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孩子上了中学，任何一个学期的任何一个下午，我们都不免心神不宁，担心孩子考试得B啦，没有入选优秀运动队啦，或者没有完成童年任务清单上的其他项目啦……因此进不了我们为他们设想的大学。其实，我们为他们设想的东西都受到了自身经历的影响，与自身的信念有关，比方说，我们相信哪些大学能提供“最好”的教育，觉得哪些大学的毕业生会拥有“最好”的工作机会，或者在和朋友喝咖啡、参加鸡尾酒会时，我们希望拥有最值得夸耀的理由，等等。我们觉得必须做得像隔壁的父母一样多，甚至略胜一筹，才能促使孩子取得我们想要的大学录取成绩。所以，在面对是否帮孩子做作业的道德困境，或者为所有的安排、忙碌及做好所有事情疲于奔波时，即使直觉告诉我们该停下了，我们也欲罢不能，因为相比之下，我们更害怕的是，如果不介入，事情可能会出差错。
大学招生军备竞赛式的心态是这样的：“如果让孩子自己写这篇论文，他可能写不好，甚至写得很差。虽然我的确希望他能吸取教训，下次写好些，但他要与满教室的其他孩子竞争，那些孩子的父母可能会大刀阔斧地修改他们的论文，甚至越俎代庖。我的孩子可能会学到东西，但人家的孩子会得到更好的成绩，进而学习到优质的课程，接触到更好的东西。而且，他们的孩子将去我希望我的孩子上的大学。”
成长的力量
HOW RAISE AN ADULT
如果我们面前摆着一台摄影机，呈现孩子如何一步步学会走路的历程，那么我们就能意识到，正是通过尝试新事物、失败、重新站起来、再次尝试的过程，孩子才能学习和成长。但是大学录取的圣杯蒙蔽了我们的心智。高选择性的大学录取显然拒绝承认，跌跌撞撞会使聪明人犯错，而犯错会使人变得聪明。
艾米的女儿就读于弗吉尼亚州北部的托马斯·杰斐逊高中（Thomas Jefferson High School），这是一所非常严格、极具吸引力的公立中学。她对我说：“我本以为女儿会更加独立。我希望她自己做早餐、自己打包午餐、自己洗衣服，但她的生活非常紧张。如果我想让她多睡会儿觉，就只好帮她做些事情。她不需要妈妈，她需要一个助手帮她维持生活运转。”1艾米的女儿乘校车上学，往返路途需要90分钟。除了上学放学的路途、写家庭作业、上课、吃饭和睡觉，除了完成会对高中成绩单有影响的各项任务，她的女儿再没时间做其他事情了。
我们想让孩子上的那些大学录取名额非常有限，而想去的人如过江之鲫，因此导致了“军备竞赛”。为什么我们只对少数学校感兴趣？这种分析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采取什么措施？后面的章节会谈及这些问题。
我想说，为了确保孩子完成童年清单上的所有项目，并且拥有一份完美光鲜的记录予以证明，我们可能要走很长很长的路。
向家庭作业开火
从录取结果可知，最抢手的那些大学录取了所有功课都是A的学生。所以，我们千方百计要让孩子得到这个成绩。
有些家长采取预防措施，让孩子学习比较轻松的课程。一位叫劳拉的妈妈家住曼哈顿一个富裕社区，她告诉我：“如果得知某位老师不会给学生A，父母就会让孩子放弃他的课。父母让孩子选轻松的课程，这样就有机会得A。”这与育儿书上的观点恰好相反，而且针对好大学的招生策略，这种做法也可能适得其反，因为招生官会问学生是喜欢成绩单上的A，还是喜欢最具挑战性的课程，正确回答是：“都喜欢！”
不管孩子学习什么水平的课程，在他们做家庭作业时，我们总会情不自禁地想帮助他们。比较好的方法是询问他们有多少作业，检查他们是否完成，当他们做作业时在旁边陪着，在他们焦头烂额时出出主意；而另一种方式则属于严重的干预，比如帮他们重写、修改，或者干脆帮他们完成作业。如果你经常帮孩子做作业，那么，你并不缺少同路人。
成长观察室
HOW TO RAISE AN ADULT
