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门房式爸妈

铃儿响叮当

我们不只帮孩子扫清了沿途障碍，还积极主动地采取预防措施，甘当孩子的眼睛、耳朵及大脑。不管我们的孩子是否属于590万个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患儿之一，我们都会帮他们注意。我们会在过马路时注意十字路口的车辆，新生训练时注意老师，赛季开始时注意教练。当孩子们无聊地站在那儿，或者沉浸在游戏、智能手机中，或者，如果我们运气好，他们竟然在看书时，我们就会赶紧集中注意力。在孩子返校的前一晚，我们把硕大的身躯挤到孩子小小的课桌边，让孩子注意“我们”需要知道什么，以便他们在五年级时取得成功。好像想进大学的是我们。

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有美好的宿营回忆。无论是去哪里，也无论是在哪个时代，吃的东西可能都很糟糕，但经历却是顶呱呱的。这其中的部分价值在于我们得靠自己，虽然不是真的一个人，但不在所谓的舒适区，也不在青少年指导者细心或不那么细心的目光范围内。我好奇如今的宿营体验是否会受到父母过分介入的影响，所以做了一番考察。

每年夏天，数以万计的青少年会参加“青年基督徒”（Young Life Christian）夏令营。“青年基督徒”是基督教福音派的一个外联事业部，85%的营员来自非基督徒家庭。如果孩子们真正投入到活动中，就有机会学习和成长，并获得极大的乐趣。同任何需要沉浸其中的经历一样，如果手机把你和家人绑在一起，那你就很难沉浸其中。所以“青年基督徒”夏令营明确规定，营员在参加为期一周的宿营活动时，禁止携带手机。当满载新营员的大巴车快开进营地时，辅导员会宣布上交手机，一周后，在回家途中返还。

“青年基督徒”主管宿营的副总裁史蒂夫·汤普森（Steve Thompson）说，父母会违反这项规则的要求和精神。“我们事先明确宣布了政策，可有些家长给孩子带两部手机，要求交出手机时，孩子可以上交一部，然后用藏起来的第二部手机偷偷和家长通话。”2汤普森认为，这是由于父母对基本制度和权威人士缺少信任，无论是对教育系统、政府部门还是宗教机构。显然，即使送孩子去一个根植于宗教道德和价值观的营地，父母也仍然觉得，为了满足与孩子不断联系这个“大目标”，谎言是可以接受的。

表面上，寄宿学校是一处父母不在场的地方，但情况并无不同。家长会打电话给宿舍工作人员，让他们为生病的孩子做汤；期末考试时，因为怕孩子吃不饱，还会让他们为孩子做比萨；学校放暑假时，他们会飞到学校帮孩子收拾东西。如今，有些有钱的父母选择在学校附近买房或租房，因为你可能永远也不知道他们的孩子需要什么。泰·廷利（Ty Tingley）曾任马萨诸塞州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校（Phillips Exeter School）和明尼苏达州布莱克学校（The Blake School）的校长，现在是全球大道学府的主管。他告诉我：“埃克塞特学校有一个越来越常见的现象，父母让孩子注册为寄宿生，可6个月后，我们发现这些家长又在附近租了一间公寓。为了当‘好父母’，他们这么做的原因很复杂，对此，我给他们的回应是：‘独立生活经历是寄宿学校的一大特点，孩子会通过自己洗衣服培养起独立性。’3说到洗衣服，我亲眼看到有父母来大学校园帮孩子洗衣服。这不是谣言，也不是斯坦福大学独有的现象，各地校园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200多年来，西点军校为美国培养了最有前途的一些年轻人。这所学校位于纽约北部哈得孙河西岸，距纽约大概90分钟车程，它的使命是“教育、培养和激励学员，让每名毕业生都有资格成为领袖人物，致力于责任、荣誉与民族价值，作为美军军官，为取得职业卓越与服务国家做好准备”。他们的目标是让年轻人做好服务国家的准备，而且，美国刚一成立，就直接把这些年轻人置于了受伤的境地，所以我想了解，他们认为在大学生和年轻人的生活中，父母的角色有什么改变。

利昂·罗伯特（Leon Robert）上校曾在阿富汗服役，之后担任西点军校化学和生命科学系的教授和系主任。他遵照协议行事，明确表示他谈的是他个人看到的轶事，不代表美国国防部和军队的立场。“从西点军校毕业时，学生被授予美国陆军少尉军衔，”罗伯特上校告诉我，“绝大多数男女毕业生都很优秀，行为符合规范。但是，有些人的父母介入过度，比如开车送他们执行首次任务。这个数字在缓缓上升。”我吃惊不已，努力想象这种情形。他接着说：“你不需要你妈和你一起出现在布拉格堡前门，不需要她帮你找公寓。你都二十多岁了，应该自己和房东去打交道，那是成年人行动能力的一部分。我们的毕业生是性格成熟的领导者，做好了领导美国儿女的准备，他们拥有各种应有的工具，可以成功完成军队派下的各项任务。然而，有一小部分父母不会或不能‘放手’，继续在成年孩子的头顶盘旋不去。”4

