者，如督抚自蹈愆尤，皇上不即罢斥，仅罚银数万以充公用。因有自请若干万两者……其桀骜之督抚借口以快其饕餮之私，即清廉自失者不得不望属员之佽助。日后遇有亏空营私重案，不容不曲为庇护。”尹壮图一语道破了议罪银实施的弊病，那就是各地总督、巡抚等地方大吏们犯了过错，甚至是罪行，皇帝不进行严惩、罢免，而是仅仅罚银数万两了事，这不仅达不到惩治这些人的目的，反而还影响了其他官吏。因为那些本质很坏的督抚，以此为借口乘机大肆搜刮勒索，贪污腐败，鱼肉百姓；而那些平日比较清廉的官吏，为了缴纳议罪银又不得不请下面的属员帮助。这样一来，日后下面属员犯有过错，或发生亏空、营私舞弊等罪行，这些官员因为平日得到过人家帮助，就只好曲为庇护，不能坚持公正执法了。从这里也可以得知，乾隆后期之所以贪污案件层出不穷，越惩越贪是与议罪银的实施有一定关系的。这一点就连乾隆帝也不得不承认，他说：“尹壮图虑有此等情弊，奏请将罚银之例，永远停止，固属不为无见，……督抚中或有昧良负恩之人，也以措办官项为辞，需索属员，派令佽助，而属员借此敛派，以为逢迎之地。此等情弊，不能保其必无。”

　　自行议罪银的实行不但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同时也使许多官吏和商人们受到很大打击和伤害，影响了经济的发展与工商业的进一步繁荣兴旺，以致加深了社会危机，不安定的因素激增。

　　再有，和珅对他主管的内务府的一些成例，也做了不少变动和改革。例如，他对于内务府关于分府庄头的规定，投充庄头与“老圈”庄头（即清朝入关初期圏地时期的庄头—笔者注）的关系等都作了不少更张。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他曾提出分府庄头由王府自行办理，内务府今后不再管理了。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他又建议乾隆帝把本来不同的投充庄头与“老圈”庄头“均照下圈地家奴一体办理”。

　　（三）在文化方面，和珅获宠之后，除主管经济方面的工作外，主要是参与文化教育的事情。他积极鼓动乾隆帝在文化方面进行更张与改革。于是乾隆帝也的确对他格外信任，和珅不仅担任了多种大型典籍和丛书编纂的负责人，而且还经常参与科举考试的工作，充任主考官、殿试读卷官……他主张对读书的知识分子严格控制，时时监视，限制他们言论自由，对于那些不满现实的人要严厉打击。他经常“苛责诸士子”，不许他们随便发表议论。乾隆中后期文网严密，搜书、限书，文字狱迭兴，也是与和珅有很大关系的。和珅直接、间接参与了限制、打击知识分子的一些活动。例如，清人陈康祺在他所著的《郎潜纪闻》中写道：“乾隆间，故相和珅屡奉派予文字之役……珅忮刻特甚，凡得卷非其属意者，先视其笔误，则妄摘瑕疵，以指甲深刻之。”和珅在推行乾隆的文化专制政策上是不遗余力、变本加厉的。有人认为《红楼梦》等书之所以能够公开发行，流传于世，就是由于和珅推荐给乾隆帝首肯后，找人修改，并且指令高鹗等人按照他的旨意，续补了后四十回。

