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是方术历史上甚为重要的阶段，唐、宋以前的方术著作和成就，大都在明朝和清前期得到整理汇总，刻板成书，现代所能见到的术书，绝大部分刊刻于这一时期，这对方术的流传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自宋朝开始，方术逐渐从皇家殿堂向民间转化，开始其平民化、通俗化的进程。在方术的这一转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繁琐、庸俗化，一方面方术融入百姓生活，成为民间风俗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方术又成为江湖术士骗取钱财的工具，由此不但使方术的发展趋于停滞，甚至威胁到了方术本身的生存。明、清时期的一些学者、术士有鉴于此，纷纷加入对方术的研究，撰写专著，形成了一定的影响。不过这些著作在理论上并无建树，主要是从不同的侧面对方术的理论、方法及其有关文献记载进行整理和汇总，而未能对衰微的方术作出鼎新，挽方术之大厦于既倒。因此，随着明、清科技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西方学术思想的陆续传入，人们不断地从思想理论、方法手段等方面，对方术迷信进行全面的清算和批判，加速了方术的没落和衰亡。
一代奇人刘基
刘基是中国术数界中最为知名而又最具神秘色彩的人物之一，在史籍和民间传说中都说他善观天象而能预知人事，并能前知八百年，后知八百年，明、清时期大量的方术故事和术书等都托其名而行于世。
刘基
刘基（1311～1375），字伯温，浙江青田（今属浙江）人。他为人做官廉正刚直，博通经史，尤其精通象纬术数之学，善于分析古今得失，其所撰之《郁离子》，被人誉为“明乎吉凶祸福之几，审乎古今成败得失之奇”的智慧宝库。刘基从高安人邓祥甫学习星象预测之术，曾于1358年预言十年以后将有人应天命在金陵登基称帝，建立新王朝。此预言果然应验，朱元璋如期在南京称帝，建立了明王朝。后来刘基投入朱元璋的部队，在帮助朱元璋建立明朝的过程中，立有谋划策略的奇功，深得朱元璋的倚信，被视为张良、诸葛亮式的奇士。
在朱元璋四处征战中，刘基常常应用其星象和天文气象知识帮助明军战胜敌军。如朱元璋准备进攻盘踞在长江中游的陈友谅，出征前向刘基问计，刘基说：“当今天象为金星在前，火星在后，预示着大王将取胜。”果然此战得胜，明军占领了陈友谅的九江。其后双方军队大战于鄱阳湖，相持之下胜负不决。当时陈友谅的水师很盛，数丈高的大舰首尾以铁链相连，声势吓人。但刘基抓住其转动不便而忌火攻的弱点，并预测到东北风将起，就向朱元璋建议移军湖口，等到金、木两星相犯之日进行决战，朱元璋听从之。果然是日东北风大起，刘基指挥将士用火攻敌军，陈友谅大败而逃。此后，朱元璋拜刘基为太史令，专掌天文星象之事。一天，刘基见太阳中出现黑子，便对朱元璋说：“东南方将失一大将。”据史书记载，此时大将胡深在进攻福建时战败阵亡。
朱元璋平定天下后，封刘基为诚意伯。刘基后来被宰相胡惟庸下药毒死。在死前，刘基将自己收藏的星象天文书传给其子，并告诫道：“勿传后代。”此书从此不传于世。据文献记载，后世题名为刘基所撰的术书甚多，其中确有刘基所撰，但大部分为后人托名之作。下面略作介绍。
明朝中期，刘基后人献上《星占》三卷，说是刘基所传的天文星象之书，但据其内容，只是天官星占之书的抄编，恐非刘基原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著录有刘基所撰的《清类天文分野之书》二十四卷和《佐元直指赋》十卷，前者为刘基奉朱元璋之命所撰，后者实为明朝人为《佐元直指赋》所作的图式注解，而此赋是否为刘基所撰则很难确定。又有《演禽通纂》二卷，清朝术士都声称用演禽法推算人之禄命的法术本于刘基，这是因为刘基名大闻奇而托名与他，并不可信。民间流传的《黄金策》被认为是刘基的传世之著，此书将星占术与星命术合为一体，内容包罗万象而庞杂，举凡天时、年时、国政、征战、身命、婚姻、生育、疾病、鬼神、六畜、种作、蚕桑、求名、仕宦、求财、求师、坟墓、家宅、逃亡、出行等，都囊括在内，其中也不乏对星象与国运的论述，对后世术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外，专论风水的《堪舆漫兴》也托名为刘基所撰。在题名为刘基的作品中，影响最大的是那首与《推背图》齐名的、叫做《烧饼歌》的预言诗。
