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皮探长——黄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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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而那些在旧中国的江湖中纵横捭阖，“能量极大”的人物，我们称其为“流氓大亨”。虽然大亨们未必是高官显宦，但是对社会的影响力却是大得出奇，甚至有时候历史都会被这些在社会的灰暗地带生活的人所操纵。比如谈及民国时期的老上海，有三个人物就是不能不提的，这就是被呼为“上海滩三大亨”的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而这其中又以黄金荣发迹最早，辈分最高，资格最老，俨然是上海滩第一位“教父”级别的人物，甚至年轻的杜月笙和蒋介石也一度托庇于他门下，所以故事也就先从这位有着“麻皮探长”绰号的黄金荣讲起。

　　麻皮金荣

　　仅从“黄金荣”这富贵俗气的三个字来看，此人也不是生于大富大贵之家，因为国人给孩子起名的习惯是缺啥叫啥，真正有钱有名望的家族不会把“金”和“荣”挂在嘴边。于是黄金荣的父母的身份也就呼之欲出了，老爹黄炳泉乃是清末浙江省余姚县一名捕快，也就是俗称的“皂吏”，这份职业在清末基本是贪赃枉法的代名词，借职务之便上下其手的人渣在充任，黄家的门风也便可想而知。后来黄父到苏州办案子，却不知道什么原因就留在那里不走了，还娶了一户邹姓人家的女儿落地生根。1868年，黄家生了个儿子，起名金荣，小名则叫“和尚”，和尚同学大概小时候出过天花，脸上星星点点地留下了麻子，所以有个绰号叫“黄麻皮”，日后虽然发迹了没人敢当面这么叫，但是上海的老百姓在背后都是“黄麻皮”长、“黄麻皮”短的叫，其本名黄金荣反而没多少人记住了。大概黄麻皮本人也觉得这名字太俗没气质，所以等当上老大后又下令一个狗头军师给他按照谐音，附庸风雅地起了个“锦镛”的字号，对外一律以“锦镛如何如何”自诩。黄金荣干过的这种往自己脸上贴金的事儿不止这一起，比如他长期自称为上海青帮“天字辈”老大，比青帮还健在的弟子中地位最高的“大字辈”字还高一头。但是鬼才晓得这个家伙是什么时间参加过青帮的拜老头子、开香堂等入门仪式的，用黑话讲就是个“空子”，只是黄麻皮本人觉得青帮的名头可资利用，就毫无节操地拿来使唤了。因此当时正统的青帮中人对他冒充帮里前辈，广纳门徒的做派颇有微词，但无奈黄麻皮在上海的显赫势力，青帮也无可奈何，只好捏着鼻子承认了这个“山寨货”。直到1927年黄金荣从法租界警务处督察长退休时，才托杜月笙出面疏通，迫使青帮耆老张镜湖接受了他的拜师名帖和两万元敬礼，正式成了青帮“通”字辈的门人。

