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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元谋人的发现
“元谋人”指的是中国西南地区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类化石。它是迄今所知中国境内年代最早的直立人，是在1965年5月由中国地质科学院在云南省元谋县上那蚌村附近发现的。这里地处元谋盆地边缘，盆地内出露一套厚达695米的河湖相沉积，从下到上分为4段28层。元谋人牙发现于第4段第22层中。此后，又在同一地点的同一层位中，发掘出少量石制品、大量的炭屑和哺乳动物化石。元谋人的地质时代属早更新世，据古地磁断代，年代距今170万年。
元谋人化石包括两枚上内侧门齿，一左一右，属于同一成年人个体。齿冠保存完整，齿根末梢残缺，表面有碎小裂纹，裂纹中填有褐色黏土。这两枚牙齿很粗壮，唇面比较平坦，舌面的模式非常复杂，具有明显的原始性质，被命名为“元谋直立人”，俗称“元谋人”。
这两颗牙齿与北京猿人的门齿相比较，有许多性质是相近的，但也有所不同。据专家对目前现有材料对比研究，认为“元谋人”上中门齿基本上是直立人型的，是我国南方迄今发现的早期类型直立人的代表，考虑到他们的生存年代比“北京人”早，其形态上与“北京人”的不同之处，反映了他们的原始性和可能具有从纤细南猿向直立人过渡的特点。
1973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云南省博物馆、元谋县文化馆等单位，对元谋人化石产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工作。先后出土的石制品共7件，人工痕迹清楚。原料为脉石英，器型不大，有石核和刮削器。它们和人牙化石虽不居于同一水平面上，但层位大致相同，距离又不远，应是元谋人制作和使用的。所发现的炭屑多掺杂在黏土和粉砂质黏土中，少量在砾石凸镜体里。炭屑大致分为三层，每层间距30-50厘米。炭屑常常和哺乳动物化石伴生。最大的炭屑直径可达15毫米，小的为1毫米左右。在4厘米×3厘米的平面上，1毫米以上的炭屑达16粒之多。此外还发现两块黑色的骨头，经鉴定可能是被烧过的。专家认为，这些是当时人类用火的痕迹。这一发现，和在距今约180万年前的西侯度文化中发现的烧骨，如确系人工用火证据，则把人类用火的历史大大提前了。
与元谋人共生的哺乳动物化石，有泥河湾剑齿虎、云南马、爪蹄兽、中国犀、山西轴鹿等29种，绝种动物几乎占100%，其中上新世和早更新世的占38.8%，这表明元谋人的生存时代不会晚于早更新世。有专家根据动物化石及植物孢粉分析，认为当时的自然环境呈森林草原景观，气候比现在凉爽。关于元谋人的“绝对”年代问题，据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用古地磁方法测定，为距今约10万年；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根据古地磁分析和对比，认为是164万年。但也有专家认为不应超过73万年，即可能为距今50-60万年或更晚一些。元谋人的发现揭开了中国古人类史上崭新的一页。
陕西蓝田人的发现
“蓝田人”是继“北京人”之后在我国境内发现的又一直立人化石，因发现于陕西省西安市以东的蓝田县而得名。
1963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考古人员到蓝田县野外考察，在蓝田县西北13公里的泄湖镇陈家窝村附近发现了一个完整的老年女性下颌骨，这引起了古生物家的关注。1964年，贾兰坡又在蓝田县城东北18公里处的秦岭北麓公王岭村发现一个人头骨化石。经鉴定，公王岭的人头骨化石和陈家窝发现的人下颌骨化石同属一个类型，因此，根据国际惯例，就以蓝田所发现的猿人化石命名为“蓝田人”。
在陈家窝除发现一个下颌骨外，还发现有属于它的13颗牙齿、一件打制较精细的小型砍砸器以及石片和石核等。另外，在此处还采集到大型砍砸器、小型刮削器、石核和有使用痕迹的石片等，制作粗糙。在公王岭除发现人头骨化石外，也发现有刮削器、石片和石核等。同时还采集到大尖状器、多边或单边砍砸器、刮削器等10多件石器及在地表采集的石制品50多件。
从蓝田人下颌骨、头盖骨和牙齿的标本看，蓝田人头骨的形态既与北京人有相似之处，又在一系列特征上表现得比北京人原始。蓝田人的眉间部突出，眶上圆枕比北京人粗大且外侧比北京人更向外延伸。蓝田人生活的时期处在一个间冰期，当时的气候温暖，雨量充沛，森林茂密，到处是一派**带风光。在蓝田由于没有发现天然的洞穴，因此推测蓝田直立人白天在森林和草原上狩猎、采集，晚上居住在树上，以保全生命。
