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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年底，在南昌市青云谱地区连续发掘出数座古墓，墓中的木简墓砖上相继出现了“海昏”二字。
首先是一座于2007年9月发现的东晋古墓中，发现了一张记载了墓主身份的“名片”，墓主身份被认定为1500多年前神秘“消失”的海昏县骑都尉，这是首次发现能证明海昏古城存在的实物。
考古人员从古墓中出土了铜镜、墨碇、青瓷小灯盏、银耳挖、木器、漆器、梳子、木枕等20余件文物，而以记载了墓主身份的“名刺”最为重要。“名刺”类似于现在的名片，“名片”上书：“豫章郡海昏县都郎吉阳里骑都尉周涉年五十六字子常”。
紧接着是在当年12月，一座六朝时期中大型墓室中，“豫章国海昏县”几个字出现在该古墓后室门口的三块墓砖上。
据清《一统志》和《新建县志》记载，海昏国的原址就在现南昌市新建县昌邑乡游塘村，当地居民仍然称之为“昌邑王城”。王城为方形，地面平坦，面积约2平方公里，原有东南西北四座城门。经过两千年的沧桑变化，昌邑王城的概貌至今依稀可辨，原来的城墙基础还在，城中央高而平坦的土堆应该是王宫的旧址。
海昏的消逝，让我们回忆起枭阳古城和浔阳古城，这两座古城，也和海昏古城的命运无异，都悄无声息地被鄱阳湖水吞没。但海昏沉没的时间，却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
失落的斩首之城
从都昌县闻名全国的珍珠集散地周溪镇再往南走五里，直到看见湖水茫茫再无陆路可前行处，有座名叫城头山的小山包，耸立在平坦的湖洲之上。
山包平坦的顶端，有一片东北长约28米，南端长约15米的古城垣残址。几年前，考古人员在这里找到它时，看到的是满地对角几何花纹砖、卷云纹瓦当、万岁瓦当、绳纹筒瓦，以及各种器形的陶片。其中还有篆体刻写的“永元七年（公元95年）三月十四日”的纪年砖。
其中一处断面上还可以看到汉砖，上面有一层1米多的堆积。推测砖层为当时的地面，城头山南部则有一条类似护城河的故水道，故老相传，这曾是一条可以通往景德镇的古航道。
而城址西部和北端邻近山丘、沿湖高地上，则布列着有大量盗洞的砖室汉墓，许多墓室已遭破坏。当地人说，旧时泗山老村，家家户户的墙基都有“汉砖”垒结，大块三十斤，小的两斤许，坚硬且棱角方正。砖面有印纹：鱼纹、车纹、几何纹、田字纹……有的还印着形同甲骨文样的符纹，考古学家们说，这很可能是商代的印纹陶。
古城的渊源，或许比史书中记载的更为久远。
此外，考古学家们还了解到，周边群众常在山上捡到随葬器物，如西汉“五铢”铜钱、王莽“贷泉”钱、四乳蟠螭铜镜等。
这或能说明，至少从汉代起，鄡阳就是一片民康物阜的繁盛之地。
此前，考古学家一直在寻找一座名为“鄡阳”的古城。它最早记载于《汉书地理志》中：“馀水在北，至鄡阳入湖汉。”湖汉就是古彭蠡泽，鄱阳湖的前身。
而后，宋人乐史在《太平寰宇记》中称“废鄡阳阳县在鄱阳县西北20里”；清同治年间纂修的《都昌县志》更明确地指出：“古鄡阳城在周溪司前湖中望中山，至今城址犹存。”
循着县志的记载，考古学家登上城头山，果然发现了古城址。
古城即鄡阳。在城址西部和北端邻近的山丘及沿湖高地上，布列有大量的砖室汉墓，许多墓室已遭破坏。泗山群众拾到不少随葬器物。
枭阳
鄡阳的渊源，与山前那片水域一样，铭刻着一个战争与财富，欲望和恐惧、野心交织的人世浮沉故事。
