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门三院士：梁启超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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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思想的启蒙者，社会活动家，民国初年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教授之一。梁启超以“善变”闻名于世。从戊戌年的变法，到庚子勤王，再到创办《新民丛报》，宣传“新民”思想；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学生、信徒、助手，但最终他们还是分道扬镳了；梁启超与孙中山合作过，也对立过；他拥护过袁世凯，也反对过袁世凯。梁启超共有九个子女，多从事科学工作，并涌现出三位院士：建筑学家梁思成、考古学家梁思永、航天专家梁思礼。

　　

　　1873年，梁启超出生于广东新会茶坑村。在《三十自述》里，他交代了自己出生的时代背景：“太平天国亡于金陵后十年，清大学士曾国藩卒后一年，普法战争后三年，而意大利建国罗马之岁也。”

　　梁启超规定工作时间不接待宾客，偶有来访者，说话不能超过一小时。其书斋门上还挂有木牌：“除研究生外，无要事莫入。”

　　1914年11月月初，梁启超在清华大学做题为《论君子》的演说，引用了《易经》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来勉励大家，从此清华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校训。

　　梁启超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期间，有一次因为举办重要的校际篮球比赛，上课的学生很少，梁便大发牢骚：“做学问不如打球好玩，你们也不是要跟我做学问，不过是要看看梁启超罢了，和动物园的老虎、大象一样，看一两次就够了。不过我并不失望，不要多，只要好，我在时务学堂只有四十多个学生，可是出了蔡松坡（蔡锷）、范源濂、杨树达，一个顶一个！”

　　梁启超撰《墨经校释》，请胡适作序。然而书出版时，置胡适所作序于书后，而将自己答胡适的信稿置于书前。

　　梁启超酷爱麻将，每于演说之前大战不止，曾说：“予利用博戏时间起腹稿耳。骨牌足以启予智窦，手一抚之，思潮汩汩来，较寻常枯索，难易悬殊，屡验屡效，已成习惯。”

　　1929年，梁启超的学生谢国桢和萧龙友见老师身体健康状况渐趋恶化，便劝梁停止工作，注意休息。梁说：“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坛。”不久逝世。1982年，谢国桢因病住院，犹坚持看书不已。萧龙友的儿子萧璋劝其停止看书，注意休息。谢说：“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坛，师训不可违！”

　　李蕙仙出生在河北省固安县，自幼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有“才女”之美誉。1899年，李的堂叔、维新派大臣李端棻到广州主持高考时（典试）时，瞄上了“凤凰男”梁启超。很快，广东神童与北京大龄才女喜结连理，此时李二十三岁，梁十九岁。

　　梁启超与李蕙仙婚后先是在广东乡下老家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便夫唱妇随，梁忙他的“公车上书”“保国会”；李办她的女子学堂，亲任校长（中国第一位女校长），同时还帮助梁将广州舌音转变为普通话。

　　梁启超曾在美国檀香山偶遇何蕙珍，心生爱慕，恰何也对梁抱有好感，欲以身相许。梁说：“我不能娶你，我当年曾与谭嗣同君创办‘一夫一妻世界会’，我不能自食其言啊！”何说：“这有何难？你可以再创办一个‘一夫两妻世界会’啊！”

　　1900年，身居国外的梁启超与华侨子弟何蕙珍擦出火花。梁虽再三婉拒了何女士的求爱，但是心中的小鹿仍跳个不停。怀着极其复杂的心情，梁将此事告诉了结发妻子李蕙仙。李女士根本不理睬梁的忏悔，而是回信说：你又不是女子，不需要从一而终，如果喜欢何女士，我直接禀告父亲大人，成全你们就是。李女士知道父亲梁宝瑛绝不会同意他娶小，梁当然也明白，遂急忙回信向老婆大人表白：对何蕙珍只是“发乎情，止乎礼义而已”，已经对其“一言决绝，以妹视之”。

