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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崇祯帝为明朝二百七十余年的历史画上了一个悲怆的句号。历史的大浪淹没了大明王朝的大厦紫禁城，沉溺了崇祯皇帝之后，仍在继续滚滚向前。然而，崇祯帝的死多少带来了中国历史的新发展。
历史学家喜欢把崇祯十七年与顺治元年的1644年作为明清历史的分界线，似乎这是天经地义的。不过，细心的人会发现：一部南明史在更多的意义上还是明朝历史的一种延续，只不过清朝接管全国政权之后，南明就丧失了它在正史中的地位。这里，我们把这段与崇祯皇帝有别但又有割不断的联系的历史看作“后崇祯时代”应该是有其道理的。
一 崇祯形象与农民起义军
崇祯皇帝朱由检的死给恪守正统观念的人们留下了极大的遗憾，“君非亡国之君”的形象成了后人愿意高举或借助的一种旗号。更重要的是，崇祯皇帝已不属于他自身，而是属于整个明朝政权。他的死也并不意味着明朝力量一夜之间烟消云散。当时，任何聪明的人都没有抛弃崇祯皇帝的形象，而是设法利用他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
李自成率领大顺军锐不可当，攻克北京，成了紫禁城的新主人。当他扬扬自得，走进皇极殿，登上黼座（天子座位）之时，心里不觉泛起了一丝不安。原因很简单，崇祯皇帝朱由检还下落不明。李自成命令全面搜索，宫中每一个角落都找遍了，仍一无所获。大顺尚玺卿黎志升进言：“重围百里，难以飞越，殆匿民间，非重赏严诛可得。此今日大事，不可忽也。”李自成当然不会放过这一重大疑问，旋又下令：献出崇祯帝封伯爵，赏金万两，献太子、二王者赏金千两，隐匿者族诛。
黎志升的判断是符合逻辑的，崇祯帝没有飞越大顺军的重重包围。一位在煤山（万寿山，即今景山）守亭的小太监发现了一匹在地上吃草的马是崇祯帝的坐骑，沿着马迹搜寻，找到了崇祯帝的尸体。三月二十二日，李自成接到这个小太监关于崇祯帝吊死煤山的确切报告，才使忐忑不安的心稍稍平静。然而，崇祯帝的死状对李自成不能不有所触动，“国君死社稷”，“诸臣误朕”的遗诏更加强了李自成对崇祯帝不坏的印象。早在大顺军发布的伐明檄文中就有“君非甚暗”，“臣尽行私”的话，与崇祯皇帝的自我总结不谋而合。此时此刻，李自成无论是作为一个胜利者还是作为一位对崇祯皇帝有同情心的人，他都没有对崇祯皇帝选择报复行动之心，而是决定礼葬崇祯皇帝，厚待太子；相反对明朝遗臣采取了追赃等报复措施。
崇祯帝、周皇后和太监王承恩的尸体被停放在东华门，由农民军花钱买了柳木棺材装殓。崇祯皇帝头戴翼善冠，脚穿滚王渗金靴，第二天迁于施茶庵，任凭明朝官吏吊祭。可悲的是，除了两个和尚念经和四五个老太监守在那里之外，原朝廷上下大小官员没有谁愿意移步来拜祭一下，甚者扬马而去，没有丝毫凄惨之情。李自成、刘宗敏、宋献策、李岩等人都对明朝官僚心存憎恶，礼葬崇祯皇帝在大顺政权似乎没有多少反对的声音，只有军师顾君恩见百官疏请礼葬崇祯帝时表示反对，他说：“诸公半属沽名，岂为旧朝廷起见也。”将疏章撕个粉碎，掷在地上，顾君恩的声音没有引起李自成的重视。李自成命把柳木棺换上朱漆棺、加帝后冠服，改田贵妃墓为崇祯陵墓。二十四日，天祐阁大学士牛金星前往致祭，并装殓太监王承恩。三天后，将棺材运往昌平，原明昌平小官吏赵一桂等捐款募夫，在四月初四日终于把安葬的事办妥。礼葬虽然不可能十分隆重，但他毕竟反映了李自成对崇祯帝的一种评价，同时也是李自成分化瓦解各地仍未投降的明朝文武官员的一剂妙药。