　　华人巡捕

　　当然不管怎么说，黄麻皮先生都是上海滩“有头有脸”的人物，至于他是怎么混上来的，这就要从上海法租界巡捕房讲起了。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上海就成为中国第一批有外国人居住的城市，清政府的官吏出于“华洋杂居，难免生乱”的心理，“爽快”地把一块又一块的中国领土批给各国洋人做“租界”，于是有了后来的英租界、美租界、法租界等称谓，后来英美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而法租界则一直延续下来，这两大块租界共同组成了外国人在上海的“国中之国”。所谓租界门口挂“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说法其实是不对的，因为第一，洋人喜欢养狗当宠物，没听说过宠物还要寄放在租界外边的道理。第二，洋人生活要人伺候，厨子管家之类可以从本国招募，总不能打杂、倒垃圾、烧开水的仆人也要从家乡带过来吧？所以招募本地中国人也是必然，更不用说租界里理发、开杂货店、扫大街等提供公共服务的行当了，不客气一点儿，离了中国人，租界根本玩不转。至于影视剧中那块被李小龙一脚踢飞的牌子，倒是挂在租界内专供洋人散步的公园门口更靠谱一点儿。当时租界内办理刑事案件都要华洋分开，这里倒不单纯是对中国人的歧视了，只是租界内巡捕房的力量有限，光靠那几位中国话都说不利索的外国探长和从印度、安南（今越南）招募来的殖民地保安，想维持租界的治安谈何容易？因此1900年法租界第二次扩界后，法国驻沪总领事白早脱和公董局总董白尔研究决定招募120名华人巡捕，这个消息就被当时在上海滩当混混的黄金荣打听到了。这时候的黄麻皮日子过得很是潦倒，老爹死后家道中落，他本人又不爱读书，一无所长，只好去一个裱煳店当学徒，但是因为好吃懒做，吃喝嫖赌无一不精，裱煳店也养不起这尊大神了，黄麻皮又回到街头，以给衙门当临时工度日，这时候洋人的衙门要人的消息就传来了。黄金荣自觉进了巡捕房能吃香喝辣、前途无量，便决定去碰碰运气，这次走了一位老爹生前认识的熟人徐安宝的门路，黄金荣顺利当上了法租界巡捕。进了巡捕房后，黄金荣表现得格外卖力，每天都跟着法国巡捕的屁股后面，挨家挨户去征收“地皮捐”、“住屋捐”，还要到越界筑路区为新建的住屋订租界的门牌号码，在镇压那些不愿意动迁的农户、坟主，殴打抗议加捐的小商贩等活动中，体格五大三粗的黄麻皮一直是冲锋在前的。由此，他就被警务总监看中，一下就由华捕提升为便衣侦探，又名“包打听”。

　　瘪三发迹

　　“包打听”一听就不是什么好词，事实上也确实不是好东西，说简单点就是洋人的暗探、爪牙和走狗，黄麻皮的日子过得很自在，每天穿着便衣到茶馆一坐，听周围人喝茶聊天，从中搜集情报，网罗眼线。从小黄金荣那个当捕快的爹没少跟他传授衙门里办案的门道，在上海这种地方，有了什么案子，那些城狐社鼠知道的肯定要比巡捕更快更多，黄麻皮就用上了黑吃黑的手段，网罗了一批有把柄被他捏在手里的“三光码子”，即那些惯偷、惯盗、惯骗分子给他提供消息，破了不少案子，同时顺带跟这些人勾结，干点走私绑票的勾当以聚敛钱财。后来黄金荣干脆玩起了贼喊捉贼的把戏，直接指示他那些“线人”犯下案子，然后他再出面将盗贼绳之以法。有一天，巡捕房街对面的一家咸货行的金字招牌突然不翼而飞，老板正急得跳脚，有人指点说对面的黄金荣破案子“灵光”，老板就进了巡捕房直接点名找黄金荣破案。谁知没等黄金荣走出巡捕房，一班小瘪三就敲锣打鼓地将那块招牌给送了回来，由此，黄金荣名声大噪。当然那群小瘪三是什么来路不问而知，整个事件就是黄金荣为了刷荣誉值而策划的一场闹剧。渐渐地，租界当局也知道有个黄金荣擅长办案，于是各种与中国人牵扯的大案、要案洋人也会丢给他来处理。一次法国驻上海总领事馆书记樊尔谛携妻游览太湖，被湖匪绑了肉票，租界当局要求黄金荣设法营救。黄金荣受命之后，凭借自己的人脉，派遣与太湖匪首有联系的弟子高鑫宝前往“拜山”，结果匪首爽快地释放了人质。还有一次，福建督军周荫人的参谋长带了六箱古玩、字画到上海来。不料，一出码头就被人盗走。为此，淞沪护军使何丰林特请黄金荣协助追查。结果，不到半天黄金荣就将原物如数追回。这几起事牵上层人物的案件黄金荣都办得十分漂亮，大大提升了他在巡捕房的地位。在当包打听的生涯里，最令黄金荣得意的还是侦破法国天主教神父被绑架案。为此，法国外交部授予黄金荣一枚头等金质宝星。黄金荣在法租界巡捕房声望日重，一路高升，最后直干到法租界警务处唯一的华人探长，法国人给他配了八名安南巡捕当保镖，黄金荣每次出行，保镖和门下弟子随行浩浩荡荡，黄金荣本人更是飞扬跋扈、胆大妄为，成为地方一霸。

