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祖噶哈察鸾与和珅的家庭出身

levin2008

　　和珅（1750年5月28日—1799年2月22日），钮祜禄氏，原名善保，字致斋，自号嘉乐堂、十笏园、绿野亭主人，满洲正红旗，清朝中期权臣、商人。

     和珅初为官时，精明强干，通过李侍尧案巩固自己的地位。乾隆帝对其宠信有加，并将幼女十公主嫁给和珅长子丰绅殷德，使和珅不仅大权在握，而且成为皇亲国戚。随着权力的成长，他的私欲也日益膨胀，利用职务之便，结党营私，聚敛钱财，打击政敌。此外，和珅还亲自经营工商业，开设当铺七十五间，设大小银号三百多间，且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广东十三行有商业往来。和珅曾担任和兼任了清王朝中央政府的众多关键要职，封一等忠襄公和官拜文华殿大学士，其职务主要包括内阁首席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吏部尚书、户部尚书、刑部尚书、理藩院尚书，还兼任内务府总管、翰林院掌院学士、《四库全书》总纂官、领侍卫内大臣、步军统领等数十个重要职务。

     嘉庆四年（1799年），嘉庆帝即下旨将和珅革职下狱。和珅所聚敛的财富，约值八亿两至十一亿两白银，所拥有的黄金和白银加上其他古玩、珍宝，超过了清朝政府十五年财政收入的总和。乾隆帝死后十五天，嘉庆帝赐和珅自尽，和珅死时年仅49岁 。

       一 满洲崛起与长白山麓满族大姓—钮祜禄氏

　　满洲崛起于中国东北地区，其统治民族满族，最早可以追溯至世代生息在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人（其先人在先秦时期称“肃慎”，两汉三国时期称“挹娄”，两晋南北朝时期称“勿吉”，隋唐时期称“靺”，唐末五代时期开始称“女真”）。明朝时，女真人分为建州、野人、海西三大部。建州女真主要分布在长白山北部至牡丹江、绥芬河一带，是三部中实力最强，受汉族文化影响最深，社会经济发展最快的一部。明朝中叶，由于野人女真的不断侵扰，建州女真开始往南迁移，宣德年间，主要活动于图们江、鸭绿江流域，最后在明英宗统治时期，迁居到浑河、苏子河上游一带，并在以“费阿拉”（亦称“费雅郎阿”，即所谓“旧老城”）与“赫图阿拉”地方（此二地均在今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境内）为中心的地区定居下来。

　　明朝政府对“女真三部”的统治，主要是采取“使其各自雄长，不相归一”的“分而治之”政策，常常是打一部，拉一部，在他们之间制造各种矛盾，再加上实行防、抚、剿三管齐下的手法，使其各部相互牵制，不相统一。因此，直到明朝后期，中央政府对女真各部还实行着有效的统治。后来明政府看到建州女真逐渐强大起来，便将其一分为三，分别设立了建州卫、建州左卫和建州右卫。

　　后金创始人努尔哈赤就出身于建州左卫的头领（“都指挥使”）之家，姓爱新觉罗。据说他的先祖布库里雍顺是仙女佛库仑在长白山天池沐浴后，吃了放在她衣服上的灵鹊衔来的（红）果子所生。当然这只是神话传说而已，不必认真。但是，他的六世祖猛哥铁木耳（亦称孟特穆）确实做过建州左卫的都指挥使；其曾祖父福满柱（亦称福满）与其祖父觉昌安（亦称叫场）也都做过建州左卫的都指挥使；他的父亲塔克世（亦称塔失、他失）后来继任该职。努尔哈赤10岁时，其生母去世，因受不了继母虐待，19岁时与其父分家另过。此后，他曾带着当地的土特产到抚顺城与汉族商人进行贸易，也曾在明将李成梁部下当差，从而使他深刻了解了汉族文化、习俗（如受《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影响很深），并初步掌握了明朝在辽东的实际情况。万历十年（1582年），李成梁在帮助建州卫苏克素护部图伦城主尼堪外兰攻打建州右卫酋长阿台时，误杀了觉昌安和塔克世。事后明政府虽然任命努尔哈赤承袭建州左卫都指挥使、都督佥事，并加封龙虎将军头衔，同时还赐他30余封敕书和30匹马以表歉意，但这一切始终也未能平息努尔哈赤心中的怒火，误杀一事成了他日后反明的口实。当年五月，努尔哈赤以其父留下的13副盔甲起兵，以为父、祖父报仇为名，率众讨伐尼堪外兰，并从此开始了统一女真各部的战争，经过20余年的征战，最后统一了女真各部，并创立了“八旗制度”［这是一种兵民合一的制度。原来女真人进行狩猎、生产和军事行动时，每10人为一基本单位，名为“牛录”（满语，汉译为“箭”），其头目称“额真”（满语，汉译为“主”），即所谓汉译“佐领”。实力壮大后，改为每300人为一“牛录”，5个“牛录”为一“甲喇”（满语，亦称“札兰”，汉译“世”、“代”、“辈”等意），总共1500人，其头目为“甲喇额真”（满语，汉译为“参领”）。5个甲喇为一“固山”（满语，汉译为“旗”），共7500人，其头目为“固山额真”（满语，即旗主，汉译为“都统”）］，随即在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又建立了后金国，公开与明朝分庭抗礼。