大顺军很快找到了明太子、永王和定王。李自成没有斩草除根的想法，相反，当太子请求速死时，他没有答应只是安慰一番。并依照儒家“兴灭国，继绝世”的理论，分别封以爵位。李自成对于那些为明尽忠、死节的人都表示敬意，命人在他们的大门上书道：“某官停丧于此”。大顺军官员除吊唁外，不再入室。宫人费氏刺杀了农民军将领罗某后自刎身亡，李自成竟令将费氏收葬。牛金星亲自到自缢而亡的明前户部尚书倪元璐家中凭吊，拜曰“忠臣”。那么，李自成等为什么要对这些为明殉节的人如此礼遇呢？这里我们似乎不能用今天的阶级对立的观点来解释，一方面李自成不能脱离于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而独存，另一方面这自有他的一番考虑。与此同时，李自成多少同意崇祯帝“百官无义”的观点，而鄙视降官。太监曹化淳献城，希冀得到重用，李自成却大骂道：“你们背王献城，都应斩首。”大学士魏藻德见到李自成时说：“新进三载，叨任宰相，明主不听臣言，致有今日。”李自成不无讥讽地说：“你既新进，即负特宠，当死社稷，怎么会如此偷生苟安？”李自成在北京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镇压大太监、大官僚和大豪绅的运动，二十四日于平则门外斩首的明勋卫武臣即有五百余人，而追赃助饷也令明官僚勋旧闻之胆寒。
农民军认为：“卿相所占有的财富，不是盗取朝臣，就是剥削百姓，都属赃物。”刘宗敏派人赶制了五千副夹棍，“木皆生棱，用钉相连，用以夹人，无不骨碎”。其追赃的标准为：内阁阁臣十万，部院、京堂、锦衣卫长官七万或五万、三万，科道、吏部官员五万、三万，翰林院官三万、二万、一万，部属以下以千计，勋戚之家数目不定，直至人财两尽而后止。周皇后之父嘉定伯周奎在北京危亡、崇祯帝请助饷之际仅捐助一万两银子，但在农民军的夹棍、脑箍和烙铁面前交出银子五十万两和珍珠币物数十万。大学士魏藻德在崇祯皇帝朱由检劝捐时只出银四百两，上了夹棍就吐银以万计。刘宗敏审问他首辅乱国罪行，但魏藻德说：“我本一介书生，不谙政事，兼之先帝无道，才会到今天这种地步。”刘宗敏闻言大骂，说：“崇祯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时至今日，你还诋毁他无道。”即吩咐重重用刑，至夹脑至裂而毙。李自成还下令用白杨铁杖将大小太监数万人驱逐出城。追赃直至四月十二日才告一段落，共计获赃银七千万两，是崇祯初年每年正赋三百二十万两的十多倍，其中贵族勋戚占十分之三，内监也占十分之三，百官、商贾各占十分之二。在追赃上，李自成获得了胜利。然而，追赃并不能解决大顺政权的财政问题。同时，打击面过大，使得一些原拟投降大顺的明朝官僚望而却步。这些亡明势力或向南方转移，继续拥立明室，或向东北清政权靠拢，成为新朝的马前卒。
二 吴三桂乞师与清兵入关