以下是现实生活中的例子，这些父母这样“照顾”上大学前和进入大学的孩子。5

• ◆　新英格兰的戴维和苏。他们的女儿艾玛是高中毕业班的学生，已经拿到了美国东部一所著名公立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高中最后一个学期，艾玛有一门功课不及格，而且并非是生了重病那样的“好”理由。因为担心招生官可能取消录取，戴维和苏便写信为女儿做解释。
• ◆　华盛顿特区的拉吉夫和帕鲁尔。几年前，他们的儿子阿尔俊是斯坦福大学招收的新生。新生培训次日，他们一家三口来见我。帕鲁尔帮儿子发言：“阿尔俊对化工研究感兴趣，我们想和你谈谈相关选择。”我说：“那很好啊。说说你的研究经历，让我帮你想想融入斯坦福大学的最佳途径。”阿尔俊望向爸爸，然后爸爸介绍了阿尔俊过往引人瞩目的研究经历。
• ◆　洛杉矶的杰奎琳。她的女儿杰米是一所大型州立大学二年级的学生。杰米上高中时，杰奎琳总是确保她按时完成任务，至今也是如此；她每天打电话给杰米，叫她起床、提醒她随后要交的作业和即将到来的考试日期。
• ◆　芝加哥的布鲁斯。他的儿子尼古拉斯是一所“十大联盟”私立院校的大三学生。布鲁斯是芝加哥的一位金融高管，他的手机每天都会多次响起尼古拉斯的短信铃声。为了暑期实习，尼古拉斯飞到肯尼迪机场，乘地铁去位于曼哈顿市中心的一处转租房。他在一个主要的街口出了地铁，这里一派喧嚣，出租车、汽车、行人熙来攘往。尼古拉斯不认识路，也不知道房子在哪个方向，于是给远在芝加哥的爸爸发消息求助。布鲁斯被尼古拉斯的信息给逗乐了，为了帮助儿子，他给一同开会的同事道声抱歉，起身离开了会议室。
• ◆　加州北部的简和都乐。他们的儿子奥古斯特是美国西北一所精英大学的四年级学生。整个童年时期，写作对奥古斯特来说都是一场苦役，那些年里，简和都乐免不了会帮助他审阅、修改他的作文。奥古斯特进入大学以后，他们仍然继续帮他，而这也很容易做到：奥古斯特把论文草稿用邮件形式发给父母，他们直接在电子文档中进行修改。
  

我毫不怀疑这些父母一心想帮忙，或者担心如果他们不参与，可能会发生难以预料的结果。我也不怀疑故事里的年轻人都感激父母的帮助和参与，这让他们如释重负，甚至觉得父母救了自己。但是，一个人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自己做这些事？进入职场以后吗？

非营利组织“美丽美国”（TFA）成立于1989年，针对美国从学前班到高中毕业的K-12基础教育的公平问题，召募应届大学毕业生，把他们派到低收入社区的公立学校担任教师，为期两年。2013年，美丽美国是美国大学应届毕业生的第二大雇主，加入美丽美国行列的5 900名青年男女来自全美800多所不同的学院和大学。作为美丽美国的总顾问，特雷西-伊丽莎白·克莱（Tracy-Elizabeth Clay）遇到了一些非常投入的队员父母，他们热切希望帮助孩子进入工作世界。

家长会打电话给公司总部说：“嗨，我的孩子将成为你们的队员，我感到无比兴奋和自豪。我到这儿来了，在给他找房子，你们有可以推荐的公寓房吗？”特雷西的同事回答说：“没有，这种问题，美丽美国的队员一直都是自己解决的。”6

我们还是强制执行者

如果我们没有成功扮演积极主动的角色，发生了不好的事情而又解决不了时，很可能会考虑找相关权威人士理论。蒂姆·沃尔登博士遇到过一些中学生因没有入选学生会，他们的父母便找他申诉。这些父母不接受否定的答案。他们认为学校排斥他们的孩子，因为学校对学生会成员的资格提出了要求，如各科成绩和老师的推荐等，而他们的孩子不是最有竞争力的学生，甚至有过违纪行为。

他们有忧虑，却不找学生会顾问，也越过了校长，直接找到了沃尔登博士。“你肯定愿意听人们表达意见，做个民主的人。但是……”沃尔登博士在电话那头叹了口气。7显然，有些父母的行为已经越过了理性边界。