我们担心孩子完成作业的质量，但在许多社区，家庭作业的数量问题才更加紧迫。2014年，斯坦福大学讲师丹尼丝·波普发表了一篇研究家庭作业的论文，该研究采用了加州10所高水平高中4 317名学生的作业样本，这些学生来自中高级社区，家庭年收入平均超过9万美元，93%的人去了两年制或四年制大学。研究范围内的学生每晚平均要做3.1个小时的作业。你会纳闷：才3.1个小时？而我们许多人看到的是学习时间最长的情况。
马萨诸塞州安多佛菲利普斯学校（Phillips Academy Andover）的一名学生告诉我，高三那年，他每天晚上要做5个小时作业。帕洛阿尔托高中的一位新生说，开学第一天，她的生物老师就吹嘘说要让她准备学习大学水平的科学课程，还有相应的作业。我儿子索耶在高中一年级的时候，晚上经常要做3个小时的作业，有时会超过5个小时。完成作业本身已经不轻松，更不用说还要兼顾孩子想做和需要做的其他事情了，如课外活动、吃晚饭、稍微放松一下，以及达到儿科医生说的青少年应有的9小时睡眠。这种情况下，父母该怎么办？
斯坦福大学的一位教授有3个孩子，2012年时，我们一起参加过斯坦福大学招生和经济援助政策委员会的会议，高中生的压力和紧张是议题之一。这位教授侧头对我说，有天晚上，早就过了就寝时间，他的3个孩子都还有堆积如山的作业没完成。他的解决方案是什么？他叫还是小学生的孩子上床睡觉，让读初中的孩子完成小学孩子的作业，让读高中的孩子完成初中孩子的作业，自己则完成高中孩子的作业。当然，这么做是有问题的。但是，在教育系统本身千疮百孔的情况下，为什么要指责这种临时修补措施呢？
老师们知道我们帮孩子做作业的情况，也会想方设法予以阻止。为写作本书，我对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县的一些家长做了小组访谈。这是美国的一个顶尖学区，我的交谈对象霍利本人就是一位教学助理。他说：“老师希望孩子们在课堂上写作业，因为他们知道，如果带回家做，那交回来的就不是学生自己的成果了。”2他认为这不仅是个道德问题。家庭作业的目的是让老师了解学生对课程的理解水平，而父母帮孩子做家庭作业，老师就云里雾里了。
我的朋友埃伦·诺德尔曼是纽约洛克兰德中学的英语老师，在过去15～20年间，她见证了家长帮孩子做作业情况的飙升，“现在的父母对每项家庭作业都很警惕，很多家长都在为孩子做作业。他们借口是在协助孩子，因为孩子们感到无能为力。如果父母不帮孩子做作业，就会请家教帮他们做，结果还不是一回事。这些做法培养了孩子们的依赖感和无助感，让他们觉得自己不能独立完成作业。”3是的没错，可家庭作业太难，又太耗费时间了，学生还需要时间进行其他重要的活动，而且老师要给家庭作业打分，学生在家庭作业上的表现会影响绩点分数，而斯坦福大学只招收成绩最好的学生。再说了，这只是军备竞赛的起点，其他父母也都在帮助他们的孩子。
那些拿着喷胶枪的富人家长
学校项目是那种会展示给大家看的家庭作业，它们赤裸裸地表明，为了确保孩子成功，我们可以走多远。
在社会科学课上，加州每个四年级的学生都会学到西班牙人的传教活动。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西班牙殖民者从墨西哥北上来到现在的加利福尼亚州，沿途修建了名为布道所（Mission）的大型土坯建筑。这个单元的教学高潮是一项叫作“布道所项目”的作业，要求孩子们制作一个三维复制品，呈现这种土坯砖和红瓦片屋顶组成的建筑。
与所有类似的学校项目一样，这个项目的目的是评估孩子对该主题的了解，以及在执行任务过程中所体现的创造力和精确性。孩子们用各种材料制作这些大型建筑：有人用乐高积木，有人用面团，我甚至见过一个现烤的蛋糕房子，白色糖霜代表土坯砖，红色糖霜代表屋顶，标志性的天主教十字架用蜡烛表示。就像任何类似的学校项目一样，布道所项目让家长们有机会展示，自己是多么擅长当孩子，在这个案例中，他们就充当了四年级学生。