　　王桂芬为贵州人，小时候被人贩子辗转卖了四次，最后到了李蕙仙的娘家做丫鬟。李蕙仙见其聪明伶俐，就将其带回了夫家，梁给她起个大名“王桂芬”。随梁一家到日本后，王小丫头很快学会了日语，既上得了讲堂，又下得了厨房，且很快与梁产生了爱情的结晶，生下梁思永。为了保护王小丫头，梁只好让其到澳门生产。在李大夫人兄弟的斡旋下，李大夫人才算接受了王小丫头，孩子们也改口称“王姨”。

　　胡适提出“好政府主义”前夕，梁启超、林长民等人向他建议，要拉王宠惠、罗文干、蔡元培等人加入研究系。胡适和蔡元培却决心与研究系保持距离，于是将梁、林等人晾在一旁，自己发表了一个《我们的政治主张》。梁启超大怒道：“有什么了不起，我自己一个人也可以发表宣言。”林长民则说：“胡适我们不怪他，他是处女，不愿意跟我们做过妓女的人来往。”

　　杨度去梁启超家做客，偶遇梁的情人花云仙，对其一见钟情。梁见杨一直色迷迷地看花，遂大方地说：“你若真喜欢她，我老梁就把她送给你了。”喜得杨立马拉起花的手就跑到宾馆开房。

　　“戊戌政变”后，有人污蔑梁启超与康有为之女康同璧有染，且取梁的情诗四十首为证。其实梁的这些情诗是写给何蕙珍（曾担任梁的翻译）的。

　　康有为之女康同璧，留学哈佛、哥伦比亚大学，曾任万国妇女会副会长、中国全国妇女大会会长、山东道德会会长等职

　　1902年，年仅十八岁的康同璧得知父亲康有为流亡至印度后，女扮男装，逃出京城，走居庸，出潼关，沿丝绸之路，入新疆，翻葱岭，再转而南下。一路过关隘，涉沙漠，越险峰，躲官家，终于到达印度找到康有为。

　　王小丫头（桂芬）曾经很风趣且得意地对别人说：“这几个儿子真有意思，思成（学建筑）盖房子；思忠（学军事）炸房子；房子倒了埋在地里，思永（学考古）又去挖房子。”

　　徐志摩爱上林徽因时，林仅十七岁。二人一见钟情，情意缠绵。徐向张幼仪提出离婚时，很多朋友都反对，尤以梁启超的反对最为强烈。林曾致信徐，其中称：“呜呼志摩！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若耽迷于不可必得之梦境，挫折数次，生意尽矣。”后来大家发现，梁启超曾与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早有默契，二人私下早结了儿女亲家。

　　1922年3月4日，梁启超应北京大学哲学社邀请，到北大第三院大礼堂做演讲，题为《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梁启超事前在报纸上登了一则启事，大意是说，凡是想前往听演讲的当备该书一册。消息一出，商务印书馆所存该书销售一空，向各分馆求援仍然供不应求。第二天，胡适也来到会场听讲。演讲最后，梁启超总结性地说：“这部书讲墨子、荀子最好，讲孔子、庄子最不好，凡关于宇宙观人生观方面，十有八九很浅薄或谬误。”讲到这里，梁启超转过头来对胡适说：“适之，你说是不是这样，我没有造谣吧？”会场里哄堂大笑。

　　1923年，梁思成（左一）与林长民（左三）、林徽因（右二）、徐志摩（右一）等接待印度诗人泰戈尔（右三）

　　1929年，梁启超在肾病手术中被切除未发生病变的右肾，引起舆论的一片哗然。当时梁启超的友人愤愤不平，劝他起诉。梁启超说：“算了罢！中国人学西医，能够开刀，而令我活到如今，已经算不错了，我又何必告他。”

　　梁启超十分推崇贾谊的《治安策》（《陈政事疏》），可以全文背诵。他向学生一面背诵一面讲解，听者惊讶之至。梁笑着说：“我不能背《治安策》，又怎么能上‘万言书’呢？”