秦末之世，一个叫英布的安徽籍刑徒，带着一伙同样彪悍的亡命之徒逃到这里，做了江湖中的水匪。而后，又在天下大乱中趁机举事，而后投奔项梁，又投奔刘邦，这就是勇武绝伦的汉初九江王英布。其封地“辖九江、庐江、衡山、豫章四郡”，也就是说，都昌乃至整个九江一带，都是他的封地。
然而仅仅几年之后，与英布同时受封的韩信、彭越接连被诛杀，恐惧愤恨之余数，亡命徒的性格决定英布断然不会坐以待毙，于是铤而走险再次举兵造反，很快迎来了刘邦亲征。
此时天下初定人心思安，已非数年前的乱世，英布的这次亡命一搏，注定走向不归路。史载，刘邦带兵与英布在湖北蕲县一带对峙时，刘邦问英布“何苦而反？”英布答“欲为帝耳”。
起事时所向披靡的英布，在这次战斗中溃败，而后一路败退，直至仅剩百余人，身后汉军则紧追不舍。此时，英布的小舅子长沙王吴成，决心用英布的人头进献给汉高祖，以保全自己。于是假意要和英布亡走东越，而英布深信不疑。
这段逃亡历程的终点，是当时番阳县境内兹乡的一处民宅。在那里，英布被当地人杀死，首级送往汉军营中悬挂示众。
而后，汉朝从番阳和彭泽两县各划出一部分土地，另立一县名为鄡阳。鄡即是枭，阳为六阳魁首，也就是人头。鄡阳之意，即是斩首。刘邦取此县名，正是以志英布授首之事。
淘金
古城有着至少2000年的历史，然而绝大多数人读不准它的名字“鄡阳”。
它其实就是古都昌。
据江西省文物考古所所长樊昌生考证，2000余年前的鄡阳县域，大部分在现在的东鄱阳湖区和都昌县境，其西界为罂子口至松门山一线的西鄱阳湖的东岸，北与彭泽（今湖口县江桥乡）相连，东、南与鄱阳、余干接壤，东西距约60公里，南北长约70公里。
古鄡阳城地处鄱阳盆地中心，地势平坦，古徐水蜿蜒南来，向西折人彭蠡，即便车马驰骋，又利舟船航行，为汉代南通南粤，东通闽与浙的交通要道；而且此处气候温暖，土质肥沃，物产丰富，与汉代著名的黄金产地——黄金采毗邻：其兴盛可以想见。
城址东侧出土的一处手工业作坊区，或是最直接的见证。附近老人们说，早年那一带每当风雨过后，地表就会露出小金条和金颗粒。那些金子有的两头尖，如鼠粪大小；有的像绿豆大，中有孔；有的成丝条状。还有人获得金簪和金戒指。这显然是当年手工业工人制作金器时的残屑和成品，当地人也称呼此处为“打金街”。
而且，直到建国前几年的冬季，还常有数百人到此淘金。
此外，在城址东北500米处，1968年修水利时，掘出篓装的10000余枚五铢钱和一套12个由大到小的青铜盆，当为商贾豪门窖藏。
浮沉
然而，到600年后的南朝刘宋初年，民康物阜的鄡阳县却销声匿迹了，只在《鄱阳记》和《都昌县志》中留下了极为简略的记载：鄡阳在刘宋永初二年废，“省入彭泽，隶江州”。
事实上，都昌这个县名，甚至部分县域陆地，在东晋以前都并不存在。而如今浩淼接天的湖水中，却有很大一部分曾经是肥沃的湖畔陆地，称为鄡阳平原。
这沧海桑田的千年轮回，推力是地震。
一万年前，鄱阳盆地尚未出现连片水域。当时，鄱阳盆地的北缘，即今湖北、安徽境内的黄梅、宿松、望江一带的彭蠡盆地，因全新世海侵，已储水成湖。这就是《禹贡》中“阳鸟所居”的彭蠡泽。
地质作用使得古彭蠡泽在汉代经湖口漫溢到了罂子口附近。罂子口在今天的今星子县境内，是三国两晋时古赣江流注彭蠡泽的交汇口。
此时，大面积湖水并未越过松门山。而在其东南方向的湖汉平原上，良田遍野，村舍如云，正是极盛时期的鄡阳。
然而，随着湖域的继续扩大，平均海拔不到20米的鄡日县南部地区，包括县城所在地，已经面临被湖水淹没的危险。
致命的急剧变化从三国时代开始：鄱阳盆地进入了有史记载以来的第一次地震活跃期。两晋150多年间，地震多达八次。而其中318年那次可能级别不小。据清同治《南昌府志》记载，震后的当年十二月还“地复震、水涌出山崩”。甚至邻省的武昌也有感应。