传说刘基入宫中向朱元璋辞官，朱将吃了一半的烧饼扣在碗里，让刘基猜是何物，刘基说“半似日兮半似月，曾被金龙咬一橛”，朱闻言大惊，就让刘基预言朱家王朝的气数，刘基便以诗谶的形式预言了自明初到清朝覆灭期间的事变，被人称为《烧饼歌》。此诗谶内容为杂有对话的歌谣体，据说一半以上的篇幅已为史实所验证，如“八千女鬼乱朝纲”一句中的“八千女鬼”是指明末太监魏忠贤的“魏”字；“木下一头了，日上一刀一戊丁”指的是明末农民军领袖“李自成”三字；又如“树上挂曲尺”隐“朱”字，“水浸月宫主上移”隐“清”字，“点画佳人丝自分”隐雍正的“雍”字，“祖宗山上贝衣行”隐明朝末代皇帝“崇祯”二字等等。不过《烧饼歌》的辞章并不见高明，且文字颇俗，不像是文笔与明初大文士宋濂齐名的刘基的手笔，当是后世民间卜士的伪托之作。
二乩仙乱政
明世宗是明朝最为突出的一位醉心于道教神仙方术的皇帝，他笃信道术符咒之法，给道流人物以很高的政治待遇和大量钱财，并对道士、方士的话语言听计从。由于世宗迷信扶乩术，那些方士就乘机经常利用此术来干预朝政，使大臣们的前程、性命等掌握在其股掌之间，而对国事造成很大的危害。
扶乩术，又称扶鸾，用两人扶丁字架，下面放沙盘，方士假借鬼神之意，画沙作字，以此预言人事祸福或用于决疑。扶乩术源出于南北朝民间妇女正月十五夜在厕所迎紫姑神占卜一岁休咎之事。旧时民间流传的笤帚姑、针姑、苇姑占卜之类，即是迎紫姑的变型。由于民间常用竹箕代丁字架作法，故此术也称扶箕。此术原为正月间的闺房游戏，到唐、宋时期，男子也开始用扶乩术占卜吉凶之事，时间也不再限于正月，而且请来的神仙（称乩仙）也不仅为紫姑之类女仙，开始有男神降临。据南宋笔记的记载，当时民间有人请紫姑，来的却是已名列仙籍的大将岳飞。宋时士大夫信奉紫姑神者众多，而紫姑之类的乩仙也随之变换身份，能吟诗作赋，附庸风雅。到明朝，扶乩术进入皇宫，深得皇帝的信服而盛行。
明世宗曾在皇宫中建造乩仙台，用乩仙之言“决威福”。嘉靖二十年（1541），监察御史杨爵、工部员外郎刘魁、给事中周怡三人因上书指责世宗溺于祷祀、任用佞邪等，而先后下狱数年不释。过了五年，有神降乩言说此三人冤枉，于是世宗立刻将他们释放。不久，尚书熊浃上书劾乩仙诬妄。世宗一向极为护短，释放杨爵等人本非己意，故见到此奏章后恼羞成怒，居然又下令将此三人逮捕下狱。又过了三年后，大高玄殿遭遇火灾，世宗祷于露台以求上天消灾，隐约中感到火光中似有人呼喊杨爵等三人为忠臣，世宗以为这火灾是上天对他的谴责，而火光中的呼声乃是神的诏示，便又马上释放了这三人。
由于世宗迷信方术，故权相严嵩极力巴结有势力的方士，以窃权弄奸，作恶多端，而揭发其罪恶的大臣反而遭其陷害，轻则贬斥，重则杀头。但事情往往会发生戏剧性的逆转，严嵩以某些方士为保护神，不料却被另一些方士赶下了台。当时严嵩逐渐失去了皇帝的欢心，而因善扶乩之术得世宗宠信的方士蓝道行正与严嵩有隙。蓝氏便利用扶乩之机，假借神意，具言严嵩的罪行，并说上天之所以不处置这奸人，是特意留待皇上自己将其正法。于是严嵩即被罢官贬斥。方士们利用扶乩术，将迷信的皇帝变成他们进行权力斗争的工具。
除迷信乩仙外，明世宗在历史上还留下了很多笑柄。如嘉靖二十九年，蒙古俺答乘明朝内政腐败、边备废弛之机，大举进犯，前锋直指北京城郊，明军一败再败。世宗不乘机整顿朝政，反而听从方士陶仲文的建言，设立符镇法坛，咒祝道：“褫卤魄，勿窥我边圉。”其意是说夺取敌人的魂魄，不让其侵犯我边疆。其后俺答退兵，与明朝互通马市。明朝以怀柔政策换取俺答内附，世宗准备撤除法坛，恰在此时，边报又说俺答有“异谋”，世宗认为此是欲撤法坛所致，故对群臣道：“玄威所致，亦不可忘。”遂对神灵崇拜之心更为虔诚。不久，边吏抓到数名叛人，一些大臣就迎合上意：“逆贼就擒，实赖玄咒所致，宜告谢雷霆洪应坛。”于是世宗就马上告谢神灵。嘉靖三十九年，浙江总督诱杀了通倭寇的海盗汪直，世宗也将此功归于“玄佑”之效。明世宗的糊涂迷信，使得朝政日坏，奸佞得志，社会动荡，从此明王朝步入江河日下的不归之途。
