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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珅第一次走进乾隆的视野，还是源自于一次意外的事件。《庸庵笔记》中记载，某次乾隆要外出的时候，因为仓促之间找不到仪仗用的黄盖，于是动怒问道：这是谁的过错？身边的人不敢回答，只有和珅朗声应道：是典守者的罪责。因为这个大胆而又巧妙的回答，让乾隆第一次注意到了和珅的存在，加上本身和珅在诗书方面确实也比较造诣，小伙子又长得比较帅，所以此后越来越得到乾隆的喜欢，乃至时来运转飞黄腾达。
不过，在后世人的认知里，和珅的其它特点基本都被无视掉了，最大的知名度只剩下了他的溜须拍马以及富可敌国，而且不同于富可敌国这个词在别处的用法，是一种夸张的修辞手法，和珅的家产真的是可以“敌国”，而且不止一个。史书记载中和珅的总资产“二十亿两有奇”，相当于清廷15年的收入，而且这还只是部分，一些家产、田地、以及当铺和绸缎庄并未计算在内，考虑到在查抄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有相关官员的中饱私囊，所以说和珅真实的家财，远远比这一数字要多得多。
不过这一切看起来终究都像是黄粱一梦，嘉庆四年正月十四日这一天，在宣布了和珅的罪责之后，嘉庆帝派大臣来到了和珅囚禁的地方。考虑到此人虽然贪心不足，但终究曾是清朝的重臣，所以最终赏赐他白练一条，让他自行了断。一天之后，正值元宵佳节，但和珅却已经无心赏景，在作了一首题为《上元夜狱中对月两首》的诗之后，和珅最终了却了自己的一生。
在和珅所作的诗中，有这么两句：对景伤前事，怀才误此身。也就是说，和珅认为自己悲剧的源头，是因为怀才，颇有种“落花流水春去也”的无可奈何。作完诗之后，和珅拿起那条白练悬梁自尽，结束了自己的一生，终年四十九岁。
回归到咱们的主题，和珅的家产，如果换算到现在的话，是价值多少人民币呢？对此，我们套用过去比较常用的计算方式，以物算钱，康熙时期，清廷一年的国库收入大约是2900万两，当时的大米价格基本在9到10文钱左右，肉的话是在30文钱左右，如果按照一两银子相当于千文来计算的话，可以购买100多斤大米，换算到我们现在的人民币价格，大约是一两银子是200多块钱。也就是说，据和珅所查获的不完全家财来计算，二十亿两银子大约是4000亿人民币。据最新的福布斯排行榜公示，国内排行第一的马化腾身家是2850亿人民币，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网上此前有一段言论，或许可以更加形象一点，作为18世纪当之无愧的世界首富，和珅远远的甩出了同时期的梅耶·罗斯柴尔德几条街，以他一己之力，可以还清两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的战争赔款。
一被夸大的家产
关于和珅家产到底有多少，说法颇多，莫衷一是。野史、笔记与民间传说、口碑，甚至在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均与正史、官书所记的数字相差悬殊。民间流传的口谚（即“顺口溜”）：“和绅跌倒，嘉庆吃饱。”果真如此吗？因此，这个问题确有进一步澄清的必要。
有关和珅家产的种种传说，大多是小道消息，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简直是越传越奇，越传越多，以至到了让人们难以相信的地步。例如，在《清朝野史大观》一书中记载：“其家产先后抄出八百兆两（即八亿两白银）有奇，甲午、庚子两次偿款（即指‘中日甲午战争’与‘八国联军战争’的赔款—笔者注）总额，仅和珅一人之家产足以当之。政府岁入七千万，而和珅以二十年之宰相，其所蓄当一国二十年岁入之半额而强。以法国路易第十四，其私产以不过二千余万，四十倍之，犹不足以当大清国之宰相云。”徐珂在《清稗类钞》中也有相同记载，认为是“八亿两”。其次，史梦兰在《止园笔谈》中记载：“乾隆末和相当国……籍没之物见于邸抄者，银九千四百余万，金五千百余万。玉器价七千万。外有玉马、珊瑚……作价百三十万。”无名氏在《殛珅纪略》中记载：“当铺十处，本银八十万两；赤金五万八千两；元宝五万六千六百个；京锞五百八十三万个；苏锞三百一十五万个；洋钱五万八千元；制钱一百五十万千文。总共值银五千四百余万两。”
此外，尚有说法与谣传，由于说得太离谱、太玄乎了，简直令人无法相信，这里就不一一罗列了。值得指出的是在清末民初之际，一些文人、学者虽然也在自己的著述中抄录了一些有关查抄和珅家产“清单”等文字，但他们一边抄写，一边产生怀疑，并不十分相信。例如，薛福成在《庸盦笔记》中记载说：“前令十一王爷、庆桂、盛柱等，查抄和珅家产，呈奉清单，朕已阅看，共计一百零九号。内有八十三号尚未估计，已估者二十六号，核算共计银二万二千三百八十九万五千一百六十两，着存户部外库，以为川、陕、楚、豫抚恤归农之用。”按此推算，和珅家产当在八亿两以上；但是对于这个数字，薛福成本人也产生了些怀疑。他说：“总之此单传抄已旧，余所见数本，大致相同，断非凭空捏造，而与《东华续录》又似不无抵牾之处，盖私家记载颇资耳食，难尽为凭，官书又外间所不能多见，事隔九十余年，见闻已歧若如此。兹特兼志于此，以待搜考。”事实也确实如此，这些传抄的所谓“抄家清单”，最早的来源可能是邸报、小抄之类的东西。在辗转传抄过程中，难免有人故弄玄虚、添枝加叶，任意夸张，因此愈传愈奇，愈传愈多，传到后来简直到了令人难以相信的地步了。
有关私家传抄和珅的“家产清单”很多，但都大同小异，最具代表性的是今天还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所谓《和珅犯罪全案档》中的《御览抄产单》，与民间流传很广的《査抄和珅家产清单·目录》，非常相似，现在分别将全文抄录如下：
（一）《和珅犯罪全案档》