　　除此之外，和珅在文化方面还做了许多手脚。例如，在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在辟雍（国子监）刻石经。和珅任正总裁，另外还有总裁八人，其中彭元瑞担任校勘，并受命编撰《石经考文提要》一书。当这一工作圆满完成之后，彭元瑞受到了乾隆皇帝的表彰和奖励。这件事引起了和珅的妒忌与不满，极力进行诋毁，扬言彭元瑞编撰的书籍不好，错误百出，不值一看，并说什么“非天子不考文”……这连乾隆帝都觉得接受不了，于是他半带疑惑地说：“此书乃朕所御定，怎么能说是私人编撰的书籍呢？”和珅仍然不肯善罢甘休，于是他组织人员重新编撰了一本《考文提要举正》，以攻击、批判《石经考文提要》一书，并假冒自己所著，呈献给了乾隆帝。同时还散布《石经考文提要》一书不便士子们阅读，请乾隆帝下令销毁，开始乾隆帝并没有同意。于是馆臣们请求颁行于天下，结果却被和珅阻止，在这种情况下，只好中止了。和珅仍不肯罢手，并私下找人修改、磨毁石经碑文，“凡从古者尽改之”。由此可见，和珅的气量何其狭小，嫉贤妒能，别人干得好，得到皇帝的褒奖，他心里就不舒服，千方百计进行诋毁、诽谤，进而陷害别人，以达到抬高自己、打击别人的目的。

　　八善于处理民族事务和外交事务的能手

　　和珅不仅是善于理财、敛财与守财的能手，同时也是一个善于处理国内少数民族事务的行家里手；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说，他还是一位颇具才干的外交家。他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起，在掌管国家财政的同时，就开始兼任理藩院（主管国家民族事务的机构—笔者注）尚书，凭借着他掌握的满、汉、蒙古以及藏语等多种民族语言，处理各种各样的民族问题，以及每年元旦各少数民族首领朝觐皇帝，并向皇帝进贡方物等事宜。在乾隆帝晚年，可以说和珅就是皇帝的左膀右臂，得力助手，两人的关系十分密切，配合得非常默契。不管乾隆帝到什么地方，他几乎都陪同前往。国家御道一般只有皇帝马队和大轿能够通行，其余的文武百官只能走御道旁边的另一条路。而和珅却是个例外，乾隆帝特许他随时跟在自己身边，走这条御道。和珅每年都要跟随乾隆帝到热河（今河北承德）避暑山庄避暑，并参加在今河北省围场县一带举行的“木兰秋狝”。此间与各少数民族的首领、王公、贵族以及其他上层分子聚会，彼此协商有关和谐、团结等问题。和珅每次都承担着沉重的组织、协调工作，跑前跑后，干得十分出色。和珅还多次帮助乾隆帝处理西藏、新疆、蒙古，以及西南地区少数民族问题。并曾经负责接待过六世班禅喇嘛到内地觐见乾隆皇帝等具体事务。除此之外，和珅还多次负责接待朝鲜、英国、安南、暹罗、琉球、缅甸、南掌等国的使臣，特别是全权处理过与朝鲜及英国的外交事务。乾隆帝的许多谕旨都是他参与起草，并通过他传达给使臣们的。早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八月，他陪同乾隆帝到东北拜谒祖陵时，就曾以吏部侍郎的身份与朝鲜使臣李激接触过。据李激所记：“皇帝乘马执鞭过臣等所坐处，间不过五六步，顾谓侍臣曰：‘彼是朝鲜使臣乎？’有一衣黄者对曰：‘然矣。’衣黄者闻是吏部侍郎和珅云。皇帝遽曰：‘通官前来。’则衣黄侍臣谓通官曰：‘使臣何为起对？’皇帝笑曰：‘朝鲜礼法’，例如此矣。”从此以后和珅就常常以皇帝代表的身份与各国使臣交谈、协商，办理事务，嘘寒问暖，以示关怀。例如，每年正月十五日（元宵节）左右，皇帝都要请各国使臣到圆明园山高水长阁前焰火、戏剧、花灯，并设宴款待。和珅经常担任组织者和主持人，他常常代表乾隆帝与外国使臣们交谈，慰问使臣，并到使臣们坐处劝酒，看看他们吃的多少，满意与否。同时询问使臣是哪国人，什么品级……使臣们受宠若惊，纷纷站起来致谢。和珅赶忙说：“大家不要谢我，要谢就谢皇上吧，因为我是奉皇上之命，来看望大家的。”又如，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乾隆帝请各国使臣游览颐和园昆明湖、万寿山。据朝鲜使臣记载：乾隆皇帝首先召见了安南国王，然后下旨让各国使臣紧随皇驾之后，于是各国使臣跟随在皇帝一行后面，经过勤政殿来到昆明湖边。这时只见红漆斑斓的龙舟已经停靠在岸边。龙舟为两层楼式，十分壮观、美丽，船头装饰着两面金龙黄旗，迎风飘扬，乾隆皇帝首先登上了龙舟的上层，然后大臣阿桂、和珅、福康安、福长安、回部国王、安南国王，以及其他各国使臣们鱼贯而入，坐在下层；窗外楹内，行船时左右两旁的艄公，全都唱着船夫曲，十分动听。太监们奉皇帝之命端来香茶、水果和糕点等美食款待大家。此时，和珅代表乾隆帝陪着大家，并一一向人们介绍各处景点。时而他手指昆明湖北岸延寿寺（今“排云殿”）背后的山，告诉人们说：“那就是万寿山”；一会儿他又指昆明湖西面的山峦说：“那就是玉泉山”；然后他又用手指着万寿山、玉泉山后面，西北方向的远处峰峦说：“那一带就是香山”……当龙舟行驶到延寿寺前时，乾隆帝让大家登岸游览。于是大家又参观了长廊与各处殿阁、庭院、寺庙等等，度过了愉快的一天。再有，嘉庆三年（1798年）正月，乾隆帝又一次宴请各国使臣。饭后，和珅奉太上皇乾隆帝之命，代表太上皇、皇帝（即嘉庆帝）向各国国王致意、问候，并接受各国使臣行礼、进贡。同时代表太上皇、皇帝分别向外宾赏赐香茶、奶品、肉食和果饼点心等各一份。类似这样的事情还有许多，因为和珅掌管着清廷的外交事务，所以送往迎来的具体事务全由他担任。总之，每当各国使臣来华朝贡、觐见等，负责接待、谈判、授受贡品礼物……诸项事宜，几乎都由和珅全权处理，实际上他这个理藩院尚书就起着外交部长的作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政府第一次正式派使团访华。和珅在这次活动中，自始至终起着关键的作用。担任这次访华团正使的是英国乔治·马戛尔尼勋爵，副使为乔治·斯当东。乔治·马戛尔尼是一位很有外交经验的老外交家。曾长期在英属殖民地印度任职，并担任过英国驻俄罗斯国公使，后来又被英国政府任命为孟加拉总督，但他表示抵制，坚决要求辞去此职，因此迟迟不肯赴任。他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在当时他是深受英国政府朝野两党赞赏的人物之一。