明、清时期，民间扶乩术大为流行，史书中有关扶乩的记载比比皆是，成为民间一大卜筮手段。
三星命学的成熟与衰微
到明、清时期，古老的星象学已发展得极为成熟，内容繁复，与八字推命、奇门遁甲、太乙六壬乃至占梦、风水等术数关系甚深的星命学也成为一门异常复杂的学问和技术，并与之相应地问世了一大批内容庞杂、篇幅鸿大的著作，涌现出一批星象学者。
如《星学大成》三十卷，明朝万民英撰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万民英（1522～1603），字育吾，大宁都司人，明嘉靖二十九年中进士，历任河南道监察御史、福建布政司右参议等官职，后隐居故里三十多年。他身为士大夫，而酷好星相、命理之学。其编纂《星学大成》的目的是要宣传星命之学的正统真传，以破江湖术士的谬传误说。此书荟萃众多前代星命秘籍，以次编排，间加注释论断，收罗宏富，巨细无遗，不少濒临绝迹的星命秘籍，赖此书的会集重纂而得以延传至今。
《三命通会》十二卷
万民英还编有《三命通会》十二卷，阐发了徐子平遗法。万氏认为十神、格局、神煞、纳音论命等都有其道理和应验性，关键在于能否掌握各自精髓和运用方法，因此在编纂此书时，主要成为一部如《星学大成》一样的命理学集大成者，故而在内容上广集兼收，尤其是后三卷，收录了许多未见于《渊海子平》、《星平会海》中的篇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介此书“阐发子平之遗法，于官印、财禄、食伤之名义，用神之轻重，诸神煞所系之吉凶，皆能采撮群言，得其精要”，故此后言星命者，皆以此本为总汇，几乎家有此书。
此万民英所撰二书皆属百科全书式的星命学著作，其主要价值在于保存了明朝以前大量的星命学资料，成为后人探索古代星命学的必读书。
清朝有李地光等人编撰的《御定星历考原》六卷、《钦定协纪辨方书》三十六卷等。《星历考原》成书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内分象数考原、年神方位、月事吉神、月事凶神、日时总数、用事宜忌等六目，是对钦天监所藏星命书的一次初步考订，但自相矛盾和不合义理的说法依然大量存在。故在乾隆年间对星命之书又进行了一次全面考订，三年后完工，乾隆皇帝钦定书名为《协纪辨方书》，意为敬天之纪、敬地之方，认为人之祸福决于敬不敬之间，欲以此启导习俗。此书是集星命之大成的著作，内容包括了星命学的各个方面，在现存的古代各种星命学著作中，篇幅最长，体例最为严密，即将古代有关星命的资料尽量收集在一起，按类分列，并加按语予以评价；在书后还专列辨讹一卷，对一些明显的附会之说加以批驳。此书因其内容丰富完备，故成为现在人们研究古代星命学的主要参考用书。
除皇家整理星象学书外，民间也有学者、术士对此类图书加以编纂、研究，其中较有影响者有黄鼎撰《天文大成管窥辑要》八十卷，以星象推断吉祥等。
此外，清朝时西方来华的传教士穆尼阁，精通西方天文学和星命学，用汉文撰有《天步真原》三卷，卷上主要讲西方星命学的基本方法和内容，卷中主要讲有关的计算方法，卷下主要讲西方星命学的运用实例。但此书撰成后，并未受到中国人的普遍重视。
这些著作的出现说明了星命学发展到明、清时已达到鼎盛时期，其学说高度专门化、技术化。但这一现象也同时表明精通此术的人必定不会太多，而成为决定星命学必然走向衰落的内部因素。而在理论上无所建树的所谓精通星命学者，竟无聊地把为人算命的八字推命术用来推算玩偶的成毁。如《清稗类钞》记载道，清人戴敦元精通星命学，为人推算多应验，一日忽发奇想，命工匠制成小泥人若干，在小泥人的背上记着其制成的年、月、日、时，为之推命，并把结果纪录在纸上。其后，戴将这些泥人带回家给小孩玩，等到小泥人毁坏时，拿出纸来验证，推验准确者十有八九。其理由是泥人也有四柱八字，故成毁亦由前定。不但是泥人，其他一切物品均类此，其毁坏之时皆可由其制成时之八字推定。星命术灵验如斯，可谓发展到极致，同时也成为此术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到近代，随着西方帝国主义经济、文化、政治、军事诸方面的侵入，中国的社会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随着外在制度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因此，适用于封建社会文化环境中的星象学已变得毫无用处，而本身已不能创生出新的生命内容和形式来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的星象学，也就必然遭到衰亡的命运。
