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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维钧是近现代史上最卓越的外交家之一，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时期外交界的领袖人物，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一位在巴黎和会上不畏强权、敢于替中国人民鸣不平的外交官，近代第一个向国际社会说“不”的中国人。这位职业外交家在国际上站得稳，兜得转，堪称官场“不倒翁”。
1860年，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绑架了顾维钧的祖父顾晋恩和几个小兄弟。为了赎身，顾家不得不把所有的财产拿出。事后，因为惊吓过度，原本身体就虚弱的顾晋恩不久就病逝了。
顾维钧的父亲顾溶婚后一直在家待业。这时的顾溶负担特别重，上有年迈的母亲和长期寄住在顾家的岳母，下有三个年幼的孩子，用上有老、下有小来概括，非常恰当。此时顾溶的妻子又怀孕了。为生活所迫，夫妻二人商议后，决定堕胎。他们原指着喝某种茶水就可以流产，但这个偏方无效，最终这个男婴顽强地活了下来，他就是顾维钧。
顾维钧到哥伦比亚大学读书一年后，发现要想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就一定要补修拉丁文。于是他找到院长，要求在二年级的时候开始学习拉丁文。最后经过努力，顾维钧仅用六周的时间就完成了美国学生要用四年的时间完成的课程，而且一年后他在拉丁文考试中获得了“甲上”的成绩。不过，顾维钧没想提前毕业，坚持要和同班同学一起毕业。校方和他为此僵持不下。最终，幸亏注册处主任为他出了个“别交毕业费”的主意，他才得以“延迟”毕业。
晚清第一任交通银行总裁是顾维钧的父亲顾溶。光绪末年，顾溶从江苏嘉定老家来到上海，做了上海道尹袁观澜的师爷。当时擅长看相的张衡山也是袁观澜的幕僚。据说此人看相极其灵验，道尹衙门中的大小官员有很多都请他看过。那时，袁观澜的儿子袁履登和顾维钧都在一起读书，他们不但是校友，而且关系相当好，经常在课后到衙门里玩儿。张衡山看到他们二人后，说他二人都不是平常人，只不过袁履登将来恐怕难得善终，而顾维钧将来则会富贵双全，一帆风顺。后来袁履登沦为汉奸，果然没能善终。
当初，曾任孙中山私人顾问的澳大利亚驻华记者端纳建议袁世凯重用接受过外国教育的热血青年，袁世凯得意地告诉他：“我的政府已经有了年轻的顾维钧博士，他就是我的外交顾问。”
张衡山有一个和顾维钧年龄差不多的女儿。后来，他就请人做媒，为顾维钧和自己的女儿订了婚。后来，为了顾维钧的仕途，张衡山就把顾维钧介绍到国务总理唐绍仪手下做秘书。没想到的是，顾维钧竟然和唐绍仪的千金好上了。为了女儿，唐绍仪让人逼张衡山的女儿和顾维钧解除婚约。这令张衡山后悔不已，他曾捶胸顿足地说：“我只会看相，不会看人心啊！”最终，张衡山抑郁而亡，他的女儿也因伤心遁入空门。
1908年夏，顾维钧奉父母之命娶了张家小姐。不过，自结婚当晚开始，顾维钧就到母亲暂时空着的房间睡觉，不回自己的房间。顾维钧的父母看不下去，不得不督促他回新房睡觉。不过，顾维钧虽回到新房睡觉，但与张家小姐仍是分床而睡。
唐宝玥是唐绍仪的女儿。因为爱上了顾维钧，她就哭着求自己的父亲同意二人的婚事，还扬言如果不能嫁给顾维钧，她就要削发为尼。见唐绍仪不同意，唐小姐果真跑到北京郊外的白云庵，然后让人告诉唐绍仪自己已经选定日子落发为尼。后见父亲仍不理睬自己，唐小姐又跑回城里，让人通知唐总理，如果不同意她的要求，她就到当时北京娼妓集中的八大胡同去做生意，而且还要打着现任国务总理小姐玫瑰的牌子。唐绍仪无奈之下，只好竖起白旗，同意了这桩婚事。
1913年，顾维钧和唐宝玥结为夫妻。他们的婚期原本定在6月2日，但已经五十多岁的唐绍仪总理也要在这一天举行婚礼。为了照顾唐绍仪的面子，接到唐绍仪通知后的顾维钧在仓促之间不得不改变婚期，将日期推后。之后，翁婿二人在同一个地点，先后举办婚礼。
“亚洲糖业大王”黄仲涵是印尼华侨第一巨富，他死后留下五百万英镑的财产。他有一个女儿叫黄蕙兰。黄蕙兰长相普通，而且曾结过婚，对方是英国的一位爵士。不过，由于家庭富有，黄蕙兰有华美的衣着、贵重的首饰，这些为她加分不少，也让不少男人为她动心。担心别人把顾维钧抢去，这位黄小姐就在一天晚上坦率地对顾维钧说：“我用手中的金钱力量为你的事业成功做保证。我们合作吧。”
在中国，黄蕙兰这位非同寻常的女性只不过是外交家顾维钧的第三任妻子，是个喜欢摆阔的贵妇。可是，她的名声在欧美却非常响亮。在欧美社交界，她曾经是东方时尚女性的代表，一度和宋美龄齐名。她是Madame Wellington Koo或者Hui-lanKoo这一点，人们都知道。黄蕙兰自己就曾说：“有一年冬天，因为患了皮肤病，我不能穿袜子，只好光着脚去上海。当然，其中的原因我是不会告诉别人的。可让人啼笑皆非的是，那些上海的妇女在寒冷的冬天也把袜子脱掉了。后来当我的皮肤病好后，我重新穿上了袜子，她们一定感到奇怪。”