蓝田人的发现，对研究蓝田地区新生代的构造运动、地层地貌、沉积环境及古人类进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北京定陵的考古发掘
北京定陵遗址位于北京市中心以北40公里处的大峪山脚下，现已建设为遗址性专题博物馆。定陵建于明万历十二年至万历十八年（1584-1590年），占地面积18万平方米，为明代万历皇帝朱翊钧和孝端、孝靖两皇后的合葬墓。主体建筑由地上、地下两部分构成。地上建筑由石桥、碑亭、宫门、裬恩门、裬恩殿、方城明楼和宝城等构成；地下建筑由五座互相通连的石结构拱形殿堂组成为玄宫，俗称“地下宫殿”。
1955年10月，由郭沫若、沈雁冰、吴晗、邓拓、范文澜等提出申请发掘定陵，当年12月初，在吴晗的主持下成立了由六位发起人和夏鼐、郑振铎、王昆仑组成的“定陵发掘委员会”。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的赵其昌担任发掘工作队队长。1956年5月19日，经国务院批准，开始了对古代皇陵的第一次主动运用考古学方法进行的有计划的科学发掘。1957年5月19日，经过一年的多次波折和艰苦发掘，定陵地下玄宫的入口金刚墙显露在发掘队员的面前。10月5日，发掘队员进入地宫，中国古代帝王神秘莫测的地下宫殿终于重见天日，出土文物近3000件。1959年9月30日，在定陵原址上建立了博物馆，郭沫若题写馆名“定陵博物馆”，并于1959年10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
定陵地宫是目前明十三陵中唯一被发掘的地下宫殿，它的地宫全部用石砌成，多为青石，面积为1195平方米。内无梁架，为石拱券，相当高大。地宫中有7座4吨重的汉白玉石门，设计巧妙，开闭灵活。地宫中又分为正殿、配殿、前殿，和地上建筑完全一样。中殿原状陈列着祭器，那里有三个汉白玉石座，座前各有一套黄色琉璃五供和一个青花大瓷缸，缸中原来盛满长明灯灯油，供点长明灯用。后殿的棺床上停放着明万历皇帝和两个皇后的棺木，棺旁放着装满陪葬品的26个红漆木箱。定陵发掘后，有关部门对万历皇帝的遗骸和头发鉴定后得出结论，万历生前体形上部为驼背，身长1.64米，血型为AB型。“文化大革命”期间，保存在定陵博物馆的万历皇帝及两位皇后的尸骨，在定陵门前广场被示众批判后烧毁。
明定陵，建筑精巧雄伟，为中国历代皇陵之冠，如今成为举世闻名的旅游胜地。定陵发掘出土的这一大批珍贵的文物，使考古工作者掌握了众多的第一手资料，引起了海内外考古学界和炎黄子孙的关注。然而，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许多文物未能完整保存下来，直至30多年后才完成有关发掘报告。
二里头与“夏”
在20世纪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夏朝是否存在却是饱受争议的，理由依然是缺乏足够的考古材料做证据。1928年，随着甲骨文被发现，董作宾等人在中研院考古所的决定下开始发掘安阳殷墟，直至20世纪中期，商王朝的存在有了无可辩驳的依据，但是关于夏的存在，无论是在商代的甲骨卜辞中，还是都城遗址，都缺乏足够的证据。为了解开关于中国早期历史上的种种谜团，徐旭生先生根据文献记载和实地考察，走访二里头一带重要遗址，写成《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为夏王朝的考查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李学勤等专家开展了“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重大研究课题，试图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来对地下地上文献进行综合研究，以确定早期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
其实，有一处考古发现很大程度上为夏文化的存在提供了线索，这就是二里头遗址。
夏文化的探索，与对二里头文化的认识直接相关。后来称为二里头文化的遗存的系列文明遗迹，1953年在河南登封玉村首次发现，1956年在郑州曾被称为“洛达庙期”。1958年发现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在1959年豫西“夏墟”调查后进行了系统发掘，二里头文化的命名得以确立。二里头遗址被视为是一处都城遗址，总面积约3平方公里。遗址内发现有宫殿、居民区、制陶作坊、铸铜作坊、窖穴、墓葬等遗迹。已经可以看出有规划的都邑的意图。出土物品中存在大量石器、陶器、玉器、铜器、骨角器及蚌器等遗物，其中的青铜爵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容器。1980年代，人们普遍认为二里头文化或其较早的部分属于夏文化，但近年来亦有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属于夏代晚期商代早期的都城，并不能确定无疑地断定其属于夏文化。