四风水理论的阐述和总结
古代风水术发展到宋朝，综合了八卦方位说、阴阳五行说以及道教元气学说等，而颇为复杂、繁琐、神秘的阴阳宅理论已基本定型。明、清时的学者、术士在总体理论上，对风水术并无新的建树和发明，其贡献主要表现为对已有的风水著作作进一步的阐释和总结，在风水理论的某些分支上加以发挥和阐述，汇总编纂了大量风水文献等。
其一，明、清以前已有大量风水著作传世，故当时学者、术士在对来自实践的问题作总结的同时，对这些著作作进一步的阐释，使研究和注释风水著作的风气大兴，尤其是清朝乾嘉考据之风的兴起，更推动了风水学研究的开展，许多著作都冠以“辟谬”、“校补”、“笺注”等名称，如明朝谢廷柱《堪舆管见》二卷、徐《堪舆辩惑》一卷，清朝吴元音《葬经笺注》一卷、杨明勋《疑龙经校补》三卷、汪沅《青囊解惑》四卷、梅漪老人《阳宅辟谬》一卷、丁芮朴《风水祛惑》一卷等，名目繁多，不一而足。
其二，明、清时人在大量研究前代理论的基础上，对风水术中的形法派与理气派学说有所发挥和阐述。在理气派方面，主要著作有明朝缪希雍的《葬经翼》、蒋阶平的《水龙经》、清朝梅自实的《定穴要诀》、高见南的《相宅经纂》等。其中缪希雍精通医术，因此将中医学上的“气”、“脉”等理论用于风水，并将整个探寻墓穴的过程比拟于中医学所讲究的望、闻、问、切的诊断过程，这对风水理论是一种发挥。又《水龙经》是专论风水中“水”的专著，它论述了“水”与“气”的表里关系，即水所在就是气所在，根据河川的走向就能找到“生气”，这就为在无山的地方找生气提供了理论依据。形法派在明、清时期也有所发展，《地理五诀》中把构成风水环境的要素总结为龙、穴、砂、水、向5个方面，认为此“龙”即生气的所在。《山法全书》以形势为龙体，是对《黄帝宅经》中大地有机说的发挥，使龙体更接近于地脉的观念。又明、清时风水术中的“宗族”观念很浓，此乃儒家伦理观念在风水理论中的反映。《阴阳二宅全书》等术书均是先寻祖宗之山（群山发脉处），再寻父母之山（山脉之入首处），然后寻阴阳之穴，力图通过山的“宗族”关系来表示山体气势的庞大。
其三，明、清时期编纂了大量风水文献，如官方组织编修的《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等大型类书、丛书，收录了几乎所有流传下来的风水著作；同时民间也大量编纂了冠以“大成”、“大全”、“全书”之名的风水著作，如明朝王君荣的《阳宅十书》四卷、陈梦和的《阳宅集成》九卷、佚名的《阳宅大全》十卷，以及清朝叶九升的《地理大成》三十六卷、叶泰的《山法全书》十九卷、《平阳全书》十五卷、魏青江的《阳宅大成》十五卷、李国木的《地理大全》五十五卷等。其中《阳宅十书》是一部内容比较全面而典型的阳宅术书，主要分为环境景观、住宅格局形象、设施、居者生辰、营造时日等方面内容，其术法大体有形象占断、方位占断和符镇数类。符镇是指用符咒、厌胜物等以避凶免灾、镇压邪魅的一种厌禳方术。后世民间流传的在建筑物上放置厌胜物、照妖镜之类的风俗即源于此。因为《阳宅十书》是明、清风水术士的主要用书，故今人可由此大致看出当时阳宅术所包含的内容及其占断方法。明、清时所兴起的编纂之风，为后世风水研究保存了大量宝贵文献资料。
明、清时期，风水术的应用比以往更为普及。随着社会的发展，城镇居民人口的增加，反映在阳宅术书中，有关城镇环境景观的内容增多了，从《阳宅十书》等著作中可以看到桥梁、府署、庙宇、街道和住宅等已成为阳宅环境占断中常见的内容。这说明自然环境的形貌对于阳宅占断来说已成为一个次要的因素，而逐渐被住宅本身的形貌和人文景观的形貌所取代，这无疑是明、清风水术中的一个新的特征。
此外，由于风水术的大兴，大量的江湖术士在民间出没，百姓起屋造墓无不请风水先生一断吉凶。同时在民间流传的各种风水术书更是不计其数，随处可见，而且为使其与世俗社会的价值观更为合拍，以便得到更大的生存空间，从而使这些术书的占断内容也更趋浅陋庸俗，而其带来的最终结局却使风水术为世人抛弃而趋于末路。