　　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最早于14世纪就已在地中海沿岸的一些国家出现了。16世纪时，西欧的一些国家已经进入资本积累时期。17世纪40年代，英国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君主立宪制国家。18世纪中期开始英国发生产业革命，机器生产代替手工生产，工业有了长足发展，其中尤以纺织业与造船业最为发达，成为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因此，英国资产阶级积极要求政府向海外扩充殖民地，并积极侵占原料产地和扩大商品市场。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不断扩大商品销路，驱使中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早在明朝末年，英国的海盗船和所谓的商人就试图在我国沿海，特别是在广州附近登岸，但始终没能站住脚。清朝前期，英国在东方的势力迅猛发展，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英国政府在印度设立了总督，正式把印度作为自己的殖民地。并进一步在南亚、东南亚以及远东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和贸易活动；特别是由于东印度公司的锐意经营，使得英国在东南亚与中国的商业贸易额已经超过葡萄牙、荷兰和西班牙等国，跃居第一位。为了进一步扩大英国的对华贸易和探视中国国力的虚实，英国政府决定派遣使团访华。他们曾经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派遣卡思卡特为特使访华，但途中因卡思卡特病故而中辍。

　　中国当时正处在封建专制统治之下，政府采取闭关自守的锁国政策。早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帝就决定关闭宁波、泉州和云台山（今连云港市）等几处通商口岸，而只留广州一港与外国商船进行贸易，并且还严格规定了贸易制度。规定了外国商人每年在广州的逗留时间、住处与活动范围等，同时规定只有“十三行”的行商，才能与洋人接触，进行贸易，一般百姓是不能与洋人往来的。因此使英国对华贸易受到了很大限制。