正房一所十三（进）共七十八间、东房一所七（进）共三十八间、东西侧房共五十二间，徽式房一所共六十二间、花园一座楼台四十二所、钦赐花园一座亭台六十四所、四角更楼十二座（更夫一百二十名）、堆子房七十二间（档子兵一百八十名）、杂房六十余间、汉铜鼎一座、古铜鼎十三座、玉鼎十三座、宋砚十方、端砚七百十余方、玉磬二十架、古剑二把、大自鸣钟十架、小自鸣钟三百余架、洋表二百八十余个、玉马一匹（高一尺二寸，长四尺）、珊瑚树八株（高三尺六寸）、大东珠六十余颗（每颗重二两）、珍珠手串二百三十六串（每串十八颗珍珠）、素珠十一盘、宝石素珠一千一十盘、珊瑚素珠五十七盘、密素珠十三盘、小红宝石三百八十三块、大红宝石二百八十块、蓝宝石大小四十三块、白玉观音一尊（高一尺二寸）、汉玉寿星一尊（高一尺三寸）、玛瑙罗汉十八尊（高一尺二寸）、金罗汉十八尊（高一尺三寸）、白玉九如意三百七十八支、宝石珊瑚帽顶一百三十二个、嵌玉九如意一千九百八支、嵌玉如意一千六百十支、整玉如意二百三十支、白玉大冰盘十六个、碧玉茶碗九十九个、玉汤碗一百五十三个、金碗碟三十二桌（共四千二百八十八件）、银碗碟三十二桌（共四千二百八十八件）、白玉酒杯一百二十个、水晶杯一百二十个、金镶玉簪二百刷、金镶象箸二百刷、赤金吐盂二百二十个、白银吐盂二百余个、赤金面盆四十三个、白银面盆五十六个、白玉鼻烟壶三百七十四个、汉玉鼻烟壶二百七十六个、镂金八宝大屏十六架、镂金八宝床四架（单夹纱帐俱全）、镂金八宝炕屏三十六架、赤金镂丝床二顶、镂金八宝炕床二十四张、嵌玉炕桌二十四张、嵌玉炕屏十六张、金玉朱翠首饰（大小二万八千余件）、赤金元宝一百个（每重一千两，估银一百五十万两）、白银元宝一百个（每重一千两）、生金沙二万余两（估银十六万两）、赤金五百八十万两（估银八千千百万两）、元宝银九百四十万两、白银五百八十三万两、苏元银三百十五万四千六百余两、洋钱五万八千元（估银四万六百两）、制钱一千五百串（折银一千五百两）、人参六百八十余斤（估银二十七万两）。当铺七十五座（本银三千万两）、银号四十二座（本银四十万两）、古玩铺十五座（本银三十万两）、玉器库二间（估银七千万）、绸缎库四间（估银八十万）、瓷器库二间（估银一万）、洋货库二间（五色大呢八百版、鸳鸯呢一百五十版、五色羽毛呢六百版、五色哔叽二百版）、皮张库二间（元狐十二张、色狐一千五百二十张、杂狐三万六千张、貂皮八百余张）、铜锡库六间（共二万六千九百三十七件）、珍馐库六间、铁犁紫檀库六间、玻璃器库一间（共百余件）、貂皮男衣七百十三件、貂皮女衣六百五十余件、杂皮男衣八百六十件、杂皮女衣四百三十七件、绵夹单纱男衣三千八百八件、绵夹单纱女衣三千一百十八件、貂帽五十四顶、貂蟒（袍）三十七件、貂褂短罩四十八件、貂靴一百二十四只（疑为双）、药材库二间（估银五千两）、地亩八千余顷（估银八百万两）。
（二）《査抄和珅家产清单·目录》
钦赐花园一所、亭台二十座，新添十六座、正屋一所，十三进共七百十三间、东屋一所，七进共三百六十间、西屋一所，七进三百塞十间、徽式新屋一所，七进共六百二十间、私设档子房一所，共七百十三间、花园一所、亭台共六十四座、田地八千顷、银号十处、本银六十四万两、当铺十处，本银八十万两，另件未计。
金库：赤金五万八千两。银库：元宝五万五千六百个、京锞五百八十三万个、苏锞三百一十五万个、洋钱五万八千元。钱库：制钱一百五十万千文。以上共约银五千四百余万两。人参库：人参大小支数未计，共重六百斤零。
玉器库：玉鼎十三座（高二尺五寸）、玉磬二十块、玉如意一百三十柄、镶玉如意一千一百零六柄、玉鼻烟壶四十八个、玉带头一百三十件、玉屏二座二十四扇、玉碗一十三桌、玉瓶三十个、玉盆十八面、大小玉器，共九十三架、未计件，以上作价七百万两。
另又，玉寿佛一尊高三尺六寸、玉观音一尊髙三尺八寸（均刻云贵总督献）、玉马一匹（长四尺三寸，高二尺八寸）。以上三件均未作价。
珠宝库：桂圆大东珠十粒、珍珠手串二百三十串、大映红宝石十块（计重二百八十斤）、小映红宝石八十块（未计斤重）、映蓝宝石四十块（未计斤重）、红宝石帽顶九十颗、珊瑚帽顶八十颗、镂金八宝屏十架。
银器库：银碗七十二桌、金镶箸二百双、银镶箸五百双、金茶匙六十根、银茶匙三百八十根、银漱口盂一百零八个、金珐琅漱口盂四十个、银珐琅漱口盂八十个。
古玩器库：古铜瓶二十座、古铜鼎二十一座、古铜海三十三座、古剑二口、宋砚十方、端砚七百零六方，以上共作价八百万两。另又，珊瑚树七支，高三尺六寸，又四支高三尺四寸、金镶玉嵌钟一座，以上三件未作价。
绸缎库：绸缎纱罗共一万四千三百匹。
洋货库：大红呢八百版、五色呢四百五十版、羽毛六百版、五色哔叽二十五版。
皮张库：白狐皮五十二张、元狐皮五百张、白貂皮五十张、紫貂皮八百张，各种粗细皮共五万六千张，以上共作价银一百万两。
铜锡库：铜锡器共三十六万九百三十五件。
文房库：笔墨纸张、字画、法帖、书籍，未计件数。
珍馐库：海味杂物，未计斤数。
住屋内：镂金八宝床四架、镂金八宝炕二十座、大自鸣钟十座、小自鸣钟一百五十六座、桌钟三百座、时辰表八十个、紫檀玻璃水晶灯彩各物，共九千八百五十七件；珠宝、金银、朝珠、杂佩簪钏等物，共二万零二十五件；皮衣服共一千三百件、绵夹单纱衣服共五千六百二十四件、帽盒三十五个、帽五十四顶、靴箱六十口、靴一百二十四双。上房内，大珠八粒，每粒重一两；金宝塔一座，重二十六斤；赤金二千五百两；大金元宝一百个，每个重一千两；大银元宝五百个，每个重一千两，以上均未计价。
夹墙内：藏匿赤金二万六千两。地窖内埋藏银一百万两。另又，家人六百零六名，妇女六百口。尚有钱店、古玩等铺，俱尚未抄。
可是在清史档案与正史中记录的和珅家产数字与以上数字迥然不同，二者相差悬殊，由此可见私人记载的数字是夸大的，并不可信。下面将官方有关和珅家产的史料归纳摘录如下：
（一）清史档案中的有关记载
1.绵恩、淳颖、缊布等人奏折
臣等奉旨查抄和珅及伊家人刘全等家产，所有查出和珅家：二两平金兰万三千五百五十一两，银三百一万四千九十五两三钱三分。俱已交广储司收讫，并经奏文在案。续査出和珅借出本银钱所开当铺十二座，及家人刘全、刘印、刘陔、胡六自开、伙开当铺共八座，亦经奏闻在案。臣等自正月初八日起迄今査得和珅契置取租房计一千另一间半，取租地计一千二百六十六顷零，通计价银二十万三千三百两零，价钱六千一百吊零。此外，査出和珅借出应追本利银二万六千三百十五两，并自栓大车八十辆，每辆银一百二十两，共发出车价九千六百两，分给各户办。今已在各户名下追出二两平银三千九百六十两，尚有未经交出银五千六百四十两，逐一另缮写清单恭呈御览。臣等拟将房地、车价、银两分别交户部、内务府照例查办，其未经呈交之车价造具清册，移咨内务府就近着追。和珅家人经手管事之刘全、刘印、刘陔、方二、王平、胡六、太监呼什图各名下，现在査出金银、钱文及查出银钱，今已分析，另缮清单。……查出和珅家借出银两开后：
计开
陈偏儿借银二千两（陈偏儿系和珅取房租家人，所借银两并无利，此项银两于每月工食内坐扣）。除扣过银二十二两，尚欠一千九百七十八两，又欠房租五百五十八两。
傅明借银一千两（傅明系和珅已故家人，现有伊子花纱布还所借银两，每月八厘起利）。欠利银二百两，共欠一千二百两。
兴儿借银一千两（兴儿系和珅家人，所借银两每月一分起利，此项本利银于每月工食内坐扣）。除扣过本利银二百三十五两，尚欠一千一百五十九两。
明保借库平银一万五千两（明保系和珅母舅，所借银每月一分起利），欠利银六千四百五十两。
四人共借出本银一万九千五百六两，共欠利银六千八百九两，通共本利银二万六千三百十五两。
查出和珅家取租房地开后：
计开
京城内外取租房三十五项。按契载共房一千零一间半，共价银四万九千四百八十六两，价钱二千三百二十五吊。每年共取租银一千二百兴十八两三钱，取租钱四千四百九十二吊二百四十文。