李自成入据北京，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明朝残存势力的强大，清兵的虎视眈眈，大顺军缺乏巩固的后方基地等等，无一不是威胁北京的关键因素。更可怕的是，李自成等农民军首领的骄傲情绪迅速滋长，群臣忙于劝进，将官们急于享乐，登极的演习使京城洋溢着安定而又热烈的气氛。李自成对当时形势的估计是：清兵不会在短期内南下，招降吴三桂化关宁劲兵为己有，然后大军南下，统一全国。然而，李自成的招抚计划失败了。南方的明将左良玉、高杰、刘泽清诸部在没有农民军大军的压迫下不会为李自成的一纸劝降檄文所动。吴三桂收到其父吴襄按农民军旨意写的劝降信时，表示可以考虑归顺，但当闻知爱妾陈圆圆为农民军将领所霸占，为红颜而怒发冲冠，表示与大顺不共戴天。吴三桂曾要求面见明太子，李自成答应送给他定王。吴三桂寸步不让，必得太子而后止兵，又一面领兵袭据山海关，一面往清营乞师。吴三桂在《绝父书》中表示：“侧闻圣主晏驾，臣民僇辱，不胜眦裂。”“父既不能为忠臣，儿亦安能为孝子乎？儿与父诀，请自今日，父不早图，贼虽置父鼎俎之旁以诱三桂，不顾也。”并发布檄文说：闯贼李自成“弑我帝后，刑我缙绅，戮我士民，掠我财物……义兵所向，一以当千。试看赤县之归心，仍是朱家之正统”。（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5）吴三桂打着为大明、为皇帝报仇的旗号拜倒在清朝皇帝的脚下。李自成将吴襄一家三十余人处斩，亲自挥军东征。在山海关一片石地方的战斗，吴三桂与清军联袂大胜大顺军，李自成退还北京。见大势不好，便整点行装，率军向陕西撤退。清军入关，从而揭开了中国历史的又一幕。
吴三桂向清廷乞师，是为朝廷雪耻，还是真心投靠、愿为清朝建功立业？有着多种说法。不管怎样，吴三桂由乞师而降清却是事实。在向清廷乞师时，吴三桂说：“今日君后俱遭惨弑，三桂食君之禄，岂有坐视之理？”请求清主“念亡国孤臣忠义之言，速选精兵直入中协、西协，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门，灭流寇于宫廷，示大义于中国，则我国之报北朝（清）者，岂惟财帛，将裂地以酬，不敢食言”。《清世祖实录》卷4）清摄政王多尔衮表示不要再谈“我国”与“北朝”之类话题，吴三桂投降即裂土分封，晋为藩王，既得报国仇，又可保身家。不过，清廷在详细分析了中原形势和吴三桂的处境之后，决计出兵，实施平定中原、建立统一王朝的计划。清廷决不是简单地因为吴三桂“乞师”而入关的，其真实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拉拢汉族官僚地主阶级，宣称义兵之来，为尔等复君父仇，所谋者唯“闯贼”。（《清史列传·范文程传》）在为大明，为皇帝报仇这点上，清廷与吴三桂达到了短暂的一致。因此，吴三桂在进军北京之时，还以明臣身份发布榭文，榜示天下。其中有告示云：“钦差镇守辽东等处地方总兵官平西伯吴示：为复大仇，歼大寇以奠神京，以安黎庶事。切痛先皇被弑，亘古奇殃。剧寇狓猖，往代未有。凡属臣僚士庶，能不碎首陨心？今义兵不日来京，尔绅衿百姓，须各穿缟素，协力会剿……务期罄捣巢穴，纤芥无遗，庶使克复神京，奠定宗社，乾坤再整，日月重光。特示。”（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0《附记野史》）另一个告示则用的是“顺治元年四月廿六日榜”当时，京城内外盛传吴三桂将拥明太子入都。五月三日，明臣沈惟炳、骆养性和王鳌永领众出朝阳门，准备用法驾卤簿迎接明太子。不料，迎来的却是清摄政王多尔衮。
多尔衮在北京宣称农民军是明朝臣民不共戴天的仇人，清军是为明朝报君父之仇，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争取明朝降官和汉族地主分子的支持，以稳定其统治。其中包括殡葬崇祯帝后，官民戴孝三天，追谥崇祯帝为怀宗端皇帝，墓号思陵，以示对亡明的尊重。不过，清军为明复君父之仇只是一个骗局。十月，爱新觉罗福临迁入北京，即皇帝位，号曰大清，定鼎燕京，纪元顺治。明确宣布了清王朝中央政权的建立。从而粉碎了明朝遗臣们寄希望于吴三桂乞清军以恢复明室的梦想。