　　现代汉语有许多词汇是从日语转译而来，如“经济”“银行”“准备”等皆是。梁启超曾以“经济”为不妥，因为在古代汉语中本有“经济”一词，意为“经国济世”。他因此提议以中国固有的“平准”来代替，并在自己的著作中首先使用，但并未获得推广，于是这个被日语断章取义过的词——“经济”，竟成为最常用的汉语词汇之一。

　　据说梁启超写一页稿，便让秘书用打字机打一页，等到梁启超第二页写完了，秘书的第一页还没打完。仅两年多的时间，梁启超就写出一百多万字的著作，他的才气堪称“近代以来第一人”。

　　梁启超做学问涉猎很广，经学、哲学、史学、文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几乎无所不涉，因此有人开玩笑说其作品是“广零散”。

　　梁启超是第一个在著作中提到马克思的中国人。1902年，梁启超以“中国之新民”的笔名撰《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刊于《新民丛报》第十八号，文中提到的“麦喀士”即马克思。

　　20世纪20年代，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讲课有三种方式：一如梁启超，不发讲义，也不用讲稿；二如陈寅恪，不发讲义，却有讲稿；三如黄节，发讲义，而且就是一部书稿。

　　梁启超的同学罗孝高以“羽衣女士”的笔名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几篇文章，二人便一起唱双簧忽悠马君武。罗说：“羽衣女士是我的表妹，长得非常漂亮，跟观音一样。”马一听来了精神：“她真的很漂亮吗？”梁说：“确实漂亮。”后来，马与“羽衣女士”互通了几封信，并要求见面，梁罗二人一看急了，罗无奈就直接说：“实在对不起，我老实向你坦白，‘羽衣女士’是我的笔名，其实根本没这个人。”马闻听气得暴跳，指着罗的鼻子一通大骂称要绝交。

　　1922年，梁启超为蒋百里的《欧洲文艺复兴史》作序。梁以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历史相比附，写起中国近代的学术复兴史，几天即草成六万字的著作《清代学术概论》，且反要蒋为此“序”写一序。

　　胡适有次在宴会上说：“中国古诗很多，诗人都吃肉，就是没有人写过猪。这个牲畜没有人作过诗。”同席的梁启超接着说：“不见得，清朝乾隆就写过‘夕阳芳草见游猪’的句子。”

　　1923年，胡适曾为青年拟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把《三侠五义》《九命奇冤》也列入。梁启超对胡适说：“我便是没有读过这两部书的人。我虽自知学问浅陋，但说连国学最低限度都没有，我不服。”

　　最初用“莎士比亚”这个译名的当推梁启超。1902年，他在主编的《新民丛报》上发表的《饮冰室诗话》中提到：“近世诗家，如莎士比亚、弥儿顿、田尼逊……”

　　1895年8月17日，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创办了“抄录各馆新闻”的《中外纪闻》，初名《万国公报》，每期十页，印两三千份，木版刻印，双日版，免费赠送。这便是中国最早的文摘报。

　　梁启超在罗宾德罗纳特·泰戈尔生日时给他起了个中国名字，叫“竺震旦”。梁称“罗宾德罗纳特”有“太阳”“雷”之意，可引申为“如日之升”“如雷之震”，意译为“震旦”；古印度称中国为“震旦”，而中国人称印度为“天竺”，按中国习惯前姓后名，故名竺震旦。

　　梁启超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讲课。他每星期三讲儒家哲学，由学生周传儒做记录。当时有学生出了一个灯谜：“梁任公先生每星期三讲哲学，打一人名。”众人未猜中，后谜底揭晓，就是“周传儒”。

　　梁启超被学生们尊称为“老博士”，梁闻后说，我还年轻，并没有老。一个学生说，那么称“先秦博士”如何？先生不是正教我们先秦政治思想史吗？梁说，不敢当，不敢当，可以加一个“准”字，称“准先秦博士”。

