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魔大帝炼成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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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忠、孝、节、义于一身的关羽，声誉不但在刘、关、张三兄弟之首，成为“古今第一将”，正如湖北当阳关陵的一副对联所云：“汉朝忠义无双士，千古英雄第一人。”甚至后人为之立庙祭祀，使他成了横跨儒释道三教、无所不能的伏魔大帝。

　　荆州厉鬼

　　“还我头来！”

　　关羽的魂魄又在当阳玉泉山上大呼小叫，这是《三国演义》中他死后第四次“显圣”，第一次在东吴的庆功宴上让吕蒙七窍流血而死，第二次则是在战场上“显圣”，令儿子关兴杀死了他的另一个仇人吴将潘璋，第三次则是在平南蛮的战场上救了关兴。

　　但这一次，他被玉泉山上的和尚普净点化了一番，普净对他说，你要别人还你头，那么被你杀死的颜良、文丑、五关六将诸人之头，又该向谁去要呢？关羽就这样了悟因果，从此皈依佛教。之后，关羽就经常在玉泉山显圣护民，“乡人感其德，在山顶建庙，四时致祭”。后人题一联于其庙云：“赤面秉赤心、骑赤兔追风，驰驱时、无忘赤帝，青灯观青史、仗青龙偃月，隐微处不愧青天。”

　　小说《三国演义》中的这段关羽的“神迹”，虽系杜撰，却有其深厚的历史根源。从魏至唐，关羽在整个汉族地区的影响不算太大。关羽崇拜起源于荆州民间信仰，在很长时间内只是一种区域文化现象，这与关羽晚年镇守荆州、死难当阳有很大关系。

　　其实，在宋代理学思潮兴起以前，任何生前有影响的历史人物，无论功过是非，死后都有可能受到崇拜，像范阳一带把安禄山、史思明祭祀为“二圣”，而关羽战死的荆州一带，本就是古楚地，历来“多淫祀”，也就是享受民间祭祀香火的各路神仙特别多，有的甚至疑似邪神或精怪。正如《神僧传》所记，“江陵多神祇，人俗常祈祷”。

　　祀厉

　　而祭祀关羽的神祠也是遍布荆州，“创而随废者，不知凡几”。并且，荆州地区对关羽的祭祀属于“祀厉”。

　　中国古代鬼神文化中有善恶之分，由此产生了祭祀善灵正神的“祀正”和祭祀恶神厉鬼的“祀厉”。古人对于厉鬼的敬奉，是为了避免厉鬼将生前的怨恨迁怒于人间。关羽在大功垂成之前被吕蒙袭杀，其内心充满了怨气，荆州民间唯恐关羽死后祸害一方，因此小心供奉，以求免灾避祸。

　　南宋陈渊在其《默堂集》中，更记述了他在荆州亲见当地人即使是父子兄弟在家里说话，也要提防不要说关羽的坏话。对关羽的敬畏，达到了如此地步。

　　关羽这种厉鬼形象，也渐渐扩展到了荆州周边地区，南宋志怪小说集《夷坚志》虽然语多怪诞，但其中反映的一些民俗却颇可做参考，其中就记载了四川潼州一带的关羽神像，“黄衣急足，面怒而多髯，容状可畏”。

　　唐宋时期，对关羽的祭祀继续扩展，就像北宋中期李汉杰在其《汉寿亭侯庙记》中所写的，“迄今江淮之间尊其庙像，尤以为神”，至于在荆州当地，则已是“家置一祠”，也就是说，家家户户都祭关羽。

　　佛家护法

　　至于把关羽崇拜传播开来，使之成为一种全民族信仰，却是由佛教推动的。《三国演义》里那段落泉山显圣故事，正是典型的佛家说法。

　　最早将关羽与佛教联系起来的故事，发生在隋朝，天台宗创始人智者大师途经当阳玉泉山时，碰到长十余丈的巨蟒作怪，变化成关羽形象，告诉智者大师，若是愿意在此弘法，他将建一座寺庙并受戒为弟子。智者大师答应了他，于是这里“神之威德，昭布千里，远近瞻祈，莫不肃静”。

