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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太上皇乾隆突然病逝
太上皇乾隆85岁退位，开始了训政生活。当时他身体还算健康，饮食、睡眠等尚属正常；每年除在皇宫、圆明园住些日子外，还到热河避暑山庄走走……只是精力已大不如前，表现为健忘、视力不佳、手不大灵活，甚至常常抖动、打颤等等。特别是湘黔苗民起义和川楚等五省白莲教大起义，使他精神受到很大刺激和打击，他觉得这是自己一生的耻辱。不由得想起自己一生东讨西伐，南征北战，“武功十全”，开疆拓土，什么事都经历过了，但从来未遇到这次由一些“乌合之众”的“草民”组成的“造反”队伍，这么难对付。派了几十万官军和地方武装（即“团练”）进行镇压、围剿，战争拖了好几年，经费花了数千万两白银，可怎么也平定不了。这沉重的负担，犹如千斤巨石压在身上，使他喘不过气来，他终日精神忧郁，闷闷不乐，这就更加速了他的衰老。不过，总的说来，当时他的身体还算可以，还能接见外国使节。例如，嘉庆三年（1798年）十月二十九日，太上皇乾隆还下谕旨传令朝鲜、暹罗等国使臣到重华宫来，在漱芳斋接见了他们，同时还设宴、演戏招待他们。又如，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一，他还在乾清宫率领嗣皇帝、诸皇子、王公及文武大臣、蒙古王爷、额驸、台吉与外藩使节等，举行庆贺典礼，并赐宴款待他们。万万没想到第二天太上皇竟一病不起了。嘉庆帝赶忙跑到养心殿探视，又是找御医，又是虔诚祈祷上天……可是都不见效果，到了晚上太上皇的病更加重了。正月初三日辰刻便撒手人寰了。临终时，太上皇还拉着嘉庆帝的手，两眼望着西南方向，意思是说，在他活着时，没能看到把白莲教起义镇压下去，非常遗憾，希望儿子一定要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据嘉庆帝说，太上皇在嘉庆三年的冬天，就“偶感风寒”，身体不佳。朝鲜使臣也曾记载说：“太上皇帝自昨冬有时昏眩。”看来乾隆帝由于年老体弱，患上了高血压，可能心脏也不大好，因此有时感到头晕目眩。等到次年元旦，各种繁杂的礼节又迫使他硬挺着参加，加上心里又总惦记着川楚等省的战事，使其心情久久不能安静。这么一折腾，他的病情便加重了，因此突发中风，或心脏病发作，便一命呜呼了。
关于乾隆帝的死因，著名史学家朱希祖先生认为：“太上皇训政之日，其政务皆为和珅一人把持，彰彰明甚。太上皇帝信之愈深，皇帝恨之愈切；太上皇愈以为功高，皇帝愈以为罪大。不除和珅则祸害无已，欲除和绅则投鼠忌器，是以史载太上皇于正月初二辛酉不豫，初三壬午即崩。清代学者多疑其非全终，亦非无因。惜当时史官要如周必大者为宋高宗作思陵录，一露其病状也。此嘉庆三年之太上皇帝与皇帝相水火之最后一年。”看来这种说法不大可靠。清朝入关后的皇帝，从顺治帝到光绪帝之死，差不多都有不全终的说法：“顺治帝出家当和尚不知所终”；“康熙帝喝了雍正帝送给他的人参汤而亡”；“雍正帝被吕四娘所刺而死”；以及同治帝、光绪帝同为西太后害死等等。可以说除了嘉庆、道光和咸丰三帝，几乎每个皇帝的死因都有异说。可是，经过许多史家的考证，顺治、康熙、乾隆、同治与光绪诸帝，无一例外都是正常病死的，可疑性并不大。之所以有这么多异议说法，多半都是清朝末年至民国初年，人们为了反满而对清朝历史进行的臆测，是不足为信的。看来，乾隆帝主要是由于年迈体弱，猝然发病而死的，属自然死亡。他活了89岁，在中国历史上是最长寿的皇帝了。
二和珅被拘捕
