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迁都之谜

匡匡

　　武则天为何选择洛阳作为武周的政治中心？司马光解释说：武则天害死王皇后、萧淑妃以后，“数见王、萧为祟，披发沥血如死时状。后徙居蓬莱宫，复见之，故多在洛阳，终身不归长安”。《旧唐书》亦载：“后则天频见王、萧二庶人披发沥血，如死时状。武后恶之，祷以巫祝，又移居蓬莱宫，复见，故多在东都。”其实，这并不符合事实。王、萧两人死于唐高宗麟德二年（公元665年），此时距武则天定都洛阳已近二十年。况且，武则天称帝后，仍然在长安住了两年。因此，仅仅以王、萧两人之死来解释武则天定都洛阳，难免有牵强附会之嫌。

　　武则天定都洛阳是由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以及洛阳的地理形势决定的，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首先，就政治原因而言，武则天定都洛阳是为了与李唐王朝分庭抗礼，近而实现改朝换代的心愿。

　　武则天为定都洛阳进行了一系列的精心准备。光宅元年（公元684年）九月，武则天改东都为神都。公元688年，武则天建明堂。同年四月，武承嗣命令同泰将伪造的刻有“圣母临人，永昌帝业”字样的白石进献武则天。五月，武氏受“宝图”，事南郊，告谢昊天，御明堂，命诸州都督、刺史及宗室、外戚于拜洛前十日云集神都。七月，武则天更命“宝图”为“大授神图”，封洛水为显圣，加特进，并立庙。永昌元年（公元689年）正月，武则天亲享明堂，大赦天下。次年正月，武则天又享明堂，并依周制建子月为正月，以“曌”字为名。七月，武则天颁《大云经》于天下。九月，武则天改国号为周，改元天授，在洛阳立武氏七庙。天授二年（公元691年）七月，武则天把关内雍、同等九州户数十万人口迁到了洛阳。

　　洛阳在政治上对武则天的重要性，还可以从徐敬业起兵时魏思温的言论中窥见一斑。光宅元年（公元684年）九月，徐敬业等以匡复庐陵王为借口，起兵反对武则天。当时，魏思温建议徐敬业：“明公以匡复为辞，宜率大众鼓行而进，直指洛阳，则天下知公志在勤王，四面响应矣。”遗憾的是，徐敬业没有采纳魏氏的建议，结果兵败身死。由此可见，洛阳对于武则天之重要，它实际上是武则天的政治大本营。

　　其次，就地理位置而言，洛阳适宜作国都。唐朝建立后，历经太宗、高宗两朝，疆土得到不断扩大。高宗总章元年（公元668年），唐朝的疆土达到极限。据文献记载：“其地东极海，西至焉耆，南尽林州南境，北接薛延陀界。东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此后直到武则天时期，疆土虽时有变化，但都大于唐朝建国初期。长安在版图上的位置偏西，失去了居中而摄天下的作用。而洛阳西接关中盆地，东连华北平原，自古就被称为“天下之中”。若就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来说，从洛阳出发，北通幽、燕，西接秦、陇，东达海、岱，南至江淮，距离大体相等。因此，以洛阳为都可以居中而摄天下。

　　另一方面，洛阳的地理形势也适宜作国都。洛阳北枕黄河，隔河遥峙太行、王屋等山，又有北面的邙山作天然屏障；南有险峻的伊阙，再南遥峙熊耳、少室诸山；西控崤、函之险；东扼虎牢、黑石等关；中有土壤肥沃的伊、洛平原，粮食足以自给。故洛阳是一个“控以三河，固以四塞”的形势要地。这种险要的地理位置使洛阳具有制内御外的优越军事条件，也成为洛阳适宜作首都的主要原因。再次，就经济原因而言，洛阳所在的关东地区的经济条件要优于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关东地区的主体部分是黄河下游的华北平原，其西端的三河（河南、河内、河东）地区为伊、洛、河、济四水交汇处，自古以来农业就很发达。“安史之乱”以前，这里已经成为全国最发达的农业地区。关东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间接加强了洛阳地位的重要性。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就体现了洛阳地位的重要和经济的繁荣。孝明帝时期（公元516—528年），洛阳已经成为整个北部中国的心脏。隋炀帝时期长安只存京师之名，洛阳已成为实际上的都城。