五工匠厌魅术与镇宅法
对古人来说，造房是人生的一件大事，甚为重视，为了避免在造房中出现不测之灾害，往往在造房前后举行一定的祈禳仪式，以祈祷神灵的保佑，并产生了不少禁忌。如汉朝人在宅屋完工后，要解除土神。王充《论衡•解除篇》云：“世间缮治宅舍，凿地掘土，功成作毕，解谢土神，名曰‘解土’，为土偶人，以像鬼形，令巫祝延，以解土神。已祭之后，心快意喜，谓鬼神解谢，殃祸除去。”《风俗通义》也说：“五月盖屋，令人头秃。”于是建屋禁忌、择时和祈禳等成为阳宅术中的主要内容之一。元朝时期，黑巫术大行，受其影响，明朝以后的建造业中出现了一种合厌胜术、诅咒术、阳宅术等法咒为一体的工匠厌魅术。
所谓工匠厌魅术，是指工匠在造房期间，通过在房屋中一定部位放置厌魅物品而使房屋主人遭受危害的方术。这当然属于无稽之谈，但明、清之人十分相信此说，在许多文献中都能看到有关工匠厌魅术的记载。如《通天晓》卷二说：“竖柱上梁，预防匠人将柱之上下、梁之左右安放树叶、头发、断箸，及诸鸟兽龟鳖毛骨厌魅物件。”而民间流传甚广的《吕班（当是“鲁班”之误）先师解怪集》是一本专讲工匠厌魅术及其解救法的书。如其中“先师秘书”第十六图，画一把头发，中有一刀，解说云“头发中间一把刀，儿孙落发出外逃，有妻无夫常不乐，守寡独孤不相饶”。将头发、刀同埋于门槛地下，主家室不和、丧男丁。若头发为房屋主人的就更灵验，如无头发，取主人用过的断梳等也可。但在放置物品时被人看破，或伙伴跌伤，说明房屋主人福泽深厚，害他不得，施术者必须解禳以自救，其祝词为：“不用烟，不用灯，鲁班师傅即降临，速速下凡救弟子，万福臻祥系主人。作怪闲言都不实，凶神恶煞远离分，直到工完事毕后，酬谢先师共众神。”并拔下一根头发，用口吹三下，道“从发自去”，认为头发与其主人有同感关系，所有施术者将可能会遭受的灾难，转给自己的头发去承当。
工匠虽然可以通过厌魅术使房屋主人受害，但其术如果无效，或被人识破，那么施术者将反受其殃，身遭惨死。如清代著名笔记著作《续子不语》、《右台仙馆笔记》等书都有工匠施术害人或害人不成反受其殃的记载。
因此古人为了使居室安宁、家人康健，在造房时除严格按照风水术的营造法式外，还使用各种镇宅咒术以辟邪镇恶。镇宅术唐、宋以前就有，但在明、清时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与工匠厌魅术的出现和流行有着相当紧密的联系。
用作镇宅灵物的有道教符箓咒语、铜镜、宝剑、门神图像等，至于民间在村头桥道要冲之处竖立上书“泰山石敢当”字样的石碑，在巷口、墙角放置石狮、石虎等猛兽、威武的石将军像等以镇禁邪鬼恶煞，显然是这镇宅术的一种变型。民间还有在屋内墙壁上张贴写有“姜太公在此诸神退避”、“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等字的纸条，用以避邪驱恶。
由此引申出去，宋、明以后，人们开始建造风水建筑以厌禳风水，用于弥补当地风水之不足，以达到镇压妖邪、保境安民的作用。中国古代风水建筑中数量最多的当属佛塔。佛塔本为佛教建筑，但宋代以后人们逐渐有因风水术士的建议，来建造宝塔作为厌胜之物。如江苏常熟虞山的山形宛如蹲伏的老水牛，在相当于牛头部位的山体上建造了一座辛峰亭和一座方塔，据说就是按照风水之术建造的，以象征牛头上的两只角。明、清时期，根据风水术的要求建造的风水建筑各地都有，相传广州羊城八景之一的越秀山上的镇海楼就是一座颇为有名的风水楼。
六五花八门的占卜术
自宋、元以后，占卜术的花样更为繁多，而且在方法上进一步简易化，但也出现了数部带有总结性质的术书著作，下面择要介绍之。
卜筮：清朝汤倓（号漫湖）著《洪范皇极注》四卷，专为占筮而作；盲人程良玉托神所授，著《易冒》十卷，以六爻兼断六亲荣枯得丧等。
梦占：明朝陈士元是一位著述颇丰的梦占理论家，曾撰有《梦林元解》，内容有梦占、梦禳、梦原、梦征等，今佚失不传；又撰有《梦占逸旨》，收集了历代有关梦占的许多记载和传说，并系统地提出一套梦占的理论。此书虽名曰《梦占逸旨》，但并无占梦之辞和占梦方法的内容。全书分为内、外两篇，内篇二卷说占梦理论，外篇六卷谈论梦兆。陈士元生活在嘉靖年间，官至滦州知州，他对占梦理论的掌握深度，可算是中国古代的第一人。