太上皇乾隆帝病逝，使嘉庆帝得以亲政。于是，他立即将埋藏在心中多年的整肃朝政的计划开始实施。嘉庆帝效仿他祖父雍正帝上台时的策略，先稳住政局，然后再下手处置政敌。康熙帝去世的第二天，尚未正式即位的雍正帝就着手做了几件事。首先任命贝勒胤禩、十三阿哥胤祥、大学士马齐、舅父尚书隆科多四人为总理大臣。这其中有他日后要任用的人，但也有他要铲除的人。在清朝，总理大臣位尊权重，可谓新朝的核心人物，应是前朝的元老重臣和亲信。雍正帝“重用”他的政敌胤禩应该说是一个重大策略。这样做可以起到稳住政敌的作用，使局势不会一下子突变。否则，打草惊蛇，闹出乱子不好收拾。待雍正帝腾出手后，立刻分期分批地将他的政敌一个个全部收拾于净。嘉庆帝干得比雍正帝还要利落、迅速。他一开始让和珅、福长安负责处理乾隆帝的后事，要求他们“详稽旧典，悉心酌议，随时具奏施行”。这无疑是嘉庆帝给和珅吃了一颗定心丸。此时和珅也暗自高兴，“窃自喜依任如故”。可是他没想到第二天风云突变，正月初四日，嘉庆帝突然宣布罢免和珅军机大臣、九门提督等重要官职，让和珅、福长安二人昼夜留在宫内“守直殡殿，不得任自出入”。这实际上就是把他们软禁起来了。接着，嘉庆帝又针对和珅发了一道谕旨：“父皇临御六十年，天威远震，武功十全，迅出师征讨，即荒徼部落，无不立奏荡平。若内地乱民，如王伦、田五，偶作不靖，不过数月之间，即就殓灭。从未经历数年之久，糜饷数千万两之多，而尚未蒇功者，总由带兵大臣及将领等全不以军务为事，惟思玩兵养寇，藉以冒功升赏，寡廉鲜耻营私肥囊。”这实际是向朝野各界宣布，和珅是这次用兵不利、贪赃枉法的总后台。初五日，给事中王念孙、御史广兴、大学士刘墉等人纷纷上疏，列举和珅种种不法情状，对其进行弹劾。实际上这是嘉庆帝早已布置好的，暗中鼓动这些人所为。正月初八日，嘉庆帝又下了一道谕旨，宣布革除和珅及其党羽福长安的职务，并下令将他们逮捕，关入刑部大狱。同时他又命令仪亲王永璇、成亲王永瑆、定亲王绵恩、额驸拉旺多尔济及大学士刘墉、董诰与兵部尚书庆桂等人负责査抄和珅、福长安两家及其管家的财产；同时命令诸王大臣会同三法司对他们二人进行审判，并将他们两家的亲属也暂时圈禁起来，以防止他们相互串供，隐匿财产。据说和珅被捕时，身上只披了一件貂皮袍子，带着一个鼻烟壶和一个装鼻烟的荷包。当永璇、庆桂等人来到和珅家时，正值隆冬的一个早晨，和珅一家上下人等，立即慌作一团，惊恐不已，正在吃饭的人，有的情不自禁地扔掉碗筷；有的竟呕吐起来。刚刚起床梳头的妻妾、使女们吓得哆嗦不止，有的人竟哭叫起来。甚至连和孝公主与额驸丰绅殷德也感到震惊，心慌意乱，不能平静。
有关和珅的档案资料，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保存的并不多，今天看到最多的是有关他被抄家与籍没财产的资料；至于他的生平以及受审的原始档案则所存无几。究其原因，很可能是出于种种考虑，如许多事情都直接牵连乾隆皇帝或皇室的机密等等。因此，这些档案多被销毁，或散失掉了；有的还可能落到了私人手中。例如，李梦符在《春冰室野乘》中收录的《和珅供词》，就属于这种性质。现将他写的说明及和珅供词抄录于下：
宣统庚戌（1910年）秋，北游京师，从友人某枢密处，获睹嘉庆初故相和珅供词，用奏折楷书，犹是进呈旧物，惜仅有四纸，不过全案中千百之一，其讯与供亦多不相应，盖又非一日事矣。录而存之，以见当时狱中事之梗概。
一纸系奉旨诘问事件，凡两条；
一问和珅：“现在查抄你家产所盖楠木房屋，僭侈逾制，并有多宝阁，后隔段样式，皆仿照宁寿宫安设，如此僭妄不法，是何居心？”
一问和珅：“昨将抄出你家藏珠宝进呈，珍珠手串二百余串之多。大内所贮珠串，尚只六十余串，你家较大内多至两三倍，并有大珠一颗，较之御用冠顶苍龙教子大珠更大。又真宝石顶十余个，并非你应戴之物，何以收贮如许之多，而正块大宝石，尤不计其数，具有极大为内府无者，岂不是你贪黩证据么？”
一纸系和珅供词，凡三条；
