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未消失的契丹后裔

永亿

　　一

　　1922年6月，一个炎热的夏日，在内蒙古巴林右旗，一位名叫克尔文的比利时传教士，在一座早已盗掘一空的古墓石碑上发现了一些类似文字的符号，它不同于当时已知的任何文字，形如天书。

　　对照了陕西唐乾陵前《无字碑》上的《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他们确认那是辽国第六位皇帝辽圣宗耶律隆绪的陵墓。不过，当时，专家们认为，这是女真文。直到1925年，日本京都大学羽田亨教授才撰文指出这一错误。

　　十年后，中国学者罗福成、王静如和厉鼎奎等确认了庆陵石碑上的文字乃是消失已久的契丹文。他们从庆陵哀册和《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入手，释出了庆陵哀册的标题，还有年号、干支、数目字和年月日等。

　　契丹文是辽代为记录契丹族语言而参照汉字创制的文字，在辽国有官方文字地位。契丹文有大字和小字之分。但从创制到废止，契丹文前后使用时间只有不到300年，主要是在契丹贵族中使用，随着辽国灭亡后便迅速消失成了死文字。可谓“其生也速，其死也速”。

　　到目前为止，人们所能识别的契丹文字仍屈指可数，但正是这些文字，帮助人们发现了那个远逝了的王朝，和那个销声匿迹的民族的残存踪迹，包括契丹后裔的去向。

　　契丹是一个古老的北方草原部族。他们自己是也这样讲述起源传说的：在茫茫的北方草原上，流淌着两条河流，一条叫西拉木伦河，意思是“黄水”。人们把它看作是黄河在远方的女儿，所以文献上写作“潢河”。

　　另一条河叫“老哈河”，也叫“土河”。传说中，一位驾着青牛车从潢河而来的仙女，与一位从土河骑着白马来的勇士，在两河的交汇处相遇，两人相恋，并结为夫妻，他们便是契丹族的始祖。

　　历史学家根据这个传说和一些相关史料的考证，认为仙女和勇士所代表的，分别是居住在两河流域的两个原始氏族，一个以“白马”为图腾，居住在“马盂山”；一个以“青牛”为图腾，住在“平地松林”。后来两个氏族都迁徙到两河汇聚处的木叶山，他们联姻繁衍，形成了契丹族。

　　公元91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称汗，国号“契丹”，定都临潢府，也就是今天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的南波罗城。

　　947年，辽太宗耶律德光率军南下中原，攻灭五代后晋，改国号为“辽”。983年曾复更名“大契丹”，1066年辽道宗耶律洪基恢复国号“辽”。

　　这以后，“辽”成为这个契丹族政权的固定名称，直到1125年为金国所灭。之后，有辽贵族耶律淳建立北辽，与西夏共同抗金，后被金灭；辽宗室后代耶律留哥与其弟耶律厮不分别建立了东辽与后辽，然后东辽灭后辽，最后东辽也被蒙古所灭。

　　另外，辽亡后，有宗室耶律大石西迁到中亚楚河流域建立西辽，定都虎思斡耳朵，今天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楚河州托克马克境内的布拉纳城。西辽政权存在了近百年，于1218年被蒙古所灭。

　　大辽的最后余响，是1222年西辽贵族在今伊朗建立的小政权后西辽，最后还是被蒙古所灭。

　　全盛时期疆域曾东到日本海，西至阿尔泰山，北到额尔古纳河、大兴安岭一带，南到河北省南部白沟河的契丹草原帝国，从此永远消失在了历史的尘埃里。

　　而最多时曾拥有120多万人口的契丹民族，也随之消失得无踪无影。

　　二

　　然而契丹后裔其实一直是存在的。

　　史料记载，金灭辽后，许多契丹人被女真人派到北部边疆，修筑抵御蒙古进攻的防御工事“金界濠”，随后就驻防在那里。

　　金灭后，部分驻防的契丹人在战乱中向北迁移，保持了相对大而完整的族群，这一部分契丹人就是如今达斡尔人的祖先。而云南“本人”源自元代被蒙古人派遣到云南征战的契丹族人的后裔。