与夏文化相关的另一处考古发现是陶寺遗址。据古史传说，在尧活动中心地区的山西南部，考古研究者在襄汾陶寺遗址新发现了距今4300~4000年的大型城址，其中早期的城址长约1000米、宽约580米，面积为58万平方米。到了中期（距今4100年前后），建成了长1800米、宽1500米，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的巨型城址。城内的东北部应为较有地位的人的居住区，这里发现了规模达1万平方米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在这个基址上出土了一些陶制的瓦片和其他建筑材料。在出土的陶器表面，还发现了疑似文字的刻画，表明当时人们已经开始使用文字。陶寺遗址中出土的以铜为原料的祭祀用品和日用生活用品，说明那时人们已经学会了冶炼金属。陶寺的发掘最初也是作为夏文化的一个可能的遗存而展开的，但最近的研究者越来越倾向于将其认定为是尧都平阳。
临汾古称“平阳”，据史书记载，尧帝曾建都于此。而陶寺的种种发现又证实其曾经是一座都城。陶寺延续的时间是公元前2450年——公元前1900年，尧的活动年代是公元前2100年——公元前2000年。陶寺与尧都在空间与内涵上都有较高的吻合度。除了二里头和陶寺，还有1975年发现的登封王城岗城址，有的学者主张该遗址就是禹都阳城，从而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该遗址属龙山晚期。从这一时期起，诸如河南禹县瓦店、巩义稍柴、偃师二里头、偃师商城、郑州商城、郑州小双桥，以及最近发掘的安阳洹北商城、河北邢台东先贤等遗址，都有学者指为夏商都邑所在。尽管这些均存在争议，然而，其对了解夏商文明的意义，是必须充分肯定的。
2016年8月，《科学》（Science）杂志上的一篇题为《公元前1920年的洪水爆发为中国传说中的大洪水和夏朝的存在提供依据》则第一次为大禹治水的故事提供了科学证据。科学家通过对公元前1920年左右的积石峡洪水研究，认为比较可能是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因此，推定夏朝的创立大约是公元前1900年，而二里头遗址的时间恰好也是公元前1900年。
三星堆之谜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广汉市西约8公里处的中兴乡，在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发掘和研究过程中，引出许多难解之题。
1929年春，当地农民燕道诚在他的住房旁挖沟灌田时挖出了300多件璧、璋、琮等玉器，随着这批玉器的流散，这个地方引起了人们的关注。1934年，原华西大学博物馆首次对这里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发掘，以后的数十年里，几代考古学工作者相继在这块土地上不懈地进行考古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遗址的东、西、南三面城墙相继确认，出土了数以万计的文物。尤其是1986年7-9月，两个大型祭祀坑的相继发现，上千件文物精品横空出世，震动了世界。
三星堆遗址总面积12平方公里，是四川地区迄今为止发现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出土文物最为精美、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古城、古国文化遗址。1997年10月建成三星堆博物馆。1998年1月，三星堆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重点保护名录》。作为中国文物精华之一，三星堆遗址以其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特有的艺术魅力，不但使人叹赏不已，而且还带来一连串旷世之谜。
第一谜，三星堆文化来自何方？三星堆文化看似非常突然地出现在川西平原之上，并形成繁荣而奇特的古代文明。它包含了大量外来文化因素，如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二里头文化、殷商文化以及南亚、西亚地区的文化内容，更有一大批独树一帜的器物和艺术作品。近年来发现安德堡墩文化遗址群，又为寻找三星堆文化的本土渊源提供了线索。三星堆文化到底是怎样形成的，目前还没有比较一致的看法。