　　梁启超有着超人的记忆力，四书五经、历史典籍、诗词歌赋，往往张口即诵，即使是突然停住，只要用手敲一敲脑袋，也会马上想起，又继续大段大段往下背。有时讲课讲到紧要处，就会变成表演，手舞足蹈，或掩面，或顿足，或狂笑，或叹息。讲到欢乐处则大笑而声震屋梁，讲到悲伤处则痛哭而涕泪滂沱。听他的课，实在是种享受。

　　胡适评梁启超：“任公为我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所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

　　梁思成与林徽因曾约定：谁先死，活着的要为对方设计墓碑，连图也要亲自画，不能找人代替。林徽因去世后，梁思成为她做到了这一点。而金岳霖题写了挽诗：“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

　　1955年林徽因去世，梁思成于1962年娶了他的学生林洙。几年后，金岳霖突然把梁思成等一众老友请到北京饭店，并没有讲理由，这让收到通知的老友们都很纳闷。饭吃到一半时，金岳霖突然站起来说：“请大家过来吃饭，因为今天是林徽因的生日。”老友们望着这位终身不娶的老教授，都偷偷地抹眼泪。

　　梁思成的第二任妻子是林洙。林洙于1948年中学毕业后，随男友程应铨来到清华大学。程应铨在建筑系任教，林洙想进先修班学习，慕名去拜访林徽因，林徽因教林洙学习英文。后来，程应铨和林洙要结婚，曾接受林徽因的个人资助。1957年程应铨被划为右派，两人离婚。1959年，作为清华大学建筑系资料馆的管理员，林洙担当了为梁思成整理资料的工作，最后成了梁思成的第二任妻子。

　　1923年夏天，梁思成因车祸住院，年仅十九岁的林徽因每天坐在梁思成床边照顾他，偶尔有说有笑。梁思成汗流浃背时，她便毫无芥蒂地帮他揩面擦身。这一“开放”举动让李蕙仙大为反感：“一个姑娘毫无半点儿闺秀风范，思成不可娶她。”而梁启超却因此事更加欣赏林徽因，并将喜悦之情写给了女儿梁思顺。梁思顺对父亲的赞赏不以为然。

　　梁思成夫妇

　　梁思成继承了他父亲的天才，进入清华学校后便是校园里异常活跃的少年。他喜爱绘画，任《清华年报》美术编辑；喜爱音乐，当管弦乐队队长；喜爱体育，获得过校体育运动会跳高冠军。他的外语也好，翻译了王尔德的作品《挚友》。

　　梁启超寄厚望于梁思成，从学业、婚姻到谋职，无不一一给予细致入微的关怀、照顾。梁思成结婚前夕，梁启超致信说：“你们若在教堂行礼，思成便用我的全名，用外国习惯叫作‘思成梁启超’，表示你以长子资格继承我全部的人格和名誉。”

　　初入清华大学的梁思成

　　1947年，梁思成曾在北京大学开过“中国建筑史”课程，上课的学生有近二十人。梁思成用幻灯片来辅助教学，很有意思。最后一节课，他讲完之后，对在座的同学说：“课讲完了，为了应酬公事，还得考一考吧？诸位说说怎么考好？”学生没有一个答话。梁又说：“反正是应酬公事，怎么样都可以，说说吧。”还是没有人回答。梁思成开始觉得很奇怪，后来恍然大悟地说：“那就先看看有几位是选课的吧，请选课的举手。”学生中没有一个举手。梁思成见此，笑着说：“原来诸位都是旁听的，谢谢诸位捧场。”说完，梁思成向讲台下作了一个大揖，推门而去。

　　梁思成

　　梁思成作为清华大学建筑系的系主任、教授，非常重视新生的基础课学习。因此，每年他都要给一年级学生开“建筑概论”课。上第一节课时，梁思成首先在黑板上只一笔就勾画出了一只可爱的小狗，问学生这是什么。学生说是狗。他又在黑板上画了个与狗同等大小的小屋，问学生这是什么。学生回答是狗窝。他点了点头，又在狗的旁边画了一个大的房子，问学生这是什么。学生说是房子。梁思成满意地笑了，然后在黑板上写上“尺度”两个大字，说这就是尺度。学生一听就懂了。