　　钮祜禄氏是满洲八旗氏族中的大姓和望族。它是一个既古老，又人口较多的姓氏，其地域分布也较广。清朝的许多名人与文臣武将都为此姓，甚至连皇后、皇妃亦有不少人出自此姓。例如，康熙帝的孝昭仁皇后、雍正帝的孝圣宪皇后（乾隆帝的生母，额亦都的后裔）、嘉庆帝的孝和睿皇后与恭顺皇贵妃、道光帝的孝穆成皇后和孝全成皇后（咸丰帝的生母），以及咸丰帝的原皇后孝贞显皇后等。由于钮祜禄氏分布地区不同，因此在《御制八旗氏族通谱》中又往往分为××地方钮祜禄氏。和珅一家属于英额地方钮祜禄氏。英额系指辽宁省东部的“英额（崿）峪”地方。此地盛产一种名叫“英崿秋”的野生小果子，酸甜可口，非常好吃，在清朝是一种进贡品。“英额峪”地方，现在叫“英额门”，是今辽宁省清原满族自治县境内的一个乡镇。此地有一条小河名“英额河”，从这里流向西南兴京（今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界，最后注入浑河。当时此地是一个小小的军事、交通要地，设有“柳条边门”（即明朝所修“柳条边墙”的“边门”，即“英额门”）。此地离后金国的都城“费阿拉”与“赫图阿拉”不远，地位比较重要。

　　“英额地方钮祜禄氏”，原来都生活在长白山地区，后来也是跟随建州女真部迁移至此的。例如，清朝开国元勋、五大臣之一的额亦都，就“世居长白山”，后来他祖父阿陵阿跟随建州左卫一起“移居英额峪”。额亦都一家是满族的巨室大户，颇具资财，殷实富裕，一直雄踞乡里，远近知名。阿陵阿在部族中很有声望，被人们称为“拜颜”（满语，亦称“巴延”、“巴颜”，意为“富翁”）。额亦都尚在童年时候，父母就被仇家所杀，他本人因躲藏在邻村友人家中，才得以幸免。当时他怀着对亲人的无比思念与对仇人的刻骨仇恨，发誓一定要报此深仇大恨。于是当他刚刚13岁时，就只身找到仇人家里，“手刃其仇人”。然后为了避难便投奔到嘉木湖寨长、姑父木通阿家，依靠姑母、姑父生活。万历八年（1580年），他在姑父家与努尔哈赤相遇，两人一见如故，彼此结成生死之交。从此他一直跟随努尔哈赤南征北战，成为努尔哈赤的左膀右臂，是当时著名的勇将，为后金国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和珅虽非额亦都的直系，但他们同属同一个地方的同一姓氏，推测他们之间应该多少会有血缘关系。