　　辽亡后，一部分契丹人在辽皇室耶律秃花的统领下，归附了成吉思汗。公元1254年，其孙耶律忙古代随忽必烈灭大理，并受命率部留守云南。

　　《明史·云南土司二》中记载的施甸长官司阿苏鲁，凤溪长官司阿凤即是忙古代的第三代孙，阿苏鲁也被当代“本人”视作祖先。经过740多年的历史沧桑，如今契丹后裔在滇西不下15万人。在繁衍过程中他们和当地民族不断通婚，所以同达斡尔人相比，“本人”同契丹人的亲缘关系要稍远。

　　研究学者们通过对文字的比较，也发现今天的达斡尔族人和云南境内部分的居民有着与契丹族极为密切的联系。后来又通过DNA的科学实验，更证明了他们与契丹族的遗传关系。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蒋家云家，珍藏着一块《勐板蒋氏家谱》：“蒋氏祖先姓耶律氏，名阿保机，创建辽朝，为金所灭。后裔以阿为姓，又改为莽。在元初，随蒙古军队南征有功，授武略将军之职。明朝洪武年间，因麓川平缅叛有功，分授长官司，并世袭土职。后又经历数代，改为蒋姓。”

　　保山施甸县木瓜村蒋文良则收藏着《施甸长官司族谱》：“辽之先祖始炎帝，审吉契丹大辽皇；白马上河乘男到，青牛潢河驾女来。一世先祖木叶山，八部后代徙潢河；南征钦授位金马，北战皇封六朝臣。姓奉堂前名作姓，耶律始祖阿保机；金齿宣抚抚政史，石甸世袭长官司。祖功宗德流芳远，子孙后代世泽长；秋霜春露考恩德，源远流长报宗功。”

　　这叙述，大体就是契丹族起源传说。

　　根据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云南民族研究所的研究结果，在距契丹先民故土万里之外的云南省施甸县和保山、临沧、大理、德宏、西双版纳等地，发现了15万契丹人的后裔，其中以居住在施甸县的为多。

　　20世纪80年代末，云南民族研究学者杨毓骧一直对施甸的契丹后裔进行着持续关注。他曾著有《施甸蒲满人（布朗族）社会文化调查》一文。蒲满，是汉文史籍中对云南孟高棉语族诸民族先民的一种称谓，汉、晋时统称为“濮”，清代始见“崩龙”族称，即今天的德昂族，其余仍称“蒲蛮”。

　　蒲人支系繁多，故素有“百濮”之称。后来，原居于云南南部的部分蒲人，发展为现在的布朗族。“本人”是布朗族内部部分居民的自称。他们认为自己源出北方，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之后。

　　1992年，来自内蒙古的文史专家，以及包括杨毓骧在内的云南许多专家，一起来到施甸县考察。那次考察的一项重大收获，是在施甸县城东北约6公里处蒋姓契丹遗裔聚居的大竹篷村，也就是长官司村，东山小田坝伯坟坡，意外找了阿莽蒋一世祖阿苏鲁的墓地。

　　阿苏鲁墓地是一个“轿子坟”，两扇低矮的墓墙，围托着一个并不高大的墓门，斑驳的墓体经岁月侵蚀已老态龙钟，至今没有作完整的修复。其墓碑上书“皇清待赠孝友和平一世祖讳阿苏鲁千秋之墓基”。碑右首行“甲山庚向”四字之下，竟刻有两个典型的契丹小字。

　　据大楼子蒋氏家谱记载：“有始祖阿苏鲁，任元代万户。及至明代洪武十六年大军克复，金齿各地归附，至十八年二月内，始祖自备马匹赴京进贡，蒙兵部官引奏，钦准始祖阿苏鲁除授施甸长官司正长官职事，领诰命一道，颁赐钤印一颗，到任领事。”

　　阿苏鲁死于明永乐二年（1404），后因其孙阿龙谋反遭到镇压，阿苏鲁的墓地也被破坏，直到清道光癸卯年（1843）12月4日才为蒋氏子孙重修。

　　据内蒙古社科院孟志东等专家的考释，阿苏鲁墓碑上的两个契丹小字，译为汉文是“长官”之意。之后，契丹小字研究专家陈乃雄教授也认定，这一发现是完全可靠的，并将施甸县长官司发现的施甸契丹始祖阿苏鲁墓石上的两个契丹小字“穴”读为“太守”或“有司”，正与阿苏鲁曾任长官司正长官的经历相吻合。其后另一位契丹小字研究专家刘凤翥教授在为《云南契丹后裔研究》一书所作的序中，也对这些契丹小字予以了充分肯定。

