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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定陵:无人善终的绝户诅咒

发表于 2019-1-22 13:37:5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1959年下半年,一个和往常没有任何不同的周日下午,北京昌平明定陵附近的一个村子里,忽然发出了凄厉的哭喊:一户人家3男1女四个孩子,相互挤压着,死在了家中的躺柜1里,孩子们的手指根部渗出了血渍,柜壁布满了抓过的痕迹,显系窒息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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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个孩子死后,夫妻俩在短短的几年中又生了4个孩子(三女一男)。令人悲叹和困惑的是,他唯一的儿子,高中毕业不久,却在一个静谧的深夜,趴在躺柜上神秘地死去。事后,官方结论是,用煤烧地炕引起一氧化碳中毒而死……

  这躺柜,是明定陵里万历皇帝的金丝楠木棺椁打造的。

  其实,在那前后因与发掘明定陵有关,而遭遇神秘厄运的,并不只是这户人家:整个明定陵,仿佛就是一个巨大的诅咒,从1956年陵墓发掘开始,就悄然降临了:拿了明定陵明器的人,陆续遭遇不解的噩运,而参与发掘定陵的人,则在此后二十年间陆续死去,几乎无一善终。

  诡异的开端

  1955年10月,一份《关于发掘明长陵的请示报告》送到了总理周恩来案头。报告的结尾处,有郭沫若、沈雁冰、吴晗、邓拓、范文澜、张苏六人的联合署名。这些人都是当时大陆考古界、文化界的泰山北斗。

  消息不胫而走。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夏鼐大惊失色,急忙找到报告发起人吴晗,劝其收回报告。一场纷争由此开始。

  “我国目前考古工作技术水平还难以承担这样大规模陵墓的发掘工作,出土的古物在保存、复原方面的技术也不过关……”郑振铎焦虑地说。

  还没等他说完,吴晗就开始反驳,“全国已经解放五六年了,有老一辈的考古专家,也有新培育的一批大学生,从人力物力上都有条件胜任这一项巨大的工程。”

  整整一下午,纷争仍无结果。但熟悉吴晗的夏鼐知道,早在清华园里,吴晗就已存下发掘帝陵的梦想,如今他身为北京市主管文化教育的副市长,决心既下,已难改变。

  郑、夏两人通过其他途径,间接向中央提出了自己对长陵发掘的不同观点。而吴晗则更怕风云不测,他又找来郭沫若、邓拓等好友,通过不同方式在中央领导面前加紧鼓吹。

  五天之后,消息传来,周恩来总理做出了最后裁决,并在报告上签字:同意发掘。这其实违背了考古“不主动发掘”的惯例,而一系列幽暗诡异的故事,也就此陆续上演。

  长陵是朱棣与仁孝文皇后徐氏的合葬墓,营建时间前后共用了7年。永乐二十二年(1422年),朱棣病死于内蒙古北征回师途中,当年十二月葬于长陵,地宫遂永久封死。到1956年,在地宫里面静静躺了534年的朱棣,被红头文件确定发掘,似乎在劫难逃了。

  从长陵到定陵

  然而,事情很快就发生了诡异的偏转。

  1955年的最后一天,发掘委员会下设考古工作队队长赵其昌,偕同来探工的赵同海,冒雪北上,来到了十三陵这座昔日的皇家圣地。然而,两人在风雪长陵转了好几天,也没能找到可供发掘的线索,在向夏鼐和吴晗等人汇报后,发掘委员会几经商讨,决定先试掘朱棣的大儿子朱高炽的献陵,积累经验再发掘长陵。

  朱高炽47岁登基,在位仅10个月。由于在位时间太短,其陵寝也不可能太大,基本是由长陵的规制简化而来,可以说是长陵的“精减版”。就在考古人员一心准备试掘献陵的时候,吴晗和夏鼐又改了主意。

  他们认为,献陵太小,即使开启,也不可能给长陵的发掘带来多少有价值的参考。吴晗先是提议试掘嘉靖皇帝的永陵,遭到夏鼐的强烈反对,认为“这与挖长陵无异”;试掘末帝朱由检的思陵,吴晗又觉得太小了没意思,是妃子墓改建的。后来吴、夏才把目光移到了万历皇帝的定陵上。