测字：因各种原因，古代测字术著作大多散失，清朝周亮工的《字触》是存世不多的几种测字术著作中较为重要的一部。周亮工，字元亮，号栎园先生。他博学多识，工诗文，精于文字学，对测字术也很有研究，一生著述甚多，是清初著名学者。《字触》是一部古代测字术的资料汇编，涉及范围广泛，引用各类文献达二百余种，共分六卷：卷一庾部，汇集古代的庾辞隐语；卷二外部，根据字的引申义来推测人事吉凶，从中可窥见古代测字术的主要理论和方法；卷三晰部，即将一字分离成数字，再据此来测吉凶；卷四几部，根据事之兆迹成字，再据以解字；卷五谐部，收录古代以分析文字为形式的谐趣斗智之作；卷六说部，是以分析字体的方法来解字的文字游戏。此书内容侧重于字的分解离合，从广义上说是一部文字游戏之作，但其目的是通过解字来预测人事吉凶祸福，故仍然属于论述测字理论和方法的方术之作。又清初程省所撰的《测字秘牒》，是一部以五行、六神、八卦、阴阳等学说来归纳和推衍测字体系的专书。程省，字以三，一生浪迹江湖，以测字为生。程省晚年将其早年所得的《测字心易秘牒》整理补充成《测字秘牒》，把测字术变成一个内容庞大、旨趣玄奥的体系，而使其迷信色彩更为浓烈。此术由测字十法、心易六法、测字取格大法、双句格法、测字散格法、杂占赋、至理测法等七个部分构成，展示了测字体系的全方位轮廓，是至今可见的归纳测字方法比较完备的著作。
相术：当时有关看相神验的记载更为丰富，相关著作也大增，有清朝宋瑾的《古观人法》一卷，刘学诚的《太乙神照经》三卷附神相证验百条，佚名的《受证玄机神光经》一卷，赵联元《鉴辨小言》一卷等。
明、清时期，随着方术的使用法趋于简易化，民间占卜方法以及占卜用物繁杂，几乎达到了无物不可占的地步。下面简单介绍几种较为普及流行的占卜术。
镜听卜：指怀藏铜镜于暗中留意倾听不相干之人的无心之语，以此来判断神灵的启示的一种占卜术。此术早在唐朝时就已见于记载，但入明以后更为普及。后来民间多不再用镜，甚至祈祷后空手出外偷听外人说话亦可，其法更为简便。因此，镜听也被称作耳卜、响卜、听香等。史书记载中，以镜听之法卜科举名次的故事特别多，由此可见当时知识分子热衷功名的心态。
骨牌卜：用博戏工具骨牌来求兆占卜的方法，此卜无定法，可随卜占之需随时确定具体方法。
骰子卜：此术也无定法，比较灵活，只要掷前设定某兆之意即可。
牙牌卜：相传此术约起于宋朝宣和年间，后世传有《牙牌数》一书，能借以占卜，其具体方法颇为复杂。
钱卜：此法起源甚古，方法也甚复杂，后世民间渐趋简单，只是掷铜钱在地或抛铜钱在手，视铜钱的正反阴阳为征兆，以此推断吉凶。
爆孛娄：即爆米花。吴地旧俗，在年初用爆孛娄之法卜占一年之运气，若火烤稻谷爆成米花，爆得开而大，即是吉兆，反之则不吉。此法宋时已有，至明以后更盛。
火色占：也做“照田蚕”。乡人在岁末年初手举火把行走在田间，人们根据火色与旺度来卜次年的水旱、年成，火色白，主雨水多；火色赤，主旱；火猛烈，主粮食丰收；火微弱，主歉收。也有地方在除夕之夜于庭院中烧火，称“岁火”、“照庭火”，也是根据其火色、旺度来占卜，方法与“照田蚕”相同。
水卜：又名水仙术。其法是问卜者将自己问卜之事写在纸条上，装有信封后交给占卜者，占卜者在封口画符焚烧，然后用布蒙在水盆上，口中念念有词，再揭开蒙布观察水面。据占卜者说水面会有文字隐现，可据以回答问卜者的问题，文字多为韵语，可惜一是难解，二是唯占卜者一人能见。
又民间还有用来察知偷盗财物者的占卜法，如前文已述之圆光术外，另有烧狼巾一法。狼巾是一种丝织物，据说真正的窃贼一见烧狼巾，面部表情就会异样。当然这只是一种心理攻势罢了，偷盗者相信烧狼巾的神奇功效，是此法奏效的必要条件。
再如梦占术发展到宋朝以后，出现了祈梦术，即不再是被动地根据梦兆来占卜吉凶，而是主动地到庙宇等地祈祷神灵赐予自己一个梦境，然后再根据这梦兆占详人事的吉凶祸福等。此术明、清时期大为流行。
此外，两广地区还有茅卜、鸡卜（包括鸡卵卜和鸡骨卜），巴陵等地区有鸦卜的风俗，北京地区有岁初请顺星以祈祷神灵降福的风俗等。
七明清学者对方术迷信之批判
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人们对方术迷信的批判日益增多和深刻，明、清时期的学者、思想家大都对此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下面仅对与方术有关的言论作一些简要的介绍。