我去参观索耶和埃弗里的布道所项目时，发现他们班上至少有一半的设计达到了建筑工程学的精确水准，只可能是出自父母之手。我扬起眉毛，手指项目，对着我丈夫哼了哼鼻子。他就是设计师，但他保持了令人钦佩的克制，没有参与孩子们的项目。每次我都不禁想，这些家长觉得是在糊弄谁呢？我希望老师明确指出父母的参与完全不合适，如果父母违反了规定，就该取消孩子的等级。但事实证明，除非是经验最为丰富的老师，一般老师很难对抗拿着喷胶枪的富人家长。
希拉里·考斯坦（Hillary Coustan）家住芝加哥北部伊利诺伊城的埃文斯顿，这里是西北大学的所在地。她是律师，兼任芝加哥洛约拉大学和西北大学的法学教授。她先后毕业于密歇根大学和斯坦福大学法学院，为人聪明、体贴、坦率，有两个年幼的儿子。有一天，我在电话里跟她谈起在小学学校项目方面的经验，尽管孩子们都还很小，但对于父母过分介入的情况，她已经很熟悉了。4
她的儿子艾利4岁那年参加了当地的一个儿童项目，项目要求孩子们介绍一种海洋生物。考斯坦告诉我：“项目的关键是能独立完成，并在一群爱你的人面前进行讲解。艾利负责介绍鲨鱼，我想帮他想一个他自己可以做的项目，让他可以为完成这个项目感到骄傲，而不需要我帮他做任何事情。”在这个年龄，艾利的精细运动技能还不够发达，所以不能画画，但是他会用剪刀。于是考斯坦决定画一条鲨鱼的正面和背面，然后让艾利把它剪下来、上色，里面再用报纸填充。
几天后，演讲时间到了。大约有15个5岁左右的孩子参加，他们大多都带来了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有三折页的海报板、虫胶照片和打印精美的研究分析。艾利骄傲地站在那儿，手拿小小的填充鲨鱼。当晚演讲过程中，有的听众窃笑不已，也许有些人在笑可怜的艾利表现不佳，而其他人则指出有些项目明显是家长完成的这一事实，小艾利不为所动。直到今天，那条填充鲨鱼还挂在他卧室门上的显眼位置。
艾利想参加幼儿园的科学展览。像鲨鱼项目一样，考斯坦想让他做一个真正能够自己完成的项目。艾利那时能够理解摩擦概念，并且十分感兴趣，于是定下来做这个项目。他找来一些小玩具车放在斜坡的顶部，又找来浴巾、锡纸和木头等材料，做了许多条跑道。他明白，项目的要点是测试汽车在不同材料表面滑行的距离。考斯坦想知道他准备如何处理这些数据，由于艾利还不能理解平均数的概念，毕竟他还只是幼儿园小朋友，于是考斯坦建议他画一幅彩色条形图，用不同的颜色表示汽车行驶的不同距离。艾利照她的建议做了。
艾利和父母在科学展览上看到旁边小学生的作品是一座精心制作的火山，展示了各种化学物质的不同喷发方式，还标出了化学物质的科学名称。孩子的爸爸忙着安装作品，孩子则像个没事儿人一样站在一旁。人们前来参观火山时，那孩子对他的项目无话可说。
第二年，考斯坦成了科学展览的组织者之一。她希望这场展览能给孩子们一个更好的机会，让他们讨论各自的项目、想法和结论，真正扮演科学家的角色，而不是懒洋洋地站在三折演示板边。因此，她和其他组织者从外面请来了科学家担任评委。
展览在晚上举行，对家长和公众开放。评委们第二天上午来到会场，参观了每一个项目，还花了很多时间与每一位小科学家进行与其水平相宜的交谈。根据对自己项目的熟悉程度，有的孩子回答了评委的问题，有的则答不上来，而学校明确规定家长不可以参加评审会。评委的评审标准之一是作品是否由孩子独立完成，在最初发布科学展览的消息时，这一点就已经告知家长和学生了。
时刻把手放在按键上
父母和老师围绕成绩的争论变成了网络迷和漫画家的素材。我们把技术当成间谍，也当作武器。
大多数学区在使用某种类型的学生信息软件，比如家长门户网站，家长可以登录上去，查看学生的出勤记录、成绩等。我从来没有去网上查看过我家孩子的记录，我想减少而不是增加在这方面的参与，希望儿子和女儿在需要的时候，告诉我发生的情况，正如过去我向父母报告一样。他们当然也有可能不报告，我意识到了这其中的风险。坦率地说，我只是没办法处理这些额外的信息，也许是精力有限，我没有时间顾得上；也许是情感上的原因，我需要想清楚如何处理那些资料。有人说我异乎寻常，因为很多父母经常登录网站。