三 南明小朝廷与抗清
不愿成为大顺和清廷属民的明朝残余势力，在北方处于农民军与清军交战易手之际，在南部中国仍拥有强大的势力。在明都北京垂危之时，崇祯皇帝曾诏各镇兵马入援勤王。转眼间都城陷落，君王自缢，明朝权臣与大将们迅速在南京拥立神宗万历皇帝之孙、崇祯皇帝的叔伯哥哥福王朱由崧，建立了弘光政权。明朝实行两京制度，南京也有一套与北京中央相同的机构，没料到这时派上了大用场。朱由崧在做藩王时，就有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和干预地方衙门事务等劣行，并非帝王理想人选，但他得到了凤阳总督马士英联络靖南伯黄得功及高杰、刘泽清、刘良佐等的拥护。而兵部尚书史可法、兵部侍郎吕大器、左都御史张慎言、詹士姜曰广等则主张立潞王朱常淓，后来不得已才支持福王。
福王的弘光政权是作为明朝历史的正统而建立的。初以史可法、高弘图、姜曰广、马士英、王铎为大学士入阁，参与机务。不久，史可法督师扬州，朝政大权落在马士英的手中。弘光政权有兵五十万，控制着淮河下游及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然而朱由崧远非崇祯皇帝，弘光政权也非明朝中央政权可比。有识之士都意识到与清廷的最后一搏必将来临，孱弱的弘光政权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以制定出正确的对付清廷与农民军的方略，从上而下利欲熏心，忙于垂死前的偷欢享乐。崇祯时期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时下被一一承袭下来，且更趋白热化。崇祯皇帝的死并没有阻止官僚们的贪赃、争斗与私欲。
弘光政权没有忘记作为继统者对先帝应尽的义务。尊谥崇祯皇帝为烈皇帝，庙号思宗，周皇后为烈皇后，后来又改谥为毅宗正皇帝。朱由崧在即位诏书中表示：今日宗社大计，莫过于讨贼复仇。大顺军被看作是他的主要敌人。正如朱由崧自己所言：既痛社稷之墟，益激父母之仇，矢不俱生，志图必报。（谈迁《国榷》卷101）朱由崧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想当年李自成率部攻克洛阳，老福王朱常洵被刹成肉酱，自己裸身缒城而逃，好不狼狈凄惨。时至今日，他能咽得下这口气吗？然而，很快他就发现，自己根本没有能力左右朝局，马士英只是把自己视为傀儡而已。于是干脆深居宫中，整天以演杂剧、饮醇酒、淫**为乐。他的座右铭是：“万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几见日当头。”民间有诗嘲笑弘光小朝廷的腐败景象：“都督多似狗，职方（兵部管地图官员）满街走，相公只爱钱，皇帝但吃酒。”（夏完淳《续幸存录》）福王政权陷入了内外交困的泥淖之中，派系斗争亦如火如荼。
福王初立，史可法、马士英均入内阁，但二人互不买账，尖锐对立。史可法的周围聚集着东林党人，马士英的周围吸引着像阮大铖等逆案中人，其斗争完全是明末党争的一种延续。十一月，福王政权宣布设立江北四镇，即刘泽清驻淮安，管辖淮海区；高杰驻泗水，管辖徐泗区；刘良佐驻临淮，管辖凤寿区；黄得功驻庐州，管辖滁和区。史可法坐镇扬州调度节制。整个部署目标明确，即倾全力以对付农民军。讨贼复仇，成了压倒一切的重中之重。