奴才城内不该有楠木房子，多宝阁及隔段式样是奴才打发太监胡什图，到宁寿宫看的样式，仿照改造的。至于楠木都是奴才自己买的，玻璃柜子内陈设都是有的，总是奴才糊涂该死。
又，珍珠手串，有福康安、海兰察、李侍尧给的。珠冒顶一个，也是海兰察给的。小些的给了丰绅殷德几个。其大些的有福康安给的。至大珠顶是奴才用四千余两银子，给佛宁额尔登布代买的，亦有福康安、海兰察给的。镶珠带头是穆腾额给的，蓝宝石带头系富纲给的。
又，家中银子，有吏部郎中和精额于奴才女人死时，送过五百两。此外寅著、伊龄阿都送过，不记数目。其余送银的人甚多，自数百两至千余两不等，实在一时不能记忆。再肃亲王永锡袭爵时，彼时蕴住（布）有承重孙，永锡系蕴住（布）之侄，恐不能袭王，曾给过奴才前门外铺面房两所。彼时外间不平之人，纷纷议论，此事奴才也知道。以上俱是有的。
又，一纸亦系供词，而问词已失。凡十四条：
大行太上皇龙驭宾天，安置寿皇殿，是奴才年轻不懂事，未能想到从前圣祖升遐时，寿皇殿未供奉御容，现在殿内已供御容，自然不应在此安置，这是奴才糊涂该死。
又，六十年九月初二日，太上皇帝册封皇太子的时节，奴才先递如意，泄露旨意，亦是有的。
又，太上皇帝病重时，奴才将宫中秘事向外廷人员叙说，也是有的。
又，太上皇所批谕旨，奴才因字迹不甚识，将折尾裁下，另拟进呈，也是有的。
又，因出宫女子爱喜貌美，纳取作妾，也是有的。
又，去年正月十四日，太上皇帝召见时，奴才一时急迫，骑马进左门，至寿山口，诚如圣谕，无父无君，莫此为甚，奴才罪该万死。
又，奴才家资金银房产，现奉查抄，可以查得来的。至银子约有数十万，一时记不清数目，实无千两一锭的元宝，亦无“笔一支，墨一盒”的暗号。
又，蒙古王公原奉谕旨，是不出痘的不叫来京。奴才（决定）无论已未出痘都不叫来，未能仰体皇上圣意。太上皇帝六十年来抚绥外藩，深仁厚泽，外藩蒙古原该来的，总是奴才糊涂该死。
又，因腿痛有时坐了椅轿抬入大内，也是有的。
又，军报到时，迟延不即呈递，也是有的。
又，苏凌阿年逾八十，两耳重听，数年之间由仓场侍郎用至大学士，兼理刑部尚书。伊系和琳儿女姻亲，这是奴才糊涂。
又，铁宝是阿桂保的，不与奴才相干。至伊犁将军宁升授协办大学士財，奴才因系边疆重地，是以奏明不叫来京。朱珪前在两广总督任内，因魁伦参奏洋盗案，奉旨降调，奴才实不敢阻抑。
又，前年管理刑部时，奉敕旨仍管户部，原叫管理户部紧要大事，后来奴才一人把持，实在糊涂该死。至于福长安求补山东司书吏，奴才实不记得。
又，胡季堂放外任实系出自太上皇的旨意，至奴才管理刑部，于审情实缓决，每案都有批语，至九卿上班时奴才在围上并未上班。又吴省兰、李潢、李光云都系奴才家的师傅，奴才还有何办呢？！至吴省兰声名狼藉，奴才实不知道，只求问他就是。
又，天津运司武鸿，原系卓异交军机处记名，奴才因伊系捐纳出身，不行开列也是有的。
又，清单一纸开列正珠、小朝珠三十二盘；正珠、念珠十七盘；正珠手串七串；红宝石四百五十六块，共重二百二十七两七分七厘；蓝宝石一百十三块，共重九十六两四钱六分八厘。金锭、全（金？）叶二两平，共重六千八百八十二两，金银库所贮六千余两。
这篇残缺不全的“供词”，虽刊载在“清人笔记”之中，但是笔者认为是比较真实的，是可信的史料。因为和珅的“供词”与《清实录》中所开列的二十大罪状基本吻合。