前面我提到过的那位亚特兰大的妈妈告诉我，她儿子考试结束几个小时后，她上网查到他考砸了。当时她儿子还没放学，他自己还没得到通知呢。她发短信把消息告诉了孩子，结果孩子回答说：“妈妈，我觉得我考得很好，我不知道怎么回事。现在我得集中注意力上另一门课了。”几个月后，这位母亲和我交谈时，烦心的已不是孩子考试失败的问题，而是家长门户网站如何干扰了她和儿子的关系。
简·莱思罗普·斯坦福中学（Jane Lathrop Stanford Middle School，简称JLS）是帕洛阿尔托地区的3所公立中学之一，该校许多家长都会频繁登录网站检查孩子的学习成绩。身为校长，莎伦·奥菲克（Sharon Ofek）需要在家长及时了解情况的需要与教师维持教学的需要之间寻找平衡。例如，如果父母从家长门户网站上得知孩子因没交作业而得了零分，可能会给老师写邮件说：“孩子没交作业，你应该告诉我啊。希望你以后每次都通知我。”5对家长而言，这是一个善意的要求，但如果老师每天都得给所有没交作业的学生家长发电子邮件，那老师花在家长身上的时间就增加了，而花在学生身上的时间就减少了。“那个看似不算唐突的要求其实非常具有挑战性，对于一周看几百个孩子作业的老师来说，尤其如此。我们该如何将学习的责任转移到学生身上？”奥菲克为此感到困惑。
蒂姆·沃尔登所在的学区发生了一场令人厌烦的儿童监护权争夺战，却由此揭示出学校收到家长电子邮件的数量有多么庞大。作为负责人的沃尔登收到一位父亲的来信，要他提供所有与他孩子相关的电子邮件。孩子的父亲想利用他前妻的电子邮件内容打击她，结果却揭示了另一个事实：孩子在一年级和二年级期间，这位父亲总共给老师和管理人员写了200多封邮件，可笑的是，妈妈只写了10封。6技术发生了多番变革，但学校的工作时间每天还是六七个小时。老师和管理者该如何处理因与父母互动而增加的巨大工作量？
交叉火力下的学校
沃尔登博士认为，家长细致入微地介入教学和学生成绩的评定，“影响了教学工作”。他在几个学区工作过，大部分学区的教师使用电子成绩册录入学生每天的家庭作业、测验和考试成绩。根据每个学区选择的门户网站类型，家长可以访问孩子的电子成绩册。学校给了家长成绩册的访问权限，也就给那些觉得需要随时了解孩子情况的父母提供了动力。然后呢？如果老师在学期中修改成绩，家长就会强烈关注。他们会发电子邮件或者打电话询问：“你为什么要做这个评估？你为什么要改变这个？为什么还没有纠正或评估这个？”家长这种日复一日、周复一周的猜测让一些老师疲于应付。
“我们好像是在走钢丝，”沃尔登博士说，“我认为学校应该透明，教师的评价应该公平、真实、可信，甚至可以说，应该对我们的做法去隐私化；可另一方面，教师需要一定的学术自由和灵活性，如果想让他们对孩子加以区别，针对孩子的长处满足他们的需要，那么，并不是所有东西都需要放在显微镜下。”
沃尔登博士看到，在使用在线电子成绩册时，有些学校实现了平衡。他们采用严格的参数，并将参数传递给家长，比如说，“这是更新的频率，这是通知你的方式”，等等。如果没有严格的参数，最终学校会在一些父母身上耗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从而无法关注其他孩子和家长。这类控制也使教师的生活更加健全。沃尔登博士神疲倦怠地说：“在访问成绩册这件事上，一些老师感到有些家长相当偏执。”
学校如果没有在教学和家长之间建立明确有力的界限，就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当然，这意味着学生的学习会受到影响。10年前，纽约附近一所小型独立学校的校长认为，安抚家长比维护学术诚信更重要。他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他鼓励老师不计后果，给孩子奉送A和B。这下家长开心了，学校的气氛也轻松了。在被人抓出来之前，这位校长因为不相干的原因出了事。新的领导团队发现，学生的绩点和美国学术能力评估测验（SAT）成绩严重脱节，于是着手纠正了前任校长的打分“政策”，事情才回到了正轨。他被误导了，但是有一帮有钱的父母盯着，我想他在决定溜之大吉时，大概也感到如释重负吧。