　　英国政府为了进一步扩大对华贸易，独占中国这个广阔的商品市场，同时更想与中国接触，摸清当时中国的真实情况，进而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遂决定派遣一个庞大的高级使团访华。为了能够得到中方的同意，他们打着为83岁的乾隆皇帝祝寿的旗号，携带着英王乔治三世致中国皇帝的信件与大批丰厚的礼品（其中包括19大宗，分别装在600多个箱子中）访问中国。马戛尔尼、斯当东一行共计800余人，分别乘坐英国船“狮子号”与“印度斯坦号”等五艘轮船，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秋（9月26日）从英国朴次茅斯港起航，经过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于次年秋天（1793年8月5日）到达天津，并在大沽口登陆。当时在岸上迎接他们的是长芦盐政征瑞与直隶总督梁肯堂，然后由征瑞等人陪同沿京杭大运河乘帆船至通州。

　　和珅是接待英国使团的主要负责人，他忠实地贯彻了乾隆皇帝有关如何接待英人的指示。例如，按照“接待远人之道，贵于丰俭适中，不卑不亢”；“不可意存玩忽，亦不可张大其事”；对待英国使臣“务宜留心款待，不可过于优待，转为所轻”。和珅在与英人接触中确实做到了有理、有利、有节，不卑不亢，恰到好处的要求，因而得到了外人的好评。英国使团进入京师后，被安排在城内和西郊宏雅园（今北京大学附近）居住。当时乾隆帝正在承德避暑山庄，并决定在此举行自己83岁寿辰庆典。于是马戛尔尼一行分成两部分，一批人由他亲自率领，赶往热河乾隆帝驻地；而另一部分人则仍然留在北京。随同他前往热河避暑山庄的有：副使斯当东以及其子多马·斯当东（此少年通晓中文）、总兵官本生、代笔文带娄门、医生吧郎、副总兵巴尔施、管兵官额鲁、听事官白麟和伊登勒、管船官吗庚多斯，以及奏乐人5名、家人杂役11名、士兵40名。

　　马戛尔尼一行前往避暑山庄时，把大部分沉重不宜搬动的礼品，如天文仪器、地球仪、机械、车辆，以及船舶模型等物，都安放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内，而把一些易于携带的礼品带往了热河。礼品主要有：英吉利国人物和城池图样2箱、丝毛金线毯1箱、大毡毯1箱、马鞍2副、大小枪12杆、红毛剑16把、哆罗呢羽纱杂色毛货30捆、千里镜（即望远镜）2个、巧益架一件（高6尺余，早晚运动能长人精神）。他们一行于乾隆五十八年七月二十七日（1793年9月2日）由京城启程前往热河避暑山庄。路上共走了6天，于八月初三日（1793年9月8日）到达。被安排在原佟王府（即佟国维宅第）中住下，此间曾受到和珅、金简等人的欢迎。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初十日（1973年9月10日），乾隆帝在避暑山庄万树园接见了马戛尔尼。万树园坐落在避暑山庄的东北部，是一块开阔地，方圆八百余亩，周边树木密布，中间绿草如茵，一片蒙古大草原的景色。这里没有土木宫殿建筑，只有几处大型蒙古包（又称“大幄”）。清朝皇帝经常在这里接见蒙古与其他少数民族的王公与宗教首领（如班禅额尔德尼六世），并在这里与朝鲜、安南、缅甸、琉球等国使臣会晤。此后，便由和珅作为中方代表与马戛尔尼等人进行了多次会谈。在会谈之余，和珅作为东道主还陪同马戛尔尼特使一行游览了避暑山庄的园林和外八庙风景区。尽管马戛尔尼是一个外交老手，轻易不肯暴露自己的意图和真实的想法，但和珅也善于运用外交辞令，巧为周旋，始终不肯上他的圈套。马戛尔尼原来打算通过协商要求中方同意将浙江舟山群岛中的一岛和广州附近划出一小块地方作为英国人居留地，同时要求中方将宁波、舟山与天津等港口开放，与英国人进行通商贸易，并允许英国在京师设立使馆、常驻使节、建立栈房，以及允许英人在中国各地自由传教等，但这些要求均被和珅一一回绝了。这说明和珅秉承乾隆帝的旨意，与乾隆帝一样，对英国人保持着高度警惕性。在与马戛尔尼等人谈判的过程中，和珅始终在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丝毫不肯让步，坚持原则，但在谈话语气上又很温和，软中带硬、铿锵有力，给马戛尔尼的印象是：“态度和蔼可亲，认识尖锐深刻，不愧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