对于清朝，弘光政权还处于一种一厢情愿式的求和状态，甚至还幻想吴三桂能与清军抗衡。六月间，得知清军已占据北京，便派遣兵部侍郎左懋第、左都督陈洪范、太仆寺卿马绍愉去北京通使致谢，并相约杀贼。内阁议定与清朝谈判的原则有：一是不屈膝辱命，要保持天朝体统；二是山海关外土地割让给清朝；三是每年赠给清朝岁币银十万两。左懋第等携带金一万两、银十万两、绸缎一万匹以酬谢清军；还带有晋封吴三桂为蓟国公的敕书和赏赐给吴三桂的银币。马士英自鸣得意地说，当年马绍愉奉崇祯皇帝密旨和清廷和谈为下策，而今已为上策。马士英当然不会想到，以前清廷愿意和谈，是因为明廷在清廷心目中还是一棵大树，现在北京这座昔日久攻不破的城池已为清朝占有，南方小朝廷更不必放在眼里。果然，清廷的答复很果断：协同讨贼是可以的，重建明朝则不允许。负责接见来使的清大学士刚林责问左懋第说：“我国发兵为你们破贼报仇，江南不发一兵，突立皇帝，是何道理？”左懋第辩解说：“当今皇帝乃神宗嫡孙，臣民拥戴，应承大统。贵国已发兵逐贼，我等特来致谢，相约杀贼。”刚林冷笑道：“不必多言，我们已发大兵下江南。”显然，清军对南明的大举攻势不可避免。多尔衮亲自修书一封派人送到了史可法的手中。信中说：“贼毁明朝之庙主，辱及先人，我国家不惮征缮之劳，悉索敝贼，代为雪耻，孝子仁人，当如何感恩图报。兹乃乘逆寇稽诛，王师暂息，遂欲雄踞江南，坐享渔人之利，揆诸情理，岂可谓平。”威胁说：“如果再拥尊称号，当以敌国论，定诛不贷！欲削号归藩，永绥福禄。”可法复信表示，愿合师进讨，问罪秦中，但福王政府是“名正言顺”的合法政府。（蒋良骥《东华录》卷4）清廷已不再理睬弘光政权的自作多情了。
弘光政权的“偏安”思想缺乏可行的基础，对农民军的进攻与对清军的妥协无异于自取灭亡。当时一些有头脑的人都对时局甚为不满，吏科给事中章正宸认为：根据当今情势，唯有主动出击才有希望。然而“两月以来，文吏锡鞶矣，不闻献馘；武臣私斗矣，不闻公战；老成引遁矣，不闻敌忾；诸生捲堂矣，不闻请缨。虏踞宫阙，动摇山东，当国大臣，但绍述陋说，损威屈体，隳天下忠义之气，实在令人羞愧”。（谈迁《国榷》卷102）马士英把持朝政，引用邪党，卖官鬻爵，一片乌烟瘴气。
弘光元年（1645）二月，清廷命追击李自成的多铎部移兵河南，大举南侵。在清军的隆隆炮火中曾名列逆案的阮大铖做起了小朝廷的兵部尚书，阉党分子张捷、杨维垣、虞廷陛等纷纷挤进朝廷。臭名昭著的《三朝要典》重刻，恢复了东厂缉事。吏部尚书张慎言，大学士高弘图、姜曰广以及名流刘宗周、黄道周、陈子龙等东林派被排挤出去。阮大铖作《蝗蝻录》、《蝇蚋录》，以东林为蝗，复社为蝻，诸从和者为蝇与蚋，欲兴大狱将东林、复社一网打尽。
党争的白热化，终于引发了左良玉的“清君侧”之举。左良玉拥兵号称八十万，实际作战部队至少有一二十万，但他为马士英所忌，被排斥于四镇之外。失意的东林人，齐聚在左良玉的营中。左良玉率兵自汉口至蕲州，列舟船二百余里，浩浩荡荡，直趋南京。马士英急调江北各镇抵御，而不对清军设防。四月初，清多铎攻占归德，淮南告急。清军别部由固山厄真准塔率领，从山东一路攻占通州、泰州等地，旋下徐州。十八日，多铎挥兵围攻扬州，扬州城危在旦夕。弘光帝紧急召见群臣，有大臣提出淮扬最急，应赶紧调兵增援，反对马士英撤刘良佐、刘泽清二镇江防兵去对付左良玉。弘光帝也认为左良玉不曾反叛，如令还该守淮南。马士英大吼道：“此该良玉死党为游说，我君臣宁死于清，不可死良玉之手”，“有议守淮者斩”。（《计六奇《明季南略》卷3《议御北兵》）史可法的“血疏告急”无人问津。二十五日，史可法抱着“城存与存，城亡与亡，我头可断，而志不可屈”的信念，为清军杀害，扬州这座昔日繁华富庶的城市顷刻化为废墟。