总之，嘉庆帝之所以刚刚亲政就把和珅拘捕入狱，固然是因为他贪污数额巨大，富可敌国，要用他家的财富充实空虚的国库。但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和珅经过20多年的惨淡经营，在乾隆帝的庇护、纵容下已经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关系网，盘根错节，尾大不掉。和珅一手遮天，气焰熏灼，不可一世；当时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均由他一人把持；他弄权舞弊，结党营私，“内外官员皆出自和门”，他们畏其权势“不敢违拗”；甚至到了人们“只知有和珅，不知有皇帝”的地步。这一切都严重威胁到嘉庆帝的权威与尊严，也就是，影响了皇帝的中央集权专制统治，影响皇帝独断朝纲。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如火如荼，旷日持久的白莲教大起义不能迅速被“剿平”，也要找个“替罪羊”。因此嘉庆帝必须先拿和珅开刀。
三被赐自尽
和珅下狱后，嘉庆帝对他的处置采取了速战速决的办法，即快审快判。于是他于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十一日，下了一道谕旨，其中罗列了和珅的二十大罪状，具体内容如下：
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日，蒙皇考册封皇太子，尚未宣布谕旨，而和珅于初二日即在朕前先递如意，泄露机密，居然以拥戴为功，其大罪一。上年正月，皇考在圆明园召见和珅，伊竟骑马直进左门，过正大光明殿，至寿山口，无父无君莫此为甚，其大罪二。又因腿疾，乘坐椅轿抬入大内，肩舆出入神武门，众目共睹毫无忌惮，其大罪三。并将出宫女子娶为次妻罔顾廉耻，其大罪四。自剿办教匪以来，皇考盼望军书，刻萦宵旰，乃和珅于各路军营递到奏报，任意延搁，有心欺蔽，以至军务日久未梭，其大罪五。皇考圣躬不豫时，和珅毫无忧戚，每进见后，出向外廷人员说笑如常，丧心病狂，其大罪六。昨冬皇考力疾批章，批谕字画间有未真之处，和珅胆敢口称不如撕去，竟另行拟旨，其大罪七。前奉皇考御旨，令伊管理吏部刑部事务，嗣因军需销算，伊系熟手，是以又谕令管理户部题奏报销事件，伊竟将户部事务一人把持，变更成例，不许部臣参议一字，其大罪八。上年十二月内，奎舒奏报循化、贵德贱番聚众千余，抢夺达赖喇嘛商人牛只，杀伤二命，在青海肆劫一案，和绅竟将原奏驳回，隐匿不办，全不以边务为事，其大罪九。皇考升遐后，朕谕令蒙古王公未出痘者，不必来京，和珅不尊谕旨，令已未出痘者，不必来京，全不顾国家抚绥外藩之意，其居心实不可问，其大罪十。大学士苏凌阿，两耳重听，衰迈难堪，因系伊弟和琳姻亲，竟隐匿不奏。侍郎吴省兰、李潢、太仆寺卿李光云皆曾在伊家教读，并保列卿阶，兼任学政，其大罪十一。军机处记名人员，和珅任意撤去，种种专擅，不可枚举，其大罪十二。昨将和珅家产査抄，所盖楠木房屋僭侈逾制，其多宝阁及隔段式样皆仿照宁寿宫制度。其园寓点缀竟与圆明园蓬岛瑶台无异，不知是何肺肠，其大罪十三。蓟州坟茔居然设立享殿，开置隧道，附近居民有和陵之称，其大罪十四。家内所藏珍宝内珍珠手串竟有二百余串，较之大内多之数倍，并有大珠，较御用冠顶尤大，其大罪十五。又宝石顶并非伊应戴之物，所藏真宝石顶有数十余个，而整块大宝石不计其数，且有内府所无者，其大罪十六。家内银两及衣服等件数逾千万，其大罪十七。且夹墙藏金二万六千余两，私库藏金六千余两，地窖内并有埋藏银二百余万，其大罪十八。附近通州、蓟州地方均有当铺、钱店，査计资本又不下十余万，以首辅大臣下与小民争利，其大罪十九。伊家人刘全，不过下贱家奴，而查抄资产，竟至二十余万，并有大珠及珍珠手串，若非纵令需索，何得如此丰饶，其大罪二十。
嘉庆帝在宣布和珅种种罪状的同时，又把直隶总督胡季堂列款弹劾和珅罪过的奏疏，发给在京的王公显贵、三品以上的文武大臣，以及翰詹科道官员阅看，让他们悉心妥议，然后上奏。如果有人自陈己见，可以“专折封陈”；如见解相同者，也可以“连衔具奏”。同时要求他们就如何处治和珅发表意见。