第二谜，三星堆遗址上的古代居民的族属是谁？关于这一点，目前有氐羌说、巴人说、东夷说、越人说等不同看法。
第三谜，三星堆古蜀国的政权性质及宗教形态是什么？三星堆古蜀国是一个附属于中原王朝的部落军事联盟，还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已建立起统一王朝的早期国家？其宗教形态是自然崇拜、祖先崇拜还是神灵崇拜，或是兼而有之？目前也是众说纷纭。
第四谜，三星堆青铜器群高超的青铜器冶炼技术及青铜文化是怎样产生的？是蜀地独自产生发展起来的，还是受中原文化、荆楚文化或西亚、东南亚等外来文化影响的产物？
第五谜，三星堆古蜀国是如何产生的？持续多久，为什么又突然消亡？
第六谜，出土上千件文物的两个祭祀坑年代和性质是什么？对于年代的争论目前有商代说、商末周初说、西周说、春秋战国说等；对于性质的争论有祭祀坑、墓葬陪葬坑、器物坑等不同看法。
第七谜，是晚期蜀文化的“巴蜀图语”。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金杖等器物上的符号究竟是文字、族徽、图画，还是某种宗教符号？
三星堆遗址的千古之谜令人神往，也为后人的探索研究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甲骨文和刘鹗、罗振玉
甲骨文是商周时代书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最早的有系统的文字，距今已3000多年。甲骨文的发现，是我国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使殷商文化的研究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对它的研究遂成为一门新学科——甲骨学。而刘鹗和罗振玉都是甲骨文早年出土时期对甲骨文研究做出重大贡献的学者。
刘鹗（1857-1909年），江苏丹徒人，原名孟鹏，字云搏，后更名鹗，字铁云。1903年出版《老残游记》，成为我国近代著名小说家。刘鹗也是颇有造诣的金石学家，出版了《铁云藏龟》《铁云藏陶》《铁云藏封泥》等书。特别是殷墟甲骨文发现以后，他大量购藏并进行研究，对甲骨学做出了重大贡献。首先，刘鹗集中和保护了大量甲骨资料。1902年，王懿荣之子王翰甫为还清旧债，将王氏生前所藏甲骨大部分卖给了刘鹗，刘鹗又收得方若所藏300片，从古董商赵执斋购得5000多片，成为早期出土甲骨的著名收藏家。其次，刘鹗积极刊布甲骨文资料，促进了甲骨学研究的发展。1903年出版《铁云藏龟》一书，是甲骨学史上的第一部著录。最后，在甲骨文的研究方面，刘鹗也提出了一些创见，他第一个提出甲骨文是“殷人刀笔文字”。
甲骨文
罗振玉（1866-1940年），字叔蕴，又字叔言，号雪堂，又号贞松。他对甲骨学研究所做的贡献主要是：第一，在甲骨文的搜集和保藏方面，罗振玉用力最勤。1906年他开始搜购甲骨，前后所获达3万片，其中有不少稀世珍品。第二，罗振玉在甲骨文资料的著录和公布方面，也做出了很大努力。他编著的《殷墟书契前编》《殷墟书契后编》《殷墟书契续编》《殷墟书契菁华》及《铁云藏龟之余》等书，不仅出版较早，而且印刷较精，至今对甲骨学研究很有价值。第三，罗振玉将甲骨文出土地考订为河南安阳小屯村，并确定小屯村即为殷代晚期都城，并正确判明甲骨属“殷室王朝的遗物”。这是他对甲骨学和殷商考古研究的重大贡献之一。第四，罗振玉对甲骨文字的考释和篇章的通读也做出了很大贡献。他的《殷墟书契考释》《殷商贞卜文字考》等书的出版，结束了甲骨文不可读的局面。第五，罗振玉开了用甲骨文资料研究商代历史的先河。他率先将甲骨文中的王名与《史记·殷本纪》中的王名校勘，为王国维写出《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打下了基础。
金石学
金石学诞生于11世纪的北宋中叶，是以古代青铜器和石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而“考古学”这一名词，是近代从欧洲文字中翻译过来的。
在西汉时期，我国就已经有人开始研究古代的文字、铜器等，但因研究者较少，也没有形成一门学科，更没有相关著作问世。北宋年间，统治者恢复了礼制，重视经学的发展，从而出现了对古物品的搜集、收藏和研究的热潮。同时，金石文字的产生也为金石学的出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金石学也就是在这时应时而生，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这也是宋代学术的一大成就。