约在同一时间，一代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率数骑从湖北通山南下至石门夹山寺削发为僧（一说李自成在湖北通成或通山县九宫山为地主武装所杀害），农民战争最惊心动魄的一幕随之宣告结束。弘光政权失去了农民军对清军的牵制这道屏障，末日尽在咫尺。史可法生前曾说：清军不能立刻长驱直下，在于两虎相斗，一旦寇为虏并，必以全力南侵。扬州城破，清军毫不犹豫，进兵南京。可是朱由崧仍然嬉戏如故，且以串戏无暇而不视朝理事。其时东西长安门柱贴有对联称：“福人沉睡未醒，全凭马上胡诌；幕府凯歌已休，犹听阮中曲变。”“福运告终，只见卢前马后；崇基尽毁，何劳东捷西沾。”（计六奇《明季南略》卷4《五月经略》），注释云：“福人，指弘光，本福王也。阮大铖作歌曲，时为兵部报捷，故幕府云云。卢，卢九德，太监也，沾，李沾也。”（另，马上，指马士英）五月九日清军克镇江，逼南京。还在召集梨园弟子酣饮演唱的朱由崧发觉不能再唱下去了，便匆匆与内官数十人悄悄溜出南京，夺路奔往芜湖，投总兵黄得功营。马士英以护送太后为名，领云南兵径赴杭州。十五日，多铎率领的情兵，兵不血刃，开进南京，明忻城伯赵之龙、魏国公徐允渭、大学士王铎、礼部尚书钱谦益等跪降清朝。至此，左良玉（已死）的儿子左梦庚及刘泽清、刘良佐和高杰（已死）的余部，及守卫南京的二十三万军队都归降清廷，弘光小朝廷的基本军事力量转而成了扫荡残明势力的急先锋。五月二十二日，总兵田雄、马得功献出福王与王妃降清。（福王被押至北京，次年为清廷处死）闰六月，清军占领杭州，潞王朱常淓开城迎降。马士英逃走钱塘，次年为清军执杀，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尽为清兵所据有。清朝在南京设八旗重兵驻守，以南京为中心，开展了一场肃清南部抗清力量的战争。
清朝入关，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从李自成手里夺取了胜利的果实，并击败了李自成的农民军的主力，转眼间又让弘光政权烟消云散。时局变化之快，令人心惊目眩。清军在霆击飙举的凌厉攻势中，采取了野蛮的烧杀劫掠手段。顺治二年（1645）六月，多尔衮向全国颁布“薙发令”，其中说：“今中外一家，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一体，岂可画异？”限令文到十天之内，“尽令薙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清军到处宣称：“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清世祖实录》卷5）这样，使民族矛盾空前激烈，阶级冲突退为次要地位。一方面，清朝要用强制的力量抹去亡明臣民中的包括崇祯皇帝在内的明朝正统的形象，树立大清奉天承运的旗帜，以建立在全国的统治；另一方面，民族热情高涨，抗清斗争形势发生新的变化，即在清军进一步推进的过程中，共同的压力使农民军与明残余势力走上了联合抗清的道路。这种现象是崇祯皇帝不可能设想的，也是弘光政权所难预料的。