  原本不是发掘目标的定陵,就这样被盯上了。单纯把这归结为历史的巧合,似乎无法解释全部。也许,冥冥之中,一切自有定数。

  不祥之兆

  定陵从1584年选址开工起,就伴随着各种噩运、不祥。

  大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正月,21岁的万历皇帝朱翊钧,借去天寿山春祭祖陵之机,动起了择选“万年吉壤”的念头。

  而后,前去堪选陵址的官员选出了谭峪岭、祥子岭和勒草洼等三处“吉壤”。万历下旨,定在闰二月十二日再次谒陵,亲自前往现场查看。出发前三天,突然狂风大作、黄尘蔽日,群臣无不惊慌失措,劝阻万历出行。但万历心切,毅然传旨“已将成,不敢中止”。

  万历离京第二天,在由沙河巩华城赴天寿山途中,皇帝的备用“飞云辇”莫名起火,群臣再度大惊失色,认为是“上天的警告”,但这同样未被万历重视。

  此次谒陵,果然没有任何成果,三处“吉壤”,万历帝都没看上,觉得风水不佳。

  不久,风水师又找了两处吉壤,一处是形龙山,史载其“主峰高耸,诸山拱抱,众水来贺,形如出水莲花,案似龙楼风阁,明堂开亮,辅弼森严,堪称至尊至贵之地”;另一处则是小峪山,其“山脉主势尊严,水星行龙,金星结穴,左右四辅,拱顾周旋,明堂端正,砂水有情”。

  当年九月九日,借秋祭之名,万历再次谒陵,亲自勘察这两处宝地,当场就看中了小峪山,于是请两宫皇太后作最后定夺。

  第二年九月(1584年),万历帝正式将小峪山定为自己身后的万年吉壤,并把名字改为大峪山,也就是现在的定陵陵址。

  龙穴非真?

  万历十二年十月初六卯时,定陵正式动工。然而,谁也没想到,地宫一开挖就出现了问题:风水师定下的置放棺椁的地方,竟意外挖出了一块大石头——“宝床”(地宫里放棺椁的所在)下无土,是风水大忌。

  帝陵最重风水,出了这么大的事,当初推荐陵址的大臣们吓坏了。大臣梁子琦借机上疏,参劾礼部尚书徐学谟、辅臣申时行等人的“罪过”——当初,正是徐、申二人认定大峪山是真龙穴。

  梁子琦建议,为了大明的万年江山,应该赶紧择地重建。一贯迷信的朱翊钧。此时竟一反常态,做出了让大臣们意外的决定,称:“祖宗山陵既卜于天寿山,圣子神孙,千秋万岁,皆当归葬于此。”并下诏劝大臣勿再争论。

  朱翊钧嘴上虽然不信邪,心里还是打着鼓。史载,第二年,他让人悄悄再看过几处地方,但终究找不到更加理想的,只好彻底断了易地建寿宫的念头。

  但在6年的建陵过程中,官方和民间关于“龙穴非真”的议论,就一直没有停过。

  直到万历二十三年,定陵已建成五年,当年开国功臣、风水大师刘伯温的十一世孙刘世廷,仍上疏奏称,“大峪山寿宫龙穴非真”,这关乎大明江山是否稳固。要知道,朱元璋建在南京的孝陵就是刘伯温亲自选址,刘世廷的风水理论又是祖传之术。

  掘自己祖宗坟

  关于定陵遭掘的缘由,除了“龙穴非真”之外,还另有一种解释是“报应”。

  据《明史》记载,万历皇帝颇“贪财”,不仅开挖矿藏,征收矿税,更默许宦官掘墓盗宝,借此敛财。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朱翊钧派宦官陈奉去湖广一带负责采矿征税。在湖北荆州,陈奉及其手下无恶不作,私闯民宅,欺压掠劫,甚至“悉发境内诸墓”,盗得宝物无数。

  事情起于陈奉在荆州看到的一份告密材料,说是乡民徐鼐等人盗挖了李林甫原配杨氏的坟墓。李林甫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奸臣、唐玄宗李隆基在位时的宰相。密告者称,盗贼从杨氏墓中盗得大量陪葬品,得黄金万两。

