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在乌比冈湖(Lake Wobegon)的泡沫中。我们拥有社会经济地位的优势,所有父母都毕业于名牌大学,我们当地中学的学生就可以填满常春藤盟校。学术界荒诞可笑,被拒的孩子SAT成绩能考过98%的孩子,空闲时他们的父母却在治疗癌症,或忙着盖房子。这对父母来说太疯狂了,对孩子来说也太疯狂了。(14) ——威廉·里维拉父亲,来自弗吉尼亚州麦克莱恩 有天晚上跟朋友喝酒时,听说帕洛阿尔托的一位母亲宣布她的儿子刚考了个B,她对儿子说:“你在想什么呢?你以为可以凭那样的成绩进入斯坦福大学吗?我看你只能去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你以为我会为这种学校付学费吗?我才不会呢!”显然,这位母亲对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评价不高。她可能不知道,这所大学贡献的富布赖特学者人数在全美排名前10,有史以来卖座第二的浪漫喜剧电影《男人百分百》(What Women Want)的制片人苏珊·卡特索尼斯(Susan Cartsonis)是该校校友,以自己的名字为设计的手袋命名的设计师凯特·斯佩德(Kate Spade)也是该校毕业生!7 实际上,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如何判断一所大学是否适合孩子。我们垂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排名,可它只反映了一所学校费了多少心思才挤上去,反映了其他教育者的看法,而这也正是很难挤进排行榜的原因。2007年,斯坦福大学教育学教授米切尔·史蒂文斯(Mitchell L. Stevens)在他的著作《创造一个阶级》(Creating a Class)中,批评了广泛将录取选择性作为一所大学的声望和教育质量评估指标的做法。2他写道,没有一个能准确评价教育质量的系统,招生统计数据已经不只是地位的指标,而成了“地位”本身。他认为这是一种同义反复:“越多人想去的地方,文凭越高级。”《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刊载的录取比例数据绝对没有传递一所大学的本科教育质量,也不表示它适合你的孩子,然而,我们就是为之痴迷。 孩子们把我们的痴迷看在眼里。大多数孩子的“常春藤短视症”不仅来自《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大学名单,斯沃斯莫尔学院教授、畅销书《选择的悖论》(The Paradox of Choice)3的作者巴里·施瓦茨(Barry Schwartz)(15)认为,这也来自父母的影响。施瓦茨发现,“父母告诉孩子,只有考进最好的大学才行。他们无意间给孩子传达了这个标准,于是孩子们采取了同样的思维方式。把学校当成高压锅不只是没有意义,其恶果比没有意义还要糟糕。我的研究表明,如果你的决策态度是只有最好的才行,那就意味着麻痹和不满。” 巴里·施瓦茨在全美各地就此话题发表演讲时,喜欢给听众展示已故漫画家利奥·卡勒姆(Leo Cullum)的一幅漫画。这幅漫画刊登在《纽约客》杂志上,刻画了一个穿运动衫的年轻女人,她的胸前写着:“我在布朗大学,但我的第一选择是耶鲁。” 成长的力量
HOW RAISE AN ADULT今天,有很多学生身在很好的地方,却觉得应该去另外的地方。如果你怀着这种想法,那你的大学经历就毁了。这些地方都是礼物,却不被视为礼物,因为你一门心思认为自己该去另一所学校。你没有充分的理由,却对自己的大学经历感到不满。