弘光政权败亡，明室官员先后拥立鲁王、唐王、桂王等宗主，在两广、福建地区，举起反清复明的旗帜。大顺军余部在李锦、高一功、郝摇旗等领导下站到了南明的旗帜下；张献忠领导的大西军在四川创立了大西国，并占领了云南和贵州，也联明抗清。南明诸王与农民军基本上处于一种合作的状态，以对付共同的敌人，企图恢复大明江山。
鲁王朱以海系朱元璋第十世孙，在抗清义军、缙绅钱肃乐、张煌言等的扶持下于绍兴监国，控制着浙东绍兴、宁波、温州、台州等地，拥有浙中义师和驻守浙江的明总兵方国安、王之仁部。多次对清军作战，屡有胜绩。闰六月，原镇江总兵郑鸿逵、泉州总兵郑芝龙、礼部尚书黄道周、福建巡抚张肯堂等，拥立唐王朱聿键在福州即帝位，建元隆武。唐王向鲁王颁诏，双方为争正朔而不和。隆武帝虽曾有过一番复明抗清的筹划，但由于军政大权掌握在拥兵二三十万的福建郑芝龙手里，而郑芝龙并不想真正抗清，只不过捞取一点政治资本，以保住自己在福建的私家财产罢了。所以这个小朝廷本身没有起到多少抗清的作用。相反，支持唐王政权的大顺农民军却掀起了一阵抗清的高潮。大顺军余部与南明湖广总督何腾蛟和巡抚堵胤锡联络，共同抗清。隆武帝封李自成夫人高氏为贞义夫人，李锦赐名赤心，高一功赐名必正，一一封侯，李锦部号忠贞营；并以何腾蛟为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封定兴伯，督师湖广，总辖荆襄十三家，在湖广地区与清军多次交战，取得了一系列胜利。
清军在湖广采取相对的守势，而集中兵力进击鲁王、唐王政权。顺治三年（1646）六月，鲁王政权覆灭；清军乘胜分两路进攻福建。隆武帝准备接受督师何腾蛟的建议，亲征江西、湖广。何腾蛟说：“中兴天子，须马上成功，皇上先为将而后为帝，湖南有新抚诸营，至尊亲至，效光武驭铜马故事，此皆精兵百万，可得其力。”（温睿《南疆逸史》卷21）这番话是有吸引力的，但是，隆武帝的计划遭到了郑芝龙的反对，而郑芝龙则已暗中投降清朝。他在给洪承畴的密信中说：“遇官兵撤官兵，遇水师撤水师，倾心贵朝非一日也。”（徐鼒《小腆纪年》卷12）郑芝龙撤除仙霞岭防守，清兵进入福建，克据赣州、泉州、福州，唐王在汀州为清兵追杀，郑芝龙降清。
同年十一月，明官僚苏观生等拥立唐王之弟朱聿，在广州称帝，年号绍武。次月，清将李成栋攻陷广州，绍武政权覆灭，称帝仅四十五日，犹如昙花一现。
与此同时，两广总督丁魁楚、广西巡抚瞿式耜以及王化澄、马吉祥、吕大器等人，在桂林拥立桂王朱由榔称帝，建元永历。永历政权存在了十五六年之久，是南朝小朝廷中气数最长的一位。朱由榔为万历皇帝的嫡孙，崇祯皇帝的叔伯兄弟，其人本身素质低劣，懦弱寡断，昏庸腐朽，贪生怕死，只是在抗清派如何腾蛟、瞿式耜、堵胤锡、郑成功等的拥护下，特别是在大顺军的支持下，才得以苟延残喘的。永历政权自建立之日起就处于颠沛流离之中。起初，在何腾蛟、瞿式耜的指挥下，于湖南境内连获大胜。顺治五年（1648），清将李成栋、江西总兵金声桓、大同总兵姜等离开清军，归入及清明军。但由于桂王朝廷内部矛盾重重，文官武将互不合作，拥立桂王的明臣与李成栋部相互猜忌，又对大顺军存有戒心，致使一时的喜人局面很快就消失了。在何腾蛟为清军俘杀后，大顺军脱离永历政权，北上湖北郧西地区，组成夔东十三家军以抗清。顺治七年（1650）清廷重新部署，以孔有德为定南王，领兵攻广西；耿仲明、尚可喜为平南王，攻广东。旋如劲风横扫，克占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重要城镇。桂王由肇庆逃至浔州，经南宁至濑湍，后为大西军孙可望所接纳，实为一傀儡而已。康熙元年（1662），吴三桂将缅王执送的永历帝父子用弓弦绞死，南明的最后一个政权结束。