安肃县等处地七十二项。按契载共地七百六十六顷七十一亩七分一厘，共价银十一万八千六十五两一钱二厘，价钱三千八百吊，每年共取租银二千五百四十六两，取租钱二万六千九百十六吊七百二十八文。
蓟州地十九项。按契载共地一百十七顷六十三亩七分三厘，共价银二万八千九百二十二两四钱，每年共取租钱三千五百十九吊。
古北口等处地三项。按契载共地三百八十三顷，共价银六千八百五十两，每年共取租银九百五十二两四钱。以上地亩九十四项，共地一千二百六十六顷三十五亩四分四厘，共价银十五万三千八百三十七两五钱二厘，价钱三千八百吊，每年共取租银三千四百九十八两四钱，取租钱三万四百兰十五吊七百二十八文。统计取租房地共价银二十万三千三百二十三两五钱二厘，价钱六千一百二十五吊。每年通共取租银四千七百六十六两七钱，租钱三万四千九百二十七吊九百六十八文。
2.内务府奏折
总管内务府谨奏，为奏闻事，由提督衙门交到査抄和珅家产案内：二两平纹银九十六万两，杂色元宝六十八万两，色银一百三十七万四千九十五两三钱三分，以上共银三百一万四千九十五两三钱三分，随即令噶（广）储司银库官员弹兑查收。现据该库官呈所有前项钱两逐一弹兑数目俱属相符，已照例按库法弹兑，共得库平银二百八十三万三千二百四十九两六钱一分，理合奏明归入月折收贮，为此谨奏。嘉庆四年正月二十九日，具奏奉旨知道了，钦此。
3.内务府官房租库呈稿
京城内外取租房一千零一间半，涿州等处当铺取租房二百七十九间，有契典卖热河小南门等处房二百二十八间。赏给十公主住房六所，计九十八间。赏给庆郡王宅门口等处铺面房七十五间。会计司胡同等处房一百四十一间，正阳门外大栅栏等处铺面住房四百九十六间、马圈一所，房四十五间。和珅花园内，房一千零三间，游廊、楼亭共房三百五十七间。马圏一所，房四十五间。善缘庵寓所一处，房八十六间，游廊四十二间，共三千八百五十一间半。
4.永锡、绵懿、永来等人奏折
和珅园内金银器皿房间清单：
金小如意一对、金锞九个、金盆十三个、金镶松石盆二个、银盒二十件、银渣斗十五件、银烛阡一对、银茶盘六件、银茶碟四个。马圈一所（计房四十五间），善缘庵寓所一处，房八十六间，游廊四十二间。
5.《内务府来文》等档案
査抄和珅家产内，查出钱五万九千一百二十六吊七百十四文。曾经准奏将此项钱文动用给发抬运呈进物之苏拉、步甲等饭食，并买绳杠等项。今将用钱文逐一核实，共享出钱二万三千五百五十三吊五百八十文，现在实存钱三万五千五百七十三吊一百三十四文。又査出刘全等各家钱一千三百二吊二百文，追出欠刘全等二十名下钱四万八千五十吊，以上共实存钱七万七千七百二十五吊三百三十四文，应交广储司银库。
热河总管查出和珅等人入官闲散房间：
计开
和珅名下：
附近房三处，马圈二处，计房一百六十五间半，内灰棚七间。生落宫门口红栅栏内：房一所计五十三间半。坐落皮袄街北头胡同内，房一所计三十间。坐落新街内，铺面房一所，现开德兴号，计房二十二间。坐落皮袄街下坡，马圈七间、马棚五间。坐落二道街，马圈房二十七间，马棚十八间。又零星大小房六十三间半，内灰棚十七间。坐落小南门西口内租给民人堆货房五间，相连灰棚五间。坐落北大门外西边，房九间，灰棚二间；坐落东边门，房二十六间半，灰棚五间。坐落小南门，铺面房，铺面房六间，灰棚三间。坐落皮袄街下坡，马圈文灰棚二间。
自两间房至阿穆呼郎图寓所八所，计房一百七十六间，内草房十七间。坐落两间房下处，草瓦房二十五间。坐落长山峪下处草瓦房二十三间。坐落喀拉河屯下处，瓦房三十一间。坐落中关下处，计房十四间。坐落张三营下处，计房二十一间。坐落吉尔哈郎图下处，计房二十二间。
呈报总管内务府行交各该处查办：
热河寓所一处，计房间、游廊三百八十六间。附近三处，马圈二处计房一百六十五间半，内灰房十七间。自两间房至阿穆呼郎图寓所八处，计房一百七十六间，内草房十七间。坐落承德府地方墙子路口外，山平地三百五十顷。坐落滦平县地方四泉庄山平地二十九顷九亩二分，贵口山平地八顷六十九亩，牧放马十六匹，家人三户，计男妇大小十名口。
和珅书五百零一套。交御书房一百五十套，东西陵行官一百二十九套，赏二阿哥五十六套，三阿哥二十二套，交军机大人拟赏王公大臣一百四十四套。
又，
查出和珅等名下粮食数目清单：
容城县：粮食四千八百五十七石七斗三升六合。
新城县：粮食二千一百一十一石四斗十七升。
大城县：现报粮食二千起始石二斗一升四合。
天津县：粮食四十七石九斗。
静海县：粮食一百八十四石四斗。
交河县：粮食八十四石三斗。
青县：粮食一千二百零九石四斗。以上共粮一万一千六十五石四斗二升。系奏明赏借文安、大城二县被水村庄口粮、籽种之用。
又，
青县尚有査处无名色杂粮五百一十余石，不在奏，请赏借文安、大城被水村庄。
三河、通州、蓟县、宛平、昌平、顺义、密云等处，尚有査出粮食约一万余石。并查出三河等州县和兴当等当铺，现存银钱及存铺架货约二十余万两。
又，
査出正珠手串二百余挂，其余珍宝、金银不可胜计。
又，有关和珅家、奴仆人数的部分数字：
现已收到在京和珅家奴七十九户，共三百零八名，移送分卖。未经收到蓟州家人朱慧、热河家人喜尔（儿），并在逃亡连元等十八户家奴，俟收到之日，再行办理。
（二）《清实录》、《清史稿》、《清史列传》中有关记载
1.《清实录》
“家内银两及衣服等件，数逾千万，其大罪十七”；
“且有夹墙藏金二万六千余两，私库藏金六千余两，地窖内并有埋藏银二百余万两，其大罪十八”；
“附近通州、蓟州地方，均有当铺、钱店，査计资本又不下十余万。以首辅大臣下与小民争利，其大罪十九。”
“伊家人刘全，不过下贱家奴，而查抄资产竟至二十余万，并有大珠、珍珠、手串，若非纵令需索，何得如此丰饶，其大罪二十。”
以上是属于现金部分，此外，和珅家还藏有大量世间罕见的珍奇宝物，更是价值连城。因此，嘉庆帝也把它列入和珅罪状当中，“家内所藏珍宝，内珍珠、手串竟有二百余串，较之大内多至数倍，并有大珠，较御用冠顶尤大，其大罪十五”。“又，宝石顶并非伊应戴之物，所藏真宝石顶有数十余个，而整块大宝石不计其数，且有内府所无者，其大罪十六。”
2．《清史稿》
所藏珍珠手串二百余，多于大内数倍，大珠大于御用冠顶，大罪十五；宝石顶非所应用，乃有数十，整块大宝石不计其数，胜于大内，大罪十六；藏银、衣服数逾千万，大罪十七；夹墙藏金二万六千余两，私库藏金六千余两，地窖埋银三百万两，大罪十八；通州、蓟州当铺、钱店资本十余万，与民争利，大罪十九；家奴刘全家产至二十余万，并有大珍珠手串，大罪二十。
3．《清史列传》
家内所藏珍珠手串二百余，较之大内多至数倍，并有大珠较御用冠顶尤大，其大罪十五；又，宝石顶非伊应戴之物，伊所藏数十，而整块大宝石不计其数，且有内府所无者，其大罪十六；银两、衣服等件数逾千万，其大罪十七；且有夹墙藏金二万六千余两，而地窖内藏埋银三百余万，其大罪十八；附近通州、蓟州有当铺、钱店资本又不下十余万，以首辅大臣下与小民争利，其大罪十九；伊家人刘全不过下贱家奴，而查抄家产竟至二十余万，并有大珠及珍珠手串，若非纵令需索，何得如此丰饶，其大罪二十。