父母的思维导致孩子们没来由地对自己的大学经历感到不满,在我看来,父母的思想本身是他们所处的朋友圈、种族与社会团体、专业环境及家庭观念的产物。这座充满了地位、声望和价值,或美其名曰“质量”的意见大山让我们望而生畏,只有让孩子进了最难进的学校,我们才能真正为孩子和自己感到骄傲。这种带着恐惧的感觉成了我们给孩子戴上的眼罩,这样他们就可以专注于我们为他们设定的清单化童年。 这是孩子的生活,孩子的旅程,孩子的跑步比赛,而给孩子戴上眼罩的人却把孩子当做赛马,让他们冲向理想的终点。他们跑得越来越艰难,可在我们的推动、引导、激励和鞭策之下,仍然咬紧牙关,沿着这条赛道拼命奔跑,尽一切可能克服几乎不可能克服的困难。有些孩子做好了赛跑的准备,但很多孩子想选择不同的比赛,也许他们希望有机会享受童年的旅程,而不是浮光掠影般匆匆度过。我们知道,有些孩子只是得过且过。 还记得拉里·莫莫吗?他是纽约著名的三一学校的升学指导顾问,曾任哥伦比亚大学招生官,他看到很多戴着眼罩的孩子。拉里知道他的学生在很多学院和大学都可以过得非常怡然自得,他面临的一大挑战是让学生的家长更广泛地考虑更多的选择。在一些非常能干的高年级学生中呈现出一个趋势,他们把申请大学的过程当作一场需要赢得的比赛,而不是进行匹配。他为此感到忧虑。“有一个问题要求学生回答:在那些他们认为自己具有现实竞争力的大学中,哪些具体的大学对他们有吸引力?这几年,他们的回答往往是:‘我会提前申请耶鲁大学,如果不行,我将正常申请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斯坦福大学。’这种态度忽视了这些学校不同的学术文化和校园文化,好像是为了赢得低录取率大学的彩票似的。我们把这种情况称为超低录取率现象。”拉里说道。与威廉·德雷谢维奇所持的观点一样,拉里认为,最有竞争力的院校录取率超低,其他许多学校渴望效仿,因此创造了这样一批大学生:他们“内化了大学录取过程的制胜策略,因此变得焦虑而厌恶风险。他们的思维方式过于策略化,整个人变得未老先衰”。 成长观察室
HOW TO RAISE AN ADULT由于父母的心态和孩子们的盲目,更多的学生开始踊跃申请那些选择性最高的学校。据美国大学招生咨询协会的数据统计,申请7所以上大学的人数占比,1990年是9%,2000年是12%,2011年则达到29%,申请人数的增加使得录取率已经非常低的学校似乎变得比实际情况更为苛刻。并不是申请顶尖大学的合格学生增加了那么多,而是这些人申请的学校数量增加了。最终,每个孩子只能在一所学校占据一个位置,然而无法回避这样一个事实:进入最挑剔的大学的概率只有5%~ 10%。也就是说,机会渺茫。 让我们用另一组数字来看看概率有多大。2013年,录取率在10%以下的12所学校是: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美国海军军官学校、库伯联盟学院、麻省理工学院、芝加哥大学、美国陆军军官学校即西点军校、布朗大学和爱丽丝·劳埃德学院,这些学校共有15 000个新生名额。美国大约有37 000所公立高中和私立高中,如果每所高中绩点最高的毕业生都想上这12所最难进的大学之一,这些学校也只能容纳其中40%的人,没有多余的位置可以给其他人。此外,这些学校大多数都会接纳相当数量的国际学生,这样一来,他们的机会还要进一步降低,就更不用说其他孩子了。