明朝哲学家王廷相（1474～1544），字子衡，号浚川，对自然科学等有深刻研究。他强调万物生化自然论，肯定天是自然的天，否定天干预人事的“天人感应”的谴告、祥瑞与灾异说，认为“国家之兴替，人事之善否也”，与自然变异现象无关。那些以为自然变异是人事吉凶的预兆的说法，被他斥之为“诬天欺人”的妄说。他还对方术迷信赖以为基础的五行生克说进行了清算，并举八字算命术为例，说术数家根据人的生辰八字按五行推算其命禄，时有“奇中”，但此不足为奇，因为这种偶然的猜中，包含着必然的条件，即“盖多言而能中耳”。在人类社会里，有人会得福，也有人会受祸，这是必然的。如猜某人会得福或受祸，言多了，当然会有被说中的；而且在迷信笼罩里，常常是“不中者，人不传之矣，中者，必传之以为神”，于是迷信者信以为灵，大加传播，而自欺欺人。由此，王廷相否认有神论，反对求神弄鬼的巫术迷信，斥风水迷信为“邪术”、“惑世以愚民”的妄说。
宋应星
古代著名自然科学家宋应星（1587～？）认为气是万物之本原，天是自然的、物质的，并无神秘性，而且可以加以认识和阐明。由此，他以天文学的知识对天体运行及日食的原理作了科学分析与说明，并对占星术及天人感应等神秘主义进行了批判。
明、清之际，思想家陈确（1604～1677）对风水术士玩弄风水迷信骗人的把戏，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辛辣的讽刺。方以智（1611～1671）否定存在有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在《物理小识》中专设《神鬼方术类》，用许多事实揭露方术迷信的虚妄，认为方术就是骗术，有些迷信是由迷信者以讹传讹造成的。王夫之（1619～1692）吸取了近代的自然科学知识，运用天文、历法知识批判了占星术、天人感应说等方术思想，对儒经中的后世儒士附会之说，一概予以否定。其后清代著名诗人袁枚（1716～1797）在《随园随笔》中专列“术数”类，通过大量引证历史事实和前人反迷信的言论，从各方面对相术、算命、风水、占梦、星占等世俗迷信进行了揭露和批判；经学家洪亮吉（1746～1809）否认存在着人格的天和鬼神，通过摆出事实与指出不死成仙说教的自身矛盾，分层次地揭露人能长生不死与成仙之说的虚妄。
清朝时期，对方术迷信进行较全面批判的有熊伯龙和周树槐两人。
熊伯龙（1617～1669），字次侯，号塞斋，湖北汉阳人，官至内阁学士。他精于文字学，熟悉西方天文算法，又明佛道、理学等，所编的《无何集》是一部重要的反方术迷信的专著。他在批判地继承汉朝王充《论衡》中有价值的思想的基础上，从思想、方法等诸方面对世俗方术迷信作了有力的揭露和批判。其一，他认为天地皆是自然物，是没有意志的，自然界的变异现象是自然自身的事，由此批判了神学目的论和以天人感应思想为基础的谴告、祥瑞和灾异诸说。其二，他肯定人的生死是自然之道，人的生老病死同任何生物一样不可避免，而且人死神灭，不能变神变鬼，“凡言神能祸福人者，皆无稽之谈”，并揭露道教的神仙方术迷信的荒谬，否定辟谷、导引、吐死气取生气之术和外丹术能使人长生不死之说；他还认为神是人按自己的形象塑造出来的，并指出“人之所有畏神者，以畏死耳”，从而得出“衰世好信鬼，愚人好求福”的结论。在此，他不仅接触到产生鬼神观念的认识根源，而且也接触到了社会根源，这在当时是相当可贵的。其三，他还对名目繁多的世俗术数迷信一一加以辩驳：对相术，他认为圣贤之相即凡人之相，圣人所以为圣，同相貌奇形与否无关，故相术不可信，如相术有验，不过偶中而已；对占卜、算命，他指出人的“精气有厚薄，故生死不同耳”，是人的生死祸福不决定于生辰八字，星占术等“以五行分配、判断吉凶”之类，也皆不可信；对于惑世诬民的禁忌迷信，他认为是术士所造，或庸人自扰，必须除之；对风水之说，对巫祝通神弄鬼等，都加以无情的嘲讽和深刻的揭露。
周树槐（1786～1849），字星叔，自号壮学子，湖南长沙人，官至江西吉水知县。后辞官回家，专事著述，有《壮学斋文集》12卷，其中有大量篇幅是批判封建世俗迷信的。他在晚年曾写过一篇《齿椟记》，自述一生“好古而不谐于俗，不喜形家（风水家）、日者（星占家）言，向论之也备。又恶超度之说，以谓诬罔”。周树槐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方术迷信活动，如拜河神、宣扬人能成仙说、堪舆风水迷信和禄命、选日、禁忌等进行了充分的揭露，可见其批判所涉及的面相当广。不过其理论观点，没有比前人提供更新的东西，这是他的不足之处。