在宣布和珅罪状的同时，嘉庆帝在谕旨中还严厉斥责福长安与和珅狼狈为奸，甘作死党的种种行径，指出：“福长安祖、父、叔、侄、兄弟世受厚恩，尤非他人可比。在军机处行走，与和珅朝夕聚处，凡和珅贪黩营私，种种不法罪款，知之最悉。伊受皇考重恩，常有独对之时，若果将和珅纵恣藐玩各款，据实直陈，较之他人举劾，尤为确凿有据，皇考必早将和珅从重治罪正法，如从前办理讷亲之案，何尝稍有宽纵，岂尚任其贻误军国重务，一至如此”，退一步说，如果福长安看到太上皇帝年高体衰，“不敢仰烦圣虑”，也应在皇帝面前“据实直陈”，但三年的时间过去了，福长安对和珅的罪行只字未提，足以说明他们二人通同作弊，本为一丘之貉，必须严惩。随后，嘉庆帝下令革去福长安一切职务，并派人查抄他家财产。
在嘉庆帝的直接指挥下，负责审理和珅案的亲王、郡王及刑部、三法司的官员几次向皇帝提出处理方案。最后嘉庆帝在一道谕旨中宣布了处理结果。他说：“内阁大学士、九卿文武大员，翰詹科道等定拟和珅、福长安罪名，请将和珅照大逆律凌迟处死；福长安照朋党律拟斩，请即行正法等因一折。和珅种种悖妄专擅，罪大恶极，于法实无丝毫可贷。”可是考虑到和珅曾为首辅大臣，再加上皇妹和孝公主多次求情，请求给和珅一个全尸，思索再三，联想到康熙帝除鳌拜、雍正帝诛年羹尧、乾隆帝诛讷亲的做法，决定对和珅采取“赐死”的办法，结束他的性命。他在谕旨中说：“此三人（指鳌拜等人）分位与和珅相等，而和珅之罪尤为过之。从前办理鳌拜、年羹尧皆蒙恩赐令自尽，讷亲则因贻误军机，于军前正法。今就和珅罪状而论，其压搁军报，有心欺隐，各路军营，听其意旨，虚报首级，坐冒军粮，以致军务日久未竣，贻误军国，情罪尤为重大，即不照大逆凌迟，亦应照讷亲之例，立正典刑，此事若于一二年后办理，断难宽其一线。惟现当皇考大事之时，即将和珅处决，在伊固为情真罪当，而朕心究有所不忍。且伊虽浮于讷亲，究未身在军营，与讷亲稍异。国家本有议亲议贵之条，以和珅之丧心昧良，不齿人类，原难援以议量从减，姑念其曾任首辅大臣，于万无可贷之中，免其肆市。和珅着加恩赐令自尽，此朕为国家起见，非为和珅也。至福长安受皇考厚恩，即居和珅之次，且与和珅朝夕聚处，于和珅罪状知之最悉，且常有独对之时，如果据实举劾，罪绩昭著，皇考必将和珅即正刑诛，断不肯偏护和珅，转坐福长安以讦发之罪。即谓皇考春秋已髙，恐触圣怒，藉小忠小信为辞，不敢举发，自朕立为太子，及受宝后，已及四年。此数年中，伊常有在朝内值宿，不与和珅同值之时，何难自请独对，或将和珅罪状胪列，具密折奏陈。如先前有片纸只字，则此时朕不但不肯将伊与和珅一同治罪，并不肯夺伊官爵，乃始终并无一语，是其有心扶同循隐，百喙难辞。现在査抄伊家内财产，已非伊分内之所应有，若非平日肆意贪婪，何以得此饶裕？即照大学士所请按照办理，实罪所应得。”但嘉庆帝又考虑到他的罪过终不及和珅严重，况且他的家产也不及和珅的十分之一二，和珅现已从宽赐令自尽，于是将福长安也予以从宽处理，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并着监提福长安前往和珅监所，跪视和珅自尽后，再押回本狱监禁”。后来嘉庆帝再一次对福长安宽大处理，让他儿子锡麟继续承袭福灵安的云骑尉世职；福长安本人免死，只是夺去他的侯爵，并退还了他部分财产，派他与其子锡麟一起到遵化的裕陵（乾隆的陵寝）当守陵的拜唐阿。同时嘉庆帝还解释说，因为福长安之父傅恒的坟墓也在裕陵附近，故派他们父子守陵，以尽人子之责。
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十八早晨，嘉庆帝派人前往和珅监禁处所，“赏赐”他一条白练，令其自尽。此时和珅接过白练，知道自己死期已至，百感交集，于是提笔写下了一首诗：“五十年来梦幻真，今朝撒手谢红尘。他时水泛含龙日，认取香烟是后身。”此时他还看到同伙福长安，也夹杂在为他“送行”的人群之中，于是便顺从地悬梁自尽了，结束了刚刚50岁（虚岁）的生命。