　　马戛尔尼一行此次来华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也没有取得什么积极效果。因为他们并不了解中国当时是一个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封建国家。当时中国并不需要通过与外国贸易来满足自己经济的发展，每年进口一些奢侈品，只是供给皇帝与少数贵胄们消费，与广大国民无关。当时中国与外国，特别是与周边各国的贸易，都是通过“朝贡贸易”方式进行的。对外国人来说，到中国进行商业贸易，首先该国君主是要向中国皇帝称臣纳贡，然后得到中国皇帝超出几倍的回赐。从某种意义上说，允许外国进行朝贡贸易是一种恩典。中国的回赠品，往往要比贡品多得多。因此，当时中国周边的国家，都愿意多进行这种贸易。于是中国只好规定他们若干年进行一次。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对英国的贸易本来就兴趣不大，正如乾隆帝所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所以中国当时对扩大中英两国的贸易并不积极。加之马戛尔尼一行在谒见乾隆帝的礼仪问题上，曾与和珅为首的中国官员发生矛盾，因此更加深了中国当权者对英国人访华诚意的怀疑。因此在暗地里更加注意防范，采取了必要的防备措施。乾隆皇帝曾说：“朕于外夷入觐，如果诚心恭顺，必加恩待，用示怀柔，若稍涉骄矜，则是无福承受恩典，同时即减其接待之礼，以示天朝体制，以驾驭外藩之道宜然。”

　　按照清朝的礼仪规制，皇帝接见外国朝贡使臣时，外国使臣应行“三跪九叩首”礼，而英国使臣马戛尔尼认为他们不是“贡使”，而是“钦使”，最多只能用“单腿屈一膝引手伸嘴，握皇帝陛下手而亲之”的礼节，否则就是对自己的侮辱。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他们耍了不少花招，一会儿态度蛮横，一会儿又表示愿意跟着官员们学习跪拜礼仪，一会儿又佯装生病，说自己不能亲自上朝觐见乾隆皇帝……可是当他们会见了军机大臣、大学士和珅后，态度发生了变化，表现得比以前稍为恭顺一些。后来又经过几次磋商，双方各有让步，亦各有保留。农历八月初十日，在避暑山庄万树园举行了一次礼节性招待宴会，由乾隆皇帝非正式召见，允许英国正、副使臣行英国礼—即单腿跪拜，但没有让他们亲乾隆帝的手。但是在农历八月十三日（乾隆帝生日），在澹泊敬诚殿举行的万寿盛典之日，英国使臣一律要行双腿跪拜“三跪九叩首”礼。

　　为此，和珅专门拟定了一份礼仪清单—“仪单”。具体奏折原文如下：

　　臣和珅谨奏：窃照英吉利贡使到时，是日寅时，丽正门内陈设卤簿等大驾。王公、大臣、九卿俱穿蟒袍补褂齐集。其应行入座之王公、大臣等，各带本人座褥至澹泊敬诚殿铺设毕，仍退出。卯初，请皇帝御龙袍褂升宝座。御前大臣、蒙古额驸、侍卫仍照例在殿内西翼侍立。乾清门行走、蒙古王公、侍卫亦照例在殿外分两翼。侍卫内大臣带领豹尾枪长靶刀侍卫，亦分两班站立。其随从之王公大臣、九卿、讲官照例于院内站班。臣和珅同礼部堂官率钦天监副索德超（此人为葡萄牙传教士，大约在1793—1810年在钦天监任职—笔者注）带领英吉利国正、副使臣等恭奉表文，由避暑山庄宫门右边进呈殿前阶下，向上跪捧恭递。御前大臣福长安恭接，转呈御览。臣等即令该贡使等向上行三跪九叩头礼，毕。其应入座之王公大臣以次入座，带领该贡使于西边二排之末，领其叩头入座。俟令侍卫照例赐茶，毕。各于本座站立，恭候皇上出殿，升舆。臣等将该贡使领出，于清音阁外边伺候。所有初次应行例赏该国王及贡使各物，预先设立清音阁前院内。候皇上传旨毕，臣等带领贡使，再行瞻觐。颁赏后，令其向上行谢恩礼毕，再令随班入座。谨奏。