　　宋神宗元丰年间，重修玉泉山关庙时，是宰相张商英亲自作庙记，正式承认关羽是佛教“护法”。佛家如此说法，无非是想借助神意来提高威望，虚构了关羽建佛寺、护法佛门之说。民间对关羽的信奉和佛教对关羽的利用结合在一起，却大大加强了关羽崇拜向巴蜀、关中、山西等地的传播。

　　封神之路

　　但关羽神化的完成，最终还是因为官方在特殊历史背景下的政治宣传需要。唐代后期藩镇割据，伴随着君臣失位、父子反目、兄弟残杀、部属叛变等不忠不孝之事的愈演愈烈，自汉代以来历代儒家和帝王反复倡导的统治秩序荡然无存，五代军阀甚至公然宣称“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尔！”。

　　到了宋代，士大夫们重建伦理纲常，关羽这位忠义典范就成了重点塑造的光辉榜样。此时，关羽崇拜也已在民间流行开来，正可以借力用力。朝廷也尽量宣扬关羽尽忠汉室、不恋富贵等光辉形象，将其渲染成为儒家理想人格的代表、封建纲常的精神化身。

　　同时，两宋也是和辽金等异战争连绵不断的时期，汉族士大夫除了对关羽英勇善战的褒奖之外，也更强化了他恢复汉室的正统观念。官方宣传虽然利用了民间信仰的潮流，但摒弃民间信奉关羽的恶神传统和佛教的怪诞之说，竭力将关羽“扶正”，并从历史中正本清源，正其义而明其道。

　　关羽的封神之路由此开始，首先是爵位提高了。宋徽宗于崇宁元年（1102年）封关羽为武惠公，大观2年（1108年）再封武安王。关羽在人间的爵位本为侯，通过宋徽宗两次加封，为公、为王，连升两级，迈出了由人到神转化的关键一步。他也被编入《正祠录》，成为国家奉祀的正神。

　　伏魔大帝

　　关羽又一次的质变是由王而帝，时在明朝末年。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政治腐败，社会危机加重，朝廷再一次加强“心治”即精神信仰的作用，强化关羽的神性，加封关羽为“协天护国忠义大帝”，关羽最终成“帝”。

　　到了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改封号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家人皆得厚封，并辅以丞相陆秀夫、张世杰二位抗元殉国之大臣，以岳飞为元帅，尉迟恭为护法神，这就是关羽“伏魔大帝”的最早由来。当时，司礼监太监捧珍珠冠一顶、玉带十四根、蟠龙袍服一套、黄金牌一面，至京师正阳门关庙供奉，并举行醮典三日，颁布天下。

　　所谓“掌儒释道教之权，管天地人才之柄”、“考察诸佛诸神、监制群仙群职”，几乎成为统管三界十方、仙佛人鬼的大神。至清代，关帝信仰尤盛，顺治皇帝加封他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佑赞宣德关圣大帝”，简直将一切褒扬的词汇都加在了关羽身上。

　　除了表彰关羽的忠义精神，儒生们还煞费苦心地塑造关羽的经学家形象。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引《江表传》中有一句“羽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宋代的儒生就以此为依据，说关羽是一代儒将。

　　因此，后世关庙和戏曲中关羽的常见形象就是：头戴绿色夫子帽，身穿绿色袍，一手梳理长须，一手执《春秋》。本为一介武夫的关羽，至此文武双全，更加完美。

　　至明清时期，除了武圣和伏魔大帝外，关羽又成了与孔子并称的儒家圣人，甚至在关羽研习《春秋》的说法上大做文章，把整个关氏家族都说成是研究《春秋》的世家，所谓“三世皆习《春秋》”。因为关羽在历史上没有文字著述传之后代，为弥补这一缺陷，又杜撰了托名关羽的书信如《上张翼德书》、《与陆逊书》、《与曹操书》以及关羽写的《忠义经》、《觉世经》等著述。

　　佛道大神，伏妖斗魔

　　官方认可更加强化了关羽的宗教地位。唐宋时期，关羽在佛教的地位还是佛家“自说自话”，但到了元代，忽必烈信奉藏传佛教，他接受了西藏高僧八思巴的建议，诏封关羽为伽蓝神，即佛教的护法天神。