　　反之，关中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重要性日益不如关东地区。关中地区的农业经济本来相当发达，故从西周到唐代，长安屡为建都之地。然而自东汉以来，关中地区的农业经济在全国的重要性便日益下降，加上关中适宜农耕的土地面积有限，随着人口的增加，统治机构的膨胀，粮食供应成为长安的一大难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两个途径：一是振兴关中地区的生产；二是从关东及江南漕运更多的粮食到关中。振兴关中地区的生产面临着不少问题：其一，唐朝时期关中的自然条件已非秦汉时期可比。关中在遭受几次惨重破坏，特别是东晋十六国时期和隋末战乱的破坏以后，水土严重流失，黄土沙化，泾、渭、北洛等河流的含沙量大大增加，灌溉作用日益降低。如唐前期郑国渠的灌溉量尚不及秦汉时代的四分之一。其二，不断增长的人口使有限的可耕地失去负荷的能力，即所谓“地狭人稠，耕植不博”。高宗、武则天时期正处于唐朝人口剧增的时期。据统计，唐太宗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户数约304万，口数1235万左右；唐中宗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户数约615万，口数约3714万。66年间，唐朝户、口数分别超过贞观时期的一倍和三倍。关中又是人口最集中的北方腹地，虽然当时关中地区号称沃野，但“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其三，关中地区多王侯权贵，他们在灌溉渠道旁竞造碾硙，耗费水量，影响了水利灌溉的效能。如唐高宗永徽六年（公元655年），因富商大贾竞造碾硙，郑白渠的灌溉面积已经从四万余顷下降到一万余顷。高宗后期就常带领百官趋食洛阳。更狼狈的是，永淳元年（公元682年）四月，高宗因仓促出幸洛阳，扈从之士有饿死于道中者。第一个途径行不通，只好转而依靠第二个途径来解决关中粮食危机。但也非易事。从关东漕运粮食至长安，不仅路途遥远，而且三门峡一段黄河河道狭窄，水势湍急，水下又多暗礁，行船极为困难。漕运付出的代价很大，运输量却十分有限。

　　为了尽可能地克服三门天险，隋唐政府都曾进行过改进计划，但效果并不理想。开皇四年（公元584年），隋文帝采取“自小平（今河南孟津县西北）陆运至陕”，然后“还从河水，人于渭川”，再达于京师的办法漕运粮食。这样虽然绕过了三门天险，但陆运花费很大，而且小平至陕州的陆路必须经过险峻的崤、函山谷，风险也很大。开皇十五年（公元595年）六月，文帝被迫恢复水运，“诏凿底柱”，但仍未能增加漕运量。唐高宗显庆元年（公元656年），褚朗凿三门峡为梁，其后杨务廉又凿三门峡为栈道，结果都是徒劳无功。

　　直到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裴耀卿采取分段转输法漕运粮食，这种状况才有所好转。裴耀卿在黄河、运河和渭水交汇处及三门峡东西置仓，漕粮先输入东仓，再开山路四十千米，陆运到西仓，最后漕运到关中。这样，即缩短了舟行日期，又提高了运输效率。史载，连续三年，“漕七百万石，省陆运佣钱三十万缗”。三年即省钱三十万缗，漕运费用之高可以想见。“用斗钱运斗米”之言不虚也。

　　另外，唐高宗死后各地的情况更突出了洛阳的优势。当时，“燕、代迫匈奴之侵，巴、陇婴吐蕃之患，西蜀疲老，千里赢粮，北国丁男，十五乘塞，岁月奔命，其弊不堪”。仅剩关中之地，也“顷遭荒馑，人被荐饥”。唯有洛阳，“鏶、涧之中，天地交会，北有太行之险，南有宛、叶之饶，东压江、淮，食湖海之利，西驰崤、渑，据关河之宝”，同时，“太原蓄巨万之仓，洛口积天下之粟”。因此，在当时的情况下，定都洛阳，既不存在粮食供应困难，又能节省漕运所需的财政开支，不可不谓明智之举。

　　综上所述，武则天迁都洛阳，是根据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以及洛阳的地理形势作出的明智选择，绝非仅仅为了避免王氏和萧氏阴魂的纠缠，更非单纯出于荒淫享乐的私欲。武则天迁都洛阳有积极意义，它既适应了政治上改朝换代的需要，又顺应了经济重心东移的历史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