战略性的防御保卫战
在精英大学的招生军备竞赛之下，有些家长在采取秘密策略，在学术竞争激烈的群体中尤其如此。谈话中一旦涉及自己的孩子在做什么，特别是涉及课外活动方面，家长们可能会觉得，最好对其他家长撒谎。我们会说：“哦，乔尼放学后没做体能训练。”而事实上呢？乔尼每周都要参加两次体能训练，因此他更有可能入选精英运动队。我们会说：“哦，詹妮放学后没做什么。”而事实上，她参加了她那天才爸爸组织的超级秘密机器人俱乐部，因此有更大的机会入选极其著名的学校机器人俱乐部。好的资源似乎比较稀缺，为确保乔尼和詹妮在申请大学时拥有竞争优势，我们可不想把好事告诉别人。
如果孩子做了不好的事，像是偷窃、损坏财物、弄伤别人、把自己或他人置于危险之中等，父母也会表现得相当防卫。当然，私下里，我们可能恨不得亲手扭断他们的脖子，但面对孩子被逼到墙角的情况时，爸爸妈妈会表现出很强的保护本能。有时我们找到了能摆平事情的办法，于是就可以长出一口气，然后采取正确的行动：听取事实，与当事人谈话，跟孩子一起坐下来，谈一谈价值观、行为和后果，然后实施惩罚。但有时候，因为担心事件会成为孩子的“永久记录”，我们便不惜一切代价予以阻止。我们出面斡旋，孩子却乖乖地，或者自鸣得意地置身事外。我们不能让这件事妨碍他上大学。
成长观察室
HOW TO RAISE AN ADULT
在孩子们陷入的各种麻烦中，酒精和毒品是要害。在这方面，许多学区施行“严厉的爱”，即对未成年人饮酒、吸毒采取全天候防范措施，如果警察抓到一个学生饮酒或吸毒，学校就要承担后果，比如丧失体育比赛或课外活动的资格，即使事情并不发生在学年期间。
在成为学区主管之前，沃尔登博士是马萨诸塞州一所学校的校长，对于是否要应用这种“全天候哲学”，他的学校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有些孩子积极参与体育运动，加入了学生会，上了荣誉榜，可是他们也可能会做一些非常过火的事情，比如在聚会上喝得不省人事，必须住院治疗。我们会实施惩罚，如停止参加部分赛事，或者剥夺队长资格，而这时，有的家长就会带着律师来学校反对我们的决定。”最终沃尔登博士的学校董事会拒绝采用全天候哲学，认为这种做法逼人太甚。但是做这个决定的部分原因是，董事会成员非常清楚，学校里的有些孩子是聚会大王，如果他们被发现喝得酩酊大醉而受到学校的任何处罚，那他们的父母可不会善罢甘休。
作为人类正常发展的一部分，孩子们，特别是青春期的男孩，往往会做出不明智的选择。他们内心有一种冲动，想做些破坏性的事情，或做出疯狂的举动，但他们的前额叶皮层仍在发育中，这意味着，他们还不能理解其中的危险，所以不能应用我们所说的“良好判断力”。我们睁大眼睛，为他们的冒险行为胆战心惊，不管那是否会导致不良后果；而他们想的只是：“嗯，这似乎是个好主意。”对孩子来说，实施惩罚是必要的，唯有这样他们才能学会不做那些事情。
相反，如果请律师为孩子的不良行为辩护，我们可能会获得某种短期的“胜利”，确保他们进入好大学的机会不遭破坏，但是，该教育的时候不教育，孩子得到的就是不良行为得逞所带来的道德或伦理缺失。
为他们冲上前线
许多大学老师拒绝接受这一预设，即学过大学预修课程（AP）的学生就掌握了大学“同等”课程的知识。这些学生在大学主修这些课程时，老师们不会给他们“学分”，也不会让他们学习更高级的课程。至少在最早有公开记录的2006—2007学年，斯坦福大学英语系、历史系、心理系和生物系都不接受AP学分，而且很可能在之前的很长时间里也都不接受。这一年也是斯坦福大学经济系最后一年接受微观经济学或宏观经济学的AP学分。