　　二 先祖噶哈察鸾与和珅的家庭出身

　　根据《御制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一书记载，和珅的直系先祖叫噶哈察鸾，其旗籍属于满洲“正红旗”。他在后金国建立初期，就归顺了努尔哈赤，成为了八旗军的一员战将。他是赖卢浑都督的亲伯父。他的四世孙倭琛在清军入关时，曾以“前锋”的身份从征山西，攻打蒲城（今永济县）时，首先登上城楼，攻克该城后，因军功被赐予“巴图鲁”（满语，即“勇士”、“英雄”之意）称号，授骑都尉官职。后来，由于他在攻打浙江舟山时又立下战功，而加一等云骑尉，官至杭州副都统。噶哈察鸾的另外三个四世孙，一个叫阿尔吉禅官至郎中兼佐领，另两个分别叫雅尔吉与达珠瑚都曾任护军校的官职。五世孙锡礼浑也曾任护军校，纳鼐曾任山西布政使，常绶曾任给事中，图尔泰与爱唐阿二人都曾担任过御史兼佐领。六世孙拉汉泰曾任郎中；察哈达曾任笔帖式；郎深泰曾任佐领；尼雅哈纳，为闲散兵丁随清军入关经北京，征伐山东，由于梯攻河间府时首先登上城墙，于是清军很快攻下该城，因战功赐“巴图鲁”称号，并被授予三等轻车都尉世职（正三品，每年的俸禄大约为禄米80石，奉银160两）。死后其子鄂锡礼袭职，遇恩诏加二等轻车都尉。死后由其弟蒙鄂绰袭职。他死后由其子武勒袭职，武勒死后由其亲叔之子（即堂弟）长生袭职。长生死后由其子阿哈硕色袭职，并兼任佐领；同时由于他在从征新疆准噶尔的战争中，在一个叫和通呼尔哈脑尔的地方，“击贼身亡”而受到嘉奖。其叔父伊兰泰袭职时，削去了恩诏所加之职，仍袭三等轻车都尉，历任护军统领，兼佐领。其死后由尼雅哈纳的四世孙常保袭职；后因追叙阿哈硕色战功，赠一等云骑尉。他死后由其长子善宝（即和珅）承袭其职。

　　下面简单地把和珅家系列表如下：

　　从以上叙述中不难看出，和珅家族世代行伍，并获有战功；特别是其高祖（即五世祖）尼雅哈纳凭借战功，为其后代挣下了一个三等轻车都尉的世职，可以“世袭罔替”。和珅的父亲常保袭职后，还曾担任过福建副都统的官职；此时，皇上还因追叙他兄弟阿哈硕色的军功，又特别赐予了他家一个一等云骑尉的官职。

　　“和珅”是其满语名字的音译，如果译成汉文应该是“三纲之纲”的意思。他的乳名叫“善宝”，字致斋，生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八旗满洲正红旗二甲喇人。他一家在顺治元年（1644年），与其他八旗军民一起从龙入关进入京师（今北京）后，便按着当时的规制：汉人全部迁出内城，其房屋由八旗军民居住；又按“旗分制”规定八旗军民严格按照旗分不同划分住处。特别是在清朝前期，京师的内城设有按满洲、蒙古、汉军等旗籍划分的24个都统衙门，各旗分别有自己的驻防领地和固定教场、学校等设施。至于各旗人员的家居住处，也是按旗分不同，分别住在不同的区域。一般说来，这一规定从清初至清末大体上没有什么变化。

       八旗怎么驻军？当时的具体规定如下：

　　镶黄旗居安定门内（清皇族属于此旗）；

　　正黄旗居德胜门内；

　　正白旗居东直门内；

　　（以上三旗为“上三旗”，由皇帝亲自统领）

　　镶白旗居朝阳门内；

　　正红旗居西直门内；

　　镶红旗居阜成门内；

　　正蓝旗居崇文门内；

　　镶蓝旗居宣武门内。

　　（以上五旗为“下五旗”）

　　据清史档案与和珅的《嘉乐堂诗集》的“诗注”记载，他家隶属于满洲正红旗二甲喇，其原来的宅第坐落在西直门内驴肉胡同（民国后改为“礼路胡同”，即今“西四头条”胡同）的东头，坐落在著名古刹“广济寺”（今中国佛教协会驻地）后面，离该寺不到一箭射程的地方。和珅与其弟和琳都出生在那里，一直居住到他家的旗籍被抬入正黄旗，和珅家才迁至正黄旗领地德胜门内什刹海畔的大宅第，即今北京西城前海西街的恭王府。