　　过去人们普遍认为，契丹小字的使用下限是在西辽，而出土的契丹小字碑刻，时间最晚者为金代中期，出土地点则仅限于内蒙古、辽宁、河北等北方省区，所以，施甸县发现的阿苏鲁墓碑，则是我国西南部边疆第一次发现的一块刻有契丹字的墓碑，其年代远远突破了历史所载契丹文字使用的下限。

　　三

　　13世纪初，蒙古族崛起，相继征服了西夏和金。在金统治下的契丹人，由于复仇心理和对金统治者监防政策的不满，纷纷投向蒙古贵族。投向蒙古人的契丹族人，被编入“探马赤军”中，他们随忽必烈征服大理，并参加了统一全中国的战争。阿苏鲁正是投靠蒙古的契丹后裔，其先祖曾参加西南平叛战争，他是施甸契丹后裔的一世祖。

　　1253年，忽必烈率大军先后平大理五城、八府、四郡、乌白等蛮三十七部，基本上占领了云南地区。当战争告一段落时，随蒙古军征战各地的契丹族官兵，也大多留居各地从事防戍和屯垦。于是，入滇的契丹族军人，就地安家落籍，开了契丹族入居云南之先河，这就是云南契丹族的来源。

　　与阿苏鲁墓碑铭文可相印证的是，在云南昌宁县的另一处“本人”墓地里发现的一块石刻，记载着墓主的家世渊源：“原籍乃辽东人氏，后遭逢变迁，保机后裔四散奔走，……移民滇西顺宁而觅其食。”

　　仅在施甸发现契丹文字后还不够，还需进一步证明阿莽蒋一族是“正宗”的契丹血统，学者们从语言入手。著名蒙古族研究专家陈乃雄先生，在保山当地详细考察了当地家谱、地方志和传说，并将326个“本人”的语词，与多民族词语进行比较，发现其中100多个属于阿尔泰语系，验证了“本人”语言与被确认为契丹后裔的达斡尔族语言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联系。

　　再接着，在2000年以后，随着新兴的分子生物学兴起，科学家们进而从DNA入手，试图直接证明契丹和阿莽蒋之间的血缘连接。

　　分子生物学在考古上的具体应用是，通过提取古代各种生物的DNA，并将其测序结果进行比较研究，可找出其内在的遗传联系，结论具有较高的科学性。社科院民族学研究所刘凤翥、陈智超研究员和中国医学科学院杨焕明、刘春芸教授等专家合作进行“分子考古学”课题研究时，将契丹人后裔的研究列为重要内容。

　　杨升义记得，当时，来自北京、内蒙古及云南本地的专家就此问题进行了讨论并达成了一致意见：用阿莽蒋族人的DNA，对比其先人骨骸的古DNA。

　　课题组先从达斡尔、鄂温克、蒙古和汉族等人群中收集血样，然后南下云南保山，从“本人”中提取100份血样，又取道四川乐山，从正在那里展出的内蒙古耶律羽家族墓中出土的契丹女尸上提取了小块标本，而比对的对象则是北方的达斡尔人和云南施甸长官司村自称是契丹后代的村民们。

　　“当时，大家都非常兴奋也很期待，他们希望能够得到证实，自己坚守了几百年的‘本人’身份即契丹后裔能得到科学的认定。”

　　课题组经过对契丹遗骨、达斡尔人、蒙古人、鄂伦春人、汉人和云南“本人”的DNA测序比对后，最终得出结论，在达斡尔、鄂温克、蒙古族和汉人群体中，达斡尔人与契丹人拥有最近的遗传关系，而云南保山施甸的“本人”与达斡尔人有相似的父系起源，均为契丹人后裔。