四廿载枉劳神
和珅入狱以来思绪万千，不禁想到自己惨淡经营一生，特别是自己进入仕途这20余年来，才华尽显，好运连连，妻财子禄样样齐全，高官做遍，家业富比王公，人间的富贵荣华也应享尽享；真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呼风唤雨，不可一世。可到头来这一切，却落得个鸡飞蛋打，竹篮打水一场空，处境如此悲惨。他思来想去万分感叹，这一次自己锒铛入狱，身陷囹圄，尝到了凄凉、孤独、寂寞、冷清、饥饿、刑讯与身心痛苦的种种苦辣滋味。特别是正月十五日，正值元宵佳节，他自然想到往年家中欢天喜地，其乐融融，自己在众人侍奉下怡然自得，尽情享乐的情景，提笔作了题名为《上元夜狱中对月两首》的诗：
夜色明如许，嗟令困不伸；
百年原是梦，廿载枉劳神。
室暗难挨晓，墙高不见春；
星辰环冷月，缧绁泣孤臣。
对景伤前亊，怀才误此身；
余生料无几，空负九重仁。
今夕是何夕，元宵又一春；
可怜此月夜，分外照愁人。
思与更俱永，思随节共新；
圣明幽隐烛，缧绁有孤臣。
从以上两首诗中可以得知，和珅已经预感到自己的余生时间不会太长了，末日即将来临。伤感前事，发出几声悲鸣。他至死执迷不悟，觉得自己浑身是才，是个能人、强人，可是竟是因为才华、智慧却害了自己，真乃“怀才误此身”也！表现出一种“落花流水春去也”的无可奈何的心情。
嘉庆帝办理此案，以诛杀巨蠹，稳住政局，解除自己身边的隐患为宗旨；同时也为了迅速扭转镇压白莲教起义战事的颓势，借此把一切过失全部推给和珅。因此不在枝节上纠缠不休，采取快刀斩乱麻的方式，速战速决，终结此案。于是他把和珅的罪状梳理成文，公布于众，抄没财产后，即急忙宣布处死和珅。嘉庆帝此举的目的有二：一是以此为转机，重修内政，整肃朝纲，严明法纪，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以挽救清统治的危急局势。二是迅速平息如火如荼的白莲教农民起义。嘉庆帝在上谕中指出：白莲教“聚众滋事，皆以官逼民反为词……朕闻之殊为恻然”。他认为只要杀了和珅，就可以平息民愤，安定民心，为他早日平定这次农民大起义创造有利条件。也就是说他幻想抛出一个和珅，以平息民怨，以换取百姓对他的信任，从而达到大清统治长治久安。
和珅死后，其子丰绅殷德正在接受隔离审查，为了收尸办丧事，和孝公主曾几次入宫找皇兄嘉庆帝恳求施恩；最后经嘉庆帝批准，允许其夫丰绅殷德“暂行出城，料理丧事”。丰绅殷德的堂兄丰绅伊绵也被批准允许协助其料理丧事。据朝鲜使节记载，和孝公主为了和珅能够得到宽大处理，曾经多次找其兄嘉庆帝，要求网开一面。他写道：“珅之京第，宝玩山积，过于王府，皇帝初欲剐杀之，皇妹之为和珅子夫者，涕泣请全其肢体，屡恳不止。大臣董诰、刘墉亦乘间言，珅罪虽万剐犹轻，曾任先朝大臣，请从轻次律，皇上久乃可知。”由此可知，和孝公主在处理和珅丧事时是起一定作用的。这时和珅在蓟州营造的陵墓已被拆除、变卖，看坟的奴仆已奉命迁回京城，等待发落。于是，丰绅殷德在其堂兄丰绅伊绵的帮助下，只好在蓟州刘村地方找了块地，作为和氏新墓地，草草埋葬了和珅；把和珅正妻冯氏，以及和珅胞弟和琳的坟一并迁入此地。新中国成立后因为兴修水利，现在此地已经成为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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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22 20:5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