以上诸史料，均采于档案、实录、正史，而且各种史料所载的和珅家产数字也大体相同，因此，一般说来是较为可信的。当然其中也免不了和珅家族中有人事先隐匿了一些家产；还可能有办案人员与监护人员贪污、侵吞或不如实上报等事。但无论如何，以上所列数字是和珅家最主要的资产，隐匿和侵吞的数量不会超过抄出来的数目太多，相差太悬殊。
二和珅家产考实
和珅家产被籍没后，抄出了大量动产与不动产。此事轰动了朝野上下，成为震惊中外的头号新闻，也成了街头巷尾议论的话题。和珅家财巨富，是清朝任何官吏所不能相比的。朝鲜使臣就曾说：“阁老和珅权势隆盛。则天子亦不足贵。”以至他家的财产使皇子与王公贵胄们都为之羡慕、倾倒和垂涎；甚至有的皇子认为如果要能得到和珅家那么多财产，比当皇帝还要得意，因为他知道皇帝这个宝座，他无论如何是当不上的，因此就把希望寄托在有朝一日，能得到和珅家财了。和珅家产被籍没后，民间就广为流传说其家财达八亿两白银，而且这些说法被民国以来的某些史家所承认。甚至有人说：和珅家财“凡109号。赤金580万两，生沙金200万两”，连同其他财产，“估计不少于8亿两黄金”。果真如此吗？很值得考证一番。
8亿两黄金相当于当时国库收入的10多倍，因为清朝在乾隆末年的国库收入在7000万两左右。难道在和珅当政的20多年中，他一人每年的贪污收入，竟能相当于当年国库收入的一半？再说他家能有藏金780万两（相当于4.875万斤，约合244吨黄金），如果当时清朝全国生产的黄金全都落入和珅家，也需要年产10吨以上。当时黄金全靠手工生产，其勘探、生产设备、机械，以及生产技术都是十分落后的，要年产10吨黄金是不大可能的。因为据新闻报道说，我国在1955年时，全国黄金的生产量指标才不过100吨，因此，这8亿两的数字是很值得怀疑的。再有，史载雍正帝统治后期，国库存银大约有2400万两，“积贮可供二十年之用”；但是这个数字只相当于和珅贪污总数“8亿两”的3％左右，这可能吗？！绝对不可能。
从《清实录》与其他正史、档案的记载来看，和珅家除了珍藏大量稀世宝物、珠玉、古玩和字画（这部分财产是难于估价的）外，能够估价的现金、土地、房屋等，当在一二千万两之谱。仅就这个数字来看，那已是够惊人的了。这在清朝268年的历史中，已属罕见；同时他也是整个清朝被抄家的官吏中家资首屈一指者，鳌拜、明珠、年羹尧、隆科多与讷亲等人没有一个能与他相比。
说“和珅富比皇室”是并不过分的。据查，在“升平昌阜，财赋丰盈”的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时，户部库存也不过800余万两，而和珅的家财竟比这个数字多百余倍，这又怎么可能呢？！还有，和珅的家业就是比起当时地位显赫的亲王、郡王们的家财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例如，简仪亲王德沛（即德济斋），在乾隆十三年（1748年）嗣王位时，得知“邸库中存贮银数万两”，就吓得不得了，非常恐慌，赶忙对王府中管事的长史说：“此祸根也，不可不急消耗之，无贻祸后人也。”不久，他决定把部分存银分给府中一些人，其余的则用于建造别墅、亭榭楼台……迅速花费掉了。又如，在嘉庆朝以富有著称的成亲王永瑆，邸库中存银也不过80万两。由此可见，在嘉庆时期，一个王爷家中库存白银几万两、几十万两就算很大的豪富了。可这比起和珅来，真可谓小巫见大巫了。
应该指出官书与清朝档案中有关和珅家产的记载大体上是一致的，可以相互印证。只有个别地方稍有不同。如前面提及的和珅家地窖藏银《清实录》中记载为200万两，而在《清史稿》与《清史列传》中为300万两。其他地方基本相同，只是语句和修辞稍有差异。这些官书的记载，又大体上都能与今天保存在中国第一档案馆的有关档案对上号，可见这些官书是来源于档案的，应该说是可信的，这是研究和珅家产数量的主要根据。比起官书和档案有很大差异的是野史、笔记等民间流传的记载。两者有关和珅家产的数目出入颇大，相差悬殊；就是相互传抄的所谓《查抄和珅家产清单》，彼此间也有一定差距，互不统一。因此，对于它们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必须作一番认真的考订。首先应该指出，野史、笔记中所载《查抄和珅家产清单》，表面上彼此大致相像，但要仔细推敲又很不相同。例如，房屋的数量、金银的数目、珠玉珍宝的数目都大不一样。在《査抄和珅家产清单》中记载和珅在海淀花园中的亭台一共是36座，而在薛福成《庸盦笔记》中记载为64座；《查抄和珅家产清单》中记载：宅第中，正屋一所（十三进，共七百三十间）、东屋一所（七进，共三百六十间）、西屋一所（七进，共三百五十间）、徽式房屋一所（七进，六百二十间而在《庸盦笔记》中却记载为：正屋一所（十三进，七十二间）、东屋一所（七进，三十八间）、西屋一所（七进，三十三间）、徽式屋一所（六进，六十二间）、东屋侧室一所（五十二间）、四角楼更楼十二座（更夫一百二十名，杂房一百二十余间）。又，在《査抄和珅家产清单》中记载：和珅家藏赤金五万八千两、银元宝五万五千六百个。而《庸盦笔记》中却记载为：赤金五百八十万两、元宝银九百四十万两。此外，有关和珅家的当铺、银号数目也不相同，《査抄和珅家产清单》中记载为：当铺十处，本银八十万两、银号十处，本银六十万两；而《庸盦笔记》中却记载为：当铺七十五座，本银三千万两，银号四十二座，本银四十万两两。
还应该指出：野史、笔记中所载的各种《査抄和珅家产清单》，虽然是相互传抄，但由于途径不同，时间较长，难免以讹传讹，造成家产数字彼此不尽相同，真可以说是千奇百怪，五花八门。因此，不能不使人怀疑这些东西的可靠性。
在各种《査抄和珅家产清单》中，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和珅犯罪全案档》极为典型，它与《庸盦笔记》所载《査抄和珅住宅花园清单》非常相似，数目也大体相同。我们不妨以此为例，作一下考实。
《和珅犯罪全案档》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其他档案截然不同，由于它所记事实与其他档案、《清实录》、《东华录》、《清史列传》及《清史稿》等不同，却与市井传说或野史、笔记所述相似。仔细研读后，发现其中破绽百出，疑云丛生。不论从形式、字体、用词、称谓和财产数量等各方面彼此间都差异极大。现摘其要者，分述如下：