然而，不管这些课程替代大学课业的价值如何，学生们之所以修读，只因大学招生官会瞄准高中阶段选修了最具挑战性课程的学生。招生官们青睐这些课程，它们严谨程度较高，在绩点中占的分量较重，通常会给总成绩增加一分，B会被视为A。因此在高中阶段，要说学术赌注，最高的莫过于AP、国际文凭课程（IB）等预修课程和荣誉课程，它们也是学校成绩单军备竞赛争夺最激烈的地方。
学校官员私下说，在家学习与课堂学习之间最大的质量差距体现在荣誉课程、AP课程和IB课程中，这也是父母为孩子做作业的情况最常见、最令人震惊的证据。我们也许不会为此感到吃惊，家庭作业与课堂作业的质量差异在这些课程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原因是赌注太高，所以许多人都在帮孩子做家庭作业。孩子在高中阶段面临最大的学业障碍时，有些家长不会甘冒让他们失败或苦恼的危险。怎么办呢？只好站在他们的位置上，替他们面对挑战。
学校为了防止学生把第三方的成果据为己有，也就是抄袭，会让他们通过论文查重网站提交论文，这些网站会扫描学生提交的材料，报告作者是否抄袭了别人已经发表的作品。但是，当涉及父母时，揭露剽窃的软件程序就无能为力了，而且，这些过度介入的父母很难接受自己是“第三方”的观念。
贝丝·加尼翁（Beth Gagnon）看到不少父母难以划清界限。她是一名儿童心理治疗师，家住新罕布什尔州的波士顿郊区，已经结婚，有自己的家庭。很多父母访客都在竭尽全力帮助孩子逐项完成清单上的项目。他们向加尼翁坦陈，孩子申请私立高中时，论文出自他们之手。加尼翁以幽默的方式请父母考虑一下是否可以，或者是否应该坚持这种支持孩子的冲动。请注意，这些父母来做心理治疗，是为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她的标准程序是这样的：
加尼翁问：“如果这些事情你都为孩子做了，那他们上大学后怎么办？他们怎么融入大学呢？”
家长回答说：“我还会继续帮他写的！”
加尼翁问：“那什么时候是个头呢？我相当确定宿舍管理员会把你赶出去的。你的年龄不太合适。”7
可以想象，家长大约嘿嘿地笑了。如果事情顺着加尼翁的思路发展下去，家长也许会有所反思，然后做点现实考虑，答应会努力改变。但是不管加尼翁的方法在治疗过程中多么有效，在现实世界的无情压力下，来访者往往还是会退回到现实世界。
许多大学招生官希望录取对他们学校抱有真正兴趣的学生。由于孩子们普遍忙碌而羞涩，或者根本就缺少兴趣，所以这也成了家长普遍参与或者假冒顶替的领域。2013年，芝加哥公共传媒（Chicago Public Media）《美国生活》（This American Life）栏目的主持人艾拉·格拉斯（Ira Glass）采访了佐治亚理工学院本科招生官里克·克拉克（Rick Clark）。克拉克说，他和他的团队经常碰到这样的情况：家长假冒孩子的名义给他们写电子邮件或打电话。比方说，邮件可能是以某个男孩的口吻写来的，内容是为最近到学校访问的事感谢学校，可使用的却是母亲的邮箱地址，或者邮件中使用了“真棒”和“酷”这样的词，但克拉克和他的团队几乎从没见过高中生使用这类词汇。再比方说，母亲假冒女儿的名义打来电话，讲了大约15分钟后，她说：“如果她，我是说，如果我想在申请表上列出更多的活动，那该怎么办呢？”8
给他们搬来救兵
我们花钱请人帮孩子做作业时，内心的道德晴雨表可能难免失控，但在孩子的高中阶段，我们仍然不介意雇人帮他们取得尽可能多的成就，还要尽可能帮孩子润色个人陈述，充分体现他们的成就。孩子可以接受任何一门功课，甚至是每门功课的辅导，不仅是为了弥补C、D和F之类的成绩，还要把B变成A，把A变成A＋。如果家庭负担得起，孩子可能会花几年的时间准备SAT，包括参加昂贵的备考课程，以及多次参加考试。听说有个高中生的家长出了10万美元请人辅导孩子的AP课程及所有SAT考试科目。