再说回西点军校。参谋长格斯·斯塔福德（Gus Stafford）上校跟我讲了西点军校学员家长介入程度急剧上升的情况，以及从中折射出的信任危机。当然，他也是以个人身份说话，而不代表美国国防部和军队观点。斯塔福德上校是参谋长，负责管理人员、预算和政策。他毕业于西点军校，妻子曾是空军护士，因此热衷于军事文化。他为人一本正经，但很有魅力，乐于助人。

“我们这个地方比较特殊，”他说，“有些特殊的规则。例如，我们有个所谓的“崩溃计划”。这个计划规定，如果你是最低年级的学员，也就是新生，当室友外出度周末时，你不能独自待在房间，你必须打包好你的行李跟其他寝室的同学共度周末。”制定这项规则出于各种原因，包括保护孩子免受性侵犯、保护患有抑郁症的孩子等。作为曾经的新生教务长，我觉得这些做法都很不错，但西点军校的学员家长显然不像我这么喜欢这些规则。

斯塔福德上校打了个比方：“如果爸爸和妈妈听说乔尼要搬到另一个房间，他们会打电话给战术指挥官，询问‘为什么’，我们解释原因后，他们会问：‘你们是怕乔尼会自杀吗？跟我说说你们的性侵记录好吗？’”想听一个军官喊天吗？这就是有效的办法。对军事领导来说，这些父母对他们决定的质疑来得实在是太快了。

到了高年级，军校学员需要进行一项“军队个人高级发展”活动。每名学员要选一项希望发展的技能，但因每个人的条件禀赋不同，有的学员参加活动的条件可能“在红线以下”，也就是不够格。“乔尼可能想上空降兵学校，”斯塔福德上校告诉我，“但他的成绩和军事发展能力处于红线以下。乔尼心烦意乱，把情况告诉了爸妈。结果他爸爸打电话问战术官：‘我想知道你们为什么觉得我儿子不行。’”同沃尔登接待的那些被学生会拒绝的学生的家长一个样，可这是美国陆军啊！

斯塔福德上校明确指出，质疑学校的政策和程序没有意义，他们不会对这些爸妈妥协，他也解释了原因：“如果我们对乔尼的爸爸让步了，然后乔尼把这事告诉了他的朋友鲍勃：‘我爸一打电话，局面就扭转了。’这相当于俗话所说的“放水”，或者别的什么比喻。西点军校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斯塔福德上校说，西点军校把学员家长视为重要伙伴。他们对学校的信任与善意会影响到学校在当地社区，乃至整个国家的声誉和地位。父母可以为发展中的年轻人提供有益的支持，但家长有时候不知道界限在哪里，包括那些想要了解项目的每个组成部分和各个方面的父母。斯塔福德上校说：“那挺好，但并非必需。需要理解项目的人是经历项目的青年男女。”父母可能不完全信任西点军校，也不完全信任他们的孩子，甚至还不信任整个世界，所以想要时刻‘在场’，想帮孩子，想确保理想的结果。不过，即便父母越界，西点军校也会坚持原则。至少现在是这样。

美国和平护卫队（Peace Corps）的情况也一样。50多年来，和平护卫队把美国的年轻人派往国外两年，让他们既为世界做些好事，也能让自己获得相当程度的成长。在过去，虽然也会有担心的父母联络他们，但这种情况是很反常的，而现在却司空见惯了。

21世纪初，凯特·拉夫特里（Kate Raftery）任和平队在东加勒比地区和秘鲁地区的总管，此外几十年来，他一直在和平队任职。有的和平队志愿者无法适应，作为总管，凯特只好决定送他们回家。“不止一个家长打电话给我，说：‘你毁了我孩子的人生。他们希望做两年，现在你却要把他们送回家。’我的回答是：‘我相信，等你的孩子回到家后，跟他一说话，你就会发现，并不是今天我叫他来，明天又把他送回家这么回事。我们已经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同他交谈，设法帮助他提高。你需要和你爱的人去谈，而不是跟我闹。我以成年人的方式跟你的孩子沟通，我鼓励你也这么做。’”8

我们的孩子，我们的自我

有些父母一直都在为孩子而活，孩子长大了，进入世界了，他们也难以作罢。毕竟，现实世界中的风险可比孩子童年时代要大得多，如果我们之前一直待在孩子身边，等他们长大以后，行动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撒手不管，那似乎太残酷了。其实，有些家长是欲罢不能，“陪着孩子”已经成了本能。那已经不只是我们如何做父母的问题，更是有关我们是谁的问题。而我们的孩子虽然在时间的意义上已经长大成人了，却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我们“陪着”。

说真的，有时我们乐得“陪伴”孩子，因为他们的需要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目标和意义，无论这种需要是实际存在的，还是我们感知到的，抑或是制造出来的。一位叫乔纳森的父亲住在弗吉尼亚州的麦克莱恩，那是一个高压力、高成就人士居住的社区。他发现那里的父母定义自己的指标是：孩子是谁、孩子需要什么，以及孩子取得了什么成就。“孩子们事事依赖，而父母之所以投入这个角色，就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自我价值与这种关系息息相关。”9我们想培养亲密的关系，而最终结果可能是，我们制造了一种需要，并需要那种需要。