　　奉旨：知道了。钦此。

　　总之，和珅在这次接待英国使团的活动中，表现出了杰出的外交才能，处理事务也很得体，既热情，又不失原则；既维护了中国的尊严，又不使来者觉得主人傲慢。他做得不卑不亢，落落大方，表现了一个大国权臣的风度。正如一位东印度公司的人员在他的著作中所说：“马戛尔尼这次访华，是受到了最礼貌的迎接，最殷勤的款待，最警惕的监视，最文明的驱逐。”

　　这里应该指出，我们肯定和珅处理马戛尔尼特使访华一事较为得体，但并不赞同他在接待过程中过于保守的思想。还应该指出，在这次接待过程中，他也没有忘了贪污与受贿。例如，他曾指使属下，“报销大大超出实际数额的使团差旅以及接待费用”。此外，他还接受了马戛尔尼特使送给他的一辆四轮玻璃大马车。

　　九人称“二皇帝”

　　在乾隆帝统治时期，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发展到了顶峰，中央集权制空前强大，可以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皇帝至尊至大，是绝对的权威。他的一言一行，臣下只能照办和服从，没人敢提出一个“不”字。可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也需要辅助与帮衬，而最宠幸、最信赖、最得心应手的人就是和珅。因此，在他的宠信和卵翼下，和珅官运亨通，飞黄腾达，高官做遍，红极一时。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他几乎控制了全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乃至宫廷事务等各个方面的事情。他先后担任过户部尚书、内务府大臣，并主管“三库”、“太医院”、“御药房”，任崇文门税务监督、吏部尚书、刑部尚书、兵部尚书、步军统领、理藩院尚书、正蓝旗副都统、正蓝旗都统、镶黄旗副都统、镶黄旗都统、镶蓝旗都统、正白旗都统、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翰林院学士、殿试读卷官、经筵讲官、日讲起居注官、国史馆正总裁、方略馆总裁、文渊阁提举阁事、《四库全书》正总裁、《钦定日下旧闻考》正总裁、《石经》正总裁、《钦定大清一统志》正总裁、《钦定热河志》正总裁、清《三通》正总裁、太子太保、一等男爵、三等忠襄伯、一等嘉勇公、军机大臣、文华殿大学士等。此外，他还兼管过礼部（如主管考试、接待外宾等）、工部（如主管修建“宁寿宫”、扩建“圆明园”和避暑山庄“外八庙”的部分工程等）事务，并控制着圆明园、茶膳房、御药房、太医院、造办处、上驷院、健锐营、火器营等，不一而足。