　　然而，关于和珅的出身，以往人们总认为他出身“低微”、“贫贱”，甚至有人说他家出身“包衣”（满语，汉译为家里供使用的“奴仆”、“用人”等）。这种观点也影响到了一些外国人。例如，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来华的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在他的回忆录《乾隆英使觐见记》中就写道：“皇帝之首相，即和中堂，其人乃一鞑靼，出身颇微，然很具有才干。”不管怎么说，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大妥当的，也是不符合实际的。和珅在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20岁时，其父常保故去后，承袭了三等轻车都尉世职。虽然这已经是他家第五代人承袭该职了，并且在乾隆年间，三等轻车都尉这个官职已是屡见不鲜的一般官职，但常保所任的福建副都统一衔，却是有职有权的高级武官官职，这个官职在清朝属于正三品，相当于现代军队中的“中将”一级，并且后来皇帝又赏给了他家一个一等云骑尉的官职，这在当时众多的八旗军民中，并不是人人都可得到的。和珅的生母乃河道总督嘉谟的女儿，继母系吏部尚书伍弥泰之女，也都是有头有脸人物的后代，这怎么能说他们的儿孙出身“低微”呢？因为在那个时代，讲究门当户对，哪家达官贵人，肯把自己的心爱女儿，嫁给比自己地位低的人呢？再有，和珅在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被授予“三等侍卫，挑补黏竿处”。黏竿处是通俗的称呼，它的官称应叫“上（尚）虞备用处”。通常该处由侍卫10人组成，主要任务是每当皇帝出行时，服侍在皇帝乘舆（轿）左右，负责扶轿、打灯笼等工作，俗称“打执事的”，另外有“司库一员（由内务府委派），掌黏竿、钓竿及一切用具”。人们通常说，和珅曾在銮仪卫当差，做过“拜唐阿”（满语，亦称“柏唐阿”，汉译为“听差的”、“执事人”），是给皇帝抬轿子的，言外之意认为他的社会地位很“低微”。其实则不然，“拜唐阿”一职，就是“上虞备用处”辖下的属官，是清朝武官中的一个级别，比蓝翎侍卫低一级。对此清礼亲王昭梿在《啸亭杂录》中，做了较为详细的解释：“定制，选八旗大员子弟中的捐捷者为执事人，司上巡狩时扶舆、擎盖、捕鱼、罟雀之事，名曰‘上虞备用处’。盖以少年血气偾张，故令习劳勚，以备他日干城侍卫之选。实有类汉代羽林制也，而精锐过之，盖善于宠驭近侍之制也。”从上面的文字中不难看出，当“上虞备用处”的“拜唐阿”，不但不说明和珅的社会地位“卑贱”、“低微”，反而说明他是“八旗大员”的优秀子弟，是皇帝特意从众多旗人青少年中挑选出来的杰出入才，专供在自己身边使用，并且对他们经常进行各种“磨炼”，准备日后另有重用。因此，我们认为和珅出身虽非十分显贵，但说他出身于清朝中叶满洲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中上层武官家庭，这个定位是比较恰当的。