宋代问世的关于金石学方面的著作数量很多，比如欧阳修所著《集古录》，它是学术史上第一部考古学著作，写成于1063年，其中所搜集的古器，上至周穆王，下至隋唐五代，内容极为丰富。吕大临的《考古图》问世于1092年，全书共10卷，此书对所收录的每件器物的解释文字都罗列于绘图的下方，而且器物的尺寸、重量、容量、出土地点、收藏者名称都一一详细记载。此书是流传至今的最早的古器物图录。李公麟撰写的《考古图》（又称《古器图》），共1卷，书中收录了自夏、商以后的各种钟、鼎、尊、彝，并说明其年次和辨别款识，而且每一件器物都有图绘形状，对其制作、铸文、款字及用途等做了详尽的解释。宋徽宗时的人士赵明诚著有《金石录》一书，此书一共30卷，是经过作者20余年的努力编撰而成，书中的前10卷共两千条，所写为古代金石器物、碑刻、书画接近两千件的目录，后20卷则记述了这些器物的跋文和出土时间、地点等。还有薛尚功所写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20卷、《金石录》书影、《宣和博古图录》书影，包括沈括的《梦溪笔谈》、郑樵的《通志》都涉及有关金石学方面的内容。宋代对金石学的研究相当兴盛，创造了传拓文字和绘图的研究方法，并肯定了如钟、鼎、尊等古代器物的名称，为清代的汉学研究开辟了先路。
元代的金石学成就很少，到了明代，因为文字狱的盛行，金石学得到一定的发展，但专著不多，这一时期问世的《格古要论》是中国早期的文物鉴定书。
进入清代，金石学进入了兴盛阶段。乾隆在位年间，曾根据宫中所珍藏的古器物，命人撰写了《西清古鉴》等书，推动了金石学在清代的复兴和进一步发展。清代金石学的研究范围开始有所扩大，对铜镜、兵符、砖瓦、封泥等有了专门的研究，鉴别水平也比前代有了很大的提高和进步，著有《考工创物小记》《斋集古录》《寰宇访碑录》《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金石萃编》《金石索》《古泉汇》等金石学方面较有成就的书籍。清末民初，出现了王国维和罗振玉两位集大成的学者，金石学的研究范围也再次扩大，包括新发现的甲骨、简牍以及各种杂器等。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吸收了西方近代的考古学，并在传统金石学的基础上，产生了中国的近代考古学。虽然仍有学者在进行金石的研究，但金石学已经变成考古学的组成部分，不再独立存在。
周口店和“北京人”
“北京人”指的是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北京周口店遗址中所发现的距今20万——7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类化石。周口店遗址位于北京西南郊50多公里的龙骨山上，早在19世纪末德国古脊椎动物学家施洛塞尔就在此地发现了一颗古人类的牙齿化石。1918年，在中国政府内任矿政顾问的瑞典地质和考古学家安特生来到周口店，并找到了一处含有动物化石的地层堆积。1927年，由中国地质调查所组织，由瑞典古脊椎动物学家B.布林和中国地质学家李捷主持，开始对周口店遗址进行大规模的系统发掘，并发现了一颗牙齿化石。经加拿大籍解剖学家步达生鉴定，这是一种过去从不为人所知的古人类牙齿化石，他将这种古人命名为“北京中国人”，后来美国古生物学家葛利普将其简称为“北京人”。1928年，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家杨钟健和考古学家裴文中加入了周口店遗址的发掘。在经历了几百个艰辛的日夜后，裴文中终于在1929年12月2日发现了第一个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这个发现震动了世界。“北京人”以及由“北京人”留下的大量石器和用火痕迹，使人类进化的序列得到了肯定，为从猿到人的伟大学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1936年，贾兰坡又连续发现了两个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
1937年，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周口店的所有发掘被迫中止。1941年，保存在北京协和医院的“北京人”化石标本被美国人秘密运出北京，但这些标本在运输途中却全部神秘失踪，留下了一个旷世之谜，至今未解。