黄蕙兰的父母对顾维钧和黄蕙兰的婚事持截然不同的态度。黄父持反对意见，他反对的理由是顾维钧不但穷，而且结过两次婚，还带着两个孩子。因此，黄父没去参加女儿的婚礼。黄母对这桩婚事则比较赞成，她赞成的原因是顾维钧是有名气的大官，嫁给他可以光耀门楣；属猪的顾和属虎的女儿命造相合，因此以后二人一定会琴瑟和谐，白头偕老。
黄蕙兰在巴黎有许多粉丝，其中就有法国玛丽王后、摩纳哥王妃、美国杜鲁门的妻子等人。当时的一些香港人喜欢将老式古董绣花裙子遮在钢琴上做装饰，这么做只是为了挡灰，这种绣花裙子非常便宜。黄蕙兰就买了不少这种老式的裙子，经常在晚上穿。没想到，黄蕙兰这种做法在巴黎引起了轰动，这种裙子的价格被巴黎人抬高了几百倍。
据张学良讲述，黄蕙兰整日里无所事事，而且牌品和人品都不好。她谎报自己的年龄，打牌时偷牌，还在婚后红杏出墙。有一次，黄蕙兰发现顾维钧有了外遇，就在顾维钧打麻将时，将茶水浇到他的头上。尽管茶水从自己的头上哗啦啦流下，顾维钧仍淡定地打牌，丝毫不为所动。
张学良的一个女性朋友被顾维钧看上，顾维钧请张学良把自己介绍给对方。张学良拒绝了他的请求，并声称自己不会为他拉皮条，如果实在想认识人家，就自己去，最后还说他“什么都整”。顾为此很郁闷，表白自己只不过想泡个妞，还责怪张多管闲事，因为“她又不是你的妞”。
1919年的巴黎和会，顾维钧作为中方代表之一列席。在谈到山东问题时，顾维钧慷慨陈词，代表中国代表团发表了和会期间最重要的发言。他的一番雄辩之词，受到了绝大多数与会人员的赞扬。后来，美、英、法三国巨头先后和他握手道贺。美国的威尔逊、英国的劳合·乔治都称赞他的发言是中国观点的卓越论述。据说，人称“老虎总理”的克列孟梭因为在和会上亲眼目睹了顾维钧的精彩辩论，为之深深折服，戏称他为“中国小猫”。
严幼韵是顾维钧的最后一位夫人。她出身于上海富商之家。严家三姐妹皆是当时的才女，其中，严彩韵和严莲韵分别于1921年和1924年毕业于金陵女大。严幼韵则于1927年转入复旦大学商科，是该校第一批女学生。她坐自备的轿车去学校上课（她自己也会开车）。而她所坐车的车牌号84号在英语中读作Eighty Four，一些男生就用上海口音将其念成“爱的花”。严幼韵是一个极其时髦的人，她每天所穿的衣服都是精选自家所开的老九章绸布庄内的布料制作而成。天生丽质再加上时髦的服装，令严幼韵在复旦内外声名远播。
1929年9月6日，复旦校花严幼韵嫁给了时任清华大学教授兼外交部顾问的杨光泩。婚礼在上海大华饭店举行，由时任外交部长的王正廷主持。当时有上千嘉宾出席，婚礼之盛大，轰动了整个上海滩。
1919年，在巴黎和会上，顾维钧痛斥日本人索取山东特权的无理要求。他说：“耶路撒冷是基督教的圣城，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为西方有位圣人耶稣就是在此遇难的。无论在你们日本人心目中，还是在我们中国人心目中，孔子都是圣人，其故乡山东自然就是我们中国人心中的圣地。因此，山东也不容侵犯。”听罢他的这番话，在座之人皆点头赞成。
臭菜一直是顾维钧最喜欢吃的，像臭豆腐、臭肉、臭蔬菜、臭虾酱，皆是他的餐桌上不可或缺的美食。顾维钧在任驻法公使时，因为法国没有臭味菜，他就在回国时特意带了一包臭菜出境。法国人不得不戴上防毒面具检查，而顾维钧却怡然享受着那种臭味。
1919年5月，顾维钧的一位上海友人写信告诉他，《字林西报》用两整版的位置刊登指责他的文章。在文章中，他被指责不但和北京的亲日派交朋友，还和曹汝霖的女儿订了婚：“中国何其悲哉！值此危急之秋，适逢外交斗争胜利在望，而国家赖之共济时艰的最卓越外交家之一，却与亲日派联盟，与曹小姐订婚，转而反对国家利益。”后经调查，这是顾维钧的政敌王正廷对他的造谣中伤。
王正廷，浙江奉化人，民国高级外交官，中国“奥运之父”
九一八事变后，顾维钧开始效力于南京国民政府。蒋介石对他特别殷勤。有一次，因为外委会休会，顾维钧得以借机返回北京。蒋介石听说后，特意派手下到机场送行，还送上一封内装三百元支票的信，声称是给顾维钧做旅费的。顾维钧对老蒋表示感谢，但将钱原样退回。
1932年初，到巴黎任职的顾维钧居住在清末就租定的老使馆。当时，这处建筑已经被中方租住三十多年了，使馆位于楼下，楼上就是公寓。有时候，有的房客不知道楼下是使馆，对使馆工作人员呼来喝去的，有的甚至还把要洗的衣服丢在中国工作人员面前。顾维钧在上任的那天，发现各种戏目的海报被贴在了使馆门前，使馆大门口还挂着黑纱，一问才知道原来是楼上有人家办丧事。等他到了办公室刚坐下，又接到了要预订电影票的电话。原来房东把这幢楼的另一半租给了一家电影院。最令人难堪的是，使馆所在的那条街道特别狭窄，以至于每到递交国书的时候，法国总统派来的礼车只好停在街口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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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2-27 13:42: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