我们已经不知道界限在哪里了。圣何塞教育家奥拉夫·乔根森曾谈到过度使用“霸凌”标签的现象。他发现，一些父母会出席学校的活动，观看并欣赏孩子们展现自我的经历。他们难以同孩子分离，而分离其实对孩子更有利。

成长观察室
HOW TO RAISE AN ADULT

乔根森所在的学校在组织中学生去约塞米蒂国家公园、卡塔利娜岛、华盛顿等地做夜间实地考察时，他注意到一个趋势：越来越多的爸妈会安排与学校相同的行程，住在孩子们参观地附近的旅馆里，不是作为旅伴，而只是待在附近，“以防万一”。这对乔根森来说不是问题，但对孩子的发展并不健康。“这传递给处于青春期早期孩子的消息是，他们没有准备好，还不能获得他们在那个年龄所渴望的独立。”这是会让你把头一歪，发出“嗯？”一声的那种事情。作为教务长，我也经历过类似的情形，比如有些仪式和惯例有着重要的作用，目的是帮助学生融入大学社区，可父母却硬要跑来凑热闹。

比如，斯坦福大学一年一度的乐队长跑（Band Run）。这项活动在新生训练第一天的深夜举行，著名的斯坦福乐队会吹着笛子穿过校园，沿途邀请每间宿舍的新生。跑步结束时，一年级新生和学长们都气喘吁吁，汗流浃背，相聚道内，在“一切都好”的校园战歌声中，找到自己恰当的位置。旁边停着高尔夫球车，以防有人受伤。近年来，我看到有些父母加入了这项活动。他们中有些人尽量不引人注目，靠着路灯或树干默默观看，有些则跟着学生队伍一起奔跑，体会其中的乐趣。

西点军校也会根据自己的仪式和传统，帮助新生融入这条“长长的灰线”，这是西点军校校友对他们自己的形容。斯塔福德上校告诉我，他加入“长长的灰线”近30年来，很多东西都变了，比如沿公路长跑20公里回学校的活动。这项活动本来是学员夏季基础训练胜利结束的标志，“他们背着40公斤重的背包跑步前进，很艰辛。终于回到西点军校时，他们会产生一种自豪感，‘我成功了！’的那种自豪感。而今天，不同的是，有的父母会说：‘我要和乔尼、苏茜一起走回去。我们要一起走回去。我们要成为他经历的一部分。”10

我能感觉到上校在叹息。他自己也有孩子，他知道世界变了，他尊重学生家长。他说：“我能理解父母的爱、承诺和支持。但无意之中，他们削弱了孩子作为个体的经验和成就感，原本人家是可以自己完成的。”我知道他说的在理。我心里感受到了这一点，我在自己家里看到了这一点，这一点也体现在我所在的校园中。

孩子们在约塞米蒂国家公园也好，参加斯坦福乐队长跑也好，长途跋涉回到西点军校也好，我们都要“在场”以防万一，无论那个“万一”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小。我们是在极力重温我们的童年吗？还是说，我们一心用在孩子身上，如果他们不在身边，不需要我们盯着，不需要我们教授和帮助，或者一旦没有机会宠爱他们，我们就觉得生活过于单薄、了无生气、乐趣全无？所以要观看他们的活动和经历，因为这构成了我们生活最大的意义？

2013年，在儿子上大学前夕，作家迈克尔·格尔森（Michael Gerson）在《华盛顿邮报》发表专栏文章，坦承了亲子之间这种根本存在的纠缠关系。关于儿子，格尔森写道：“他在体验与生俱来的调整，他的生活真正开始了。我也开始了漫长的放手过程。换句话说，他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在那个未来中，我的作用会自然地减少；但没有他在身边，我可能不会拥有更好的未来。”11

读这篇文章时，你会感觉到格尔森的痛苦。格尔森是在诉说，还是在夸耀他作为父亲的奉献精神？从小到大一直与孩子比肩而行，把他们作为我们世界的中心，这就是衡量我们爱他们的标准吗？如果是这样，那我们是在标榜我们的爱，还是在表明我们对孩子的依赖？我们有责任保护孩子，让他们不受这种原始需要的伤害吗？

六年级的约塞米蒂国家公园之行，斯坦福乐队长跑，以及跑步回到西点军校，所有活动都是为学生好，父母不必为了孩子而“在场”。如果父母与孩子共同经历，那孩子还能获得真正的经验吗？我们能不能压抑自己“在场”的需要，好让他们在将来告诉我们，当时是多么快乐，或者，根本就不告诉我们？我们可以相信，我们已经和孩子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不必一直“在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