（1）从形式上看它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保存的其他档案不同。该件档案，本名为《录和珅犯罪全案》（以下简称《全案档》，其封面《和珅犯罪全案档》的题签是后人托裱后才加上的），从一个“录”字，就可以知道它不是原始的档案。从其内容上看，它既包括嘉庆皇帝的上谕，也包括《御览抄产单》；既有和珅的二十大罪状，也有他与爱妾的诗文，可以说是一盘名副其实的“大杂烩”。经仔细与《清仁宗实录》（以下简称《实录》）、《清史列传》、《清史稿》等官书及其他原始档案比较，出入颇大。其中不但讹舛很多，而且有些嘉庆帝的上谕在其他档案和《实录》等官书中根本找不到，不知源于何处。总之，《全案档》不像是一份经过官方系统整理后编辑的文书档案，却仿佛是一份民间传抄的杂录。
（2）从《全案档》成档的时间上看，也可以证明它不是原档。并且可以肯定它不是在嘉庆年间成“档”的。因为在《全案档》中，凡遇“宁”（繁体字为“寧”）字均写成“寍”（少两笔为“笔讳”—笔者注），不言而喻，这是为了避讳嘉庆帝的儿子道光皇帝旻宁的名字。由此可见，这件“档案”一定是道光年间以后才搞成的。
（3）《全案档》所载审办、査抄和珅家产、园寓人员与正式档案、《实录》及其他官书所载审办、查抄和珅家产、园寓人员名单及分工均不相符。
《全案档》所列查办和珅人员是八王爷（即仪亲王永璇）、十一王爷（即成亲王永瑆）、绵二爷（即定亲王绵恩）、七额驸（即拉旺多尔济）、刘中堂（即刘墉）、王中堂（即王杰）、董中堂（即董诰）、盛柱、庆桂等人。具体分工为：永璇、拉旺多尔济、刘墉、王杰、董诰等负责审讯和珅；永瑆、盛柱、庆桂等负责査抄和珅住宅。
绵恩负责査抄和珅花园（即淑春园），并奉旨将和珅儿子丰绅殷德交宗人府看管。但在原始档案中所列却不大一样，在《军机处上谕档》与《录副奏折》中记载，主持审理和珅案件的是永璇、拉旺多尔济、王杰、刘墉与董诰等人，有时还有永瑆、布彦达赉、那彥成等人。最早派去査抄和珅家产的是永瑆，后来增加了绵恩、淳颖、缊布、庆桂等人。査抄和珅在海淀钦赐花园的则是永锡、绵懿和永来等人。查抄和珅热河寓所的是书鲁、姚良（二人均是热河总管）与穆腾额等人。查抄和珅在蓟州坟茔的是绵懿、特清额等人。根本就没有盛柱。由此可见《全案档》与原始档案记载不同，却与野史、笔记的记载相雷同，故不难看出《全案档》并非第一手材料。
（4）在《全案档》中收录的嘉庆帝上谕中对大臣的称谓，与一般官书不同。一般说来清朝皇帝称臣下多是直呼其名，偶尔才有缀上封爵和官职的。但无论如何不会有什么“八王爷”、“十一王爷”、“七额驸”、“绵二爷”、“王中堂”、“刘中堂”和“董中堂”之类的称呼。这一破绽，也可以证明该《全案档》并非原始档案，同时也不能不使人们对它的真实性与可靠性产生怀疑。
（5）《全案档》所录嘉庆帝上谕多与《实录》的同一上谕差异很大，错字、丢字和添字比比皆是，极不严肃。相反，《实录》中的该上谕却与档案（包括内阁上谕、军机处上谕、起居注等）中的同一上谕（除个别字句外）大体相同。这就说明《实录》是源于档案的，而《全案档》中的文字，却是辗转传抄而来的。例如，关于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四日上谕，《实录》原文是“自用兵以来，皇考焦劳军务，寝膳靡宁，……”《全案档》中却是“自用兵以来，皇上焦劳军务，寝膳靡宁……”《全案档》中称“皇上”显然不通。首先，嘉庆帝根本不可能称自己为“皇上”；其次，从上下文的情况来看，此处系指乾隆帝为妥，因此应该称“皇考”，而不应该称“皇上”。
（6）《全案档》中错字、丢字俯拾皆是，如把“靖”字写成“竣”字；把“咎”字写成“疚”字；把“有”字写成“不”字；把“继”字写成“计”字；把“斩”字写成“渐”字；把“苦”字写成“若”字；把“每”字写成“再”字；把“昭”字写成“照”字；把“妾”字写成“妄”字；把“德”字写成“怀”字；把“伸”字写成“深”字；把“和琳”写成“和珅”等。此外，《实录》中有“尚未抄毕约有数千万两之多”；而《全档案》中为“所藏金银、古物等物，尚未抄毕约有万万余两之多”。《实录》中“数年来”，《全案档》却写成“数十年来”，《全案档》并且还把“十一王爷”写成“十三王爷”；把“贵德”写成“贵怀”；把“刘马二家人”写成“刘二马家人”；把“朋党”写成“明党”等等。
（7）《全案档》所载《御览抄产单》与原始档案所载的数字不合。
首先，査抄的房屋数量不合。《全案档》记载数为“正房一所，十三层（进），共七十八间，东房一所，七层（进）共三十三间。东西侧房共五十二间、徽式房一所共六十间、花园一座楼台四十二所，钦赐花园一座亭台六十四所、四角更楼十二座（更夫一百二十名）、堆子房七十二间（档子兵一百十名）、杂房六十余间”。而实际和珅拥有的房屋要大大超过此数。他家除北京城内什刹海畔的居所（即今恭王府）外，仅在京城西郊海淀附近的别墅和花园内就有房屋一千零三间、游廊、楼亭共三百五十七间。其次，他家京城内外取租房共有三十五项，按契载共房一千零一间半。此外尚有涿州、蓟州等处当铺取租房二百七十九间、在热河小南门等处有典卖房二百二十八间、京城会计司胡同住房一百四十一间、赏给和孝公主居住房六所，共计九十八间、赏给庆郡王永璘宅门口等处铺面房七十五间、正阳门外大栅栏等处铺面住房四百九十六间。此外，尚有马圈一所房四十五间、善缘庵寓所一处，房八十六间，游廊四十二间，这样加在一起，约计共有房屋三千八百五十一间半。这里并没有包括留给庆郡王永璘的和珅住宅的前半部分与祠堂、马圈在内，也没有包括留给和孝公主居住的和珅住宅的后半部分与花园内房屋在内。显然和珅实际所拥有的房屋比《全案档》所载房屋数字要多得多。
其次，《全案档》所载和珅在京家资数目与正式档案所载数目不合。《全案档》引述嘉庆帝上谕说：“和珅家产一百零六号中二十五号，即折算成银二万二千三百八十九万五千一百六十两。”“所藏金银、玉石、古玩等物，约值万万两之多。”可是这两条上谕不见于正式档案和正史。笔者认为和珅的家资，除难以估价的稀世珍宝、文物古玩外，其他财产是不会达到上亿两白银的。这从嘉庆帝的一道上谕中就可以得到证实。上谕中说：“从来人言，多以外任为可羡，得资丰衣足食，以京官为清苦，不免生计艰难。殊不知外任官员，如果洁清自矢，亦岂能积有余资？而身任京员者，傥营私法，任意贪婪，如和珅、福长安，何曾一日外任，而封殖自肥，家资累至数十百万，胜似外任百倍，可见居官苦乐，不在京外之分，而在贪廉之别也。”这里嘉庆帝只说和珅“家资累至数十百万，胜似外任百倍”，看来他是有根据的，如果和珅果真有几亿两白银，皇帝是绝不会替他隐瞒的。
再有，清末以来，一些学者就曾对“和珅家产抄家清单”之类的东西表示怀疑。如薛福成、邓之诚等人，在他们的著述中都认为这些数字不可靠。薛福成认为：“世俗私相传抄之本。乃其实数耶？抑或当时共谂和珅之富，遂于查抄清单之下，浮写其估价之数日久延，遂莫能辨真伪耶。总之，此单传抄以旧，余所见数本大致相同，断非凭空捏造，而与《东华续录》又似不无抵牾之处。盖私家记载颇资耳食，难尽为凭，官书又外间不能多见。事隔九十余年见闻已歧异若此，兹特兼志于此，以待搜考，并质世之博物洽闻耳。”邓之诚也说：“是时军饷告竭，欲得其家产以瞻军耳。世传《查抄和珅家产清单》，出于当时民间小抄，实不足据。”这说明民间传抄的“查抄和珅家产清单”是很值得怀疑的。