我们必须拿掉眼罩,扩大孩子和我们自己的视野,否则我们大多数人在过程最终结束的时候,会精疲力竭、黯然神伤,感觉很失败。在孩子本该为人生的下一个阶段感到兴奋的时候,我们却让他们觉得自己一败涂地。 第一步:对可能性持现实态度如果重视大学挑剔程度的人有勇气把眼罩撕开一点,对大学的了解稍微多一点,就会发现,下一个层次的最挑剔大学有30所,2013年,它们的录取率为10%~20%;再把眼罩撕开一点,我们会发现有50所比较难进的大学,它们的录取率为20%~33%;被认为“最难进”的学校共有100所,总录取率不到33%;另外美国还有大约3 000所得到认可的四年制学院和大学,加在一起,总体的平均录取率是63.9%。 尽管我们有很好的理由认为不应该只盯着大学的高选择性,在本章后面的部分可以看到,有些学校能够提供最好的本科教育,是尚未被发现的瑰宝,它们没有收到大量申请,所以不是很挑剔,但如果我们的确很关心大学的高选择性,那么,至少让我们把眼罩撕到能够把“最难进”的100所大学看完整的程度。这些学校吸引了非常优秀的教师,以及非常有才华、有上进心又有趣的学生。他们有很好的资源,他们的校友生活得很好,有很好的工作,有朋友,过得很幸福。这不是最重要的吗? 前面提到过史密斯学院的招生官西多妮娅·多尔比,她直率的看法深入我的内心,影响着我对低录取率大学招生机会的看法。其实,我不是唯一一个被她改变想法的人。有一天,新英格兰州立法院的一位法官对多尔比说:“我记得你在我们当地中学的演讲,那次演讲给了我最好的建议。感谢你让我为最终结果做好了准备。”在多尔比的帮助下,我和那位法官取得了联系。以下是法官的话,由于职业规定所限,她只能匿名发言: 我像其他人一样争强好胜。我自己上的是耶鲁大学,我丈夫上的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我女儿史黛芬妮亚的智力水平远在我之上,所以,我们认为她会去那些学校。我希望我女儿拥有那样的优势。l 在听到多尔比的演讲之前,法官希望把控史黛芬妮亚的大学申请过程,即便她是公立学校的孩子,史黛芬妮亚却不喜欢父母介入,也不喜欢朋友们所“享有”的那些私人大学申请咨询服务和额外的考试准备。她最好的朋友中有人请人帮忙“处理”整个过程,法官认为她女儿也应该有人助力,史黛芬妮亚却断然拒绝了她妈妈提出的帮她审阅论文的要求。法官问我:“什么样的父母才不会帮孩子审查这种关键性的论文?”女儿不让插手,当妈的只好在一边干着急:“你应该让我看!我可以帮你!”史黛芬妮亚不为所动,她想自己完成这件事。 就在这个时候,法官听到了多尔比的演讲。“我承认,虽然我按照史黛芬妮亚的要求退出了,但心里并不好受。我知道这些学校的竞争有多惨烈,你需要具备所有的优势,充分发挥你所具备的任何一点小优势。我愿意花这笔钱,别人都给孩子提供了这些好处,我却在努力创造公平的竞争条件,这个事实折磨着我。我知道赛场上人头攒动,史黛芬妮亚已经处在了最拥挤的位置。我希望帮她获得额外的支持,我在寻找说服史黛芬妮亚的办法,让她相信我是对的。” 但在听了多尔比的建议后,法官说她“转了一个圈儿”,彻底改变了想法。“一旦完成了这个转变,你的感觉就好多了,”她如释重负地说,“你可以做更好的父母,你可以给孩子打气,支持孩子。” 史黛芬妮亚申请了几所常春藤大学,一无所获后,开始接受其他选项。她选择了巴纳德学院,这是纽约一所令人崇敬的小型文理学院,隶属于哥伦比亚大学,2013年,该校的录取率是20.5%。“多亏多尔比我们才转向了一些‘够得到’的学校,并开始强调其他学校的一些积极面,”法官说,“多尔比挽救了我。如今的孩子们可能具备所有条件,他们有最好的成绩、志愿服务活动、体育特长等,可还是进不了顶级的学校;如果他们没能进入那些学校,他们需要你百分百的支持,请告诉他们:‘你让我们很高兴,我们很开心。重要的是你要在大学里获得丰富的经历。’这才是最重要的。” 法官的女儿史黛芬妮亚后来在巴纳德学院过得如鱼得水,正好应验了作家丹·埃德蒙兹(Dan Edmonds)的观点。2013年,埃德蒙兹在《时代周刊》发表文章说:“满足了那些竞争激烈的学校对学业和课外活动的要求时,学生们仍然有机会进入低录取率的大学,只不过不一定会进入某一所“特定”的竞争激烈的大学。”4换一种说法就是,大学录取不是抢座位游戏,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都是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的。 第二步:为其他学校做宣传法官承认,当其他家长说“巴纳德?没听说过”时,她心里会“发毛”,她说:“我心想,‘你应该听说过呀。没听说过?你什么意思?’记得当有人表示不知道时,我有些恼火。现在我意识到,我不应该有这种感觉。从他们的反应中,我也学到了一点东西。” 成长的力量