1949年，新中国的考古工作者重新开始了对周口店遗址的发掘，并重新获得了大约属于40多个个体的“北京人”化石。同时还出土了10万件石器，包括砍砸器、刮削器、雕刻器、石锤等多种类型。另外，在遗址上还发现了大量的骨器、角器和丰富的人类用火遗迹，使之成为世界上研究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的最丰富和最系统的资料。通过这些资料我们知道，“北京人”生活在距今20万——70万年以前，他们的体质特征介于猿人和现代人之间，同时具有现代蒙古人种的特征，在人类的进化序列中属于直立人。
周口店遗址和“北京人”的发现是一座纪念碑，它记录了人类在东方大陆的起源，记录了旧石器时代早期和晚期人类的生活，以及从直立人到晚期智人的人类进化过程，其意义深远。
越王剑之谜
越王剑1965年12月出土于湖北省江陵望山的一号楚国贵族墓。考古工作者在墓主人身体的左手边，发现一柄装在黑色漆木箱鞘内的名贵青铜剑。青铜剑与剑鞘吻合得十分紧密。拔剑出鞘，寒光耀目，而且毫无锈蚀，刃薄锋利。剑全长为55.6厘米，其中剑身长45.6厘米，剑格宽5厘米。剑身满饰黑色菱形几何暗花纹，剑格正面和反面还分别用蓝色琉璃和绿松石镶嵌成美丽的纹饰，剑柄以丝绳缠缚，剑首向外形翻卷作圆箍，内铸有极其精细的11道同心圆圈。《越绝书·宝剑篇》也记有名剑鉴赏家薛烛对越王勾践的“纯钧”宝剑评论说：“手振拂，扬其华，淬如芙蓉始出。观其钣，烂如列星之行；观其光，浑浑如水之溢于塘。观其断，岩岩如琐石；观其才，焕焕职冰释……虽复倾城量金，珠玉竭河，犹不能得一物。”根据1977年12月上海复旦大学静电加速器实验室的有关专家进行的科学测定，越王勾践剑的主要成分是青铜和锡，还含有少量的铅、铁、镍和硫等，剑身的黑色菱形花纹是经过硫化处理的，剑刃精磨技艺水平可同现在精密磨床生产的产品相媲美，充分显示了当时越国铸剑工匠的高超技艺。越王剑自发现到20世纪90年代末之前，在国内一直是“藏而不展”的。直到1999年4月，新中国成立50周年大庆前夕，越王勾践剑先是运抵首都北京做短期展出。1999年国庆节后运回武汉的湖北省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展览。
越王剑自发现以来，至今仍有一些难解之谜。如该剑的不锈之谜。经检测，越王勾践剑表面黑色花纹处的含硫量只有0.5%，剑格表面略高，剑身其他部位都未检测出有硫存在。这说明该剑不锈并非是因为经过硫化处理，完全是它所处的环境条件所致。古墓中尸体、丝绸、食物等腐烂后都会产生相当多的硫化物，这应该就是剑上硫的来源。该剑在江陵望山1号楚墓内棺中出土时，插在髹漆的木质剑鞘里。墓葬深埋在数米的地下，一椁两棺，层层相套，椁室四周用白膏泥填塞，其下部采用的还是经过人工淘洗过的白膏泥，致密性更好。加上墓坑上部填土夯实，墓室几乎成了一个密闭的空间。此外，该墓曾经长期被地下水浸泡，墓室内空气的含量更少，且地下水基本为中性。这样的环境条件非常有利于越王勾践剑的保存。越王勾践剑出土时并非完全没有生锈，只是锈蚀程度十分轻微，难以看出。至今天，尽管妥善保管，该剑表面也不如出土时明亮了。
兵马俑的发现
秦始皇陵兵马俑以其宏大的规模和丰富的文物而轰动世界，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1974年3月29日，临潼县晏寨乡西杨村农民在打机井时，杨志发刨出一块兵马俑的陶片，接着又挖出了许多陶俑残片、铜镞、铜弩机和砖等。随后，秦始皇陵秦俑坑考古发掘队迅速组建并开始发掘。1978年，国家拨巨款建起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秦始皇兵马俑坑是秦始皇陵随葬陶兵马俑的地下坑道建筑，目前共见有4个随葬坑。1号坑平面呈长方形，面积达14260平方米；2号坑在1号坑东北侧，平面呈曲尺形；3号坑在1号坑西北部，平面呈凹字形；4号坑位于2号和3号坑之间，未完成而废弃。俑坑的构筑方法大致相同，都是土木混合结构。1号坑部分发掘，东西向11个过洞，四边各五个门道，推测坑内兵马俑6000件左右。以步兵为主，长方形军阵。2号坑是由弩兵、骑兵、战车和徒卒混编的曲尺阵。由四部分组成，四部分既独立又有机地结合成一大方阵。3号坑由车马房、南厢房、北厢房组成。3号坑是整个军阵的统帅部，作为古代军阵指挥部完整的实物资料，这是世界考古史上的唯一一例。兵马俑坑内发现了数以万计的青铜兵器，种类齐全，工艺精湛。尤其是青铜剑表面经过铬盐氧化处理，可以防锈抗腐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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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23 12:55: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