  陈奉责罚徐鼐等人补齐黄金后,将消息上报帝京。闻报后,朱翊钧心中暗喜,下旨将这笔黄金全部上缴国库充公。从这件事中,精明的陈奉看到了一条财路,于是在荆州“悉发境内诸墓”,当地官民怨声载道,骂他“该死”。

  然而,陈奉并没有收心,他知道主子心里想的是什么,竟然又动起了显陵的主意。显陵位于今湖北省钟祥市境内,是朱翊钧曾祖父朱祐杬和曾祖母蒋氏的合葬墓。可以想见,若没有朱翊钧的授意,小小宦官陈奉,胆子再大,也不敢动显陵的主意——这可是抄家灭门诛九族的大罪。

  显陵在枣阳矿山旁边,陈奉以开矿作掩护,进行盗掘。当地官员知其居心不良,不同意开采,结果都遭到了陈奉的弹劾。官有怨,民有恨,都想弄死陈奉,由此还引发了多起“民变”。但是,朱翊钧却始终没有“严肃处理”陈奉,拖到最后仅是召回了事。

  万历的报应

  生前掘人坟墓,甚至连自己祖宗坟茔都不放过。这种行为,按民间的迷信说法,是必将遭天谴、得报应的。

  事实上,定陵建成不久,“报应”就紧接着应验了。史料记载,定陵曾遭受过3次大火的焚烧,以致造成毁灭性的破坏。

  万历葬入定陵后24年,亦即1644年,“闯王”李自成率大军逼近京城,从柳沟入德胜口,因居庸关守将投降,十三陵被起义军攻下。李自成下令焚烧十三陵大殿,捣毁定陵、庆陵、德陵宫墙与宫门,整个十三陵“砖石遍地,大火三日不绝”。同年,清军入关,又对明陵进行了大规模破坏,并放火焚烧了万历帝的定陵和天启帝的德陵。

  民国初年,陵区附近的闲汉王某觊觎护陵的差事,强求不成,恼羞成怒,趁夜深人静,提一桶煤油悄悄来到定陵,把油泼在裕恩大殿上,放火焚烧。顿时烈焰冲天,方圆四十里都可见烟火升腾。三天后,裕恩殿就成了一堆灰炭……

  劫雷天降

  不管是生前“无德逆天”,还是陵寝“龙穴非真”,帝陵终归是帝陵,在民间的信仰里,同样是“天子”龙威的象征,轻易冒犯不得。

  然而,无论如何,定陵的发掘已经无可避免。1956年5月19日,考古工作者挖下了第一铲。但在进行了2个多月后,他们仍然无法找到地宫的入口。

  怪事却先出现了。这年7月的一个晚上,陵区开始下起大雨,天幕中滚过阵阵响雷,闪烁的电光映照着宽大的雨帘,卷起了片片金鳞。突然,一道刺眼的闪电切开迷蒙的苍穹,随之滚过一声惊天动地的霹雳,整个宇宙似乎摇晃飘荡起来。

  第二天清晨,早起的人们发现,定陵明楼的坐兽竟被雷劈掉了!要知道,当年李自成的大顺军和入关清军的铁蹄,都没能摧毁明楼上的坐兽。

  人群开始骚动起来,参与发掘的民工们一个个神情紧张,“怕是皇帝显灵了吧?这坐兽是给皇陵守陵的,陵没守好,皇帝一怒把它给劈掉了!”一个年长的民工,跪伏在明楼前,磕头作揖,痛陈自己的罪过……

  不到半日,一个更为可怕的消息又传到工地:定陵“守陵人”谷水中,也被雷火劈死,张利被劈成重伤!