　　而在今天的藏传佛教中，有多位大师著有供赞仪轨，如章嘉大师、土观大师、阿秋仁波切等。阿秋仁波切的供赞中称关公曾是“密宗本尊马头明王之眷属红面狱主”，又称红司命主；也曾示现过藏地护法“尚论多杰东都”等很多护法形象。而且宣称“此处之关公，大家已不可单纯地理解为三国之关圣帝君了，此菩萨早于释迦牟尼佛在世时，已是一位成就极大的大士了”。

　　道教对关羽的推崇，则始于宋徽宗，徽宗自称“道君皇帝”，设置道阶，掀起了道教发展史上一次狂热，他也把许多历史名人拉入玄门，关羽就是其中之一。事实上，关羽不仅不信奉道教，而且镇压过以道教徒为主体的黄巾起义，徽宗却将他拉入道教，赐号“崇宁真君”，地位不在吕洞宾之下。

　　到了明朝初年，道教经典《道法会元》中出现了护法四元帅的姓名：马灵耀（华光大帝）、赵公明（财神之一）、温琼（温元帅）、关羽（关圣帝君）。道士在道场祈禳中，通常要请四元帅降临，以助驱邪伏妖。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中就十分生动有趣地描写了张天师施法伏妖斗魔的场面：

　　“只见张天师披头散发，手杖宝剑，踏罡步斗，捻诀念咒，高举令牌，手起牌落，连敲三下，猛喝一声：‘一击天门开，二击地户裂，三击马、赵、温、关赴坛！’猛听空中噼噼喇喇，四位元帅从天而将。自此可见，护法四帅威武刚烈，法力无边，伸张正义，斩妖伏耶，驱耶缚魅。”

　　未能伏魔，却是人间遍妖魔

　　但民间关羽崇拜的家喻户晓，最终还是不能绕开小说《三国演义》的功劳。罗贯中塑造了关羽、诸葛亮、曹操三个典型形象，分别称为义绝、智绝、奸绝。小说一方面继承了宋元评话中关羽的儒将形象，一方面虚构了众多的感人故事，尤其是义释曹操的情节，使关羽之义更加感人。随着小说的广泛传播，关羽“义绝”充塞天地、妇孺皆知，关羽忠义扬名天下，关帝庙也遍布天下，关羽崇拜的形成乃《三国演义》之大功。

　　此后的一些志怪文集中，都光明正大地称呼关羽为神了。明末清初的徐道在撰《历代神仙通鉴》时称关羽生前是雷首山泽中的龙神，因吸黄河水救助旱民，得罪天庭，后转世成人，“忠义性成，神圣之质”。清末民初的叶德辉在《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亦称其为青龙转世，降生时竖眼攒眉、超额长面，长大后身高九尺五寸、须长一尺八寸，面如重枣、唇似抹砂，丹凤眼、卧蚕眉，力敌万夫。

　　关元帅的形象，既是武神，又是财神，司命禄、佑科举，治病除灾，驱耶辟恶，诛罚叛逆，巡察冥司，庇护招财进宝，法力无边。不少行业也同关羽攀亲结缘，使之成为本行业的保护神。供奉他的庙宇数不胜数，清朝初年，已遍及天下，且名称不一，常见之名大致有关帝庙、关圣庙、关王庙、关圣帝庙、老爷庙等，“南极岭表，北极寒垣，凡儿童妇女，无有不震其威灵者。香火之盛，将与天地同不朽”。

　　一些帮会则利用关羽的忠义来维系帮派内部的稳固，甚至借“关圣”的启示聚众起义。尤其是清代以来，民间结社模仿刘、关、张桃园结义的故事，往往在结义誓言中说“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厚（后）土，实鉴此心，背义忘恩，天人共戮”。

　　他们信奉关羽，把关羽的“义气”作为凝聚小团体的精神文柱。如明清时期广为流传的白莲教经典中，有《护国佑民伏魔宝卷》，均奉关羽为降妖伏魔之神，救护和超生白莲教信徒。南方的天地会则设有忠义堂和关帝庙，正中供奉“敕封真武关圣帝君”。在忠义堂前表心盟誓，是天地会的必需仪式。

　　所有这一切，都与官方推崇“伏魔大帝”的愿望背道而驰，可以说，“伏魔大帝”非但未能伏魔，反而在后世引出了一个个人间妖魔。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蔡东洲、文廷海著《关羽崇拜研究》，巴蜀书社，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