如果孩子就读于公立学校，那么，在孩子申请大学时，我们可能想雇一个“私人升学顾问”，以给他足够的关注，因为公立学校的升学指导顾问通常要面对150～400名学生，相比之下，私立学校升学指导顾问的工作量只是他们的一小部分。私人顾问能提供一对一的咨询，也能提供诸如周末写作训练之类的指导。私立高中的学生家长有些也会雇用这些顾问。有些顾问会提供道德上不可靠的保证，比如声称对某些名校具有“影响力”。2013年，26%的大学申请者报告，使用这种服务的孩子比10年前多出了3倍。9
2014年夏天，硅谷的一位女士在斯坦福大学的求职版上刊登广告，招募一位学生来辅导她14岁的儿子，她夸自己的儿子“智商高，多才多艺，没有特别的需要，能够谈论成人层次的复杂话题”。这份工作要求应聘者在工作日的下午陪伴这位年轻人，“确保他锻炼、整理文件夹、提前做好计划，讨论正常的青少年问题……并帮助他提高对责任、后果和智谋的理解。”这位妈妈要求候选人在大学的绩点不低于3.5分，愿意支付每小时25～35美元的工资。即便是对研究生和有教学或辅导经验的老师来说，这也是较高水平的薪水了。
当然，我不知道这位家长为什么觉得有必要为她的孩子提供这样的辅导，但有理由推测，大概与大学的准备工作有关，或许也跟孩子的未来生活有关。我的问题是，为什么童年本身还不是充分的准备？为什么孩子需要特殊的帮助？我们如此热烈地为他们准备的伟大未来是什么？如果让这个孩子依靠自己的能力会怎么样？他貌似很成功啊？虽然我不赞成这类事情，但读这位母亲的广告时，心里还是涌起了淡淡的恐慌感。看看这位家长为孩子提供了什么，我是否也该照此办理呢？
这种恐慌感深深植根于参与这场学业军备竞赛的家长内心。一个纽约人这样解释他对这种恐慌的理解：“我们感到生活在一个匮乏的时代。我们不再活在‘美国梦’中。如果你的孩子得到了那份工作，或者那个大学的录取资格，我的孩子就得不到了。在这种环境下，父母会不惜采取一切措施，确保孩子进入某所常春藤盟校。”10
是的，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其他常春藤盟校的录取名额实在太少了。然而我在后面的章节会谈到，进不了这些学校也并不表示学生的未来就会被局限。2014年，美国前总统奥巴马陪他的大女儿马莉娅参观大学，引起了人们对这一事实的关注。“我们告诉她：‘别以为有10所学校是你必须去的，如果去不了那10所学校，情况就会很可怕。学校多得是。’”11当然，美国总统很容易用长远的眼光去看待女儿的未来保障，不过对我们其他人来说，面对不合理的情况，他的观点也仍然是合理的。
跟他们一起冲锋陷阵
就像21世纪其他形式的溺爱一样，为孩子储备学术武器的做法并不会随孩子的高中毕业而告终。在大学录取过程中，父母为孩子战斗；等孩子进入大学后，父母还得继续为他们战斗。在斯坦福大学及全美大学排行榜上各个层次的大学都会发现，有些家长出没于大学校园，像大学生一样做作业，他们会选择那些自认为能促使孩子成功的课程，帮孩子选专业、修改论文、打电话给老师询问成绩，当孩子受到行为方面的指控时，请律师为孩子辩护。与大学生并肩学习的父母越来越多地介入到学校生活中，有时我不由自主地想，到底是谁在上大学？
一旦孩子进了大学，研究生院或就业市场就成了下一个战斗前线。如果孩子习惯了接受我们的帮助，那到了找工作的时候，他们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想要，也更需要我们。
2014年，美国经济终于开始从始于2008—2009年的大衰退中复苏。从获得全职工作的角度来讲，经济衰退给千禧一代的打击之大，超过了之前任何一代人。1220～24岁的大学毕业生遭遇了最大的失业率增幅，13他们等待数年之后才慢慢进入就业市场，由此造成的不只是短期伤害，对于毕业于经济衰退期的大学生，他们一生的总体长期收入将减少10%。14