时隔九年后，江西腹地又发生了一次地震。
连续地震，导致松门山以南的鄡阳平原缓慢下沉。与此同时，暴雨连绵，大水泛滥的记载，不绝于史：“荆州郡国五大水流四千余家”，“荆州大水”，“始兴南康庐陵大水，平地五丈”（《文献通考》）……长江中上游由此水位剧升，江西境内五河之水倒灌，全部注入古彭蠡泽。
古彭蠡泽本是一个横跨长江两岸的泄洪洼地，枯水时分南北二泽，长江在其间安然东去；大水时长江溢出，流入彭蠡，与二泽茫茫相接，再分不出南北。
然而当大水超出彭蠡容积极限、无法再被接纳时，便如脱缰猛兽，掉头向东滔滔而去，一路劈开丘陵山麓，于是平原上江河横溢，古城鄡阳、海昏、历陵几乎都被强行从陆地上抹去。
当狂躁的大水终于安静下来时，人们发现南彭蠡泽成了“弥茫浩渺、与天无际”的新大湖……这是公元421年，此时鄱阳湖之名或也已落定。
455年，鄱阳湖区再次发生五级地震，东鄱阳湖区加速下降。此后，到隋唐，鄱阳湖发展到鼎盛时期，而古鄡阳县城和剩下的土地，则全部没入了湖底。
追忆
此间，古鄡阳人躲着大水一步步往高处搬，而终究没法回到已渐成泽国的故乡——故乡大半已经没入鄱阳湖。于是，人们只得在一些未曾开垦的湖滨荒地另建家园。455年，这里再次发生5级地震，东鄱阳湖区继续下降。到隋唐时期，鄡阳古县终于完全成为水下世界。
这段历史，被鄡阳人演化成出了一个传说，称当时一位跛足道人举止异常，手持一块半边瓷盘游走各地，一边呼喊兜售“边盘”——直到现在，都昌一带方言中，仍称搬东西为“盘”东西，边盘者，边搬也。有智者悟出玄机后，便率领居民边“盘”边走，躲过了大水。
传说是遗俗的积淀，直到近现代，鄱阳湖边的居民还普遍有“躲大水”的经历：面对“三年两头涝”的鄱阳湖，人们被迫随水进退，大水一来房屋被淹，人就往高处搬；水一退，又搬回来。以致漫长岁月中，鄱阳湖边居民的家里，大多不会购置大件笨重的家具，因其会成为搬家的累赘。
鄡阳人再次拥有固定的家园，是在622年。
这一年，唐朝政府终于决定划割彭泽县一部，连同故鄡阳县余地，设立都昌县，以安置失去家园的鄡阳移民。
另有一部分幸存者逐湖而上，在昌江南岸落脚续业，创建了瓷城昌南镇。
这个昌南镇，在宋初成为皇封“官窑”后，易名“景德镇”。也因此，景德镇素称“都昌人码头”，街街巷巷皆有都昌人，所谓“十里长街半窑户，迎来随路唤都昌”。有传言，昌南发音与CHINA相似，CHINA其实最初是昌南的英文名。
至于鄡阳古城，一千多年后，人们只能从都昌周溪镇泗山村城头山上，追忆它当年的兴盛。
湖上
鄡阳已远，鄡阳仍在。
都昌县多宝乡以西湖畔的老爷庙，东侧牌楼上一块红砂石门楣上，七个模糊的“鄡阳四十三都立”字样，清晰地表明古城的曾经存在。
而历史上古城在大水中的浮沉起落，更是从未在其遗民及后裔的记忆中消失，且同样存在于现实中。
鄱阳湖一年一度水涨水落，所谓“洪水一片，枯水一线”。每年夏季为长江和鄱阳湖汛期，大水来时，浩瀚的鄱阳湖上“四望疑无地，孤舟若在天”。秋天，洪水渐退，冬春时节进入枯水期，被淹没的“鄡阳故地”，就这样在其子民眼前浮沉轮回，正如苏东坡在过都昌时写的“鄱阳湖上都昌县，灯火楼台一万家。”
而人们至今仍在向故乡讨生活：大水季节，鄡阳遗民在水陆两地作业，既农且渔；枯水时期，他们便深入湖区放牧捕捞，直至远达新建县边界的南岸洲打草积肥。
延续千年的“打湖草”习俗，却伴随着人们强烈的领水意识。民国和建国初期文献记载，都昌和新建包括鄱阳县民曾经发生过多次械斗，打过无数次“湖州土地”官司，甚至惨烈械斗。
在鄡阳子民眼中，他们所去的，都曾是祖先的故土。