还有，和珅及其家人所经营当铺的本银数量与一般当铺本银数量不符。《全案档》记载，和珅有“当铺七十五座（本银三千万两），银号四十二座，本银四十万”。但原始档案却记载为：“查出和珅借出本银开当铺十二座及家人刘全、刘印、刘陔、胡六自开、伙开当铺共八座。”“附近通州、蓟州地方均有当铺、钱店，查计资本又不下十余万……”
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除当铺数量不相符外，《全案档》所列每座当铺的本银多者高达三四十万两，少者也在一二十万两左右，这是颇值得怀疑的。从现存的内务府档案中看，清代在乾嘉时代，北京地区当铺的本银一般是达不到此数的。当时开一座当铺，大致有二三万两白银作为本银也就足够用了。如果一座当铺的本银和架上货物的价银加在一起，能够达到五六万两，那在当时已是一座很大的当铺了。无论如何一座当铺本银也不会达到三四十万两之多。如和珅入官的恒升当，原来为13.6万两吊，按当时的银价折算，合价本银57800两，这在当时已是一座很大规模的当铺。又如，福长安所开三座当铺的本银多在白银几千两，最多也不超过二三万两。例如，他开的广泰号当铺，本银也就是在7000两左右。由此可见，一座当铺本银如果达到五六万两就已经是相当大了，如果一座当铺成本过多，就有碍于生意运营了；既不利于经营（即积压资金），也会造成浪费，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当铺主人就要想办法分号经营了。
再则，和珅所拥有的土地数目与《全案档》所载的数目不合。《全案档》记载和珅有土地8000顷，但是档案中却记载为：“取租地计一千二百六十六顷零。”此数字虽然只是和珅在京畿与热河地区的田产，但这些地区是和珅家田产最多、最集中的地区。虽然可能在其他地区或隐匿未查出来的土地还有一些，如，他家在盛京义州（今辽宁省义县）地区，就有许五德私自馈送给他的官地20顷；其次在直隶易县、静海地区也还有一些零星地亩，但这些地区的土地数目不是很大，加起来绝不会有六七千顷之多。由此可知，《全案档》所载和珅拥有土地数量也是夸大其词的。
总之，《全案档》的漏洞百出，舛误颇多，是不足为信的。当然，档案或其他官书中的数字也未必可靠。其中有些数字很可能被缩小了，或者他家的部分财产为本家所隐匿，或为经办人员侵吞，或因其家产分散、零星因此未能査出来。但是不管怎样，档案中公布的数字应是和珅家产的绝大部分。除他家宅第、花园与大量稀世珍宝、书画，以及文物古玩外，其他财产加在一起是很难达到上亿两白银的。
（8）《全案档》在行文中也存在着许多明显的讹错，与事实不符。例如，把和琳革去公爵，撤出太庙、拆毁专祠，其子丰绅伊绵革去公爵、斥退侍卫等事都张冠李戴地安在了和珅及其儿子丰绅殷德头上。
通过以上考察，可以得出结论：《全案档》至今仍然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里，但是笔者认为它并不是一份正式档案。可以肯定它的文字不是原办案机构整理编纂的，而是后人汇集草成的。有种种迹象可以说明，《全案档》最早的材料来源是由宫内太监或好事者从邸报、小抄，以及人们传闻口碑中转抄、记录下来的。其中有真有假，特别是许多数字是经过渲染、夸大的。后来又在市井流传添枝加叶，添油加醋，尤其是对和珅的家产进行了无限膨胀、夸大，至道光年间后才汇集成册，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的。
长期以来，《全案档》在清宫内外流传，加上人们又轻易看不到原始档案材料，因此便以讹传讹，着力渲染，很少有人去认真核实、考察、比对与订正，致使鱼目混珠，真假难辨。甚至有不少人以类似这样虚假的材料来说明历史问题。
由于《全案档》与原始档案、官书等相差甚远，而与野史、笔记极为相近，故可以推知它们是同出一源。这样通过证实可知《全案档》不翔实、不可靠，亦可以证实《査抄和珅家产清单》、《庸盦笔记》等一类有关和珅家产的记载也是不真实、不可靠的。这些记载只能供人们研究和珅问题时参考而已，而不能以此为依据。通过以上的考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和珅的家产肯定不像传闻所说有8亿两白银。这个数目之大，简直难以令人相信。因为和珅出身于满族中上等的武官之家，并不是祖传的殷实巨富，所以家里没什么雄厚的积蓄；且他为官20余年，也不是一开始就是军机大臣、大学士与一等公。即使20多年来一直做上述高官，那他每年的薪俸也只有白银2000两左右；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至嘉庆四年（1799年）的23年左右的时间，累计俸银也不过4万—5万两之数，除去他一家人的开销，所余不会太多。加上他招权纳贿、贪污中饱的各种财源，肯定会有不少积蓄，按常理来看，无论如何一个人每年收入也不会等于全国每年财政收入一半以上。因为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只发展到那个水平，封建国家从广大人民身上所榨取的剩余劳动，不可能再增加50％或更多。况且当时清皇朝举国上下贪污成风，如果各级官员都依照和珅敛财这个比例敛财的话，那广大劳动人民将无法维持再生产了，社会必将立刻崩溃。可是乾嘉之际的清皇朝还没有危急到那种程度，当时只是由盛转衰的开始，而不是社会的总崩溃。
近200年来，为什么人们对和珅的家产这么感兴趣，记载这么多呢？这是由于和珅是乾嘉时期非常有名的权相，是个“大奸大蠹”式的人物，他营私舞弊、贪污受贿的数量的确是“从来罕见罕闻”的。因此在审理和珅案件的同时，举国上下，街头巷尾都在流传着有关他的逸闻轶事。人们认为嘉庆帝诛和珅就是要籍没他家财产，用来接济军事上镇压白莲教农民起义的开支，故不少好事者就在财产问题上大做文章，添油加醋，无限夸大，以致越传越多，越传越神，几至到了令人难以相信的地步。到了清末民初时期，由于人民反清情绪高涨，对于清统治者，特别是对满族出身的髙官更是无比仇恨；于是人们对清史中的一些问题，更是以传闻为史实，并以此对满族统治者进行鞭挞和痛斥。这样使本来就眉目不清的―些问题，如，“皇后下嫁”、“雍正夺位”、“乾隆帝非雍正帝所出”……弄得更加混乱，扑朔迷离，以致真假难分，现在有必要进一步澄清。有关和珅家产问题，近年来已有不少触及，但始终没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因此，至今许多论著还是因袭野史、笔记中的说法，认为和珅家资有8亿两白银……有鉴于此，做一些认真的考实、澄清工作是完全必要的。