　　三 在“康乾盛世”中度过的青少年时期

　　和珅出生的年代与他生活的整个青少年时期，正赶上是清朝的“鼎盛”时期，即人们常说的“康乾盛世”。当时上距清军入关已经有一百余年，清朝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三朝实施的一系列积极措施与励精图治，缓和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全国统一，疆域扩大，政权巩固。与此同时，恢复并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使广大人民有了一个较为安定、祥和的生产与生活的氛围，经济有了长足发展；学术文化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有集以前各代大成之趋势。这个时期人们安居乐业，普遍都感到有奔头。例如，康熙帝从亲政开始，为了长治久安，使百姓休养生息，他接连发布了一些“惠民”的诏谕，宣布停止“圈地”，实行“更名田”；奖励开荒；兴修水利，治理黄河、淮河、永定河，并多次亲临工程现场视察，指导治河工作；改革赋役制度，重视发展农业生产，蠲免钱粮，改革地丁银的征收方法，宣布滋生人口永不加赋。此外，康熙帝特别是在其统治前期，还大力整顿吏治，裁减冗员，惩治贪污，表彰清廉，为“康乾盛世”进入“鼎盛”，打下了基础。雍正帝统治时期，从实际出发，大刀阔斧，雷厉风行，以“猛严”的作风和姿态，惩治各种弊端，一改其父康熙帝统治后期的“宽仁”之法。从而一扫康熙末年以来的固守因循之风，使全国呈现出一派“政治一新”的景象。他“立志以勤先天下，凡大小臣功奏折，悉皆手批”，“朱批奏折，不下万余件”。国家大政，事无巨细，他均要经过熟思详虑，然后下达诏令。他亲自处理奏章，每日批阅文件往往至深夜。此外，雍正统治时期，十分重视选拔、使用人才。他深知“治天下惟以用人为本，其余皆枝叶耳”。例如，他对鄂尔泰、田文镜、李卫等人的重用就很能说明情况。这几个人都不是科举出身，且原来地位低微，但因为他们都有办事的能力，又精明强干，认真踏实，富有经验，故而将他们都提升为封疆大吏（即总督、巡抚），独当一面，成为朝野闻名的股肱之臣。同时他十分重视整顿吏治，采取坚决措施粉碎朋党，对八旗大员也进行了各种限制，并严惩贪官污吏，使政风为之一新。为了保证官吏清正廉洁，他决定实行“耗羡归公”制度，并以发放“养廉银”作为补充。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封建专制制度，他决定设立“军机处”。这是皇帝亲理政事，独揽军政大权的有力措施。在他统治时期还实行了开豁“贱民”，废除各种人身依附关系，从而缓和了尖锐的阶级矛盾，解放了部分生产力。为了促进生产发展和社会繁荣，他下令实行“摊丁入亩”的政策，这样就减轻了无地、少地，而人口多的贫苦农民的负担。他为了巩固边疆，笼络少数民族的上层人士，增加其“向心力”与凝聚力，继续实行其父康熙帝所采取的重视藏传佛教（即喇嘛教）的做法。与此同时，他还在西南地区，实行“改土归流”政策，这对于消除分裂割据，巩固边疆，从而进一步促进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加快民族融合都起到了积极作用。由于雍正帝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使社会繁荣昌盛，面貌为之一新。具体表现在国家财政收入显著增加，国库存银数量不断上升。例如，康熙六十年（1721年），户部银库实际存银为3262余万两，可是到了雍正七年（1729年），短短的七八年间，就迅速增加到存银6000余万两，史载当时“积贮可供二十余年之用”。

　　乾隆统治时期，采取了“宽”、“严”结合的持“中”政策，缓和其父统治时期社会各阶层间的紧张关系。他采取了“罢开垦，停捐纳，重农桑，汰僧尼”与八旗家奴“开户”等一系列措施。为了发展生产，他继续注意兴修水利工程，加紧治理黄河、淮河，兴建海塘，提高预防自然灾害的能力。每当遇有灾荒之年，政府还借贷灾民口粮、种子、“耕牛价银”，只要借贷人按期归还，一般都不收取利息；或以工代赈，甚至蠲免不还。因此，这一系列积极措施，提髙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以至农业生产力不断提高，耕种面积不断扩大。例如，顺治八年（1651年），全国耕地面积只有200多万顷，到雍正二年（1724年），就增加到680多万顷，至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又增加到740余万顷。与此相应的是粮食产量有了较大的增长，农作物种类有了增加。此时是农产品生产开始向商品生产转化的重要时期。

　　当时的手工业生产也有了较大发展，例如，制盐、冶铁、冶铜、采煤、纺织、陶瓷和造船等行业，均比前代有了长足的进步。商业活动也比前代更加活跃，商业贸易与商品流通亦很发达。皇商、徽商、晋商、闽商、粤商、秦商、江右商人，以及吴越商人集团都十分活跃，他们几乎垄断了国内、国外的商品交易和外贸往来。随着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特别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农业、手工业的资本主义萌芽，在原来的基础上，又缓慢地发展起来。具体表现为社会生活中人身依附关系削弱，工农业生产中使用雇工进行商品生产的作坊、手工工场比以前增多，生产中雇佣关系比前代更有发展。

　　乾隆帝统治时期，进一步加强了对新疆蒙古厄鲁特四部、回部与西藏的统治，基本上奠定了我国现有的疆域。当时我国的疆域北自恰克图，南到南海诸岛，西始葱岭巴尔喀什湖，东至黑龙江库页岛与太平洋西岸。当时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亚洲最大的繁荣昌盛的大国之一。当时中国空前统一，社会相对和平安定，封建经济繁荣发展。这就是所谓“康乾盛世”的鼎盛时期。和珅一生几乎都生活在这一时期，他从降生以至童年、少年到青、壮年都是在这一时期度过的。这种条件与氛围为他展示才华、实现抱负提供了有利条件；当然也为他凭借着手中的权力，蠹国肥私，大肆贪污提供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