　　四

　　阿莽蒋有祠堂。

　　施甸县姚关镇城边，是大乌邑村。据称，这个村的人几乎全是契丹的后代，且统一都为“蒋”姓。该村小组蒋村长说，从始祖阿苏鲁开始，到今天他们已经有20代了，几百年来，村人为了让后代记住自己是“耶律”的后代，在村中建立了一座蒋氏祖祠。

　　该祖祠朱红色大门的两幅楹联，写有“耶律庭前千株树，阿莽蒋氏一堂春”。楹联暗示出“耶律”、“阿”、“莽”、“蒋”四姓氏之间存在的关联。

　　蒋氏祠堂年久失修，近期村民才集资进行了修复，因为这是百年来村民们逢年过节必去拜祭的地方。祠堂正中挂着“武略祠”的匾额，匾额的左上方写着“契丹建国皇帝耶律阿保机之后裔太阿苏鲁任元末万户大明洪武十七年任石甸长官司首任长官后封为承直郎武略将军”。

　　下方是三尊塑像，蒋村长说，中间那个威严的将军就是耶律阿保机，旁边两人则是文官武将。由此可见，这个蒋氏祠堂是为纪念先祖而立，并向外人昭示自己契丹后裔的身份。

　　施甸有“汉家蒋”、“阿莽蒋”两个蒋氏。阿莽蒋族人说，“阿”姓为耶律阿保机的一个字，以此为姓的，多是施甸契丹的先祖如阿苏鲁、阿凤、阿保、阿龙等，由“阿”至“蒋”，中间还有一“莽”姓，由“阿”而“莽”，可能是与当时施甸的“莽”姓土著有关。

　　作为外来者，契丹后裔毕竟是少数，从“莽”姓，可以强化与当地土著的认同感。而由“莽”改“蒋”，当地宗谱有“耻从夷姓，乐慕中华”与“奉题准将莽改蒋姓”两说，由此可见，改姓曾得到过朝廷和上级政府的认可。

　　祠堂内的左边，我们看到了一些符号和绘图。蒋村长说，他们的图腾为青牛白马。在一幅由村民绘制的图中，正中是一棵高大的青松，两侧是并排的四棵小青松，大青松的左前方画有一条河，一男子骑白马奔向大青松所在的山，右前方也画有一条河，一女子骑青牛，同样奔向大青松所在的山。

　　杨升义认为，“青牛白马”图腾最能说明问题。山是木叶山，大青松象征的是契丹人的始祖，四棵小青松代表契丹后来的八部，一男一女意味着生育契丹的夫妇，左前方的河为土河、右前方是潢河。这个解读与史籍所记载的契丹人起源传说基本相符。

　　五

　　不过，现在无论姓阿姓莽或是姓蒋，在今天施甸的契丹后裔身上，都已经完全看不出契丹人的影子了。

　　在施甸县姚关镇，午饭时，当地镇政府的工作人员热情地邀请我们去吃当地的一道菜肴——腌菜拌生肉。他们说，这里千百年来都有吃生肉的习惯，尤其是逢过年，腌菜拌生肉是家家桌上必不可少、男女老少皆喜欢的一道可口佳肴。

　　对于吃生肉，镇政府的杨丽娟女士说，他们从小就习惯了吃生肉，加上腌菜等作料后堪称美味可口，因为它完全不像大城市闻吃啖肉而色变的“公害”产品，“是彻底的无公害猪肉，让人吃了还想吃”。据史料载，契丹人以前是常吃生肉的，只不过后来才习惯把肉煮熟食用。这是不是传说中的契丹人爱吃生肉的习俗的延续呢？

　　我们之后从当地人那里得知，这就是当地许多人认为自己是契丹后代的“证据”之一。杨所长认为，这其实也是当地布朗族千年以来的生活习惯，两者究竟是谁先谁后或者谁影响谁，现今早已无法考证。

　　另外，契丹人被称为“鹰之族”，而直到今天，在长官司等村，村民们每到春、冬季节，一样会来到高山之巅，把一只鹰放出去，之后坐等这只“诱饵”引来更多的鹰，群鹰一到，张网便将它们一举捕获。这就是猎鹰，在施甸，村民们都叫“捉鹰”。相比之下，这或许是更清晰有力的契丹遗俗证据。