　　两个门人

　　前面讲过，黄金荣本人虽然不是正统的青帮成员，但是却颇好开山门收徒弟。也是县官不如现管，虽然正统的青帮门人很不齿他的所为，但是抱着各种各样目的来黄金荣门下投奔的人还是络绎不绝，这其中最有名的要数杜月笙和蒋介石两人。黄金荣在法租界已拥有相当势力时，杜月笙还只是刚到上海滩混世界的一个“小瘪三”，两个人的地位差距就像《上海滩》刚开始时候的冯敬尧和许文强一样。后经人介绍，杜月笙拜入黄金荣的门下，当起了黄老大的马仔，在他家里干些端茶倒水的杂事。杜月笙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会来事，为人乖巧勤快、机灵识趣，很快就得到了黄金荣的老婆林桂生的赏识。当时淞沪护军都督使何丰林等人私下集资开办贩运鸦片的公司，杜月笙认定投资这个公司，有军阀做后台，赚钱大有保障。在他的鼓动下，林桂生以黄金荣的名义入股，不到两年，果然为黄金荣赚得200万元，杜月笙由此崭露头角，在上海黑社会中也名声渐起。以此为契机，杜月笙从黄门下独立出来单干这运毒贩毒的勾当，后来越做越大，地位甚至隐隐压过了黄金荣的一头。但是杜月笙这个人始终会做人，在黄金荣后来倒霉的时候，杜月笙还不计前嫌多方奔走营救，黄金荣深为感谢，遂与杜月笙、张啸林二人结拜成把兄弟。由此，黄金荣、杜月笙与张啸林这三位上海滩的大流氓头子联合一体，成为当时上海黑社会中最具影响的势力。如果说杜月笙是为了自己出人头地而来，那么蒋介石拜入黄金荣的门下就是病急乱投医了。当年大名还是蒋志清的蒋介石以“革命党人”自居，打着“为革命筹措经费”的名义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做着投机倒把的生意。初期交易所的业务还算可以，孰料1921年上海爆发“信交风暴”，类似今天小规模的金融危机，一时交易所纷纷倒闭，股票形同废纸。勉强支撑到1922年，蒋介石所在的“恒泰号”彻底倒闭，众多股东拿着股票要求兑现，交易所的监察人周骏彦被逼得两次要跳黄浦江自杀，债主们甚至雇用一些打手来威胁蒋介石等人还钱。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经过大商人虞洽卿介绍，蒋介石来到法租界鼎鼎大名的黄金荣门下寻求“保护”，黄金荣觉得这是个结交“革命党人”的好机会，就同意为蒋介石的债务背书。他解决的方法也非常干脆，在酒店里摆下一桌鸿门宴请各位债主赴约，然后指着蒋介石说道：“现在志清是我的徒弟了，志清的债，大家可以来找我要。”被这场面镇住了的债主们如何敢向这位青帮大流氓讨账？只好自认倒霉，纷纷散去，蒋介石因此逃过一劫。后来蒋介石跑到广州投奔孙中山先生，这才有了日后黄埔军校的蒋校长和后来的蒋委员长。1927年，蒋介石以北伐军总司令的身份意气风发地重返上海滩的时候，黄金荣很识相地主动地把当年蒋介石的拜师名帖给退了回去，蒋介石谦虚一番也就收下了，不过面子上仍对黄金荣尊重有加，因为他还有事要依仗这条地头蛇的力量。