　　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新生来到系陈列馆参观。梁思成也在馆中，他身材瘦小，腿脚不灵活，穿着西服，戴着宽边礼帽。同学们不知道他就是系主任，很好奇，就围着他观看。梁思成一点儿也不生气，诙谐地指着帽子自我介绍说：“我就是梁思成。你们只要看这顶帽子就能猜着了，也是个大屋顶。”逗得同学们哄堂大笑。

　　清末，在东京的保皇派和革命派常互相谩骂，甚至于斗殴，梁启超就曾遭到群殴。当时张继是带头者。梁启超自知不敌，且辩且退，张继则拉住他的袖子不放手，最后梁启超只好绝袖而去。回到上海后，同在《时务报》工作的康有为、章太炎发生冲突，康便派梁启超领头带着一帮人拳击章太炎。章太炎还了梁启超一个大嘴巴。此次事件后，孤立的章太炎只好离开上海暂退杭州。

　　1912年9月6日，孙中山在长陵城楼前与随员合影。前排左八孙中山、左十叶恭绰；二排右三王宠惠、右四张继

　　梁思成任教期间除了关心学生的学习，还很关心学生的生活，经常热心地给学生取名字。一位学生叫罗自福，常被人取笑为“罗斯福”，后来梁思成给他改名为罗哲文。

　　1937年，梁思成到五台山佛光寺考察，从殿宇外形以及石经幢看出此寺是唐代建筑。为求更确实的证据，梁从附近村里借了高梯，端着脸盆，用刷子蘸水把几道横梁刷洗干净，终于见到了墨迹题记：“唐大中十一年重建”。

　　1938年4月，西南联大（北大、清华、南开）草创，校长梅贻琦请梁思成夫妇设计校园。梁思成夫妇在两个月的时间内，把设计方案更改了多次：高楼变成了矮楼，矮楼变成了平房，砖墙变成了土墙。几乎每改一稿，林徽因都要落一次泪。当他们交出最后一套设计方案时，建设长黄钰生告诉他们：除了图书馆的屋顶可以使用青瓦，其他建筑一律以茅草覆顶，希望梁思成再做一次调整。闻听此言，梁思成忍无可忍，冲入校长梅贻琦的办公室，把设计图砸在他的办公桌上，痛心地喊道：“改！改！改！你还要我怎么改？”梅贻琦望着眼前这位激动的学者，呆呆地愣了半天，说不出话来。面对此景，梁思成喃喃自语道：“茅草房？这不是每一个中国农民都会盖的吗？要我梁思成干什么啊……我……已经修改到第五稿了，从高楼到矮楼，从矮楼到平房，现在又要我去盖茅草房。茅草房就茅草房吧，你们知不知道农民盖一幢茅草房要多少木料？而你给的木料连盖一幢标准的茅草房都不够！”

　　1946年5月3日，西南联大中文系全体师生在教室前合影。二排左起：浦江清，朱自清，冯友兰，闻一多，唐兰，游国恩，罗庸，许骏斋，余冠英，王力，沈从文

　　1944年夏天，盟军准备轰炸中国的日军占领区，盟军司令部请梁思成看看轰炸的时候要保护哪些古建筑。梁思成当即向司令部交了一张圈了红圈、有明确保护标记的图纸。随后，梁思成又说，还有两个城市我也希望能够保护，但这两个城市不在中国。美国人当时感到奇怪，立即问他是哪两个城市。梁思成说是日本的京都和奈良。对梁思成的这一建议，盟军司令部没有当即做出反应。1945年夏季，美、英等国在太平洋上集结了两百万军队，对日本进行持续轰炸。因为梁思成的嘱托，日本京都、奈良没有遭受轰炸，日本这两个有着众多古建筑的古城得以保存。日本人对这件事情非常感激，说梁思成是古都的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