HOW RAISE AN ADULT大学录取通知书到来的时候,人们通常会比较激动。许多父母觉得孩子的选择反映了自己的水平,因此与自己休戚相关。我想这可能不是一个好的态度。这是孩子的未来,不是你的未来。你的利益应该是孩子的幸福。
如果你了解巴纳德学院,那恐怕很难想象有人进了这所学校还会哭鼻子,更难想象有人竟然不知道这所学校。这就很好地说明,我们很多人受到了品牌宣传的干扰。所以,有人没听说过纽约有一所很难进的巴纳德学院,还有很多人不知道威斯康星州的伯洛伊特学院、缅因州的贝茨学院、俄亥俄州的安蒂奥克学院,以及俄勒冈州的里德学院。有些大学非常好,却至少有一部分人“没听说过”,刚才说的这5所大学只是其中几例。我们执着于高校的品牌,就好像又变成了痴迷名牌牛仔裤的青少年,渴望拥有似乎每个人都有的东西。我们太不成熟,太缺乏自信,不敢独树一帜,去选择最适合自己和孩子的东西。 为了与品牌宣传相抗衡,我在帕洛阿尔托一有机会就在谈话中说起“谁也没听说过的”那100所最好的大学,我鼓励朋友们也这样做。哦,明尼苏达州的圣奥拉夫学院开始赞助我们当地的美国国家公共电台时,我高兴得手舞足蹈!我可以想象爸爸妈妈们在上班的路上,或者去参加孩子活动的途中听到广播时,心想:“圣奥拉夫?那是啥?如果它在美国国家公共电台上做推广,那一定是很好的学校。”的确,随着更多的人骄傲地说起孩子在“没人听说过的”大学接受到了很好的教育,我们的同辈人就会予以注意,那有助于他们摘掉孩子的眼罩,让他们的孩子及所有的孩子都更充分地了解各种可能性,做出对他们而言正确的选择。 第三步:了解去一所选择性稍弱的大学的好处2000年,艾伦·克鲁格(Alan Krueger)和斯泰西·戴尔(Stacy Berg Dale)的研究对象是这样一群人:他们拿到常春藤盟校或类似高选择性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却选择上一所“选择性中等”的学校,也就是其他前100名的学校。事实证明,20年后,这些学生的平均收入与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处于相同水平。克鲁格和戴尔发现,那些足够聪明、能够被顶尖大学录取的学生,后来的收入“相差无几,无论上的哪类大学”。换句话说,成功是因为学生本身,而不是因为他们所去的学校。5今天,大多数高选择性大学的招生官承认,符合他们录取条件的申请者有几千个,甚至几万个,而这些大学的新生名额,最少的只有150个,最多的有1 700个,大多数合格的学生只能去别的学校。好消息是,克鲁格和戴尔的研究表明,他们后来在经济上的实际水平不相上下,说不定在其他方面,他们表现得可能还更好。 那就是说,去别的大学对你有好处?一些思想领袖是这样认为的。在《优秀的绵羊》中,威廉·德雷谢维奇指出,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中排名前20的学校里,通常90%左右的学生在高中班上属于前10%。“我会提防这样的学生,”他说,“并非每个前10%的人都是优秀的绵羊,但其中有很多人,你在决定接近前,需要认真考虑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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