　　累累血债

　　1927年3月底，蒋介石在上海策动抓捕屠杀共产党员的“清党”行动。鉴于手头力量不足，蒋介石先后派遣杨虎、陈群、王柏龄等心腹化装潜入上海黄公馆，与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三个流氓头子会晤，密商反共清党事宜。黄金荣当场向来者表示，全力协助蒋介石的“清共大业”。之后，黄金荣等着手组织“中华共进会”，串联党羽，购买枪支弹药，以完成蒋介石交待的“任务”。4月11日晚，黄金荣等人以协商要事为辞，把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骗到杜月笙的家里，毒打之后带到枫林桥附近杀害。4月12日，在蒋介石发布清党密令，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同时，黄金荣亲自率“中华共进会”的武装流氓攻打上海闸北总工会及工人纠察队的各个据点，双方发生激战。北伐至沪的国民革命军第26军则假借调解“纠纷”，骗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并直接参与屠杀，致工人纠察队员死亡120余人，伤180余人。同时，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还联合印发了十万份“警告男女工人书”，并在沪上各报发表所谓“真电”，颠倒是非，对共产党大肆诬蔑。“上海滩三大亨”在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中可谓是立下了“赫赫战功”，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和无辜群众的鲜血。帮助反动政权大肆屠杀革命群众让黄金荣志得意满，在事后的“酬功”中他被任命为国民政府的高级参议。有了所谓的政府官职，黄金荣对金钱更加贪得无厌，他曾经不无得意地宣称，自己的人生嗜好就是“赚银子，睡女人”。他对金钱的法力充满迷信，认为有钱能让鬼推磨，因此，狂妄地叫嚣：“天大的官司，磨盘大的银子。”他对敛财的痴迷甚至到了不顾身份不择手段的程度，比如他与杜月笙在上海福煦路181号合开了一家上海最大的豪华赌场。乍看上去，赌场中中西赌具、烟榻酒肴一应俱全，是个销金娱乐的好去处。果然开赌之后门庭若市，赌客云集，上海滩的大佬们纷纷腰缠万贯而至，囊空如洗而去。实则赌台之上，黄金荣的门徒们施展各种作弊手法，席卷赌资。即便有人赢了钱，出门之后，黄金荣的门徒们也会跟踪其后，以“抄把子”、“剥猪猡”的手法把钱抢去。有时黄金荣、杜月笙的门徒等还会化装成警方探员突然抓赌，或干脆与租界捕房勾结，把身揣巨资的赌客们送进巡捕房，然后罚款交保释放。通过如此种种卑劣下作的手法，黄金荣聚积了无以数计的钱财。一边明里开赌场疯狂敛财，一边背地里干杀人越货、走私贩毒的勾当，黄金荣的触角几乎伸到了上海的每一处阴暗角落。他的徒子徒孙遍布于上海的各个行业，军阀政客、律师报人、巡捕车夫、戏子舞女、地痞流氓等，三教九流无所不包，令人无法想象。