四 淡疏的影子与继续的历史
“反清复明”的口号渐渐地变得十分遥远。一些能称王者即自称为王，却很少以明室的后继者相号召。郑成功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了台湾全部领土，虽然仍奉永历年号，但郑氏政权完全是一个独立王国。当然，清朝鲜明的满族贵族统治特色，使得汉族人民的反抗斗争又常捡起“复明”的旗号。不过，此时“复明”的真实内容并不是要重建明朝的统治，而是所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康熙皇帝玄烨下令撤藩，吴三桂决定起兵反清。围绕反清的名义问题，吴藩内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刘茂遐认为，明亡未久，人心思旧。如果扶立明室后裔东征，必将得到老臣宿将的支持。而方光琛认为，吴三桂若起兵反清拥明，则难以得到众人的理解，他擒杀明永历帝的事人们还记忆犹新。吴三桂认为，他不能顾忌人们对他的切齿痛恨，明朝这个招牌他还是要利用一下的。康熙十二年（1674）十一月，吴三桂杀死云南巡抚朱国治，发布檄文，诡称拥戴传说中的明宗室朱三太子，以“共举大明之文物，悉还中夏之乾坤”。自称“原镇守山海关总兵官、今奉旨总统天下水陆大师，兴明讨虏（清）大将军”。在檄文中，吴三桂极力为自己过去叛明降清的行径辩解。康熙帝迅速颁布诏书，决心讨平三藩。他请责吴三桂“反复乱常，不忠、不孝、不义、不仁，为一时之叛首，实万世之罪魁”。“三藩”的覆灭也埋葬了“复明”的谎言。不管吴三桂如何表白，他永远是明朝的罪人。
从崇祯皇帝自杀到永历帝被绞死，再到吴三桂罪有应得而归天，崇祯皇帝朱由检以及他所代表的明朝结束的事实始终在时空中发生影响。正是在这段日子里，各种社会力量经历了一次大的调整，明朝的巨大影子渐渐丧失其效应，遗老们为了基本的生存需要也不得不适应新的皇帝与官员。南明没能实现“复明”的梦想，而清朝却借助于亡明的力量建立了对全国的统治。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虽然带来了一些落后的东西，阻滞了明朝末年逐步成长起来的商品经济的发展，但它很快就适应了较高的文明形态，管理和控制着这个大帝国，历史的车轮仍继续在向前滚动。
揭开“后崇祯时代”的面纱，人们发现的是历史的无情。这个时代是中国历史由动荡的明朝走向清朝稳固统治的一个过渡期。明朝在崇祯皇帝手上灭亡，成为这段历史一个磨灭不了的阴影。随着历史的发展演变，崇祯皇帝与亡国才渐渐变成了少数学者（主要是历史学家）的一个话题。如果崇祯皇帝还活着的话，他对此会作何感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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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22 20:06: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