　　总之，在乾隆中后期至嘉庆初期这一段时间，和珅实际上是朝廷的第一把手（阿桂在逝世前只是名义上领班军机大臣和首席内阁大学士，实际已经被架空了），朝廷中的大事小情，事无巨细，他是大事管，小事抓，几乎全都垄断、包揽了，真可谓“一手遮天”，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极为少见的。他大约在从乾隆四十年（1775年）到嘉庆四年（1799年）的24年间，从三等轻车都尉，至嘉庆三年（1798年）晋封为一等嘉勇公；从侍卫擢升为军机大臣、文华殿大学士、太子太保……可以说荣耀之至，有职有权。特别是在乾隆帝暮年，眼花耳聋、精力衰退之际，他还经常代替太上皇起草上谕，朱批奏折，吟诗作赋，翻译语言等等，起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至于他所传达的“圣旨”是否真实，那只有他自己知道了。在这种情况下，就连嘉庆皇帝有时也要让他三分，提心吊胆，小心翼翼地过着韬晦的“儿皇帝”的生活。此时的和珅确实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二皇帝”。这一点，就连来华的外国使臣也看出来了，朝鲜、英国等国使臣都有这方面的记载。例如，英国派往中国的使团副使乔治·斯当东在他所著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一书中写道：每当乾隆帝出行时，“和中堂（即指和珅，‘中堂’在清朝系‘宰相’也—笔者注）紧随着皇帝御驾后面，当皇帝停下轿子差人过来向特使慰问的时候，几个官员跳过沟去走到和中堂轿前下跪致敬。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和中堂之外，没有其他大臣和皇室亲人等跟随着皇帝陛下，足见和中堂地位之特殊”。同时他还写道：和珅是“皇帝唯一宠信之人，掌握着统治全国的实权”。高高在上，别人见他往往都要跪拜，总比他矮上三分，并非常惧怕他；“这位中堂大人统率百僚，管理庶务，许多中国人私下都称之为‘二皇帝’”。事实上也确实如此，特别是在乾隆帝晚年，健康状况大不如前时，和珅往往以出纳帝命者自居，就连诸皇子都怕他。因为他从乾隆帝居处走出时，嘴里老是叨咕着：“今天圣上发怒了，要整治某皇子。”吓得皇子们胆战心惊，人心惶惶。因此，许多皇子都巴结他，惹了祸往往找他求情，损坏了物件让他给补上（因为他家里什么都有）。乾隆帝晚年，记忆力下降，就连吃没吃饭有时都记不大清了，本来刚刚吃过饭，他还嚷着要再吃饭；昨天的事，今天就忘掉了……后来就连说话也含混不清了，除了和珅之外别人谁也听不懂了，自然而然和珅就成了代言人（因为必须由他做翻译）。例如，有一天嘉庆帝刚刚上完早朝，与和珅一起去拜谒太上皇乾隆。这时，一般都是太上皇面南端坐，嘉庆帝坐在面朝西的一把小凳子上（每天太上皇召见臣工几乎都如此），和珅则跪在太上皇面前，只见太上皇双目微合，好像在睡觉；然而口中却喃喃作语，不知在说些什么。嘉庆帝极力倾听，可是怎么也听不明白，甚至连一个字也听不懂。过了一会儿，太上皇忽然睁开双目，说道：“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和珅赶忙应声答道：“高天德、苟文明。”太上皇听后点了点头，又微合双目，继续喃喃而语……嘉庆帝当时十分不解，不免有些恐慌、害怕。此时只见太上皇挥了挥手，示意让他们走开，并未说一句话。过了些日子，嘉庆帝秘密召见和珅，问他：“前些日子咱们觐见太上皇，太上皇跟你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呀？朕怎么一点也听不懂呢？你所对答的六个字又是什么意思？”和珅笑了笑，答道：“啊，太上皇念的是西域秘密咒语，念这些咒语的时候，即使远在千里以外的恶人、仇人也会无疾而亡，或者遭遇奇祸，不得好死。奴才一听太上皇念此咒语，我就知道太上皇想叫白莲教匪首速死，所以我就顺口说出两个教匪头目的名字。”尽管嘉庆帝已经登基、“主政”，但是他还不能与其父完全沟通，许多事情还要靠和珅来传达。而和珅与乾隆帝关系密切，语言相通，并且太上皇事事倚重他，信任他，因此他成了乾隆帝的代言人。嘉庆帝为了保住皇位，顺利亲政，只好小心翼翼地继续韬晦，好多事情索性都让给和珅去管，自己落个清闲。当有人议论和珅什么时，他都赶紧避开，并且说：“太上皇有事都让和中堂去做，朕也是事事离不开和大人，你们不要在背后说三道四了。”从这些话中，也可以证明和珅当时的确是个“二皇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