  诡异的事情还在继续。裕陵村一个中年妇女,去草垛拿草时,突然倒地,口吐白沫,人事不省。家人只好请来神婆医治。只见神婆取出一根半寸多长的银针,照准妇女的人中穴扎了下去。

  那中年妇女怪叫一声,蹦将起来,拨开人群,就向大街奔去,边跑边喊:“不是我的错,定陵里来了一伙人,要掘我的老窝,我待不下去了,哎呀,救救我……”老乡们说,这是中了“撞克”(中邪或鬼魂缠身),叫皇帝的魂缠住了。

  没过两天,工地上又来了一个疯老婆子,白发披肩,蓬头垢面。她疯疯癫癫地在工地上来回游窜,见人就躬身作揖:“求求你们,饶了我吧,饶了我吧,不敢害人了,再不敢了……”大家见了,都觉毛骨悚然。

  “主动发掘”

  紧接着,定陵周围的村庄,还不时传来女人们中“撞克”或“狐仙附体”的可怕消息,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

  一系列的怪事,并没能阻止陵寝被打开。1957年5月19日,距离开始发掘整整一周年,考古队员们终于找到了玄宫大门。

  随后,万历皇帝、孝靖皇后、孝端皇后的棺椁也被逐一打开。1958年9月6日,新华社向世界播发了新中国第一座皇陵发掘的消息:

  “新中国成立以来,有计划的以科学研究为目的,主动发掘的第一座皇帝陵——明十三陵中的定陵已经打开……有关部门将在这里建立一个地下博物馆。”

  这条封锁了将近三年的消息一经公开披露,立即引起世界考古界的震动,海外多家报纸和通讯社争相转播了这条来自古老东方的爆炸性新闻。

  1958年9月,万历帝后的殉葬品走出地下宫殿,登上了故宫神武门城楼,向群众展出。而主持布置陈列的赵其昌,在开幕前一天便已回到定陵工地。他心中隐约感到,又将有事要发生。

  这种预感,在神武门展览后的第三天就应验了。来不及撰写定陵发掘报告,赵其昌就被卷入一场席卷全国的动荡风暴当中——他被下放到良乡窦店农场劳动。

  这是一个不幸的转折。然而,更恐怖的事还在后面。

  挫骨扬灰

  神武门展览后,定陵博物馆筹建人员加速了修补、保护、复制殉葬器物的进度。万历帝后的三具头骨被送往中科院古人类古脊椎动物研究所进行修补。同时,找了两位从事雕塑的老师,做万历帝后的模型。

  由于万历皇帝在他们心中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典型代表,模型的制作自然要按照地主形象进行艺术加工。两个月后,万历帝后的三具人体石膏模型送往定陵。只见万历头戴瓜皮金丝小帽,横眉怒目,鹰钩鼻子下挂着一张血盆大口,摆出一副要吃人的架势。左腿长,右腿短,身体极不平衡地站立着,手握皮鞭,侧身站立。似在追赶,又似在战斗和殴打他人。

  这独特的造型,给人的感觉像是旧时一个穷凶极恶的大地主,正在对交不起田租的穷人进行残酷的蹂躏。两个皇后则穿红着绿,涂脂抹粉,头戴鲜花首饰,妖冶而凶残,一副典型的地主婆形象。

  形象被丑化仅仅只是一个先兆。一场悲剧即将上演。1966年,“文革”开始了,定陵没能逃过红卫兵小将的手掌。他们将地面的景物浏览一遍后,兴致盎然地冲进地宫,要砸烂这几百年封建王朝的老窝。

  箱子被一个个打开,只见万历皇帝和皇后的尸骨完整地躺在里面。三具尸骨被摆到定陵博物馆门前广场上。除尸骨外,还有一箱帝后的画像、照片等资料性“罪证”,和尸骨一同被抬了出来。帝后的三幅画像是清理地宫时,发掘队员曹国鉴精描细绘画成的,仅画像上的金粉就用了二两之多。

  当天下午2点15分,定陵园内的广场上已是人山人海。除邀请的几个单位人员外,还有附近农村的农民、红卫兵、学生,人们纷纷前来。

  三具尸骨整齐地摆放在一起。万历的尸骨在中,两个皇后分居两侧。周围堆着帝后画像和照片资料等实物“罪证”。一切准备就绪,有人开始带头高喊革命口号:“打倒保皇派!”

