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林的沉默：诗集》收录了吴兴华自1934年至辞世为止所有的诗歌创作。在初版基础上，又由吴氏家人增补了百余首诗，对照其手稿全新修订。包含成名作《森林的沉默》，将中国古代咏史诗现代化的“古事新咏”抒情诗《解佩令》《盗兵符之前》《北辕适楚》，以及以西洋诗格律来探索中国新诗可能性的长诗《西珈》《画家的手册》等，让最完整的吴兴华历年诗作呈现在国内读者眼前。吴兴华毕生追求在中国传统文学与西方文学两者之间，开辟出一个中国文学及文化的新的可能性，他的诗深藏典故，并严格以西方诗歌韵律为标准。周煦良称赞他的诗：“读者会看出，他和旧诗，和西洋诗深缔的因缘，但他的诗是一种新的综合，不论在意境上，在文字上。新诗在新旧氛围里摸索了三十余年，现在一道天才的火花，结晶体形成了。”
《沙的建筑者》是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的吴兴华文集，收录了吴兴华自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创作的散文、书评与论文共二十五篇。1940-1941年，吴兴华向上海《西洋文学》供稿，前卫地介绍并节译了当时刚刚出版的乔伊斯《菲尼根的醒来》。后又在《新诗》杂志、燕京大学《文学年报》等陆续发表中西诗论和文学评论文章，从中可管窥他在中国古代典籍上深厚的学问功底，也可见他自如进出古今中西诗歌渊薮的文学眼界和鉴赏力。
《风吹在水上：致宋淇书信集》：在这些通信被宋以朗从父亲宋淇的遗物中发现之前，所有知道“吴兴华”这个名字的人——大多也就是从少数文学史中读得此名——哪怕是对现代文学和新诗颇有研究的文学史家伙教授，都不相信吴兴华还有未公开的文字存世，而他的博学之名就像一个传说，学者们从他的诗作、译作、文论中探得一二。然而这批通信的发现，却把他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存在：“通信自1940年始，终于1952年，即他十九至三十一岁的时期，多数由北京寄往上海，直到1949年后宋淇南迁，信便寄来香港。一如所料，除了谈点生活近况，吴兴华写给好友的多是读书心得，作诗经验，当中还抄录了好几首从未发表的诗作（例如1947年写的四首七律）。尽管是信笔而书，不事雕琢，但他的见解大都清新俊发，想是长年阅读的精华，莫非第一手经验之谈，相比今天（甚或当年）人云亦云的风气，我只有拜服，只有惋叹。尤其触动我的，是这些信都写得如此诚恳，如此贯注着热情——但吴兴华的热情不是这世代的热情，它是古典的，又是浪漫的，既对未来抱有童话式的盼望，同时又对过去怀着宗教式的虔敬。他的热情不浮躁，不激昂，没有如’万斛泉涌，不择地而出’，而是带着忍耐，不离辎重，守约地’绵绵若存，用之不勤’。读着这些书信，你便明白日军即使能令北平陷落，却攻不入一个青年艺术家的梦，轰隆隆的炮弹虽曾摇撼千万里的黄土大地，然而六十年后能震动人心的，却不如这一纸鸿雁，上面写满了诗人的梦。”（摘自冯睎乾诗论文章《吴兴华：A Space Odyssey》）
译文集《石头和星宿》从过往期刊中寻找到了吴译的英国散文家E.V.卢卡斯的《捡东西、选译詹姆斯·乔易士的《友律色斯》（即尤利西斯）插话三节、选译自《汉堡剧评》的《雷兴自论》（雷兴即莱辛）、里尔克的《述罗丹》、哲学家休谟的《论趣味的标准》、著名文艺复兴艺术研究者乔基欧·瓦萨里的《达·芬奇轶事》以及节译了意大利戏剧理论家卡斯忒尔维特洛著名的《亚里士多德<诗学>疏证》。译诗方面则补入了当时吴兴华为中德学会做的《黎尔克诗选》（现通译为里尔克）中德对照本所选译的二十七首里尔克诗作以，以及《雪莱诗抄》、《旦尼生诗抄》、《穆尔诗抄》、《司高托诗抄》等。
在吴兴华的译作中，诗体版《亨利四世》（上下篇）为汉译莎剧的典范。《亨利四世》是莎士比亚历史剧的杰作，也是历史剧中最成功、最受欢迎的一部，主要讲述了英国兰开斯特王朝第一任君主亨利四世和他的王子们与反叛的贵族进行殊死较量的故事，在下篇的结尾，统治期内始终为叛乱和病体困扰的亨利四世去世，表面浪荡不羁的王太子哈里即位，史称亨利五世。莎士比亚采用了两条线索平行发展的结构，以亨利四世为代表的宫廷生活线索和以福斯塔夫为代表的市井生活线索，塑造了福斯塔夫、哈里亲王等一系列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的精彩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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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4-20 11:29: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