　　杨升义说，随着民族大融合，“本人”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但在最根本的宗教信仰上，他们的图腾青牛白马却延续了千年之久，且无论从他们的碑记、家谱、方志、传说，以至对“本人”语言特点——“本人”称奶奶为祖母，南方人则普遍叫奶奶——的考察中，都可以证明他们确系古代契丹族的遗裔。

　　六

　　相对于阿莽蒋，东北达斡尔族，由于延续着渔猎生活，无疑在习俗上更接近契丹先民。

　　达斡尔族是我国北方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在形成民族以前，春秋战国时期曾是东胡、鲜卑诸部落的一部分。形成民族后，在元代以前用“契丹”，明代至今用了“达斡尔”。

　　达斡尔，本意为“耕耘者”，最早见于元末明初的文献中。乾隆年间，清廷修《钦定三史国语解》时就提出，在《辽史》中出现的“大贺氏”就是达斡尔人的祖先。在现代达斡尔语中，虽然许多词汇出自蒙语和满语，但有些词汇却为其所独有。达斡尔人称铁为“曷数”，这与《辽史》中契丹人对铁的称谓惊人的一致。

　　达斡尔族一直供奉本族菩萨库烈佛，而库烈儿是800多年前契丹北迁首领的名字。据史料记载，辽亡后，这个不肯降金的契丹将领，率领一部分契丹人来到嫩江流域，并按照契丹人的风俗，组织氏族部落定居下来。直到明末清初，根河地带的达斡尔酋长根铁木儿还被通古斯人称为契丹酋长。

　　达斡尔族的狩猎、捕鹰、驯鹰、捕鱼方式，也与史料记载中的契丹人大致相同；达斡尔人爱下围棋，他们的围棋和棋盘与我们所见过的围棋及棋盘有很大区别，但与辽墓中出土的围棋及棋盘很相似。

　　达斡尔族的祭天仪及其神树，也与契丹族的祭天及“树君”有相通之处；达斡尔族过去盛行火葬和风葬，萨满死后将尸体放在木架上，过几年再将遗骨埋入土中，契丹人也是“但以其尸置于山树之上”。

　　2003年11月24日，几张貌似普通的电脑合成图，吸引了全国公众关注的目光。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根据内蒙古吐尔基山辽墓出土的契丹女贵族颅骨，利用电脑三维技术，成功复原了她的颅像，并展示了逼真的复原像效果图，一度沉寂的契丹历史民族研究再获重大突破。

　　透过闪动的屏幕，一位面容鲜活、服饰精美的契丹女子从遥远的历史深处向我们款款走来……

　　七

　　中国另一个与契丹族关系至为密切的城市，是辽宁阜新。

　　阜新，自北魏开始，契丹族就开始在阜新活动。开州立县则是从辽代开始，因此，阜新被史学家称为契丹人的“故地”和“摇篮”。辽时，阜新建有头下州9座，人口达20万，其中契丹人占10%之多。

　　20世纪80年代，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原人大副主任戴位彧在作一项调查时，在王府镇河东村叶长青家发现了叶家珍藏的两份家谱，一份以蒙文书写，一份以汉文书写。与这两份家谱一同珍藏的，还有两份土默特官府发给这个家族的文书，一份颁于清道光十五年，一份颁于1918年，均为蒙文。

　　后来，这两份家谱与文书一同载入阜新蒙古族自治县高勒巴干主编的《蒙郭勒金姓氏及村民考》。此后，阜新市建设局干部陈志健根据汉文版的《蒙郭勒金姓氏及村民考》结合叶长青家的家谱认定，这个叶氏人家是契丹后裔，肯定其族源出自耶律氏，即现在的这个“叶”姓源自辽契丹的“耶律”姓。

　　那份颁于道光十五年文的书题头是：“准耶律氏希如们宝路等入册入甲土籍执照”。其汉文家谱序言为：“大清康熙庚子年奉旨陪侍和硕格格。祖父系正白旗包衣牛录，康熙壬寅年故于本京。至雍正元年，父与祖母郑氏陪从出外”。这份家谱从祖父那哈、祖母郑氏起，记到第四代。

　　著名契丹史学家朱子万这样评价叶长青家珍藏的两份家谱：“它为辽亡后契丹人之流向提供了一份珍贵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