三和珅家产何处去
和珅家产被籍没后，全部由以嘉庆帝为首的国家接管。他家的现金，包括金、银、制钱等绝大部分被送到了户部大库与内务府广储司银库。他家所有的珠宝玉器、金银器皿、首饰、字画、书籍、古玩、铜器、锡器、皮张、绸缎、布匹、瓷器、家具以及衣物鞋帽等，除一少部分由嘉庆帝赏给了王大臣、公主及御前侍卫和太监等，另外一小部分（主要是一些破旧的物件、戏装等）在崇文门税关和热河（即承德）等地变卖成现金，交广储司银库外，绝大部分直接归内务府接收，成为皇帝的私人财富了。
和珅在京城的住宅、别墅（花园）除留下一部分给和孝公主与丰绅殷德居住外，大部分赏给了几个亲王、郡主了。具体赏赐情况如下：和珅住宅的前所，以及祠堂、马圈等，赏给了乾隆帝第十七子，嘉庆帝的亲弟弟，庆郡王永璘；和珅住宅的后所仍留给和孝主使用。和家的老宅，即和琳原来居住的西四驴肉胡同住宅，仍然赏给和琳之子丰绅伊绵居住。
和珅在海淀的别墅花园东段赏给了成亲王永瑆，西段赏给了和孝公主与丰绅殷德。在和珅家入官的当铺中，嘉庆帝把永庆当赏给了永璇、庆余当赏给了永璘、恒兴当赏给了奕纯、恒庆当赏给了永琅外，其余的当铺仍交给内务府管理。与此同时，嘉庆帝除把和珅在京城内的一些铺面房赏给了王公大臣外，其余的也全部归内务府照管。
和珅家的土地也大部分入官，其中将和家在京郊的零星小块土地赏给了太监等。例如，把和珅在西直门外白塔庵一块1顷80亩和一块1顷9亩的两块土地赏给了圆明园太监。另外，把一块1顷40亩与一块47亩，及一块58亩的土地赏给了南府景山太监。
和珅在热河的寓所东所赏给了成亲王永瑆，西所仍然由和孝公主与丰绅殷德使用。
和珅家的衣物、书籍等除了少部分赏赐给人外，大部分都交给了内务府处理、变卖。
和珅家在外地的粮食赏给或借贷给因灾而陷于饥荒的灾民，作为口粮或籽种。
此外，和珅家在蓟州的坟茔被拆除后，连同附近守坟人的房屋一起，由特清额负责招商变卖。
和珅家奴79户，共计308口，以及逃亡后被抓回来的二十几户奴仆一起被变卖后身价钱全部交给了内务府。
和珅管家刘全家的现金39462两9钱6分白银，全部交给了内务府广储司银库。这就是说和珅的家产大部分都落到了嘉庆皇帝手里了。
嘉庆帝把抄和珅的家产钱的一部分还用于在招抚起义的农民重新归农的费用（如，买粮食、农具、修理房屋等），以安顿百姓，平息民怨。另一部分成为了镇压白莲教农民起义的军费开支了。
四树倒猢狲散
和珅被赐死后，一些平日依附他的内外官员有的被隔离审査，有的隐蔽起来，尽量与他脱离干系，装得像无事人一样，大部分都作了“鸟兽散”，那真是“爹死娘嫁人，各人顾各人”了；就是往日靠他的淫威横行一时的鹰犬，其中包括管家、恶仆和太监等，也如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没有一个落得个好下场的。例如，刘全及其子刘印、刘陔等，都被拘捕、审讯；此外，还有呼什图、马瑞麟、胡六（一名都萨阿）、方二（一名存儿）与王平等人，一个个也被抄家、判罪，落得个可悲下场。
刘全是和珅的头号大管家，也是他家的家事代理人与忠实奴仆。他从年轻时期就在和珅家作家仆，并且经常跟随和珅东奔西跑，充当车夫，或四处为和家办事。他自己也承认：“为和珅素所信任，所有银钱出入一切皆经手，并由伊子刘印、刘陔分办。”
刘全在和珅的卵翼庇护下到处招摇，广为搜刮，贪赃受贿，心黑手辣，无所不为，积累了大量钱财；抄其家时竟有白银20万两，在清朝的家仆中他可谓首屈一指，独占鳌头了。他不但修建了逾制的深宅大院，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而且纵容其子胡作非为，横行霸道。他有一个小儿子，俗名“刘三儿”，平日吃喝嫖赌，胡作非为，“甚不肖，致有南郊私毙人命事”。刘全除了帮助和珅经营家业、管理崇文门税关外，自己也借着主人的淫威，大肆贪赃受贿，捞钱捞物，并且大做生意，开当铺、银号、印房、药铺、旅店、粮店、酒店、古玩店等，同时还大放高利贷剥削百姓。在做生意时，他经常凭借主人的权势与自己的特殊身份，欺行霸市，强取豪夺，赚取了大量不义之财。在短短的20多年中，除了积聚了20多万两家财外，还搜集了大量珍珠手串、玉石珠宝以及各种珍贵的皮毛（如，黑狐皮、白狐皮、貂皮袍褂）。刘全不但生活比一般官吏奢侈、富裕，而且社会地位也相当高。平日不但与一般巨商豪富往来频繁，而且还与许多品级很髙的官员称兄道弟，拉拉扯扯。例如，吏部有个郎中（正五品）名叫和德，他与刘全“素日通向往来，彼此用兄弟称呼，以致两家厮仆辄用市井干亲家之语为口实”。甚至社会上广为流传刘全与和德是儿女亲家。
呼什图，原来也姓刘，人称“内刘”，直隶（今河北）大城人，呼什图是他后来起的满族名字。他是和珅家里一个得宠的太监，主管和珅家里的一切家内之事。他与刘全一内一外，可以说是和珅的左膀右臂，深得主子信任。和珅在前海西街修建新宅时，曾经派他与皇宫内总管太监串通，潜入宫内偷偷地仿照宁寿宫中乐寿堂的建筑格局、样式做了烫样，回去后建造了那座有名的楠木房屋（原名“庆德堂”，今称“锡晋斋”）。
呼什图倚仗和珅的权势，“招摇受贿，婪索多赃，恣肆妄行，目无法纪”。他平日“舞弊婪索”，多方收求财货，在老家大城县以及附近的静海、容城、青县、文安、新城、天津与交河等地都购置了大量土地，收取地租。仅嘉庆四年（1799年）初，他家被抄时，就查得他与和珅在该地区有米、麦、杂粮等11060余石，后来被赏给文安、大城二县受水患的灾民作为口粮、籽种。呼什图的家资亦十分富足，估计共值白银10万两以上。
除此之外，呼什图还倚仗和珅的势力，先后为其弟刘宝榆捐官州守备衔、刘宝梧直隶知州衔、刘宝杞州同衔等。刘全、呼什图同时被捕、被抄，但他们在狱中，并未老实接受审理，听候发落。他们曾幻想通过行贿、送礼，得到关照，有朝一日出狱后重整旗鼓，东山再起。
刘全曾经让他的小儿子刘三儿偷偷地送给监管他的番役曹七300两白银，以求得照顾，并“代送饭食”；呼什图也把一个随身佩戴的价值7000两白银的宝石扣带等物送给了一个名叫朱五（又名福旺）的副管领，以求得关照。可是这些事被人揭发出来，两个受贿人也受到了应有的惩处。最后决定判刘全、呼什图两人处以绞刑，秋后执行。但是后来和珅被赐死，他们也相应减刑为流放到黑龙江给索伦、达斡尔人为奴。并判刘全子刘印、刘陔和刘三儿，呼什图之弟刘宝榆、刘宝梧与刘宝杞等杖100，流放3000里。和珅其他几名恶仆，如，王平、方二、张五、胡大、胡六、方四与周七等人，也被发往广东、福建等地给驻防兵丁为奴。