此外，这一代年轻人毕业时，背负的学生贷款也高于以往任何一代人。他们在寻找有偿工作，可在这个时代，雇主不提供有偿工作，只提供无偿的实习机会。他们是在美国有史以来本科学位持有人数最多的情况下，和其他人竞争工作机会。1975—1995年这20年，年龄在25～29岁，拥有本科学位的美国人仅增加了约3%（从21.9%到24.7%），而1995—2012年这10年，这个数字跃升了近10%（从24.7%升至33.5%）。15现代历史上，在财富和个人收入水平方面，千禧一代首次低过了处于同样生命阶段的前两代人。16简而言之，情况不容乐观。读到这些头条新闻时，很多人会想，怎么可以让孩子堕入那种境地呢？于是我们为了争取短期胜利，开始手把手地指导孩子，却没有意识到长期成本，即他们还能否为自己做些什么事情？
成长观察室
HOW TO RAISE AN ADULT
密歇根州立大学的大学生就业研究所（CERI）进行过全美劳动力市场调查，重点关注毕业生在事业初期阶段的情况，以及雇主如何能更成功地实现让年轻人从大学到工作的过渡。CERI主任菲尔·加德纳认为，在21世纪初互联网泡沫破灭和“9·11”事件导致经济衰退之前，父母并不会认真参与孩子的工作生活。
但从2005年前后开始，加德纳听到了一些耸人听闻的消息，报道家长参与大学生求职和工作的情况。作为研究者，他想从奇闻逸事转换到具体数据。所以，2006—2007年，CERI的年度雇主调查问题包括家长参与招聘和录用过程的情况，以及家长参与的活动类型，17共有725家雇主做出了回应。请注意，这项调查是在大衰退爆发之前、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做的，也是在家长和孩子开始通过大量发短信和打电话保持联系之前，据说这两件事都极大地加剧了父母介入年轻人生活的情形。
在725名雇主中，有23%的人说，招聘大学毕业生时，看到有父母陪同的情况为“有时”和“经常”。小公司几乎没见过父母，而有1/3雇用人数超过3 700人的大公司见证了家长的参与。之所以有这种区别，可能是因为大公司更有可能参加校园招聘活动和招聘会，在这两个场合，家长都是人头攒动。
通过CERI的调查，加德纳了解了家长参与大学生求职的多种方式，并对每一种发生的频率做了测算。调查结果如下：获取公司信息（40%），代表子女提交简历（31%），促进子女获得职位或增加起薪（26%），参加招聘会（17%），如果公司没有雇用他们的子女，就发出怨言（15%），安排面试（12%），就工资和福利进行谈判（9%），要求给他们的孩子晋升职位或涨工资（6%），参加面试（4%）。
母亲通常会负责前期工作，如收集公司信息、安排面试和造访公司，父亲则更可能出现在谈判时，以及子女受到纪律处分时。CERI的调查报告显示：“有个雇主建议提交简历的父母：‘请告诉他，你已经把他的简历递到我们公司了。可我们根据简历库的信息致电过一个学生，发现他对我们公司一无所知，而且对我们的职位也没兴趣。’”18
加德纳说：“有些父母会为孩子提供有益的帮助，他们帮孩子搜寻工作机会、鼓励孩子、为他们提供情感支持，有时候还提供暂时的经济支持，但他们做这些事并不是为了孩子。10年或者20年前，你不会见到任何父母参与起薪和就业条件的谈判，但现在会。”19雇主告诉加德纳，过度参与招聘过程的父母不会到此为止，他们还会继续参演“第三季”，即在工作场所帮孩子完成工作任务。“我们采访了一些家长，他们说：‘也许我们犯了错误，因为孩子都30多岁了，可还想让我们帮他找工作。’”加德纳说。
这里的教训是，当有一天父母认识到成年子女应该自行处理各种事情，迫切希望退出军备竞赛时，却为时已晚，难以抽身。孩子已经习惯了我们的全程参与，如果我们撒手，他们就没有能力处理任何事情了。
发表于 2019-1-17 19:18: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