  口号刚一结束,十几个大汉便把石块猛力向尸骨投去。随着一阵“噼噼啪啪”的响动,三具尸骨被击得七零八落,一片狼藉。

  “点火烧了他们!”红卫兵小将们被这种变态的刺激场面推动着,做出了又一个惊人的决定。

  烈焰腾起,广场上一片火海。木柴伴着尸骨,在烈焰中“啪啪”炸响,似在呻吟,又像在反抗。浓黑的烟雾扭成一股股烟柱,交错着,拥抱着,不情愿地向天空飘去。烟灰四散飘落,纷纷扬扬,空气中散发着刺鼻的气味。

  正在火光升腾、浓烟喷射之时,一声惊天动地的炸雷在空中响起,大雨倾盆而下。燃烧的尸骨在涌动的水流中浮荡飘摇,和翻起的泥土融为一体,重新回到了广袤的大自然之中。

  夺命棺椁

  一场闹剧,让万历帝后尸骨无存。但定陵的夺命诅咒,却远没有结束。

  1959年9月30日,曾铲下定陵第一锹土的民工王启发,接到了定陵博物馆办公室主任指示:“马上就要开馆了,既然复制的棺椁已经做好,原来的棺椁就没用处了。你带几个人到地宫清扫,把那些棺木抬出来,好迎接领导来检查。”

  随后,几名博物馆职工,用镐头劈下了楠木棺四周的铜环,而这三具巨大的楠木棺椁,则被警卫战士们,掀到宝城墙外,哗啦啦滚入山沟。

  就是这几具棺椁,奇迹般得夺走了至少7条人命。考古工作队队长赵其昌的遗孀杨仕,后来记录下了这段真实的故事:

  万历和两位皇后的楠木棺椁被扔进山沟后,当天下午就被附近的农民一抢而光,如获至宝。有一对年迈的夫妇,特地用这珍贵的楠木请人打做棺材,以备后事。第一具棺木制成后,老伴蹬腿归天;第二具刚刚完工,老头子也一命呜呼,前后不到半个月。

  老夫妻的神奇离世,使知道底细的人大为震惊,故事也就越传越神秘。然而,五个月后,一个更加神秘恐怖的故事又发生了。

  在捡棺木的人中,有一位农民收获最大。棺木扔下宝城时,他正和老婆在陵墙外的山坡上劳动。他意识到这是难得的好木料,于是立即行动,和老婆一起将宽大厚实的金丝楠木板一块块弄到自己地里,并找人做成了两个躺柜,端端正正地摆在堂屋里。

  村人不无忌妒地警告说:“皇帝的东西不是随便可以用的,要是没那福分,消受不起,还会搭上性命……”他没放在心上。然而,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悲剧真的发生了。这就是本文开头四个孩子窒息于躺柜中的那户人家。

  短短几个月时间,帝后棺椁就搭进了7条人命。

  无一善终

  更可怕的是,推动或参与发掘定陵者,几乎无一善终。

  1969年10月10日。古城北京某监狱,一股肃杀的气氛笼罩四周。漆黑的夜,静得可怕,只有瘆人的风,幽灵般穿堂掠过。

  干草铺就的狭小监室里,一个身影蜷缩在地上,双手紧紧扼住自己的下颚,略显笨拙的身子,在鲜血浸泡过的干草堆里急剧抽搐、颤抖,两条干瘦的小腿挺直,蜷回,又伸开。

  走廊上的灯光,凿透破裂的窗纸,像一把利刃般投射在他的脑门上,映照出一颗颗细密的血珠——他的头发被一根根揪光,甚至连头皮都豁开了无数个口子,细密的鲜血正从痂痕中汩汩渗出,顺着皱纹爬满了那张苍白的脸。

  呼吸越来越困难了。他瞪着失神的圆眼,看向昏暗的监室尽头,浓重的黑暗里,似乎藏着无尽的隐秘。

  翌日天明,人们发现这个60岁的老人已经死在监室里。于是草草送去火化,其骨灰至今不知所踪。

  死在狱中的这位老人,就是吴晗,曾经的北京市副市长、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另一个不可忽略的身份,是发掘明定陵的“始作俑者”。

  吴晗之外,那份报告上署名者,也陆续惨死:

  邓拓 1966年死于文革

  范文澜 1969年死于文革

  郑振铎 1958年因飞机失事遇难

  刘德安 发掘地宫时的摄影师,文革中悬梁自尽

  至于郭沫若,儿子也死于文革,1979年,其夫人于立群缢死于北京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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