明、清时期的思想家、学者对方术迷信从理论思想、方法工具等诸方面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全面的清算，对方术迷信的欺骗性及其产生的根源作了颇有见解的分析，通过破妄解惑，开启民智，促使了方术的进一步衰亡。
结语
经过漫长的历史时期，方术不但给予古代中国人的思想、方法、观念等方面以重要的影响，而且在当代社会风俗中，也明显地留有不少自己的痕迹，许多民风民俗，追根溯源，却是源出于方术巫法，如在双日举行婚礼，在造房中的诸多禁忌，佩戴金玉器以镇邪，等等。
同时，中国方术还对四周邻国的风俗文化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其中当以风水术的外传较为典型。据文献记载，以风水术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居处观念大约在公元六世纪传入日本，平安时代出现了《相宅》一书，其后又出现了日本的著名风水理论专著《相家》，而平城京（奈良）的建造是方位术法对日本建筑产生影响的最早实例。江户时代中期，日本的家相占术得到了广泛的流传。风水术在东南亚也得到广泛的流传，这与中国福建、广东等南方地区自南宋以来风水术大盛有很大的关系。
其他方术如相术，早在日本平安时代到镰仓时代，宋朝的《麻衣相法》就由留学僧人带回日本；明、清时的相术书《神相铁关刀》和《金面玉掌》，也先后被日本人翻译介绍。此外，如日本民间以吊在屋檐下的扫晴娘祈祷天晴的风俗便源自中国，元朝初年的河北泽州人李俊民有诗云：“卷袖搴裳手持帚，挂向阴空便摇手。”其诗序说“所以为民免干溢之患”。说明元初北方已有用扫晴娘祈晴之俗。至清末民国初年，全国各地民间都存在着相类似的风俗，如四川成都地区有“扫天婆”，燕京、苏州等地区也称“扫晴娘”，河南荧阳称“扫天娘娘”，浙江绍兴还有“倒贴和尚”等。
人类从上古原始社会发展到今天的数千年间，随着科学文化的不断进步，方术迷信的领地日益缩小：方术所凭借以号召人们的神秘现象不断为科学所解释，方术所施的手段不断为科学所揭破，但方术迷信依然程度不一地存在于当今社会里，并有沉渣泛起之虞。由于古代方术中科学与迷信杂糅并行的特点，使今天的江湖术士往往打着科学的旗号进行术数占卜之事，致使其更具欺骗性。同时方术中的科学成分也有待于人们的发掘和研究，以古为今用，如炼丹术、星象学、相术等内包含着中国古代天文学、气象学、冶金学、医药学等科技知识，这已为人们所熟知。而向来被人视为封建方术迷信糟粕的风水术，当人们透过风水表层那光怪陆离的光环，便发现了风水术中的某些合理内核，即风水术特别关注于人与环境的和谐关系，主张人要顺应“天道”，以自然为本，人类只有选择合适的自然环境，才有利于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这一说法，对深为环境污染所困扰的当代社会有着很大的参考价值。可见，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里，方术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构成部分。因此，如何在吸取、继承、研究和光大古代方术中的合理、科学成分的同时，廓清笼罩在方术上的迷信、荒诞和怪异的内容，还有待于广大有识之士作进一步的努力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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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3-11 14:25: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