都昌县西南东三面环湖，湖岸线长达185公里，占整个鄱阳湖1200公里湖岸线的近六分之一；湖上水域面积广达31万亩，占鄱阳湖总面积75万亩的41%。史载“都昌”之得名，即因“地有都村，南接南昌，西望建昌”，无怪乎当地有“上齐滕王阁，下到蜈蚣脚，见青就斫”之谚语。这意思是说，鄱阳湖上游从滕王阁起，下游到蜈蚣山脚为止，所有长满青草的湖洲，都是故土，都可以割草沤肥。
只不过，割草打鱼的木帆船，如今早已换成了钢壳机帆船，还配备了各种先进导航设备、捕鱼设施，失事概率大为降低的同时，捕鱼效率却大大提高。但与此同时，段任柏们却发现渔区资源日渐枯竭，“现在一年捕到的不足二十年的十分之一。”这恰恰与捕鱼器具改良后的无节制捕捞有关：滚钩、电鱼、孓细无漏的巨大渔网……
于是，当老爷庙水域已不再是能任意吞噬船只生灵的凶险之地时，当地渔民们却纷纷改行了。有人外出做工，有人改跑运输，陆续离开了祖辈赖以生存的湖水。段任柏兄弟七人，如今只有他一个人还在坚持祖业。
轮回
更为深远的改变，是鄱阳湖自身。科考资料显示，一直在沉降的鄱阳湖区，自晚清以来却忽然转向，以大约每年6-10毫米的速度急剧上升，而湖心有逐渐北移的趋向。
此外，新中国成立后，赣江上游的水土流失使入湖诸水挟带大量的泥沙，导致湖底抬高，并在河流入口处形成洲地。据江西省水利厅推算，每年五河挟带的泥沙，在湖内的沉积量达1120万吨，鄱阳湖南湖西南部已经日趋萎缩。
而人类的围湖造田，更加速了湖面的萎缩。1954年鄱阳湖洪水期面积尚有5050平方公里，到1976年已急遽缩小到3841平方公里。湖泊洪水调蓄能力也因此消失20%，每年枯水期都提前到来，今年许多湖区干涸后露出湖底，有如大草原。
如是，当鄡阳古城经历千年轮回后可能再现人间时，人们却无法感觉欢悦。段任柏耿耿于怀的是“挖沙的船多了，打鱼的船少了”。
他说，旧时老爷庙一带水域沉船事故频繁，因此人们在鄱阳湖上行船时，经过老爷庙或是逢年过节，必定要燃放鞭炮并入庙祭拜，乞求水上平安，而且水手们都是发自内心的虔诚谨慎。
老爷庙里供奉的，是传说在朱陈鄱阳湖大战中救过朱元璋的老鼋。
这则异闻曾在湖区一带广为流传，说是鄱阳湖水战刚开始时，朱元璋不敌陈友谅，在老爷庙水域遭炮击落水时，一头大如帆船的老鼋游过来，将朱元璋驮在背上送到了老爷庙。然后老鼋又化作人身立在浪头，作法掀起狂风恶浪，将一艘艘**大小战船掀翻在湖中。
故事的结尾，是朱元璋感激老鼋的救命之恩，登基后重修了老爷庙，并赐封大鼋为“定江王”、“元将军”，而老爷庙也从此更名定江王庙。
老爷庙如今还在，经过段任柏家门口、直入沙厂铁门到底便是。高7米、总面积600多平方米的庙宇，北倚沙山，临风面湖，与庐山隔水相望，庙宇以花岗石条奠基，所有门窗梁坊均为丹漆花纹雕刻。前殿有一巨龟趴地，四趾伸张，背负着一块大石碑，碑上“加封显应元将军”字样，据说这就是明太祖朱元璋御书。
老鼋固然是后人附会的传说，但这座据县志记载已有1200多年历史的古庙，香火能延续至今，却与当地渔民们的虔诚敬拜不无关系。
但段任柏觉得，如今驾着钢壳机帆船的人们，却对近老爷庙供奉的巨鼋不再有什么敬畏之心了。老爷庙里香火已大不似先，庙堂也被日益扩大的都昌沙厂面挤到了一边，只有那老爷庙里供奉的巨头鼋，仍旧年复一年地守望在湖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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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22 16:2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