和珅的另一个宠信管家马瑞麟，暗地结交官员，并把儿子过继给正红旗蒙古护军为子，改名福成额。他平日收受贿赂，经营买卖（如，在京郊门头沟地方开煤窑），放高利贷等，获取暴利，发家致富。和珅事败后，他也被抄家，并被流放到山西服劳役。和珅家其他一般下层家人、奴仆以及在他家土地上耕作的农民，后来均被转卖给他人，有的甚至转移到他乡异地，生活并没有得到丝毫改善；他们是最痛苦、最可怜的一部分人。
五和珅家的后人
和珅事败后，其子丰绅殷德受到很大影响，被革去了一等公与贝勒的爵位，只准保留伯爵称谓。嘉庆帝为此特下谕旨：“丰绅殷德系固伦额驸。且公主最为皇考钟爱，自应仰体恩慈，曲加体恤，若此时丰绅殷德职衔斥革，齿于齐民，于体制亦觉未协。和珅公爵，系因拿获王三槐所得，应照议革去，著加恩仍留伊伯爵，即令丰绅殷德承袭，在家闲住，不许外出滋事。”可是，事情并未就此了结，随着抄家的继续深入，定亲王绵恩等在抄和珅家时，查出他家藏有正珠手串200余挂，同时査出正珠、朝珠一挂，其数量比宫内还要多，其质量比御用的更大更好，嘉庆帝看后，不觉大吃一惊。因为正珠、朝珠是皇帝乘轿外出时的御用之物，一般人是不准许私藏的。于是嘉庆帝责令绵恩等人审问和珅家人。据和珅家人交代：“和珅日间不敢戴用，往往于灯下无人时私自悬挂，临镜徘徊，对影谈笑，其语言声息甚低，即家人亦不得闻悉。”嘉庆帝认为这是和珅图谋不轨，有野心的表现，他说：如果这件事发现在正月十八日以前，即使不照叛逆罪凌迟处死，也要处以大辟。现在事情已经过去，又有皇妹恳请，故决定“姑免磔尸”，维持原来判决。嘉庆帝对丰绅殷德也十分气愤，派绵恩等人多次询问，但是丰绅殷德一口咬定，“实不知情”，并且恳请皇上开恩，宽大处理。按照清朝法律规定，家中藏匿违禁、逾制之物，知情而不检举者，应按照大逆律缘作处罚。嘉庆帝考虑到皇妹和孝公主的面子，才下谕旨：“加恩免其追问，但不应仍叼世袭”，“赏给散职大臣衔，当差行走。”从而免去了丰绅殷德伯爵爵位，仍习旧职三等轻车都尉。
丰绅殷德在和家被抄家后，看到万贯家业与崇高的社会地位顷刻之间化为乌有，不禁百感交集，心情凄凉。从此便心灰意懒，大有看破红尘的味道。他知道自己在政治上只是挂个空衔，不会再有什么前途，因为嘉庆帝是不会信任和重用他的。他本来性情好静，“持重老成，不苟言笑”，故每天在家中吟诗作赋、写字作画、练习武功，并苦读《道藏》，除此之外，沉湎于女性。此间，他曾作了一首自咏的小诗，倾诉了他的心情：
朝亦随群动，暮亦随群动；
荣华瞬息间，求得将何用。
形骸与冠盖，假合相戏弄；
何异睡着人，不知梦是梦。
嘉庆八年（1803年），和孝公主府长史奎福，因被辞退而怨恨丰绅殷德，于是他向内务府大臣缊布控告丰绅殷德“演习武艺，图谋不轨，并欲害公主，还将小妾带至坟园与国服内生女各款”。嘉庆帝命董诰、缊布等留京王大臣及刑部堂官对其会审，结果证明纯属奎福诬告，只有在“国服”内妾生一女事自认不讳。嘉庆帝为此事曾专门下了谕旨：“此案缊布奏上时，朕即知事实虚诬，但所控谋逆案事关重大，朕若少露意旨，即使审讯实系诬控，而外间无识之徒妄生臆度，必以朕过于仁慈，不忍遽兴大狱，而承审大臣亦似有心迎合，转不足以破群疑，而成信谳。当即特派董诰回京，与王大臣等会同秉公研讯，兹据王大臣等连日详鞫，惟丰绅殷德在国服内生女一节已自认不讳，此外如公主疑心饮食下毒，佥供实无其事。额驸与公主和睦，诬妄实属显然。至演习白蜡杆，始自乾隆五十九年，藉以练习身体，并非起自近日其私放利债，尚非违例盘剥，即引进高升、郑二戏耍杆棍，亦止少年不谨。所作诗文，经保凝等亲至府内查出封固进呈，多系嘉庆三年前所作，惟《青蝇赋》一篇，系四年在坟茔栽树，闻外间有大动工程之语，忧谗畏讥所作，详细检阅无怨望违悖语句，实系奎福因革去长史心怀怨恨，捏词诬控，今爰书已定，丰绅殷德并无谋为不轨之事，其罪惟在私将侍妾带至坟园，于国服一年妾生女，实属丧心无耻，前已降旨革去公衔所管职任，仍著在家圈禁，令其闭门思过，如此惩办已足蔽辜，其他俱属轻罪不议。”
丰绅殷德在中年之后，原来无所作为的思想，又向前发展了一步。他更专心道教，经常与方士、道士往来，崇尚无为，习拳弄棒，操练武术，大讲养生之术，自号“天爵道人”。丰绅殷德本来身体就比较弱，再加上其父被处死，家境中衰，又有意无意糟蹋自己的身体，无节制地接近女性，因此体格日渐衰老，思想更加消极、颓废。这种思想在他的诗词中也有反映。例如，他在《安稳眠》一诗中说：“家虽日渐贫，忧未苦饥冻。身体日渐衰，幸无疾病痛。眼逢闹处合，心向闲时用。既得安稳眠，亦无颠倒梦。”他还在《观我观物诗八首》写道：“功名事业俱泡影，埋骨何劳墓志铭。”
嘉庆十一年（1806年），嘉庆帝考虑到丰绅殷德与和孝公主夫妻感情尚好，人也表现得老实听话，没什么不满的表现，故又授予他“头等侍卫，擢副都统，赐伯爵衔”。可是他此时身体愈加虚弱，又得了哮喘病与肺病，经常咯血，且耳鸣重听。不久，他以散秩大臣之职，奉命出京到西北边疆的乌里雅苏台地区任职，“星驰瀚海，日近斗魁，秉公执法”。到嘉庆十五年（1810年）二月，病情进一步加重，实在坚持不下去了，才请求解任回京。后经多方诊治，仍不见效，于当年五月去世，终年36岁。在他临死之前，嘉庆帝“念其平日小心供职，赏给公爵衔”。
丰绅殷德无子，只有二女，当年长女11岁，次女5岁。后来和孝公主过继了一个儿子，名叫福恩。福恩承袭了三等轻车都尉世职。
和珅事败后，和家的一切事务几乎全靠和孝公主主持、支撑。丰绅殷德体弱多病，对家务一概不闻不问，这样就加重了和孝公主的负担，使其事无巨细都要关心。在此期间，嘉庆帝以及后来的道光帝都很关照她家，曾经多次赏赐银两、物品，并派内务府官员帮助她家收租、理财等等。和孝公主十分能干，治家有方，深受人们赞扬。说她家“内外严肃，赖以小康”。
道光三年（1823年）九月，和孝公主因病去世，终年49岁。道光帝赐银资助料理丧事；并亲临公主灵堂祭奠。
和珅之侄，和琳之子丰绅伊绵，原名良辅，号存谷。他不但稍懂诗文，而且“善堪舆”，经常给人家看风水，很受有钱有势的人家欢迎。在和珅事败之后，他的公爵的荣职被夺，只留个三等轻车都尉的世职，在家赋闲。他政治上得不到信任，心里闷闷不乐，精神萎靡，于是他平日总是借酒消愁，频繁接近女人，日久天长身体渐渐垮了下来，没有几年也去世了。留下一儿一女，当时其子刚刚四岁。此外，和珅有一女嫁给了贝勒永鋆；和琳有一女嫁给了质恪亲王绵庆。
总之，和珅事败后，其家产虽然大部分籍没入官，但他的家属并没有被惩处和充军外地；家业虽然没有和珅在世时那样显赫、威风，但是也没有彻底破产，而是一直顺顺当当地生活在京城，过着小康人家的生活，一直延续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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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22 21:0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