　　报应不爽

　　黄金荣虽然嚣张跋扈，不可一世，但是总有些事情让他郁闷不已，尤其身边杜月笙的迅速崛起让他觉得上海滩龙头老大的地位受到了威胁。但是杜月笙这个人太会做人，明面上的礼节滴水不漏，很难让黄金荣找茬翻脸，于是黄金荣只好暗地里做些勾当，想搞垮杜月笙。但是随后一件事却让他的底气越发不足起来。一天，浙江督军卢永祥的儿子卢筱嘉进租界看戏，见一女戏子色艺均佳，就动了勾搭的心思，然而对方当场给了一个大白眼。卢大少爷心中有气，就在其演出的时候找茬喝彩声方息，身边便走来一矮胖的中年人，不由分说就噼噼啪打了卢大少爷几个耳光。卢大少爷哪吃过这个亏，正待发作，谁知对方身边呼啦啦站起小半个剧院的人，原来这个此人正是黄金荣，这女戏子是他正在力捧的一个红角，见此情景，卢大少爷虽然纨绔，也晓得好汉不吃眼前亏的道理，忍吞声地离开了。黄金荣跋扈惯了，也以为打的就是一个普通的纨绔人家子弟，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第二天照样优哉游哉出了租界应酬。这边卢筱嘉听闻黄金荣出了老巢，当即派持枪卫士十余人闯进宴席，将黄金荣押至护军使署。卢大公子自设法庭，验明正身，让士兵将黄金荣按倒在地，棍棒交加，一顿毒打，揍得黄金荣皮开肉绽，大声讨饶。然后，卢筱嘉放出风去，宣称要把黄金荣装进麻袋，沉入黄浦江。黄家人一听顿时乱了套，开始各种请托找关系说情，谁料卢永祥眼珠子一瞪：“我的儿子不成器，我自会教他黄麻皮算什么东西？我儿子什么时候轮到他来教育一时黄家还真没了章程，流氓土匪再横底下能打的也不过几百上千的乌合之众，如何跟手握重兵的军阀掰腕子？最后还是杜月笙好说歹说，黄金荣留得性命，逃一劫。但自此他在上海的名望却是一落千丈——混社会人最讲究个面子，而如今黄金荣被人捆着胖揍，嘴里求爷爷告奶奶的糗事已传遍上海滩，如何还能再有脸号召手下？黄金荣不得不把上海第一大亨的位置让了出来，自此声势大减。此后的日子里，黄金荣好歹凭着跟蒋介石的交情维持着局面，总算还是”三大亨“之一。抗战时期，黄金荣的表现不算好也不算坏——没有像杜月笙那样坚决抵抗，带着门弟子捐款捐物，刀噼汉奸；但也没有像张啸林一样公开投敌，沦为汉奸，他拒绝了日伪政府的邀请，8年间啥也没蹲在家中等来了上海光复的日子。

　　接受改造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的时候，黄金荣已经82岁，标准的风烛残年，对很多事情也就看开了，所以解放军来的时候他既没有跑也没有躲，安心地住在上海的宅院里，等待人民政府安排他的命运。事实上，对于新政权如何处置自己，黄金荣还是有数的——应当罪不至死，虽然他在”四一二“中罪行累累，但这时候把一个80多岁的老头子拉去枪毙并没有太大的意义，民政府也希望黄金荣这样的旧上海”大亨“能够留在解放后的上海，这对稳定刚刚解放的上海社会秩序，以及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都是有利的，所以不仅对黄金荣，对已去香港杜月笙，也在做这样的争取。如此形势下，黄金荣安心享受起最后的安逸日子，每日受三样东西：吸大烟、搓麻将、下澡堂，这还是他从巡捕当包打听时候就养成的习惯。他对人说，这”三件套“是他最大的享受，不管是国民党当权，还是共产党天下，都是如此，要陪他到老死。他能留在上海不走，这”三件套“也有一半功劳。当时黄家上上下下二十多口人，都住在龙门路均培里一号。这是黄金荣发迹后造的一幢三层洋房，有几十个房间。黄金荣的居室在二楼东端，附近住屋大多由他的门徒租住，可以互通声气，方便走动。除夏天避暑去漕河泾黄家花园住一段时间，黄金荣一直居住于此。人民政府这时还允许黄金荣照常经营他的产业，如大世界、黄金大戏院、荣记大戏院等，每月都有一笔不菲的收入。直到1951年，人民政府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黄金荣在建国初期这段安逸的生活才告结束。5月20日，黄金荣在《文汇报》和《新闻报》上刊登《自白书》，表示”愿向人民坦白悔过“，要”洗清个人历史上的污点，重新做人“。他在大世界门口扫马路的照片也于同日公开登报发表，引起轰动。据说杜月笙在香港看到了报纸，暗自庆幸自己没有留在上海。后来考虑到国内外的反响，对黄金荣的这项”改造“措施只是象征性地进行了几天，并没有持续下去，毕竟他已是风烛残年的老人。两年后，这个曾在上海滩显赫一时的人物，因发热病倒，昏迷了几天，就闭上了眼睛。时年8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